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上的跨文化与内在的矛盾性

传记类的书几乎总是一日捧读完毕，人生之展开、流散与收束很难让人不一气呵成地完成。

作者大体以林语堂之跨文化经验切入传记写作，但实际属于作者个人的论述分析极少。文中反复出现的“跨文化”，更多是一种符号性质的经验概括，在那一批民国文人中并未显出林语堂的特殊性来。反倒是一些琐事本身，如林语堂与美国出版商就英文读者的喜好、政治趋向所产生的那些写作主题与细节的拉扯，如林语堂因种种原因（财务的、兴趣的、爱国的，或是有些自私的考察性质的）辗转于诸大陆之间的那种自在与局促并存的局面，无需“跨文化”的阐释，却更见得那段时期世界的跨文化的连通与阻隔。

而作者的另一附属性质的传记切入点，即以“鲁迅—胡适—林语堂”三种路线来剖析民国思想文化的进程，显出其不少洞见。三人彼此间的若即若离，在民权保障联盟中的殊异结局，实在是揭示了“头部文人”面对政治风潮时的身不由己之感，是三十年代初风云际会的“主义”们如何侵蚀文化，或如何成为一种“文化政治”的极佳缩影。这一历史的关键时刻值得更深入的研究。

在书写层面以外，在林语堂本身的思想与生命历程中，另有两点颇为耐人寻味。一，是其思想来源极其繁复，包括了早年的基督教教育，留学时期的科学训练，二十年代的民族主义与传统回归，三十年代对传统文化的审美与性灵化，四十年代后的乌托邦和平哲学，等等，几无一条严密主线，也颇贴合其自由文人的风范。但深究起来，在知识来源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他的文学和思想表达却一直保持着一种强烈的道德优越感，一种不得不承认的居高临下。这样一个倡导幽默的作者，却在内心深藏着强烈的固执，这是他身上的张力所在，或许也揭示出一种普遍的困局：一个创作者的文字或风格究竟多大程度上是其真实人格的呈现，多大程度上是其（与己相反的）理想人格的投射？对于林语堂来说，更多的也许是后者。

第二点，则是林语堂一直游离于政治体制，甚至游离于社会体系以外。作为自由职业者的他，自身的生存与财务状况可谓起起伏伏，而他看上去也不甚有计划性。于是便有两次为省钱而赴欧陆—先是向胡适讨要预支工资，后是向书商讨要预支办税—这样的“对称式”窘境；也有受欢迎时不愁吃穿尽情挥霍，“投资”失败后节衣缩食变卖家产这样的“镜像式”浮沉。在对待自己的人生时，他是非线性的、甚至非“现代性”的，但对外在于身的理念，他却一以贯之地摆出负责任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这一“现代性”姿态。这是林语堂的第二重矛盾，而这种矛盾也与他脚踩东西两条船的“跨文化性”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

于是，我们可以超越这一传记本身提出这样的问题：对于林语堂而言，究竟观念是经验的造物，还是经验由观念所牵引？在已经先验的对立文化中求融合的尝试，是否必然带来内在的矛盾，而个体是否有能力在完全真诚的条件下承载这种矛盾？林语堂的经验与观念是否还有复制的意义与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