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一张书桌讲日本故事

我没有系统性地读过日本的民俗故事和传说，而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地这里间接看到一点、那里间接知道一些。比如《鬼灯的冷彻》里咔叽咔叽山的兔子、桃太郎和他的雉鸡狗猴小分队、开花爷爷和小白狗。这本《樱与刀》是我第一次相对系统性地读日本的民俗故事和传说，跟着作者尾崎英子捋了一遍日本比较知名的传说、历史故事、童话、民俗故事……

这本书的阅读体验还是很好的。首先，在译者序中读者会看到这本书的作者尾崎英子的传奇一生、以及她的独特身份如何给这本书的诞生带来了独特的视角。她的父亲自小被日本实业家收养、年轻时参与了大政奉还并受到坂本龙马的影响而去英国牛津旁听。尾崎英子的母亲正是他在牛津的英语教师的女儿，他们的结合成为了日本明治时代的第一场跨国婚姻，尾崎英子也因此成为了夹在英国文化和日本文化之间的女性。他那个厌女的爹一回国就接受了家族的包办婚姻、娶了出身名门的日本妻子，而尾崎英子则跟着母亲在英国和两个妹妹过着拮据的生活。当尾崎英子因为外公去世、母亲和妹妹们陷入贫困而回到日本投靠父亲时，迎接她的是他爹给她安排的包办婚姻——完全日式的价值观。这个在英国清贫知识阶层中长大的女性发现自己被套入了明治时代父权厌女体制之中。尾崎英子四次拒绝了父亲安排的包办婚姻，并选择依靠英语家教和文秘工作来养活自己、走上整理、转写和翻译日本故事之路。

尾崎英子的这段经历让我想起宫本百合子依据亲身经历创作的小说《逃走的伸子》。当尾崎被夹在两种文化、两种不同程度的厌女制度之间挣扎着出走之时，宫本才刚刚出生、还没有开始探索天下之大要如何才能放下一张日本女人的书桌；而一生探索着如何才能获得“她自己的房间”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也还不到十岁、刚刚开始拥抱那个女性连穿裤子都会被逮捕的欧洲；张爱玲的母亲黃逸梵也还要7年才会在南京呱呱落地、还要二十多年才以出国读书为条件接受她的包办婚姻、也还要再十年才会出走法国。这三位在女性如何成为自己的路上也许并没有机缘守望相助，然而她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提出和回答了同一个问题——天下之大、哪怕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女性、到底要怎样才能拥有一张书桌？

（我其实很好奇她们三个是否以某种间接的方式互相影响过，比如宫本也许就读过尾崎的《日本童话故事》，也许伍尔夫的演讲和小说曾经出现在其他两位女性的案头。要弄清这一点，显然需要扎实的历史研究了。）

宫本以爱情为媒介最终走向了小说创作，黃逸梵也许想在这张书桌上做艺术，而尾崎在书桌上写下了这本《樱与刀》中收录的日本故事。

因此，这些日本故事并不能单纯地以民俗故事或历史故事的视角来看待，因为已经经过了尾崎的转写、改写和翻译，而且目标清晰——出版商从一开始的目的就是“趁着日本刚刚打开国门不久、海外尤其是西方世界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充满好奇的时机”向西方世界介绍日本家喻户晓的故事。独特的“身世背景”让这些故事经过了再一次折射，带着尾崎独特的色彩和视角呈现出更多可做文章、可供读者浮想联翩的地方：

比如，《画中的美人》、《松山镜》、《阿珠》、《阿绢》这些故事都有浓重的聊斋味道，而《菅原的悲剧》则完全是赵氏孤儿的翻版，《懒太郎》相当有《世说新语》里魏晋名士之风，武士之卷里的故事则个个都让我想起强人文学的经典作品、弁庆跟鲁智深在人物性格上也相当相似。这些特点都让人忍不住想追溯中日文化交流互相影响如何塑造了两个文化中的民间故事。

比如，《樱与刀》中收集的很多故事都要求女性角色毫无怨言地牺牲自己和她的孩子的利益和生命来保护和成就以父兄丈夫为代表的父权制家族的目标。《袈裟御前》、《浦里》、《日本武尊》都反复宣扬着这种价值观。

比如，《日本武尊》中，这个挥舞着日本皇室三神器之一的天丛云剑的武士的楷模竟然是以男扮女装、出卖色相麻痹对手的方式赢得了一场重要的战斗，此处不禁让我想起《天是红河岸》里的经典情节。此外，他对死心塌地爱着他的妃子的打压、情感虐待、PUA也是如今古偶古言界的爆款套路——要求女性毫无怨言地为男主英雄自我牺牲、活着的时候被男主反复虐待、死了以后又被男主“深情”追忆。真可谓“王妃挂在城墙上已经三天了”的鼻祖。

这些有趣的角度让这本《樱与刀》有了更多的可读性，也让阅读的过程变得更加有趣和充满未知的梦幻联动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