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韓昇：堀敏一《隋唐帝國與東亞》譯者的話

一 我喜歡讀堀敏一先生的文章，不僅是為其淵博的學識和縝密的論證所吸引，還因為他善於將深奧的理論和複雜的事件剖析清楚，娓娓道來，令人茅塞頓開。而且，堀先生的著作廣征博引，融會貫通，一冊在手，則學界成果了然於胸。所以，堀先生近年幾部關於東亞世界的著作問世以來，我已反復通讀數遍。 堀先生是日本的中國古代史學界巨擘，早就為中國學者所熟知。他1924年出生于日本風景秀麗的靜岡縣，上小學那年，爆發了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件”。在血腥殘忍的戰爭年代裡，他度過了求學的青春歲月。經歷過戰爭的劫難和戰敗的彷徨，目睹了各國民族獨立運動的勃興，作為戰後第一代史學家，堀先生奮起于清算帝國主義史學的第一線，批判狹隘的民族主義。正因為此，他始終堅持以聯繫的觀點，從世界歷史發展的大局，去探索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結構，從理論和實證方面批判了中國社會停滯論，撰寫了《均田制的研究》、《中國古代的身分制》等宏篇巨帙，給日本史學界以莫大的影響。另一方面，堀先生也反對抹煞東亞社會的特點，認為東亞世界存在著自身發展的特殊性，并以此影響和匯入世界歷史的洪流之中。廣闊的視野，宏大的規模，對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精確把握，以及對歷史進程的動態性縝密研究，無不表現出其史學研究的特色。 對於中國史學界來說，堀敏一先生的名字是比較熟悉的。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就出版過我們翻譯的《均田制研究》一書，給當時熱烈展開的中國古代經濟史、土地制度史的研究，增添了一點新意。當時，我國學術界剛剛從教條主義的思想禁錮中掙扎著走了出來，堀先生的著作，確實令人感到一種清新的啟發，所以，譯著才發售，旋即告罄，連我自己都沒能買到。以後，堀先生的論文，又一再被翻譯成中文發表，因此，史學界頗知堀先生是中國古代史的大家。然而，我們不一定瞭解，日本的中國史學家在東亞世界的研究上也用功甚勤，成果頗豐，對其國內的國史研究多有啟發，他們經常起到將國別史與世界史或者區域文明史相溝通的橋樑作用。且不論他們在此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有多大，他們這種治學的路徑與方法，是值得我們學習借鑒的。 二 1993年以來，堀敏一先生先後出版了《中國與古代東亞世界》（岩波書店，1993年）、《律令制與東亞世界》（汲古書院，1994年）和《東亞世界中的古代日本》（研文出版，1998年）三本討論東亞世界的專著。第一本，我曾寫過長篇書評，發表于《唐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後面兩本，則未見國內有所介紹。因此，余太山先生主持這套叢書翻譯時，我就想到從這三部著作中選取一本來翻譯。經過與著作權人及出版社反復協商，同時也為了讓中國讀者更多瞭解堀先生對東亞世界的研究，決定以《東亞世界中的古代日本》一書為基礎，增選《律令制與東亞世界》中的個別篇章，由我重新編排，結為《隋唐帝國與東亞》一集，翻譯出版。此安排得到堀敏一先生的允許與授權，也獲得相關出版社的認可和支持，謹此致謝。 本書由《緒論古代東亞世界的基本結構》、《上篇：隋唐帝國與東亞》和《下篇：東亞世界的人口流動與制度文化的傳播》組成。《緒論》提綱挈領地介紹東亞世界的形成及其主要問題；《上篇》具體探討隋唐帝國與東亞關係的變遷，闡述該時期東亞世界國際政治關係的確立以及國際交往的性質與特點；《下篇》則研究東亞世界中的人口流動、律令制度的傳播和在唐新羅人對東亞交通的貢獻這樣三個個案。全書由表及裏，從對東亞世界的全域性把握到具有根本意義的國家間政治秩序的形成，進而深入到東亞世界內部，對一些不一定顯眼卻至關重要的個案進行討論，使人們對東亞世界的瞭解更加深入、全面，豐富。也就是說，全書採取由宏觀到微觀，從政治關係到具體的社會、制度、文化關係，層層深入的結構安排。堀敏一先生特地為這本新書寫了一篇短小精悍的《前言》，進一步闡述他對研究東亞世界的基本立場，由此可以瞭解作者研究東亞世界的理論與方法的出發點。 