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这是一本姗姗来迟的书。本书的第一个版本《企业家：主流观点与激进批评》——柯兹纳口中“开创性和一流的努力”（第1页）——于1982年出版之后，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有了日文版。相比之下，这本中文版（翻译自修订、扩充之后的2009年版《企业家精神理论史》）比原版晚了40多年。

这也是一本适逢其时的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走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而对企业家精神的全面理解对于坚持改革至关重要。另一方面，随着“对企业家精神学术领域的兴趣激增”（第2页），国内的专业企业家精神研究者也越来越多。这本两百多页的小书浅显易懂且精准扎实，既有助于社会各界了解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又有助于为专业研究者提供一种历史视角，“使他们能够扎根于经济理论的历史层面”（第2页）。

因此，当这本重要著作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得以呈现给中国读者的时候，我是感到欣喜和荣幸的。

人们通常认为，爱尔兰裔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在经济理论中引入了“企业家”（entrepreneur）一词。这个词来自拉丁文动词in prehendo-endi-ensum，意为“去探索、去看、去感知、去认识和去实现”。在今天，企业家精神这个多少有些拗口的外来词正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大家的日常生活之中。人们在新闻和书籍中读到它，在讨论中使用它，却很少有人能清楚地说出它的含义。借用卡佛的说法，当我们谈论企业家精神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如伊斯雷尔·柯兹纳所说，企业家精神曾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领域”（第1页）。在曼昆厚达800多页的流行教材《经济学原理》中，“企业家”一词只出现了寥寥几次，除了在案例中表示身份以外，几乎没有实际作用，而“企业家精神”一词更是从未被提起。厚达900多页的权威教材《微观经济理论》（俗称“MWG”）同样如此。

然而，纵观整个经济思想史，企业家精神却并非一直这样不受重视。经济科学“最初关注的是一个动态问题，即对经济进步如何产生的解释”（第3页）。作为经济进步的发起者，企业家在这个时期自然不会遭到遗忘：在坎蒂隆、魁奈、杜尔哥、屠能、曼戈尔特等早期经济学大师的著作中，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学家们逐渐开始意识到，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企业家从经济理论中消失了。在一个完全信息和完全市场的世界中，企业家的决定是无足轻重的，协调问题已被消除，“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留下企业家行动的空间。”（第91页）对此，威廉·J. 鲍莫尔富有文采地感叹道：“理论上的企业是没有企业家的——丹麦王子已经从对《哈姆雷特》的讨论中消失了。”

面临这样的局面，本书两位作者做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新颖回应。他们没有加入针对现状的批判队伍，也没有发起正面进攻以让企业家重回经济理论，而是另辟蹊径梳理了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尤其是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中叶——的经典文献，以收集历代大师已经表达出来的见解，从而“保留一个重要的历史视角”（第6页）。

虽然“企业家精神的定义可能几乎与该主题的学者一样多”（第11页），我们的两位作者还是设法从中提炼了12种最重要的功能。不过，他们没有肯定或否定其中的任何一种。因此，本书有可能因为避免对被考察的观点做出判断（尽管难免涉及一些隐含的判断）而显得缺乏重点。埃贝尔和林克的做法是稳妥的，但正如柯兹纳所建议的：“如果两位作者在一开始就明确说明他们自己对企业家精神本质的正面立场，然后从他们自己表达的这一立场的有利位置着手评价或检验各种历史观点，那可能会更好。”毕竟，读者们会期望听到两位作者自己的想法。当然，这种希望作品更上一层楼的建议不应该被视为一种批评。

今天的企业家精神研究已发展为更加精细和复杂的跨学科研究，“是当今至少三个学科——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的焦点，并且它可能在更多学科（例如心理学）中变得突出”（第4页）。但是，出于本书的写作目的，它不必为没有介绍这些后续内容而受到指责。在此意义上，本书并不过时，也不会过时。我希望十年、二十年之后，它还能为大众读者和专业读者提供价值。

熊越

202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