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暗面——评达恩顿著《法国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

“是谁激起了这一场疯狂的骚动？是一群小职员、律师，是一些不知名的作家，还有常常上顿不接下顿的蹩脚文人，他们游走于俱乐部和咖啡馆，煽动大众的情绪。这些地方是滋生暴乱的温床，大众造反的武器就是在这里铸成的。”

——P.J.B.热尔比(P.J.B.Gerbier),1789年6月[①]

达恩顿的《法国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②]（以下简称《地下文学》）初版于1982年，是他以纳沙泰尔印刷公司档案（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Neuchatel即STN）[③]为基础写就的第二本专著，承接《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 (1775—1800)》[④]（以下简称《生意》），下启《法国大革命中的畅销禁书》[⑤]。是书籍史、启蒙运动史、观念社会史研究的一部经典著作，它将学界视线从启蒙运动的光辉灿烂的核心移向暗流涌动的地下世界。

与《生意》不同，《地下文学》不是一本整体性的专题研究，而是由作者此前发表的5篇论文和一篇演讲稿结集而成，某种程度上让本书涵盖广泛但也有时内容重复。从研究对象来看，《生意》关注的对象仍然是启蒙运动思想史的核心文本——《百科全书》，《地下文学》则把聚焦点放在达恩顿所说的“literary underground”上。如果说《生意》通过纳沙泰尔档案证明了《百科全书》没有渗透进社会的底层、主要在上层和中层传播。这本书则试图继续探讨《生意》的未尽之处：启蒙运动对法国社会的渗透程度有多深？旧制度的毁灭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激进思想促成的？在法国，启蒙运动与大革命有什么关联？[⑥]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达恩顿不再仅仅把目光放在文学史的经典作品之上，转而将视线投向文学的地下世界，继续追问：当时的作家在文学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是如何追求其事业的？他们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会对创作产生很大影响吗？出版社和书商是如何运作的？他们的生意运作模式是否会影响读者所能读到的文学内容？[⑦]这些问题的答案,达恩顿认为,藏匿在贫困潦倒的格拉布街文人们噬骨的怨愤,和他们在地下世界传播的禁忌文字里。

在上述多层次问题的引领下，这本书由六个互不统属的部分组成（拼接而成），但是我们可以认为该书具有一个较弱的总分总结构：第一章讨论旧制度时期的文学共和国；二到五章是具体的个案研究，分别涉及格拉布街的密探，一位小册子作者，一位秘密书商以及印刷店的工人；最后一章回顾了以往的文学社会学、书籍史研究，并提出新的进路。

在第一章“高贵的启蒙，低下的文学”里，达恩顿试图“潜入启蒙运动的深底，甚至是穿透至其地下暗界”[⑧]，希望通过18世纪作家群体的视角重新思考过去关于启蒙运动的精英主义论述。达恩顿重新审视了文学史的一个经典假设：18世纪法国作家地位提升了[⑨]，在过去这是由伏尔泰等人的经历雄辩地证明了的，伏尔泰甚至构建起来一个新的职业群体乃至“社会阶层”[⑩]，无数年轻人怀揣着进入“文学共和国”的理想。这个论述看起来很美好，但关键问题是，怎么才能成为像伏尔泰一般的启蒙思想家呢？

达恩顿用让·叙拉尔（Jean Baptiste Antonie Suard）的经历为例，展现一个后伏尔泰时期启蒙文人的典型轨迹。这位叙拉尔外表俊朗，有一个巴黎人叔父，手持多封介绍信，因此在巴黎顺风顺水。后来又结识了雷纳尔神父，加入了上流社会的沙龙，借助上流社会的帮助，从此平步青云，财运亨通。达恩顿认为叙拉尔的成功的最突出一点是依靠他人的“庇护”，不像过去的文人那样依靠“宫廷”，而是主动寻求有权势的人的庇护。这种新兴的庇护关系体现在文学共和国中便是有名望的作家、富有的资产阶级和贵族合谋，将符合要求的年轻人吸纳进沙龙、学会等等。叙拉尔并不通过文学市场赚钱，他也没什么作品，只是遵守这一套游戏规则，靠工资和年金就足以过上富裕生活。[11]

