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逻辑下的历史可能性——读《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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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2015年4月出版，为华东师范大学张济顺教授所著。本书表现了“都市迅速远去，摩登依旧在场”的“1950年代中国的上海旋律”[1]，在里弄、私营报业与出版、大学校园以及影院内外四个空间内展开了社会文化的讨论，触及了“转型与延续”内在的历史逻辑。
一、未曾远去的上海史——学术回顾及作者简介
上海有着独特的城市演变道路，特殊的历史境遇造就了它的多元性，以及在近现代史上的特殊地位。上海既是繁华的“十里洋场”，亦有“霓虹灯外”的细琐生活，既有经济文化发展的风光旖旎，也是鱼龙混杂的复杂场域。西方的上海史研究从冲击－反应模式到强调精英人物研究和“由外而内”的学术理路，到1970年代由“中心地”理论开启的新视角，直至1980年代，以黄宗智、柯文为代表提出了由“精英”到“大众”的研究取向反思[2]；自80年代以来，中国上海史研究也突破了意识形态束缚下的革命史和政治史书写。上海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并且由于材料种类繁多，报刊密集、档案收藏完整，史料保存较好，学者们能够围绕着不同群体、不同方面的问题展开探讨。
张济顺教授是一位与共和国同龄的上海人，其曾祖为近代进步教育家张焕伦，本书客观冷静的历史叙事背后，是其对1950年代上海深沉的情怀。张济顺于1994-1995年至美国上海史研究重镇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访学，并曾与魏斐德教授进行讨论，其问题意识受海外上海史研究影响颇深。魏斐德的上海三部曲[3]，以变动时期上海社会管理为研究对象，重视历史的相关性与连续性[4]。魏斐德的意见促使张济顺摆脱二元对立概念框架束缚，着力发现1949年以后更深层的历史本身的逻辑发展。
本书第一部分为作者自序，梳理了中国上海史研究从80年代重建问题意识、更新研究方法以来的发展，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作者研究旨趣的承续与转变历程。重新解释1950年代的学术要求，让许多学者思考断裂与延续的史学命题，并主要形成了集权主义论、近世中国的现代性、新革命史观照等趋向。作者则审慎分析多种路径，并且继续挖掘出很多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包括革命的逻辑、新政权与社会的关系、上海的地方性与文化资源在哪些程度上延续，以及1950年代是否显现出多重发展的可能性等等。
二、国家建构之社会基础
作者首先把目光集中于里弄这一场域。作为近代移民城市的上海，人口与空间问题是社会治理中的一个难点。大量人口涌入，挤在小小的石库门房子以及棚户区里，房荒的现实促使“二房东”等现象的出现。且居民流动频繁，五方杂处的社会生态下，社会诉求也十分多元。国民党统治和日伪时期的保甲制度存在着运作混乱、腐败、与政府对抗等多种问题，基于非单位人群政治面目含混复杂、利益多元的现实，中共结合革命经验，从庞杂的非单位人群中发现“积极分子”[5]，组建居委会。居委会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保甲的制度设计和职能，但在社会福利、社会治安治理与政治功能等方面，运作成效显著得多。事实上，居委会是国家与社会想调和的产物，政府注意到民众对居委会的利益需求，并将其转化为政治运动的内在驱动力。不同动机的主体在居委会交汇并暂时被包容。然而至1954年，里弄仍远未达到按阶级理论重组社会的目标。于是，通过政治运动整顿里弄、强化邻里监督，国家渗透进入日常；而粮食计划供应体制最终为这种控制提供了体制性的支撑。里弄干部的国家角色强于其社会角色，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党和政府的马前卒。
