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研究述略
花了三个多月，才把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先秦两汉部分给做完了，因此对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状况有了一个大致的把握，所以很有必要做一个总结，以致更好地巩固所学到的知识。
先秦两汉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发生期，但是时间跨度十分大，并且经历了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重大社会变革，同时也呈现出文史哲不分家的特点，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必定会夹杂着历史，哲学，训诂等方面的探讨，由于距今时代久远，故考据变便成为了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的重要手段。因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内容庞杂且不甚可考，众说纷纭且千奇百怪，所以我只能略述一下几个重要方面的研究并谈谈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
说到中国神话的研究，茅盾和闻一多可以称得上是这方面的先行者。茅盾最重要的贡献应该是他运用人类学的观点对中国神话进行研究。他对中国神话未能形成系统而失传颇多的原因有过很精妙的总结。首先，中国先民发端于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恶劣，人们更多地重实际搞生产而往往忽视神怪之说。其次,自孔子出世,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而常言道：“子不语怪力乱神。”故神话之说儒家也是不提的。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连年的战乱。茅盾在各国神话比较研究方面也有则会不少成果，他阐述的神话比较的原理在当时乃至今日都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他把神话形成的基础概括为：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并一一举例加以论证。
闻一多是继茅盾之后又一个在神话研究方面很有成就的学者。与茅盾不同的是他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具体神话事件的考证上，他的代表作《伏羲考》极具学术价值。经过多个神话事件的深入研究，他还得出一个结论：神话不单纯是一种文化力量，而且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神话还是一种必然要经历的思维方式。
袁珂是中国神话研究的集大成者。他对中国的神话史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并对神话的基本要素有一番总结归纳，具体概括为七个方面：1.主导思想方面，即从物我混同到万物万灵的原始社会宗教与神话的主导思想；2.表现形式，即变化和神力与法术。变化，人变为物，物变为人，一种事物变成另一种事物，是朴素的唯物观念在原始人脑中的反映，它往往构成神话故事的主干。神力与法术，前者是对人类力量的本能的想象和夸张，后者是源于原始巫术，是将原始巫术加以文学的藻饰；3.神话不仅以“一神格为中枢”，或者是表现神们的行事，更重要的是表现了人神同台演出这一出出幻想中壮丽宏伟的戏剧；4.有意义深远的解释作用，入共工触山解释天倾西北，地陷东南的自然环境形成；5.对现实采用革命的态度，在原始社会表现为对自然的征服，而在阶级社会表现为对统治者和统治思想的反抗；6.时间和空间的视野广阔，往往不局于一时一隅；7.流传较广，影响较大。袁珂对神话的定义被我们广泛的采用：“神话是非科学但却联系着科学的幻想的虚构，它通过幻想的三棱镜，反映现实生活并对现实生活采取革命态度。”他的《中国神话史》是中国第一部神话史专著，内容极为丰富，所涉典籍众多，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
（二）
对于《诗经》的研究方向很广，归纳起来主要有“古史辨”派的疑古研究以及朱自清等各家的研究。以胡适，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一反两千多年来的观点，对《诗经》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他们更多地把它当作一部史书而不是儒家经典。他们指出现代诗经学两条根本性的研究办法：1.用精密的科学的方法，在比较的基础上，来做一种新的训诂功夫，对《诗经》的文字和文法都重新下注解；2.大胆地推翻两千年积下来的附会的见解，多备一些参考资料，细细涵泳原文，用社会学的，历史的，文学的眼光重新给每一首诗下解释。“古史辨”派还针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一番考辨，他们的这种研究方法是与“五四”时期激进的文学思潮分不开的。
