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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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是旗人。
一度风光不再的旗人，在世事变迁中颠沛流离。于是那个盛世王朝消失了，消失得就像他们的一个梦。
从前读，不懂他语言里的韵味。那时只喜欢情节跌沓起伏的浪漫主义小说，而且往往还是长篇的；喜欢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情诗和早期左翼作家充满斗志慷慨激昂的希望。然后我突然很担心我老了。我开始喜欢看散文——无论是记事的，记景的，怀念旧时小吃的，看见院子前一棵树大发感慨的……所以我突然开始喜欢上有北京味的文字。有幽默，有自嘲，有不甘心，有时看了让人哭笑不得。
老舍出身贫寒，而作家习惯从自己熟悉的事物入手。于是上世纪初北京穷苦人家的故事在他的笔下一一展开。那是一个为了饥饿使母女都变成娼妇的年代，是一个父子都为了下一顿饭奔波的年代，是一个巡警谁都不敢惹遭遇兵变发现民众都是恶魔的年代。王利发最终吊死在了父亲留下的老字号茶馆里，莫非这正是一个逝去的时代最后的抗争？
政治教科书上告诉我们，并非时间先后就可以判断事物的新旧。新旧取决于大势，而新事物也不一定强大。总之一句话，被赶走了的就是旧事物，成王了的便是新事物。我们谁也无权判断，得等人家打赢了以后来编历史书，才能告诉你我们的王朝我们的时代有多么的伟大，是手心的花朵地平线上的朝阳灵魂的高歌。
直到这回，我才真正读懂了他作为“文学家”或者说是“人民文学家”的魅力。语言在他的笔下生活鲜动而不流于粗俗，生命又一次成为生命而不是在战乱年代惨死的蝼蚁。而你却可以清晰地看见他们的命运就是蝼蚁；不由自主地在时代的洪流中冲刷前行，一不小心便消亡不见。时代是英雄的时代，生活却是人民的生活。
他是个真正通晓了汉语的魅力和生活的魅力的人。
一九七八年，挪威汉学家伊丽沙白·艾笛访华，提到有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本来打算颁给老舍。当时的华人作家里译作最多的作家，连瑞典文的版本也有。她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谣传他已经死了，而死人是不能拿这个奖的。于是川端康成拿了诺奖，那个我们中国人至今念念不忘的一个奖。
1966年8月，他和其他28人被红卫兵押到北京文庙“斗争”，跪在焚烧京戏服装和道具的火堆前被毒打三小时。8月24日夜，老舍在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杀。他的尸体火化后，不准留下骨灰。
我想起李政道曾说，一个人的成就并不只关注他在哪里做的研究，许多人的研究都是在国外做的。然而这到底是说明国内没有软件环境，还是没有硬件条件？那一场浩劫刚刚开始，这个“人民艺术家”便选择了投河。他笔下夹缝中生存的小人物的命运让人心酸，而他自己以为即将到来的美好社会却毁了曾经的愿望。
他心里有一个小小世界，装着自己的理想。然而他的理想太纯粹，与那个正在萌发躁动的国家的步伐不合。也许这就是旧式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矛盾，徘徊，恐慌，却又心怀希望。他们以为新时代终于到来了，终于不必再在战火纷飞的夹缝中偷生。他们以为自己可以自由地、无拘束地写作了，所以他们愿意歌颂新生活，让往事变成革命的炮灰吧……
然而革命却远不止是三大战役打下南京一路把国民党赶到台湾就算了事。正如思想无法被改造，文化也是无法被革命的。它深植于个体和群体的人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烧杀抢砸的红卫兵根本无法摆脱社会对他们的影响——过去的那个社会和现在的时代。过去的时代教会他们温良恭简让，而现在的时代鼓动他们起来造反。有时候我看一些并不主流的记录片和书，所幸其中许多角度都相当客观冷静。那是个陌生的时代，许多事情在今天看来根本无法理解——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一直对俄国政府有些讨厌——然而它们真实地发生了。一次读完一本书我想，作一个不厚道的比较，德国的纳粹当时也是由青年人的狂热开始，他们的行为可以将人类文明毁灭重新倒退到奴隶时代，所有的人都为最高贵的雅利安人种服务，为他们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利流血。而他们可以毁灭任何他们认为是不适合的东西——文明，人种，良知。我们中国当时有多少青年人？加起来一定有德国意大利纳粹兵的好几倍。当时的那个口号，赤遍地球，解放全人类——再进一步，就是自高自大导致的暴力和极权。那么我们——他们——与纳粹又有什么两样？