社会被国家吞噬，还是国家以原来的底层社会为核心重构了社会，是本章所想探讨的问题。作者运用了成熟的分析框架和丰富的调查报告、档案材料进行梳理之后，发现一方面通过激发底层民众的参政热情，中国革命的正当性正在转化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上海里弄社会基础之复杂，多种关系和利益纠缠发育，新执政者难以迅速以阶级理论重构社会，不得不兼及社会诉求。为了统合社会，中共新政权运用革命时期的政治动员经验，掀起政治运动以整顿里弄。于是革命、国家、社会共同构建着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生活、社会基础存在的延续性必然会影响国家的治理逻辑，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最终以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上海基层社会与社会主义密不可分。
本书第二章运用了三个细致的案例，来观察第一次普选中的底层社会。这三个案例处于选举的不同阶段，故事的主人公是：于普选的先行试点阶段吞金未遂的仁德纱厂C女工、普选运动开始后于宣传时期转变态度的仁德厂老师傅李杏生，以及当选人民代表的任德厂女工李小妹。通过分析C女工害怕失去选民资格、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心理危机，和普选领导层对自杀事件的表态，展现了普选这场和平运动的指导思想，以及与普选同时进行的政治斗争与改造。而李杏生被塑造成为正面典型的过程，正是普选中宣传机器强力运作过程的一个缩影，普选领导者们希望以此引起民众共鸣。李小妹的当选则展现了选举过程中各方面因素的综合性，领导层对选举的设想、法定程序、民众的实际意愿、基层党团组织等多重主体间协调，使得众多普通而平凡的劳动者成为人大代表。
贯穿本章的一个问题，是主人翁形象的建立。新政权所进行的“人民”设想与实际情况有哪些不同，国家又是怎样鼓动、教育与规范社会底层，以选出符合形象的“国家主人翁”。代表们又怎样经过“当家做主”的话语构建，拥有共同的面貌特征。这种形象与底层民众的自我认同之间存在怎样的张力，是作者提出的问题。作者仍多从档案报告和新闻材料中入手，采用了以小见大的手法，长于对国家一侧和综合运作的分析。而对底层民众的心理分析，确实存在着难度，普通民众的声音，往往淹没在当时意识形态主导的政治语境里，难以形成留存的文字材料，我们如何能看到宣传之外的上海民众心态与行为，或许采用更多的口述材料、自传回忆史料能够有所发掘；但心理结构大概也会在长期的政治运动中得到重塑，回忆也会趋于模糊，且普通民众间仍然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心理，他们在政治与自我间、主动与被动间、参与政治的动机上亦存在着差别，那么我们该怎样定义或区分群体，也值得思考。
三、舆论空间之改造
本书第三章关注的是新中国初期上海私营报业体制改革，首先在报业改制中新政权以新闻出版处为领导和组织机构，建立了严格的新闻审查与纪律规定。为了统合舆论，新政权进行了党报建设。针对民营报业的复刊障碍，给予了必要的扶助，并为解决“使私营报业和民间报人成为新报业体系中一部分”[6]问题，而建立了新协党组，其第一要务是将民营大报转化为专业性报纸。消费者的现实选择使报纸分工调整并不能顺利进行，私营报业改版同时面临着经营危机，而民改私的性质认定也给他们带来困惑，思想改造因经营危机而放缓。文汇报第四次改版成功带来转机，激进的群众运动迅速开始进行，保留私营性质而成为国家舆论工具的目标让不同态度的报人都开始担忧，并出于不同动机要求早日改为公营。但在思想改造运动严密组织的高速运作下，“各种声音迅速沉寂，运动激进者开始活跃”，推入了政治高压环境。直至1953年改造运动结束，进行了“人事整编”；54年终于改为公营，国家完成了报业改制。
作者并不仅仅关注僵硬的制度改变，而是关注到了国家化进程中的诸多国家构想与实际中张力的因素，使这部分的书写给我们带来了更多启发。简单来说，便是反对新闻独裁与统合媒体空间、新民主主义承诺与阶级斗争理念重构、与上海进步报人友好关系与思想改造并举的矛盾性，这种矛盾带来了博弈过程，也是新政权与一群文化人建立新认同的复杂过程。相较于底层民众，报人的反应更容易为历史研究所认识。作者也结合微观分析，将思想运动中徐铸成、严宝礼的反应转变过程、他们与新协党组书记陈虞孙的关系展开，体现了中共的在民营报业“改人”方面的策略与过程中的调整，试图体现50年代与文革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而作者在这一部分仍是将许多问题“见之于行事”[7]，存在着一定的理论空间。关于国家的媒体与舆论空间管控，社会信息沟通，可以运用更成熟的理论框架更进一步探讨。
四、大变局下的个人命运和文化空间
天翻地覆的时代大变局下，知识精英迈入1950年代之后，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应对方式是怎样的？作者选取了黄嘉德与黄嘉音兄弟为研究对象，详细展开了他们共同创办的《西风》与其文化取向、在圣约翰大学中的学习生活，以及二者在新政权下不同的人生际遇。作者力图揭示约园中的不同生活对两人不同的影响，嘉德在跟走与自省中坚守着良心，尽量远离旋涡，而嘉音则以“忍不住的关怀”，悲剧地失去了生命。读此章最令人唏嘘，“小历史”与“大历史”之间的生命纽带[8]尤为动人。