闻一多是《诗经》新训诂学和文化人类学取向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他总是把字义的解释置于一定的历史时代之中，在清代朴学家训诂学的基础上，利用社会历史知识，如民俗，心理，宗教等意识形态进行关照，从而对诗义作出全新而又合理的解释。如他的代表作《诗经的性欲观》便是受弗洛伊德学说影响，用泛性论和潜意识来解读《诗经》。他把《诗经》中表现性欲的方式分为五种：明言性交，隐喻性交，暗示性交，联想性交，象征性交。而象征地说到性交是出于潜意识的主动。
朱自清的《诗言志辨》也是《诗经》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其所论述的重点是汉代《诗经》学的一些基本范畴，以此延伸，究其流变，可以说是从批判史角度对《诗经》进行研究的。此外，郭沫若诗经研究的历史取向为其后来学术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法奠定了基础。还有朱东润的“国风不出自民间说”，论点颇为新颖，论据也很充实，尽管在论证上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其他在诗经研究方面有建树的还有陆侃如，于省吾等学者。
（三）
《楚辞》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文艺学方面，而最主要的还是对屈原的研究。讨论的最多的，如屈原的有无问题，由廖平，胡适首先提出质疑，然后愈演愈烈发展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术论争。最终屈原的存在得到了肯定。至于屈原身世生平至今也都有大致的定论，而在生卒年的考证上还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存在。屈原的身份问题也没有较大的异议，学术界比较一致地认为他是一个爱国诗人。屈原的思想问题应当是这一研究的重点所在。他的政治思想争议不大，一般认为“美政”思想在内政外交上的体现便是他在政治上的观点。而有些学者曾经质疑屈原的爱国思想，但是尽管争论很多，屈原的爱国思想终究为大多数学者所肯定。而屈原的作品的真伪问题主要还是围绕着《招魂》《大魂》《远游》《卜居》《渔父》这五篇作品展开的。
楚辞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是产生于战国时代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具有极高的艺术魅力。研究者普遍认为其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它运用了大量的神奇的想象和幻想及奇特的“比兴”手法，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近年来，对楚辞的研究拓展得十分广阔，包含了文化学，语言学，神话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个领域，呈现一种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四）
先秦的散文主要分为经史散文和诸子散文。我国在历史散文方。面的研究，我以为似乎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就以《左传》为例，《左传》的思想倾向，叙事技巧，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使用了很多年了，已经好久没有大的突破性的进展了。也许这与历史散文和历史相关甚密有一定关系，使之文学研究很难拓展开去。
与历史散文研究的暮气沉沉截然相反，诸子散文的研究倒是热火朝天。《老子》《论语》《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的研究环环相扣，彼此相互联系，是中国散文史的研究成为一个系统的脉络。
其中以《孟子》和《庄子》的文学成就最高，研究也最充分。研究者一致认为《孟子》是由语录体发展到围绕中心论点展开论述的议论文的重要环节。从思想内容的角度考察，一些学者认为《孟子》是我国讽喻文学的奠基。而对孟子散文的文学因素的分析，多集中在人物形象地塑造，比喻与寓言，论辩技巧及气势方面。《孟子》的语言，明白晓畅，精练准确，风趣生动，个性化强。对《庄子》的研究就更多了，大多数学者从气势雄伟，想象丰富，夸张变形，恢诡谲怪及在庄子的感情色彩，诗人气质，理想主义精神等角度对《庄子》的浪漫主义特色进行了分析。有些学者则分析了《庄子》散文的逻辑说服力和形象，情感的感染力相结合的行文特色。《庄子》的语言，奇宕，飞扬，夸张，用韵，文句错落有致。尤其是对《庄子》三言中的“卮言”研究，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得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