《上篇》由四章組成：1．隋代東亞的國際關係；2．唐初的日唐關係與東亞國際局勢；3．日本與隋唐王朝間的國書；4．渤海與日本之間的國書。 自從漢帝國崩潰之後，中國的東亞國際政治中心的權威地位逐步喪失，到五胡十六國時代，中原的漢族王朝被推翻，代之而起的是過去受壓抑的胡族，以往以漢朝為中心的國際政治關係秩序崩潰了。這種情況一方面促成周邊民族的獨立，例如在朝鮮半島，韓族攻陷魏晉王朝在當地的郡縣，建立起各自獨立的高句麗、百濟和新羅三國，而日本大約也在此時完成由邪馬台國到大和朝廷的演變，基本實現國內統一。另一方面，政治權力中心的喪失，也導致各民族、國家之間以實力為基礎的競爭，帶來無休止的戰爭和唯權力崇拜。 隋朝結束了長達幾個世紀的國內分裂狀態，重新建立中央集權的統一王朝。繼隋而起的唐朝，更是一個強大而繁榮的帝國，物質與精神文明均達到鼎盛。隋唐帝國的繁榮，不是由中國孤立地實現的，以隋唐為主導的長期的國際和平環境，和各民族、地區、國家物質與精神文明的源源湧入，是實現唐朝盛世的基本因素。因此，重建以隋唐為中心的國際政治秩序便成為保持國際交往與繁榮的前提，為此，隋唐兩代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上篇前兩章，就是對這種努力的具體闡述，說明不同于漢朝的新的東亞世界是如何形成的。 在東亞，隋唐帝國重建國際政治秩序所面臨的一大阻力，來自高句麗王國。高句麗崛起于晉末，因鮮卑族進入中原造成其對東北地區控制力下降的形勢，向西擴張，控制了遼河以東的廣大區域。由於高句麗地區曾經有四百年左右的時間是中國的郡縣，中國文化的根基很深，水準也很高，中國人對其有很深的親切感。高句麗向西擴張的勢頭雖然在北魏時被遏制住了，但是，由於歷史和文化的淵源關係，高句麗同中國國內政治勢力仍有較深聯繫，我曾經在日本發表的《隋と高句麗の国際政治関係をめぐって》（《中国古代の国家と民眾》，汲古書院，1995年）以及在國內發表的《隋朝與高句麗關係的演變》（《海交史研究》，1998年第2期）一文中，以北齊末年的高寶寧借助高句麗抗拒統一的事例，說明高句麗問題對中國內政的深刻影響。至於在國際上高句麗公然抗拒隋唐王朝，將使得隋唐兩代建立國際政治關係秩序的努力付諸東流。因此，朝鮮問題不但關係到中國自身的安全，同時也關係到國際安全環境能否建立，無論哪個方面，對於隋唐王朝都是至關重要的。更何況隋唐兩代的皇帝都雄心勃勃，充滿自負。因此，朝鮮問題必須置於國際環境中進行考察，而這是整個東亞國際關係的基礎。作者前兩章用頗長篇幅論述一個新的國際關係形成的過程，有著很深的道理。 那麼，隋唐兩代建立起來的國際關係秩序的性質到底是怎麼樣的呢？這種關係具有規範性的表現，就是國家間交換的國書。因此，國書問題不是一個可有可無，或者是枝節末葉的考證。作者為此用了兩章的篇幅，比較細緻地探討中國和日本、朝鮮、突厥的國書，還專章討論高句麗滅亡之後，唐朝與渤海之間、日本與渤海之間的國書，目的在於研究東亞世界內國家關係的演變。 應該說，以上都是日本史學界關於東亞世界研究的主要課題，討論深入而熱烈，堀先生從中國史研究的角度出發，所提出的見解（例如，他指出隋唐對突厥的關係是最為重要的，而日本同隋唐的關係應從隋唐外交大局出發來定位等等）對於日本的國史學界深有啟發。 三 堀先生提出的問題，對於中國史學界也很有啟發意義。 我國學界在對外關係的研究上，欠缺頗多。至於超越中外關係的視角，把中國與世界作為一個內在深深聯繫、相互影響的整體來開展研究，更不多見。1942年，陳寅恪先生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專門寫了《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係》這篇經典力作，為我們作了一個研究範例。然而，在陳先生影響巨深的論文中，這篇論文引起的反響可能是最小的，說明我們對此問題尚未提到應有的高度來認識，仍然喜歡孤立地研究中國歷史。 多年前，我在《唐研究》第二卷發表的一篇書評論文中寫道： 在我國，中國史和世界史的研究處於兩條平行線上，缺乏緊密的聯繫，造成各自頗為明顯的局限性。就以迄今出版的中國史著作而言，中外關係與內政研究之間存在明顯的脫節。那些對中國產生深刻影響的民族國家，是否應列入中國史研究的範疇？中國史和世界史之間刻板的界限是否應該打破？有關中外關係的論述不應繼續作為附屬性的點綴，中國史的研究再不能劃地為牢了。 