“考古学”是不是一门外来的学问，乃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1926年10月，瑞典皇太子古斯塔夫访华。这位爱好考古的“边缘”大人物之所以到中国来，缘于他的朋友安特生在中国的数年调查发掘，为斯德哥尔摩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中国古代艺术品收藏地贡献巨大。北京学界激动之余，安排了一系列活动，以展现“现代学术”在中国的发展面貌。其中当然以安特生公布在周口店的最新发现——古人类遗存为重头戏。梁启超作为中国学界领袖、新史学巨擘，也发表了演讲，题目是《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他一改常态，只字不提“欧洲考古学会”与“物质上之公例”，而是细数中国过去尤其是清代，四部分类中所谓“小学”与“金石”等门类的成果，称中国考古学过去已有如此辉煌成就，将来与发掘等现代技术结合，前途无量。一个月后，梁启超在清华研究院的同事王国维到中外人士聚集的北京历史社会学会演讲《宋代之金石学》，表彰宋人于古器物有“多方面之兴味”，元明清至今，“反有所不逮”，因此谓“金石学为有宋一代之学”。大约再过了一个月，梁启超在清华研究院的另一位同事李济结束田野调查回京，在课堂上把《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这篇报告向同学们一摊，说道：“这是中国人的所谓考古学。”梁启超不是不懂从前国人的考古学与欧洲的考古学有何区别，否则他也不会先后把梁思成、梁思永送到美国去喝洋墨水。只是话既出口，有如覆水难收。当时不得不如此苦心孤诣，渐与背景割离。何况甲骨文金文的研究，经过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论说的发挥，仿佛代表了更广泛的考古证据之前奏。这一思路流衍至今，便追踪到了清代朴学与考据方法：传统学人既然能够经由训诂小学而发现殷商的甲骨文字，意味着现代考古学的根本内容，其实就落脚在中国本土文化之中。在从晚清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至今的历史中，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属于“土洋结合”最为密切的一段时期。成长于这种风气之中的李济，对自身从事的事业有过相当深刻的反思。晚年总结抗战前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在河南安阳的发掘与成果时，他先是细数此前中国学者对甲骨文的收集与研究，接着以相当公平的篇幅叙述“二十世纪初期西方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在中国演示的田野方法”，也以相当公平的语气谈到“西方学术怎样与中国传统的古物研究思想相结合而产生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在一本论述“安阳”考古成就的著作中，对外国学者在此前后所做的看似与“安阳”毫不相关的工作如此长篇大论，写下类似于在古代中国流行的“墓志铭”一样的文字，“吾爱吾国、吾尤爱真理”的学人形象，跃然纸上。上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开放的学术氛围，在当时的外国学者眼里，同样是引人注目的。李济的合作伙伴毕士博（Carl Whiting Bishop），在回国途中伤感地说，过去四年在中国各门类的科学研究史上都是充满大事的四年。事实上，假如将来把这段时间视为东亚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段历史，都不会令人惊讶。中国智识阶层的态度发生了巨变，尤其是对历史的态度。在这一巨变中，美国学者扮演了极其特殊的角色。一方面，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与一战中欧洲力量的暂时削弱，美国博物馆与私人收藏者大规模购进中国古代艺术品，并尝试在中国开展田野发掘与研究工作。富田升通过日本经济史料以及日本古董商的研究，发现在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古董的出口比例中，美国不仅是最大宗交易的直接购买国，也是日本古董商作为中间人的最大收购方；另一方面，当时美国学界的汉学基础薄弱，需要向欧洲汉学家取经。欧美之间的学术竞争，令艺术史与考古学这种看上去可以较少依赖语言的学科，受到美国学界的青睐，并试图别开生面。这两方面对中国而言，都并非事不关己。大规模收购，造成中国古遗址大规模被毁。大规模被毁，引发中国知识阶层强烈的排外情绪，对古物国有、禁止出口及限制外国人来华考察订定越来越严厉的措施。而完全依赖“物品”、欠缺田野背景与埋藏信息的艺术史研究，受到中国学者基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的严厉批判。这一点，以最欣赏西方现代学者贡献的李济最具代表性。他在评论罗樾（Max Loehr）的文章里，讽刺后者不懂中文、完全忽视现代学术可靠和全面的田野资料基础。而罗樾，正是美国东亚艺术史界的标杆人物。近三十年来，美国汉学发展史受到广泛关注，尤以关于十九世纪传教士汉学与二战后“中国学”崛起这两个阶段的成果最为丰硕。已有研究者指出这一现象的历史成因，就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尽管汉学已经进入少数美国大学的学科建制中，却仍然依赖欧洲的法、德等国培养相关研究人员，兵微将寡，乏善可陈。