（五）
汉赋是如同唐诗宋词元曲一般的一代之文学，是一种汉代兴盛的特殊文体。关于汉赋性质的讨论，最早对“赋”义界的是刘勰，他说：“赋者，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是也。”近现代的学者对其性质有较一致的说法，郭绍虞，刘大杰等认为，赋是一种非是非文，亦诗亦文的诗文混合文体。而马积高等从文学发展的具体情况出发，认为赋是一种“不歌而诵”的文体，有理有据，可备一说。
关于汉赋的起源，大的分有两种观点，即一源说和多源说。所谓一源说，又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认为赋源于诗，最早持这种观点的是班固。《两都赋序》曰：“赋者，古诗之流也。”第二种认为赋源于《诗》《骚》，刘勰《文心雕龙》释赋篇谓：“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第三种认为赋源于诸子杂文及纵横家。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篇谓：“原本《诗》《骚》，出于战国诸子。”第四种认为赋源于“不歌而诵”的赋诗传统。除此之外，朱光潜的“隐语说”和冯沅君的“俳优说”也值得关注参考。至于多源说也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综合论者，认为赋是多种文体，整个文化综合影响下的结果。另一种是分体渊源论者，认为不同的赋体，其来源亦不同。我以为，既然蔚为一代文学之大观者，定不是源自一家之流，想必定是百川归海所至，多源说的两种观点各具道理，亦可综合。
关于汉赋的价值，艺术成就及其影响，研究者们相对比较一致。古人论汉赋，多注重其社会功用，许多赋家都十分突出它的讽喻政治的作用。如扬雄谓：“竞为侈丽闳衍之词，设其讽喻之意。”而现代的学者许多都把汉赋创作看成是中国文学自觉的一个起点，对其审美价值有很高的评价。至于汉赋的艺术特色，朱自清有很好地概括：铺陈夸张，想象丰富，词藻华丽，词汇丰富，用词贴切，散韵相杂。汉赋是中华民族统一文学正式形成的标志，也是儒家文学理论的一次实践，对后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六）
两汉散文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贾谊晁错等的政论散文和司马迁班固的历史散文上。尤其是司马迁的《史记》千百年来都是汉代散文研究的重中之重。对于《史记》《汉书》的研究向来是非常充分，而且多数几成定论，在大书特书不免有些老生常谈。我们现在研究《史记》都会从六大方面入手，即实录精神，爱奇特色，讽刺艺术，悲剧意识，互见法和寓论断于叙事。而对《汉书》的研究，多是与《史记》的比较研究，两者各有千秋，至于文学成就《史记》必胜《汉书》，然《汉书》实乃中国古代正史之滥觞也，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
贾谊的《过秦论》是一篇千古奇文，也曾选入了高中语文课本。但是我向来只知它的好，而很少知道它的不好。其实《过秦论》结构上的问题被历史上的学者诟病已久了。我读《过秦论》，便发现其前半部分极尽铺陈之能事，颇有些赋的味道。而后半部分又纯粹是一味的谈政论道，让人感到前后脱节，不像一篇优秀的传统政论散文。钱钟书先生对此倒是不足为奇，他认为但凡是奇文自然不会如同常文，遵循常理，《过秦论》的结构是破除旧体的表现。此外，《过秦论》还有过分追求语言的华丽而忽视史料运用的得当合理的缺点。两汉散文除了政论，历时散文之外，还有诸子散文也很值得研究，如刘安的《淮南子》，王充的《论衡》等。
（七）
说起汉代的诗歌，就不能不提汉乐府民歌。关于汉乐府的起源一般都认为乐府机构是汉武帝时开始创立的。但是乐府二字见于一些更早的考古资料，便将其创立的时间推至秦朝甚至更早。然则乐府兴盛的开始仍应是武帝时候。乐府本属官署之名，其职在采诗歌，被之管弦以入乐，故后世称这类诗歌为乐府诗。随着时间的推移，乐府便由一种官署机构转变为指代带有音乐性质的诗歌了。乐府的分类甚是复杂，东汉明帝分乐府为四品，《晋书》乐志篇记汉乐为六类，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堪称乐府分类的集大成者，他把乐府分为了十二类。这十二类中研究较充分的是相和歌辞，而争论较多的是郊庙歌辞和鼓吹曲辞。郊庙歌辞中的《安世房中歌》堪称七言诗之祖，对诗体的变革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说郊庙歌词开创了“七言”，那么鼓吹歌辞则开创了长短句。