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一生，如历史的浮萍

本文转载自《南风窗》，作者谈炯程。

即便只是稍稍翻阅《明史》，也总能看到这样的记载，它仿若米歇尔·福柯所迷恋的病理学档案：人与权力遭遇的刹那，历史女神的目光就短暂地照亮了他，随即，便被死亡的无边黑暗吞噬。就算在所谓“仁宣之治”的年代，史书中仍有这样的记录：一个名叫戴纶的官员，因劝谏宣宗让他少打猎而被宣宗开罪，最后“坐怨望，并逮至京，下锦衣卫狱。帝临鞫之，纶抗辩，触帝怒，立箠死，籍其家”。

不过，当我们重读明朝这个中古国家的历史时，总会以现代民族主义的透镜去看。美国历史学家濮德培有言：“一旦争夺领土的战役结束，争取这段历史诠释权的战役便于焉展开。”历史总是被政治化地使用着，明太祖“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总被认为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表达，但如若果真如此，在其亲撰的《初即帝位诏》中也就不会有如此论述：“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蒙古入主中原的痛苦经验，使得游牧民族与中原政权之间的微妙平衡被打破。在此之前，游牧民族的入侵往往是一种季节性的劫掠与勒索，其建立帝国的尝试必然以游牧特性的丧失为代价。明初，北元尚未彻底崩溃，故蒙古对帝国边境的袭扰，直接威胁到了明帝国的正统性，明朝君主害怕蒙古人重回中原夺取北元的帝位；而遁入草原的黄金家族，也仍在一片纷乱中勉力维持着元的帝系传承。

在明朝灭亡后建政的，不再是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而是辽东森林中的渔猎部落女真人。最后，甚至蒙古草原以及同明帝国以父子相称的属国朝鲜，都不得不臣服于他们的新主人。仅仅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人，旧有的女真部落结构就已经被融化进一个新的国家建制中。后金，也就是后来的清，迅速崛起成明朝最危险的敌人。为维持抵御后金的辽东防线，帝国财力被耗尽，自萨尔浒之战，明军遭受一次又一次重大军事失利，辽东防线一再收缩，为这“死局”加征的辽饷又使得帝国财政状态进一步恶化，加税引起的民变使得帝国逐渐丧失对地方的控制力。

但吊诡的是，这历史愈混乱、幽暗，就愈期待着被讲述，因为讲述它们的过程就是在暴雨后的水洼中，照见我们现在的形象。因此，在辽东这垒卵之局中独力支撑的文臣武将，在后世的流行文化中被浪漫化了。人们常常争论袁崇焕、孙传庭是否有被称为这个末路帝国的柱石的资格。他们讲述袁崇焕的野心、拔扈与最终的死亡，讲述孙传庭兵败身死后这个帝国的沦亡。但在《熊廷弼之死》这本小书中，作者唐元鹏将目光转向较少被人们谈论的熊廷弼。这位能臣干吏曾三次经略辽东，在他治下，辽东战局曾一度趋于平缓。但最终他却因广宁失陷而下狱，于天启五年（1625年）被处死。

人的时运总是无常，像流水中的一片落叶，而这无常被君权的专横放大了。君主的意志，既然是“受命于天”，就可以被适切地类比作雷暴，纵使你只看到它稍稍照亮它所栖居的乌云，你也能预感到即将到来的轰鸣。天启元年（1620年），当熊廷弼第三次赴辽东上任，刚刚即位、年仅14岁的明熹宗对他委以重任。《熊廷弼之死》的叙述在一派血腥的对比中展开。一面是登坛拜将时，皇帝赐熊廷弼敕书与尚方宝剑，行先斩后奏之特权，另赐大红麒麟一品官服；一面是走下囚车，面呈土色，囚服如潮湿的落叶般沾在身上，刽子手砍向他污脏的脖颈，但刀却卡在他的颈骨里，像未说出口的话卡在一串省略号中，鲜血溅出，沾在他因神经反射而抽搐的躯体上。他发灰的头颅被收入木匣，传示九边。