只要不從全域的觀點、世界的觀點去認識開放的隋唐時代，許多問題將像在深山中轉圈圈，不可能獲得正確的解釋。就以上述隋唐征伐高句麗的個案來說，一般的教科書常以隋煬帝好大喜功來打發，而翻案論者也局限于在隋唐與高句麗兩國關係上進行分析，或以領土問題為第一要素，或以自衛反擊為理由，都沒能切中其要。至於具體的研究，如上述的國書問題，偶然有幾篇論文，卻也就國書談國書，甚至以為有無文書皆可。孤立進行研究的局限性歷歷在目。 堀先生在本書《前言》中特地強調： 我希望大家能夠理解的是，我的研究並不是單純的日中關係史，或日中交流史。我想把包括中國、朝鮮和日本在內的東亞地區，視作具有一定的結構的歷史世界來把握。 這種視角、理論和方法，值得我們借鑒。 在歷史上，中國強大繁榮、蓬勃向上的王朝，是與世界脈絡相通、命運相連的。那種密切的聯繫，經常超出我們的想像。過於遙遠的往世且不去追述，就漢武帝通西域而言，中國一直致力於同世界保持密切的聯繫。因此開闢西域和“絲綢之路”的重要性，不能僅僅從國防安全和疆域擴張的範圍內去理解。通過內陸歐亞，中國與地中海文明、印度文明以及北方草原文明建立了廣泛而頗具規模的聯繫，這種聯繫，既惠及世界，也給中國帶來新的思想、新的刺激。哪怕在“五胡十六國”的動亂年代，眾多胡族湧入中原，在血與火的破壞中，也攜來新的風氣習俗，甚至是民族的混血融合。由此造就了兼包並蓄、氣勢恢弘的唐朝盛世。這段歷史，不能不從世界性的全域視野加以把握。北朝隋唐許多制度文化，乃至二十世紀大量考古新發現，用中國傳統文化難以完全說明，必須綜合運用其他地區文明才能解釋圓滿。也就是說，這些制度文化，是各種文明交融的結果。 唐朝因與世界融為一片而引領風騷，同樣也因為失去主導國際關係的能力而逐漸衰退。一般認為，唐朝由盛而衰的轉捩點是“安史之亂”，實際上，這種衰退從唐朝在西域戰敗時已經開始。天寶十年（751），是值得注意的一年。這一年，唐朝先在西域遭到大食（阿拉伯）軍的重創，高仙芝統率的三萬部眾幾乎全軍覆沒，西域這片中西交通的戰略要地，逐漸脫離唐朝的控制；不久，唐朝再慘敗于東方，安祿山數萬大軍被契丹殲滅。這些失敗標誌著唐朝的向外張力已經走向衰落，而此衰落加速了國內各種矛盾爆發的進程，引發了一系列內亂。國際上的失敗導致帝國的衰退，許多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顯而易見，國際關係與國內政治是互為因果的。因此，研究歷史的時候，國際性全域觀點不可或缺，尤其是研究漢唐時代的東亞。在這裡，我想再次呼籲加強對世界的瞭解和認識，用“世界中的中國”的角度，以國際性全域視野來觀察中國歷史，把國際與國內問題有機聯繫在一起，從各個層面研究外來文明與本地文明之間的傳播、吸收、融合及其演變，以及相應的環境與條件，既要從中國看世界，也要從世界看中國；既要研究中國自身，也要研究中華文化的世界性作用。 四 本書的《下篇》有三章，亦即：1．魏晉時期的人口流動——日本的外國移民問題的背景；2．中國律令制度在東亞的傳播；3．在唐新羅人的活動與日唐交通。 在講日本史的時候，常常可以聽到日本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單一民族國家的說法。其實，這是一種視野短淺、心胸狹隘且不正確的觀點。在歷史上，日本有過非常開放的年代，也有過大量接受外來移民的時期，尤其在其國家形成、國土統一的時期，也就是在中國魏晉南北朝時代。如前所述，中國在國際的中心地位喪失，曾促使各國國家獨立，而對於相對落後的東亞民族，建構國家的樣板就是中國的政治體制，以及發達的文化與制度。而這些高度文明結晶的東西，並不是聽人說說就可以如法炮製的魔術。實際上，這種文化移植是非常複雜、曲折、長期而艱巨的過程。其中，至關重要的是通過人的遷徙來實現文化的移植。日本人類學的研究，無論是體質人類學、還是近年興起的人類基因分析，乃至傳統的考古發掘、文獻考證，都證明從彌生文化時代至九世紀，有大量的外來移民遷徙到日本。日本學者埴原和郎先生估計其人數，高達百萬。以後仍然有大陸人不斷遷徙到日本，但已是個別現象，對日本民族的構成不造成影響。 我們知道，從漢武帝以後數百年間，朝鮮為中國的郡縣，大量的漢人生活居住于此。五胡十六國時代，漢族政權被胡族所推翻，朝鮮地區的樂浪、帶方郡也被攻陷，在民族鬥爭中，漢人不得不離開中心城市，另覓生路。而且，山東、河北及遼東地區的漢族有相當部分也逃入朝鮮，這些集團性流民，與朝鮮地區的漢人會合，逐步南下，最後紛紛遷徙到日本。 