叙拉尔这样的人有多少呢？法国国家博物馆的一箱资料里记载了147位申请年金的文人，其中获得年金的人大多与政府有些联系。达恩顿认为，年金或许成为政府吸纳青年才俊，同时排斥危险分子的一种手段。为政府写政治宣传的文人可以获得年金（尽管小角色不能通过谄媚得到资助），与之对应的是一些被认为作品具有“煽动性”的文人无法得到资助，“正确”与否是年金发放的一个标准。法兰西学院的情况与之类似，启蒙精英们控制了增补权力，无论是杜克洛、伏尔泰还是达朗贝尔，他们都维护贵族体制，试图使新兴文人阶层跻身贵族阶级。达恩顿认为他们并没有挑战社会秩序，反而是维护了社会秩序，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到底是如传统的说法那样，权贵被启蒙了，还是权贵阶层反过来吸纳了启蒙精英？在达恩顿看来，当老一辈启蒙者退出舞台，启蒙运动在叙拉尔等人手里只剩下了不痛不痒的进步主张，“从一场英雄主义的运动转变为功成名就的上层思想，启蒙运动被驯服、与上流社会融为一体，尽情沐浴在行将就木的旧制度最后和煦、平静的光景之中”[12]。

不过，达恩顿笔锋一转，认为启蒙运动的锋芒并未就此消失，它存在于启蒙运动的下层文人，那些并未像叙拉尔那样跻身文学共和国，流落格拉布街的伏尔泰口中的“乌合之众”（peuple crotté）身上。这些人怀揣着梦想来到巴黎，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才华，获取社会地位。遗憾的是，在达恩顿看来，旧有的文人赞助体制远远无法支持这么多的潜在思想家，书籍市场也未发展到可以让这些作家凭自己的作品谋生（在叙拉尔的部分，作者就有所暗示），直到19世纪，文学市场才足以养活一大批作家[13]。旧制度下“特权”的存在，对于这些底层文人来说，则具体为书籍的特许和文化特权机构的垄断，让他们难以打破这个界限，如果没有被吸纳入旧制度的文人体制，所面临的便是流落格拉布街，而这些人一旦陷入格拉布街，经历便留有污点，再也无法跻身上流社会。于是对启蒙思想的汲取，让他们同时把斗争矛头指向这个封闭的文化界[14]。

格拉布街的生活也与别处不同，在这里咖啡馆取代了沙龙，成为更加开放的公共空间，有一些自己的发声机构和组织，甚至或许还有一套不成熟的分层机构。这里充斥着警察的密探，妓女、皮条客、勒索犯、扒手、骗子和谋杀犯，此处残酷的生存竞争，激起人最恶劣的情感。对他们来说，一个可行的抒发此类情感的方式便是写诽谤文章。达恩顿讨论了当时一部颇流行的作品——《铠甲录》，此书把贵族描绘为性变态的——要么性无能，要么不举；贵族之间充斥着乱伦、性病，泯灭了人性的最后光亮。这部诽谤作品的作者把生理上的堕落与上层社会道德上的堕落联系起来，并指向政治腐化，借这些论述，他们要剥去旧制度的神圣外衣，破除其合法性神话，揭露其堕落专政本质。同时，这些作品也进行着道德说教，他们追随着卢梭的脚步，咒骂这个将他们逼入罪犯与怪胎的地下世界的社会。这样，达恩顿展现了启蒙运动的双线：高贵的启蒙动摇了精英对社会秩序合法性的信念，下等的文学则通过攻击精英将不满情绪扎得更深更远。而当革命来临，格拉布街地位上升，他们势必要摧毁原有的特权阶层，在平等的政治共和国里创造一个平等的文学共和国[15]。

因此，达恩顿认为，要探讨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关系，必须考察启蒙运动的的地下世界。早期启蒙者如伏尔泰所带来的冲击已经被社会消化，后继者们乏善可陈，讲着陈词滥调，吃着皇粮。而那些在格拉布街瘦骨嶙峋饥肠辘辘的文化贱民感知到这种界限，他们在贫穷和屈辱中创造了雅各宾版本的卢梭主义，正是从对旧制度的切身之痛中，迸发出了极端的雅各宾革命最真切的声音[16]。

第二章“格拉布街的密探”，达恩顿试图重构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位大人物——布里索派的布里索的人生经历，他试图通过新发现的纳沙泰尔档案证明布里索的确为警察工作过——为了从巴士底狱的监牢中重获自由，成为过格拉布街的密探——而不仅仅是来自政敌（如马拉）的诽谤。达恩顿认为这不是要追寻传统的回忆录中布里索光鲜亮丽形象背后的本真，而是去理解一个革命者的形成，以及他背后的那个时代。达恩顿笔下的布里索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有家庭要养，有抱负要实现，有幸福要追求，他在旧制度中遭遇的失败和挫折或许可以反映他对新世界的热情期盼。