以伦理学阐释一个人在历史中的命运，以断代史料为基础，并非全然适切对明清易代的解释。我们可以以年鉴学派的长时段方法，切入所谓“甲申之变”。在这里，朝代更迭并不必然带来一种制度、文化、意识上的断裂，断裂可能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间发生。譬如海外宋代学者刘子健就认为，在两宋之际，随着君主专制的强化，原本外向的中国文化转向内在。而汉学家托马斯·巴菲尔德在其代表作《危险的边疆》中认为，清之所以能够成功入关，攻灭李自成的大顺王朝，“不只是因为他们（的军队）有更强的战斗力，而是因为（他们的政权）更有组织力”。皇太极大量起用汉臣，分割八旗贝勒的权力。虽然努尔哈赤已经透过将部落打散成诸如牛录与八旗之类的行政组织，把君权辐射到基层，以塑造一种新的部落国家共同体，但这一体系在努尔哈赤攻占辽东时松动了—部落贵族拒绝将后金统治范围扩张至汉地，因为努尔哈赤坚决将新纳土地收归后金汗庭所有，而非在八旗间平均分配。努尔哈赤认识到汉地的统治技术是有效的，他将这些技术纳入后金的国家想象之场域，使得部落制度赘生于中古国家建制的官僚体系。他死后，皇太极仍继续推动这一进程，这使得他所创建的清，相比其父的后金，有着更强的侵略性，同样也拥有更高效的基层治理手段，以致清入关后，可以迅速将汉地的资源整合利用。

熊廷弼之死，在甲申之变前19年。他和他背后的明帝国所要面对的，是一个新兴的女真国家。透过将诸部落黏合成一个国家，努尔哈赤完成的任务，与匈奴、突厥、回纥与蒙古的各个汗王的任务几乎别无二致：气候与经济原因是驱使他起兵的主因之一，明末正值小冰河期，辽东常年干旱，饥饿迫使女真人不得不以劫掠维生。努尔哈赤的女真国家建制，也围绕着这种劫掠性质的短期作战展开，这使得后金可以用远低于明帝国的成本发动大规模战役。而明帝国为巩固边防，不得不耗费巨额钱财、粮饷，如果明军为求速胜，主动出击后金，则将暴露在后金兵锋的打击之下。这时的明军，就如同西罗马帝国末年的罗马军团一样，开始依赖所谓“夷兵”，并且不再侧重军队的机动性，而是强调防御作战。同时，官僚系统中无处不在的腐败也折损了明军的战斗力。

《熊廷弼之死》中有不少细节让人哑然失笑。萨尔浒之战后，辽东明军精锐尽丧，熊廷弼临危受命，第二次经略辽东。为了节省粮食运输的成本与时间，他向户部建议改陆运为海运，从天津将粮食装船直发盖州。这一计划不出意外地受阻了。粮食运输路线上的各级官吏，早已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体系，他们总是会扣下部分粮食变卖，一旦改成海运，他们就失去了运粮的收入。改漕为海的问题直到清末才被解决，在这里，熊廷弼对抗的是一个帝国制度的强大惯性，这种惯性甚至朝代鼎革也难以撼动。

边军的溃烂更令熊廷弼触目惊心。初次经略辽东时，他就劾去了18位将官，职衔从参将到副总兵，全都包括。这些人利用职权大肆敛财，不仅克扣军饷，卖官鬻爵，还抽调营兵为自己服务。例如，将官周大岐就占用手下兵丁，开起家庭作坊做皮革生意。更有甚者，如吴希汉就会直接派旗牌官到治下各屯搜刮财物，强夺百姓财物。最后，他们还会在边境的马市、木市中大肆走私，将弓矢武器卖给异族，全然不顾这些劲弓也许会在未来的战事中对准自己。

三次经辽期间，熊廷弼都是以后勤管理见长，他并非在沙场上纵马迎敌的猛将。但对辽东战局而言，正是后勤最终导致了明军的溃败。所以当袁崇焕夸口“五年平辽”时，崇祯皇帝给了他无比巨大的恩宠与期望：这份难以承受的期望也正是天启元年熊廷弼拜将时，明熹宗赐予这位干吏的。熊廷弼踏上了他的死地，他太了解这片早已糜烂的边疆了，对未来的绝望让他在最后时刻变得无比尖酸刻薄。一封封夹杂着愤懑与焦躁的奏折从他案头，越过这昏暗的日夜，迢递到天启帝幽居的深宫。皇帝对这位倨傲的臣下愈发不满，被他指摘、谩骂过的大臣也围拢来。当边关失陷，即使并非由熊廷弼的过错直接导致，他也必然迎来自己的终点。

在狱中，他的生命并非系于他的一生功过，而在于围绕着他展开的党争。我们几乎难以辨清究竟阉党还是东林党杀害了他。但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他临终的时刻：枯坐茅草之上，披着发，他写下《性气先生传》《东事问答》等书稿，讲述自己的一生。历史用刻刀无情地刻画他，而现在他终于成为了书写者，为后世留下一点微末的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