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留华学生增多并辟出新的研究路径，美国汉学才最终步入令世人瞩目的“中国学”阶段。这一学术史思路，是基于“汉学”及其后继者“中国学”而言建立的，在那个留华学生主导的时代开启之前，考古学与艺术史领域并不沉寂，甚至可以说相当热闹。美国公众对中国文化满怀热情，绝不会静待欧洲输出其汉学教育，有识之士早已从“物品”与“艺术”的角度着手，让普通美国人直接接触中国、了解中国。对“中国风味”的好奇，由来已久。从欧洲人大批移居美洲开始，北美的白人便同他们的欧洲亲戚一样，密切注视着亚洲的财富与机遇。东海岸的美中贸易率先发展，对中国瓷器等稀罕物的消费、理解，受到大西洋商贸圈的影响，处处可见老牌欧洲强国对中国的想象。但暴增的财富意味着对文化的野心，收藏规模日新月异，创造与垄断新型知识更是美国富裕阶层汲汲所需。在成功地组建系统培育汉学人才的专业机构——即霍尔基金会支持的哈佛燕京学社——之前，底特律富商佛利尔（Charles Lang Freer）以一已之力，用二十年时间建成美国最受瞩目的东亚古代艺术博物馆，赠与国家，助成美育，推动其国人接触并理解东亚文化。这一义举虽时隔百年、地隔万里，仍令人不禁为之击节赞叹。
佛利尔
这样的赞叹，出之美国人，由来已久；出之华人，则时日尚短。古圣训诫说，要“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又说“富而好礼”更佳。国人似乎钱袋渐鼓，心态便少了些剑拔弩张，开始流露出泰然裕如的意思来。王伊悠博士的专著《美美与共：佛利尔与中国艺术的故事》，借社会学家费孝通那句名言，就做着这样的心理建设工作。王著细致地描述了佛利尔收藏中国古代艺术品的经过：他通过画家惠斯勒理解到的东西文化的交融、调整收藏方向和收购渠道的精明的投资家方式、布局收藏类别与安顿遗产传承的匠心。与此前研究佛利尔的作品相比，王著更关心佛利尔中国收藏的展开，尤其留意到价格因素在其收藏形成中的重要性，并细致地标出相关藏品的入藏号，以便读者从收藏史的角度，着眼于“物”的形象，而对佛利尔的品味与意识有更真确的了解。当佛利尔欣喜地在中国古代艺术品市场中游刃有余之时，中国收藏家，例如周肇祥，便没有这般华贵和雍容。在他的印象中，民国成立后，北京的琉璃厂更为“拜金”了，因为有头脸的中国文化人变穷了，有钱的外国人生意多了。而且外国人喜欢石刻造像，在禁止此种古物出境之后，“外人因变计购佛头”，于是洛阳等地的“土人”将佛头凿下卖出，还有的先凿佛头、后运佛身（因残缺而被视为废石，不在禁止之列）。周肇祥感叹道：“蔑经毁像，魔鬼时代不图于民国新创见之，可悲也已！”收藏家固然要分文明与野蛮，无论其国别。更何况在尚无国际规则的“野蛮时代”，贫弱国度里的“古典文明”为人负载而去，无知无识者并不觉得耻辱，而凿佛鬻像的盗贼中，恐也不乏罗宾汉似的侠义之士。然佛利尔确似这野蛮时代里的文明人，他千里迢迢考察龙门石窟，不带走一砖一像，却在伊河边择了一堆石头，用典雅的木制底座盛出。河南地方的景色与人物，在他眼里也如田园诗般宁静祥和、朴拙有趣。不过，关于佛利尔保护中国古都文物的态度，并未得到确实的分析。汤姆林森（Helen Nebeker Tomlinson）曾疑惑地提出，佛利尔在此问题上有一种矛盾：一方面提倡保护，另一方面又为美国民众继续收购。王著回避梳理此等收藏上的伦理问题，将之与1912年底启动的“美国考古研究所中国站”计划联系起来，认为佛利尔此举的“宗旨是与中国机构合作，探讨创办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及保护中国文物和古迹的课题”，则未免溢美。该计划被称为“The American School of Archeology in China”，仿此前美国考古研究院等机构在雅典、罗马、耶路撒冷建立的发掘研究基地，尝试在中国某地设立相似站点，以便利美国及全世界学者学习、研究并深入发掘中国古代文化。但佛利尔此举，一是遭到平民出身而热心反帝的美国记者马克密（Frederic McCormick）“插足”，二是派赴中国考察的代表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不力”，最终不了了之。“创办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及保护中国文物和古迹”，有可能是马克密闯进佛利尔设立的“美国考古学校委员会”时所携带的私货。不过，佛利尔谦谦君子的形象并未因此受损，因为他从不反对在研究的基础上保护中国古迹古物，哪怕是为中国而保护。问题在于，以考古发掘的手段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在二十世纪初年的收藏家眼里，还没有达到“必须”的程度。影响佛利尔入藏中国玉器的美国汉学家劳佛（Berthold Laufer）曾对即将前往中国且以发掘为工作目标的毕士博透露：佛利尔对发掘的让步程度令人怀疑。不过，佛利尔逝世后，他选定的馆长罗治（John Ellerton Lodge）利索地聘定毕士博作为助手，开启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佛利尔美术馆与中国学者合作发掘的事业，也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形成创造了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