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可视的记忆走入近代——读《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

（读书报告存档）

陈平原在《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中写到，自己与“晚清画报”纠缠了二十年。陈平原最早研究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关注“西学东渐”视角下晚清的学术变革和报刊研究，后于二十世纪末开始对“图像与文字”投入关注，1996年发表了《从科普读物到科学小说——以“飞车”为中心的考察》，后围绕画报发表多篇研究，择其中五篇成果作为香港三联书店版《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晚清畫報研究》[①]的五章于2008年出版。到2018年北京三联书店版《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②]又增加了“儿童相”等五章内容，此即本文要评议的著作版本。除了这部著作之外，陈平原还与夏晓虹合作编著了《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之外》两本书，都旨在从画报的图文中触摸到真实多元的晚清社会。

一、可视的记忆

文本是一种可读的记忆，尽管许多文本可能不直接对作为研究者的后人说话，比如新闻报纸是面向当时某一阅读群体，但研究者通过解读可以发掘其中蕴含的信息，分析文本被建构的过程，进而走入历史现场；而图像则在线性文字之外，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进入历史世界的方式，晚清画报大规模用图像来再现现实社会，并且如唐宏峰所言拥有一种“透明性”，通过图中空间延展出可视的记忆，当然这种记忆也仅是一种主观构建的记忆，但通过对图像的可视及潜藏进行研究，仍然具有丰富路径的意义；理解图、文与历史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三者之间的间隙，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多回溯的视角。随着人文社科领域的“图像转向”，图像与视觉研究在不断丰富，历史学对图像也愈发重视。

学界对晚清画报的研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出现。在此之前，报刊史在“革命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书写下，或以新闻传媒为本位，或以传媒在政治思想发展的作用为基本内容，对晚清画报关注极少。与文学相勾连的报刊传媒研究中，“政论报刊最受关注，文学杂志其次，至于通俗画报，只是偶尔被提及”[③]。《点石斋画报》是最先被注意到的晚清画报，陈平原、王尔敏、康无为、李孝悌以及一些海外学者如鲁道夫·瓦格纳都以不同的视角对《点石斋画报》进行了研究，至今仍有学者不断挖掘《点石斋画报》，给予更多解读。《点石斋画报》之外，还有诸多种晚清画报，持续时间较短，留存不完整，受关注较少，但对研究晚清社会也存在着丰富的史料价值，比如侯杰、王昆江编写《清末民初社会风情——〈醒俗画报〉精选》[④]就认识到了这种价值。陈平原对这些画报的研究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促使其进入更多研究者的视野，为画报研究的方法探索提供了一种借鉴。近二十年来，对《启蒙画报》《醒俗画报》等等晚清画报的研究有所增加，而且画报研究常与启蒙、现代性、女性形象等议题相关联。历史学、文学、新闻传播学等不同学科的方法也在此交汇，共同从湮没在历史尘烟中的画报中发掘出可视的记忆，并从记忆中获取为现实和未来所需要的价值。

二、本书主要观点和方法分析

总体来说，作者的观点是晚清画报具有“低调启蒙”的特性，以新闻报导为内核的晚清画报因创办者本身的能力旨趣、兼及妇孺的拟想读者定位，以及商业上的考量，因而具有平民趣味。本书第一章、第十章为具有总括性的两章，一章讨论晚清画报在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中的位置，第十章则讲述晚清画报对古今中外资源的运用并由之而形成的特别风格，特别是与传统混搭中显示出的“幽怀”。两章的书写建立在作者对研究对象——晚清画报整体的充分熟悉之上，对晚清画报的总体特点和其中值得探讨的问题有较为准确的把握：图像叙事、新闻内核、启蒙宗旨是晚清画报共通的特点；启蒙宗旨与商业娱乐之间的矛盾，图像与文本之间的张力，西学东渐与时人的观察和想象，以及图文生产过程与地方社会产生的互动，则是作者在画报研究中抓住的几个问题线索。作者对特点的认识和问题意识发端于对《点石斋画报》的研究，第四章晚清人眼中的西学东渐，即以《点石斋画报》为中心，除了内容本身以外，还通过分析其生产与销售流通环节，编绘群体的宗旨等等，对这些特点进行了阐述。