扯远了。
老舍的儿子舒乙后来写，自杀前的一天他把儿子、女儿找来说：欧洲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实际上，对文化和文物的破坏都是极为严重的。我不会把小瓶小罐和字画收起来，它们不是革命的对象；我本人也不是革命的对象。破“四旧”，斗这砸那，是谁给这些孩子这么大的权力？他说：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说到这里，他说了两个在前几次运动中由于不堪污辱而一头扎进什刹海的例子。
那是知识分子对文化革命最基本最初始的态度。每个人听到都会这样子想，但又有多少人如冯友兰、郭沫若等转而吹捧文革。我们无权指责他们的态度，那是一场政治风暴，或者说远超越了政治的含义，上升到了普通生活中。文化本是与政治相异的，而政治又是文化的基础之一。文化为具体的社会具体的意识形态服务，于是它们扭曲成了郭沫若晚年恶心的打油诗和吹捧着自以为不需要吃饭就能够实现共产主义的酸文人们。老舍作了一个最符合传统道德的选择。从太史公的时代人们就明白受辱是要去死的，你不死一定是有别的企图。
如今只见指责当年暴行的人，那么施暴者又在哪里？我无法理解，因为我是九零后，代表人物是脑残的杀犸特家族等等。与长者议论，那些在文革晚期出生的人，我说，以后这样的事情不大可能发生了吧？你知道，思想一旦解放了，倒行逆施就很难了；况且如今的世界你想封闭消息也不太可能。他们说不出原因，只是说，都未必。
未必再有一场那样的浩劫，未必再有那样的一群人坚持着自己的理想，见了现实的落差羞愤而死。他的人生远不如他的文字幽默明快，即使苦难中也有那么一丝自我嘲讽的意味。
老舍先生有一段类似格言的话，写在抗战刚刚结束时，发表在一篇叫作《痴人》的短文里：“谁知道这点气节有多大的用处呢？但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民族的正气，我们宁贫死，病死，或被杀也不能轻易地丢失了它。在过去的八年中，我们把死看成生，把侵略者与威胁利诱都看成仇敌，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我们似乎很愚傻。但是世界上最良最善的事差不多都是傻人干出来的啊！”
一度风光不再的旗人，在世事变迁中颠沛流离。于是那个盛世王朝消失了，消失得就像他们的一个梦。
从前读，不懂他语言里的韵味。那时只喜欢情节跌沓起伏的浪漫主义小说，而且往往还是长篇的；喜欢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情诗和早期左翼作家充满斗志慷慨激昂的希望。然后我突然很担心我老了。我开始喜欢看散文——无论是记事的，记景的，怀念旧时小吃的，看见院子前一棵树大发感慨的……所以我突然开始喜欢上有北京味的文字。有幽默，有自嘲，有不甘心，有时看了让人哭笑不得。
老舍出身贫寒，而作家习惯从自己熟悉的事物入手。于是上世纪初北京穷苦人家的故事在他的笔下一一展开。那是一个为了饥饿使母女都变成娼妇的年代，是一个父子都为了下一顿饭奔波的年代，是一个巡警谁都不敢惹遭遇兵变发现民众都是恶魔的年代。王利发最终吊死在了父亲留下的老字号茶馆里，莫非这正是一个逝去的时代最后的抗争？
政治教科书上告诉我们，并非时间先后就可以判断事物的新旧。新旧取决于大势，而新事物也不一定强大。总之一句话，被赶走了的就是旧事物，成王了的便是新事物。我们谁也无权判断，得等人家打赢了以后来编历史书，才能告诉你我们的王朝我们的时代有多么的伟大，是手心的花朵地平线上的朝阳灵魂的高歌。
直到这回，我才真正读懂了他作为“文学家”或者说是“人民文学家”的魅力。语言在他的笔下生活鲜动而不流于粗俗，生命又一次成为生命而不是在战乱年代惨死的蝼蚁。而你却可以清晰地看见他们的命运就是蝼蚁；不由自主地在时代的洪流中冲刷前行，一不小心便消亡不见。时代是英雄的时代，生活却是人民的生活。
他是个真正通晓了汉语的魅力和生活的魅力的人。
一九七八年，挪威汉学家伊丽沙白·艾笛访华，提到有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本来打算颁给老舍。当时的华人作家里译作最多的作家，连瑞典文的版本也有。她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谣传他已经死了，而死人是不能拿这个奖的。于是川端康成拿了诺奖，那个我们中国人至今念念不忘的一个奖。