第三章“一位在逃的小册子作者”和第四章“一位外省的秘密书商”，达恩顿把目光投向了远比布里索不重要的小人物。前者是一位也许叫勒塞纳（Le Senne）的神父，一位雇佣写手，从给纳沙泰尔出版公司的信件中，我们可以得知，他一直孜孜以求的，是为这些公司提供文稿，说服他们出版，梦想着能借此出人头地，他因编辑伏尔泰选集的事情暴露，被列为通缉人员，他一边流亡，一边仍想着各种点子，试图东山再起，达恩顿用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与勒塞纳对照，提醒读者注意启蒙时代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后者是一位叫穆维兰的书商，他是纳沙泰尔公司的顾客之一，将纳沙泰尔印刷的书通过地下渠道偷运到他的手中，再贩卖给他的消费者，最后也一贫如洗。通过勒塞纳和穆维兰，达恩顿向读者揭开了启蒙运动的地下文学的一角：谁提供了书稿，书商们为一个平常镇子的普通读者提供了什么阅读材料。

第五章“跨越边境的印刷店”，达恩顿聚焦于印刷工人的世界，印刷工人是特殊的，因为其具有识字能力，他认为前现代的工人与雇主的关系并不像传统研究论述的那样温馨，纳沙泰尔的老板视工人有如物品。他还描绘了印刷工人的文化和仪式，以及一场对猫的屠杀，四年后他写了一本专著更详细地讨论这些问题[17]。

第六章“阅读、写作与出版”，达恩顿首先回顾了以莫尔奈（Mornet）为代表的一些量化研究，它们通过分析私人图书馆目录、作者数量、书籍产量等数据，试图反映18世纪法国的文化和阅读习惯，以及启蒙运动的社会影响。他认为这些研究虽然有一定的价值，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和问题，比如他们过于依赖官方档案。他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即出版研究。他认为，出版活动是一个将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自然结合起来的活动，它可以揭示18世纪法国文学生产和消费的复杂机制和规律。达恩顿提出了三个假设：法国人阅读的内容部分取决于书籍出版和销售的模式；18世纪书籍出版和销售的模式分为合法和非法两种；这两者的区别对旧制度时期的文化和政治很重要。出版商、印刷工、书商、走私者、格拉布街的文人，地下出版业传播了一种反抗旧制度的思想意识形态，呼唤着1789的到来[18]。

作为一部出版逾40年的经典作品，读者或许很难感受到其开创之处，部分原因是本书经典化的进程中，其革新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我们知识世界的一部分，要更好把握此书的成就与不足，有必要重回这本书出版时的历史语境，

首先，这本书呼应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史学术背景和激进主义社会运动的社会潮流。1966年，E.P.汤普森发表了著名的“History from below”，驳斥了历史学中盛行的计量方法，提倡人民的历史（people's history）[19]，具体到这本书，达恩顿自己的研究界定为一种观念的社会史（the social history of ideas），把视线从传统思想史关注的启蒙运动的大人物（伏尔泰、达朗贝尔）身上移开，潜入启蒙运动的暗面，格拉布街愤懑的文人，不断出版、流通被阅读的诽谤作品，汇聚了引领革命的反正统思想，同时革命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布里索）也被认为与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外，组成这本书的文章多发表于1970年代，达恩顿不止一次使用了cultural revolution（尤其他提到了中国）这个词汇，他在一定程度上呼应的正是那个时期全球的激进主义运动[20]。

其次，达恩顿展现了跨学科方法的可能性，主要是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借鉴。他对文学共和国概念受到了布尔迪厄文学场（champ littéraire）理论的影响[21]。他把旧制度下的文学共和国理解为一种权力体系，上层制定了特定的游戏规则，吸纳适应其规则者进入，同时排斥不符合这套游戏的、可能产生颠覆效果的个体，而下层也在特权、审查的多重压迫下，在现实利益与其思想、事业的张力中辗转谋生。可以说，他试图重现18世纪法国围绕特权形成的文化空间,在其中给出版活动的参与者定位,并挖掘其现实处境与思想之间的关联。同时，在本书出版的1982年，他已经与格尔茨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合开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研讨课，他描绘的印刷工人的讲笑话、暴力仪式、屠猫狂欢等等，为后续研究开辟了空间。