本书第二章和第六章都以一组报纸作为研究对象，并且分别是为晚清画报史的前史和末端。第二章分析了《教会新报》《天路历程土话》《画图新报》这三种教会读物中图像与文字的关系，在文化传播的实践中，读物的制作者不自觉地探索了“图像叙事”的可能性，对后来产生了重要影响。第六章则分析《时事画报》《平民画报》《广州时事画报》《真相画报》这四种在广州地区前后创立的画报，这组画报在表达革命态度上较为激烈，叙事和绘图上格调较高，但也由于现实政治和技术变化的因素，很快给晚清画报史画上了一个不完美的句号。第五、七、八、九章又可分为一类，转型时期的“儿童相”、画报中的女学、画报中的帝京想象、胜景与民俗，作者都在关注画报材料中的与某一种群体，或者某一种景观相关的材料，首先发掘这种书写/描绘与背景史实的关联，然后剖析画报的图文特点，以及其中蕴意所能反映出的历史面相，比如从画报对女学堂的描述来了解报人以及当时民众对女学的看法，进而看到女学在兴起过程中或隐或显的种种困难与阻碍。在这几章中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以丰富的画报图文为基础，更广泛运用了教科书、时人日记、小说、杂记、竹枝词等史料，使得论述更流畅，凸显了其深厚的学术功力。

第三章是比较特别的一章，以“飞车”为中心，首先关注了晚清科学小说中几种“飞车”的形象，然后去追溯了“飞车”知识传入的媒介，包括王韬等官员的出使游记中对“气球”的记述，早期近代报刊中如《中西闻见录》、《格致汇编》中对“飞车”的记录，再到《点石斋画报》对“飞车”的描绘等等，这些知识媒介也对科学小说的想象形成了制约。袁一丹评议道：“文学未被史料所淹没，仍在其中起到穿针引线的推动作用”[⑤]。这篇选题独到、方法精巧的文章最终落点在于文学上的意义。其实在全书中作者也是以文学训练为基底的，对图像和文本进行细读、并以相关联的主题连缀成文。但是由于所使用的材料过于丰富驳杂，而且不少内容也意在介绍晚清画报，因而有些问题只见面上内容铺陈、旁证博引，但在结论上点到为止，有待后来者进一步向纵深挖掘。

三、从图文到近代社会

那么如何以历史学的眼光对画报进行研究呢？或者说在跨学科方法交汇之处的画报史研究领域中，如何凸显历史学的意义呢？这是笔者在读完本书之后在思考的问题。

历史不只是历时演变之意。在一个场域内发现事实之间的联系，形成意义的链条，或者将研究对象放入历史脉络中，观察其处于怎样的历史进程之内，总而言之，要从图像与文本资料中深入到历史对象所处的世界中，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关切，而不是仅限于文本本身的分析。以转型中的“儿童相”这一章为例，本章第一节中指出五四新文化时期对妇女儿童问题的关注其实自晚清而始，然后对唯一存在于北京的儿童报刊《启蒙画报》进行了介绍，通过时人的回忆揭出其重要的意义，但启蒙画报也存在对“儿童”定位不准的问题；接着作者关注《启蒙画报》在描绘儿童时相较于其他图像的优秀表现，还有《小英雄歌》等歌谣发扬的良好风气；然后分析《启蒙画报》中蕴含的教科书意趣和寓教于乐的观念；最后谈及制作工艺的落后最后使得《启蒙画报》只能退回传统蒙书的立场与趣味。本章内容的内在关切即为近代不同知识群体的儿童观、教育观的问题，当然具有教育史的意义。将儿童图像与其他时期的儿童图像对比，也能反映出包括绘画者乃至社会民众对于儿童、未来的期待，这种期待作为一种社会心态存在，对于社会文化史研究也有一定的价值。