1966年8月，他和其他28人被红卫兵押到北京文庙“斗争”，跪在焚烧京戏服装和道具的火堆前被毒打三小时。8月24日夜，老舍在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杀。他的尸体火化后，不准留下骨灰。
我想起李政道曾说，一个人的成就并不只关注他在哪里做的研究，许多人的研究都是在国外做的。然而这到底是说明国内没有软件环境，还是没有硬件条件？那一场浩劫刚刚开始，这个“人民艺术家”便选择了投河。他笔下夹缝中生存的小人物的命运让人心酸，而他自己以为即将到来的美好社会却毁了曾经的愿望。
他心里有一个小小世界，装着自己的理想。然而他的理想太纯粹，与那个正在萌发躁动的国家的步伐不合。也许这就是旧式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矛盾，徘徊，恐慌，却又心怀希望。他们以为新时代终于到来了，终于不必再在战火纷飞的夹缝中偷生。他们以为自己可以自由地、无拘束地写作了，所以他们愿意歌颂新生活，让往事变成革命的炮灰吧……
然而革命却远不止是三大战役打下南京一路把国民党赶到台湾就算了事。正如思想无法被改造，文化也是无法被革命的。它深植于个体和群体的人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烧杀抢砸的红卫兵根本无法摆脱社会对他们的影响——过去的那个社会和现在的时代。过去的时代教会他们温良恭简让，而现在的时代鼓动他们起来造反。有时候我看一些并不主流的记录片和书，所幸其中许多角度都相当客观冷静。那是个陌生的时代，许多事情在今天看来根本无法理解——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一直对俄国政府有些讨厌——然而它们真实地发生了。一次读完一本书我想，作一个不厚道的比较，德国的纳粹当时也是由青年人的狂热开始，他们的行为可以将人类文明毁灭重新倒退到奴隶时代，所有的人都为最高贵的雅利安人种服务，为他们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利流血。而他们可以毁灭任何他们认为是不适合的东西——文明，人种，良知。我们中国当时有多少青年人？加起来一定有德国意大利纳粹兵的好几倍。当时的那个口号，赤遍地球，解放全人类——再进一步，就是自高自大导致的暴力和极权。那么我们——他们——与纳粹又有什么两样？
扯远了。
老舍的儿子舒乙后来写，自杀前的一天他把儿子、女儿找来说：欧洲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实际上，对文化和文物的破坏都是极为严重的。我不会把小瓶小罐和字画收起来，它们不是革命的对象；我本人也不是革命的对象。破“四旧”，斗这砸那，是谁给这些孩子这么大的权力？他说：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说到这里，他说了两个在前几次运动中由于不堪污辱而一头扎进什刹海的例子。
那是知识分子对文化革命最基本最初始的态度。每个人听到都会这样子想，但又有多少人如冯友兰、郭沫若等转而吹捧文革。我们无权指责他们的态度，那是一场政治风暴，或者说远超越了政治的含义，上升到了普通生活中。文化本是与政治相异的，而政治又是文化的基础之一。文化为具体的社会具体的意识形态服务，于是它们扭曲成了郭沫若晚年恶心的打油诗和吹捧着自以为不需要吃饭就能够实现共产主义的酸文人们。老舍作了一个最符合传统道德的选择。从太史公的时代人们就明白受辱是要去死的，你不死一定是有别的企图。
如今只见指责当年暴行的人，那么施暴者又在哪里？我无法理解，因为我是九零后，代表人物是脑残的杀犸特家族等等。与长者议论，那些在文革晚期出生的人，我说，以后这样的事情不大可能发生了吧？你知道，思想一旦解放了，倒行逆施就很难了；况且如今的世界你想封闭消息也不太可能。他们说不出原因，只是说，都未必。
未必再有一场那样的浩劫，未必再有那样的一群人坚持着自己的理想，见了现实的落差羞愤而死。他的人生远不如他的文字幽默明快，即使苦难中也有那么一丝自我嘲讽的意味。
老舍先生有一段类似格言的话，写在抗战刚刚结束时，发表在一篇叫作《痴人》的短文里：“谁知道这点气节有多大的用处呢？但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民族的正气，我们宁贫死，病死，或被杀也不能轻易地丢失了它。在过去的八年中，我们把死看成生，把侵略者与威胁利诱都看成仇敌，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我们似乎很愚傻。但是世界上最良最善的事差不多都是傻人干出来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