正是這種集團性移民，帶來了大陸的技術文化、組織制度等各種知識，並在日本新形成的大陸社會中保存發揚，為日本所採納吸收，實現大陸文明在日本的移植。因此，日本古代大陸移民問題，是東亞文明研究的基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堀先生專門設章談人口流動，顯示了對此課題的重視。 制度文明的移植，集中體現於法律上。第六章專門研究唐律在朝鮮和日本的傳播，以及各國對唐律的修正，揭示了各國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指出社會發展的差異性是法律體系多樣性變化的基礎。本章雖然不長，但論述深刻，揭示了東亞世界內部的社會差異性與同一性，相當精彩。 最後一章論述的是在唐新羅人在東亞各國交流上的作用，以及新羅、唐朝海上商業活動，兩國海商勢力的消長，揭示由古代社會官方占絕對多數的國家間交流向中世社會以民間為主的交往形態的演變，也就是說，國家之間的交流從以政治關係為主向經濟關係居主導地位的轉變，是社會形態演進的外在表現形式。從此，東亞世界進入了另外一個時代。 五 東亞世界的理論，是戰後日本史學界提出的一個重大課題。 在日本開始邁向近代化的明治時代（1868～1912年），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提出有名的“脫亞入歐”論。在民族主義的感召下，日本迅速發展為資本主義國家，拉開了同亞洲其他國家的距離。為了解釋這一現象，一些研究者提出了所謂日本社會進步性與中國社會停滯性的問題，風靡學界。這種論調認為，日本取得成功的奧秘在於沒有受到中國的影響，走出一條獨立的發展道路，因此，日本不僅能夠“脫亞入歐”，而且也必須“脫亞入歐”。其理論上的進一步引申，便是“大東亞共榮圈”的侵略理論。在此思潮的影響下，戰前的日本學者輕視甚至歧視亞洲，不僅是理論上和文化上的歧視，還演變為種族歧視，巴不得割斷一切與亞洲的聯繫。 二戰以後，日本史學界對無視史實、否定日本傳統文化是在中國文化的薰陶影響下培育起來的理論，進行了深刻的反省與批判。中國社會是否封閉停滯？日本與東亞是否屬於一個具有內在聯繫的文明區域等問題，引起了熱烈的討論。這不僅反映在日本學界對中國歷史分期的討論上，也反映在東亞理論上。 前田直典、西嶋定生和堀敏一先生對東亞世界的探討，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他們都認為，日本的發展是以中國和朝鮮的發展為前提而取得的。西嶋先生從漢字、儒教、律令制和佛教等四個方面論證，在古代，東亞是一個以中國為中心，內在聯繫緊密的自律完結的世界，它通過中國對周邊國家的冊封而構成一個有序的整體。因此，冊封不僅是東亞世界外在的表現形式，而且也是其內在聯繫的強有力紐帶。針對當時日本史學界而提出的“冊封體制論”，無疑具有劃時代意義。 西嶋先生曾專門研究過“二十等爵”問題，是研究中國社會政治結構的專家。“冊封體制論”實際上是其對中國社會內部結構的研究方法在國際關係領域的延伸。其理論建構具有很強的說服力，無論贊同與否，都影響著當代日本對古代東亞國際關係的研究。但是，西嶋理論的結構分析方法過於強調外在形式（如冊封等）和國家間的政治從屬關係，缺乏從周邊國家的立場進行的研究側面，在比較中外文化時著重於求同的一面，在運用於具體歷史的研究上顯得僵硬，甚至有些削足適履。 堀敏一先生的“羈縻體制論”，就是針對西嶋理論的不足而提出的。他既吸收了西嶋理論的合理成分，同時又注重中國對外關係的主導思想與基本原則，並且從各國接受中國對外關係體制的內在需要進行研究，在強調東亞世界相互聯繫的大前提下，注意各國社會形態和接受中國文化的階段性差異，從而更加客觀、深刻、全面地揭示了東亞世界的聯繫性與多樣性。而且，他還十分注意內政與外交的互動關係，例如對中國州府與羈縻州的比較、唐朝對境內外國人的各種優待措施的研究，無不使我們從內政方面找到對外政策的根源，看到對外關係消長對內政的影響，從而加深了對唐朝世界帝國性質的認識。其對日本一些帶有某種程度民族主義情結的觀點的批判，發人深思。 不用說，堀敏一先生的這本著作，便是在這種東亞史觀下撰就的。實際上，日本史學界長足的進步，頗與其對世界宏觀的把握相關。