其实将画报研究引入现有的领域之中，除了为问题注入新史料之外，在形成与既往研究的学术对话时，往往也能引发新的思考。比如作者在第七章中关于画报与女学的论述，画报作者在对女学的描绘与观察中潜藏着不平等的性别意识。秦方在《“女界”之兴起：晚清天津女子教育与女性形象构建》的第四章中也着重关注了晚清天津画报中的女学呈现，书中写道：“女学作为现代性的体现，是一个不可避免要被置于社会线下观察和审视的对象”，而天津地方报人勾勒出面目模糊地出现在封闭空间中的女性形象，“反而表现出这些地方士人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肯定和强化自我阶层地位的主动权” [⑥]。将画报研究引入社会性别史领域，为既有的研究丰富了视觉建构的话语实践分析视角，也进一步指向了近代社会更深层次的权力变化等方面的问题。又如城市史、区域社会史与画报研究也有可结合之处，本书第八章中关于画报的帝京想象中，是基于北京怎样的城市文化氛围？与近代历史中城市的变化有哪些相关联之处？晚清画报报人以“在地的眼光”对社会中的大小新闻进行报道，与地方社会产生了哪些互动？诸如此类种种问题还有许多探讨空间。

另外笔者认为，思想史中对概念的厘清和社会史中对阶层群体的研究，将对画报史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对思想史中某些概念加以关注，比如“启蒙”、“迷信”话如何被建构和传播，在不同阶段的含义和动向，将有利于理解画报在知识传播链条中所处的位置，报刊史的个案或主题研究受限于思想概念与理论框架的更新。对社会群体加以研究可以使得对画报形象构建的过程能有更清晰的把握，比如特别引起笔者注意的一节是第八章中十字街头的“巡警”这一小节，其中写到巡警成了近代中国街头被观察的中心，他们被批评、被赞扬，在晚清画报中有着诸多种形象，运用更多种史料比如京师警察厅档案等对晚清巡警群体进行研究，如史谦德在《北京的人力车夫》[⑦]中第四章对“身为和事佬与街头官僚的警察”中进行的详细考察，那么便可以对清末新政的权力末端与社会的直接接触与运作有更深刻的认知。

四、结语

本书资料丰富而扎实，语言平实而流畅，作为近代画报史研究领域的开风气之作，既引领读者由以往受关注较少的晚清画报触摸到晚清社会的多个面相，起到了引路的作用，又富有启发性，许多问题上都存在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空间。如何从触摸到深掘，是留给后来研究者的命题。除上述与历史脉络相联系，熟悉时代背景之外，要得出精彩的研究，恐怕还需要加深对传播学理论、视觉文化理论的把握，并将理论内化于研究之中，近年来也有一些关于中国视觉现代性的研究问世，如彭丽君的《哈哈镜》[⑧]、唐宏峰的《透明》[⑨]等等，可作为画报史研究的借鉴。通过近代画报史研究，从可读的记忆中，与丰富的历史主体（包括编创者与被描绘对象）进行对话，进入主体所在的近代历史世界。

[①] 陈平原：《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晚清畫報研究》，香港：三聯出版社，2008年。

[②] 陈平原：《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出版社，2018年。

[③] 陈平原：《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第1-2页。

[④] 侯杰、王昆江编著：《〈醒俗画报〉精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⑤] 袁一丹：《陈平原以图演史的可能性与限度》，《博览群书》，2019年第3期，第126-127页。

[⑥] 秦方：《“女界”之兴起：晚清天津女子教育与女性形象构建》，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

[⑦] 史谦德：《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

[⑧] 彭丽君：《哈哈镜：中国视觉现代性》，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

[⑨] 唐宏峰：《透明：中国视觉现代性（1872-1911）》，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