最后，这本书构成了北美书籍史传统的一部分，据达恩顿所说，在他开始研究纳沙泰尔档案的时候，“书籍史这个词还没出现，至少英文里没有”[22]。此前在美国，书籍的历史被视为图书馆学和善本收藏学的研究，不会有历史学家试图把书籍作为理解历史的一股力量。达恩顿把英国式经验主义研究（追踪图书流动的过程）与法国式书籍社会史研究（重视图书生产的宏观过程和具体对图书馆的微观研究）结合起来，侧重分析书籍作者、出版商、印刷商、销售商以及读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阐释生产、销售及阅读书籍的文化环境，希望了解思想观念是如何通过书籍传播，以及印刷的文字是如何影响人类的思想和行为。

这本书当然不是完美的，其中存在许多可以商榷的地方。比如尽管纳沙泰尔档案揭开了启蒙运动的“暗面”，这个出版公司的书籍是否充分到足以代表整个18世纪法国文学的流动情况？达恩顿对布里索的解读也并不是无可争议的，他在许多充满了可能性的地方选择了有利于自己的论述（比如他认为布里索做密探的卷宗被遗失了），从而建立起一套融洽的叙述，而这往往是危险的[23]。此外，德吕纳质疑道，布里索真的可以被视为一个与格拉布街联系颇深的人物吗？在他看来布里索并未撰写大量的诽谤文学,而是创作了数量可观的“正统”启蒙运动的书籍，因而很难被视为格拉布街文人。罗杰·夏蒂埃则质疑了达恩顿的书籍史研究方法——达恩顿将禁书的流通与对社会秩序信念的腐蚀联系起来。夏蒂埃认为这种联系并不是直接的，读者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书籍的内容，他们可以不相信书籍的内容。他还认为达恩顿的研究过于强调了地下文学的内容和意义，而忽视了它的形式和媒——地下文学所使用的不同的文本类型、印刷技术、装帧方式、图像等，都有可能读者的接受和理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夏蒂埃进一步指出，与其说是书籍制造了革命，不如说是革命者为构建合法性回溯性建构了启蒙运动的万神殿[24]。

不管怎么说，这部作品都引发读者对过往的重新思考，就像达恩顿在序言里所提到那样：“本书仅仅是对这个世界进行初步的侦察，但已足以打开这个被我们忽略的世界的大门，帮助我们窥见一些遁入过往时光的生命。”

[①] 罗伯特·达恩顿：《法国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熊颖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6页。

[②] Darnton, R. (1982). The 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③] 参见www.robertdarnton.org。

[④] Darnton, R. (1979). 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édie, 1775-1800.

[⑤] Darnton, R. (1996).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WW Norton & Company.

[⑥] 罗伯特·达恩顿：《法国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第4页。

[⑦] 罗伯特·达恩顿：《法国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第5-6页。

[⑧] 罗伯特·达恩顿：《法国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第7页。

[⑨] 罗伯特·达恩顿：《法国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第8页。

[⑩] 罗伯特·达恩顿：《法国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第9页

[11] 罗伯特·达恩顿：《法国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第24-25页。

[12] 罗伯特·达恩顿：《法国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第27-28页。

[13] 罗伯特·达恩顿：《法国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第30-35页。

[14] 罗伯特·达恩顿：《法国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第36-39页。

[15] 罗伯特·达恩顿：《法国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第41-61页。

[16] 罗伯特·达恩顿：《法国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第64-65页。

[17] Darnton, R. (1986).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Diderot Studies, 22.

[18] 罗伯特·达恩顿：《法国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第219-274页。

[19] Thompson, E. P. (1966). History from below.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7(04), 76-106.

[20] 见Darnton, R. (1971). The high enlightenment and the low-life of literature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Past & Present, (51), 81-115.在1982年结集出版时，达恩顿删除了中国CR相关的语句

[21] “Two Paths through the Social History of Ideas”, pp.255, 257- 258;Darnton Interview,http://his.princeton.edu/people/e58/darnton interview.html.

[22] 张弛 & 成沅一.(2021).书籍史和启蒙运动研究的往昔与未来——美国文化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访谈录. 史学理论研究(01),113-120.

[23] De Luna, F. A. (1991). The Dean Street style of revolution: J.-P. Brissot, jeune philosophe.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7(1), 159-190.

[24] 罗杰·夏蒂埃：《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洪庆明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68-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