傑佛里·巴勒克拉夫在《當代史學主要趨勢》（第201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中就曾說過，日本史學研究顯著進步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日本歷史學家的視野則廣闊得多。……日本在國際政治中很活躍，這就使日本歷史學家習慣於從國際格局中而不是從孤立的地位上來看待日本歷史”。 但是，我們也應該指出，日本對古代中國、以及自身在東亞世界的定位等問題的認識上，也存在著需要認真反思的地方。中國古代王朝在處理同周邊民族或國家的關係時，其基本的理論依據是儒家的“華夷觀念”。它既有排外的一面，又具有強烈的融合的一面。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中國始終把夷狄作為構成天下的一個重要部分，即所謂“天下為一”，“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王者之制”。《荀子·儒效篇》說：“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華夷之別既非出自“天性”，亦非不可轉移，關鍵在於習禮樂與否。也就是說，區分華夷的最高標準是文化。 從戰國到漢代，《春秋》公羊學派將“天下為一”和華夷觀念發展為系統的政治、歷史理論，進一步發揮文化界定的思想，甚至認為如果失諸禮，則“中國亦新夷狄也”。何休注：“中國所以異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亂，莫肯救，君臣上下壞敗，開新有夷狄之行。”這樣，中國和夷狄的絕對區別消失了，種族標準被否定了，留下來的只有文化差別。由此發展出以“德化”統一天下的理論，即“用夏變夷”。這種“德化”並不是要同化或消滅種族，而是在承認世界廣泛性基礎上對各種異民族的包容，用文化的統一去達成政治的統一。《春秋公羊傳》“成公十五年十一月”條記載： 《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侯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內諸侯而外夷狄”所表現的已不是種族的歧視，而是“德化”的進程。 不難看出，儒家學說中的華夷觀念雖有種族歧視的一面，但它更強調的是文化的認同，並最終以文化統一來克服種族歧視。多起源的中國文明、各族共存的客觀世界、中國文明對周邊民族國家的先進性和由此產生的文化自信心，形成由客觀的民族差別到華夷觀念乃至天下一統的不同認識發展，構成不同的理論層次。中國對外關係的排他性和包容性均能在此得到充分的解釋，中國各種對外政策措施能夠圓融靈活地根據不同時代的變遷而演進完善，亦得益於此。對於代表國家整體利益的對外政策，自有其深厚的理論和現實基礎，表現出相當長期的一貫性。 在日本，華夷觀念被稱作“中華思想”。這是一個既不嚴密又極不科學的稱法，不僅令人迷惑不解，而且也容易造成新的民族歧視。在當代中國，對“中華”最一般的解釋，見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辭典編輯室編的《現代漢語詞典》第1481頁：“古代稱黃河流域一帶為中華，是漢族最初興起的地方，後來也借指中國。”當代中國人在使用“中華”一詞時，並沒有妄自尊大和民族歧視的意識。可是，在日本通行的詞典，如最新出版的《広辭苑》第四版第1662頁將“中華”解釋為：“在中國，漢民族對周圍文化落後的各民族（稱作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以世界中央的文化國家的自我意識所作的自稱。”這種沒有時代觀念的解釋，是極易引起誤解的。從本書的論述來看，堀先生對華夷觀念的分析，是客觀公正的，許多地方頗具真知灼見，只是未加批判地沿用日本習慣的“中華思想”一詞，不能不說是美中不足。由於這個問題牽涉到許多理論認識的方面，所以我們在翻譯時，基本不作改動，而在此對其詞義略加說明。 用世界的觀點研究東亞，用聯繫的方法研究國史，是本書在理論方法上給我們的另一啟示。中國曾經對世界產生巨大的影響，古代中國並不是封閉停滯的、完全小農經濟的國家。今天的改革開放已經使中國重新邁向世界，我們的史學研究也必須走出國門，與世界學術研究接軌，佔據我們應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