本书第五章关注到了1950年代上海的电影空间。从建立国营影业、私营电影厂改制，转变电影功能为宣传教育；到美国电影被驱逐，部分香港电影的进入与火爆，展现了大变局下的文化空间。借助关于老上海的点滴记忆和极其有限的媒体空间，上海的小市民在相对隔绝的状态中，继续构建着对于外部世界的想象，是上海文化价值导向上自主性的一种体现。香港既是上海市民构建对于“老上海”想象的一个内在的他者，也将这种历史资源转化为了市民的文化认同。[9]正是通过这种群体性的对于历史的记忆与想象，摩登上海的小资文化，在被贴上各种红色标签后，仍然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相当大的空间。本章中很好地体现了“转型”中的延续这一历史主题。“摩登犹在”，上海大众文化中的现代性依然保有顽强生存的一股暗流。
五、由阅读本书所想到的
作者选择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小市民这三个群体和四个空间，运用极为扎实的档案材料，展现了1950年代上海的城市旋律。我在读书中常感到困惑的地方，其实是对相关政治理论不了解所致。中国共产党所使用的阶级理论和话语体系，包括“劳动人民”、“人民民主专政”等词语，在我脑中都是模糊的概念，这些理念与话语和如何生成的，在实际运用中其意义有过怎样的变化，如何推及更广大的民众且他们又是如何进行理解的，如何了解在当时历史语境下的概念所指，影响着我对共和国史的理解。
我们应该如何学习和了解共和国史呢？在红色的光辉与伟大的成就之外，意识形态定于一尊的官方话语体系之外，在刻板印象之外，看到历史的复杂性，而历史复杂性的背后，是人性的复杂性，人们生生不息的生活欲望与自由意志，促使历史多种可能性的出现。全国不同地域怎样进入国家统合的版图之中，不同地方社会生活也存在着延续性，而在政治迅速转变的时刻，社会生活如何逐渐发生转变，新中国的社会基础如何一步步建立，都是读此书是萦绕在我脑海中的问题。当时社会中我们可以怎样发现结构性的因素，发现多种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将多种线索与多种逻辑结合起来进而在延续性中发现中国历史道路的形成？本书不同章节都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探索当代中国历史道路的形成，正如杨奎松老师所说：“它离我们如此之近，它关系我们自身命运是如此之密切，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通过它找出我们前行的道路。”[10]
[1] 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7页
[2] 参见貟喜红的博士论文《美国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新走向 ——以1980年代以来上海史研究大众文化取向为中心的考察》，华东师范大学，2013年，绪论第三节
[3] 魏斐德：《上海警察（1927-1937）》，人民出版社，2011年；魏斐德：《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魏斐德：《红星照耀上海城：共产党对市政警察的改造》，人民出版社，2011年
[4] 熊月之：《从上海史研究看魏斐德治史方法》，《历史研究》，2012年第8期，第73-86页
[5] 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43页
[6] 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43页
[7] 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23-40页
[8] 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62页
[9] 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99页
[10] 杨奎松：《中国当代史研究的起步与意义》，《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147-1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