汉乐府诗歌除了对后世文体的影响之外，其思想性和艺术性也十分之高。汉乐府诗歌的叙事性对之后中国整个现实主义文学史，像杜甫，白居易等大家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汉代的五言诗也十分值得研究。苏李诗，枚乘诗的真伪虽然历史上争论颇多，但至今仍无定论，还是一个悬案。萧统《文选》中所选的十九首汉代古诗是汉代五言诗的研究重点。对其产生的时代判断至今悬而未决，有东汉末年说，两汉说，建安说等观点。在思想内容方面的研究近几年有突破性的进展。以前一般都将其置于东汉末年的大背景中，认为它是下层士子表达羁旅愁坏的游子之歌。近些年研究者开始关注人类正常的欲望与情感，得出很有见地的结论。《古诗十九首》的文学地位一向被世人所肯定，很少能见到对它消极的评价。无论是《文心雕龙》《诗品》等古代文学批评著作，还是现当代的文学大家无不是对其高度肯定。此外，五言诗的起源问题也很热，观点多达四五种之多。我倒是赞同箫涤非先生的渐变说，我以为任何文学样式的发展都应该是一个渐变的发展过程，过于盯死一个时代很容易使研究走进死路。
长长几千年文学的研究，自然是不能靠我这寥寥数千言能书尽的。我所希望的只是通过略述这段文学史研究的大致状况来加深我对文学史以及各种研究方式方法的认识，从而对自己的文学研究有些裨益罢了。看了前人的研究，有些问题值得引起重视。首先，不能过分崇拜方法论，更不能在对方法认识不足的情况下滥用方法。现在的时代真可谓是一个速成的时代，样样都能速成，学术也不例外，若是我们写论文搞研究都有了一定的套路，既定的方法，写起来自然是得心应手，但是对于研究是毫无益处的，只能让人们固步自封，很难突破自己，超越前人。其次，不能从现成的理论框架出发，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进行概念推演，把中国作品作为西方文艺理论和新方法的注脚，不能生搬硬套，任意发挥。当我们在学习西方先进理论的同时，似乎又被西方理论所束缚，使得文学研究成为了理论认证，这是万万不可取的。此外，搞学术研究，自然要踏实刻苦，戒骄戒躁，对学术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先秦两汉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发生期，但是时间跨度十分大，并且经历了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重大社会变革，同时也呈现出文史哲不分家的特点，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必定会夹杂着历史，哲学，训诂等方面的探讨，由于距今时代久远，故考据变便成为了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的重要手段。因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内容庞杂且不甚可考，众说纷纭且千奇百怪，所以我只能略述一下几个重要方面的研究并谈谈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
说到中国神话的研究，茅盾和闻一多可以称得上是这方面的先行者。茅盾最重要的贡献应该是他运用人类学的观点对中国神话进行研究。他对中国神话未能形成系统而失传颇多的原因有过很精妙的总结。首先，中国先民发端于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恶劣，人们更多地重实际搞生产而往往忽视神怪之说。其次,自孔子出世,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而常言道：“子不语怪力乱神。”故神话之说儒家也是不提的。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连年的战乱。茅盾在各国神话比较研究方面也有则会不少成果，他阐述的神话比较的原理在当时乃至今日都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他把神话形成的基础概括为：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并一一举例加以论证。
闻一多是继茅盾之后又一个在神话研究方面很有成就的学者。与茅盾不同的是他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具体神话事件的考证上，他的代表作《伏羲考》极具学术价值。经过多个神话事件的深入研究，他还得出一个结论：神话不单纯是一种文化力量，而且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神话还是一种必然要经历的思维方式。
袁珂是中国神话研究的集大成者。他对中国的神话史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并对神话的基本要素有一番总结归纳，具体概括为七个方面：1.主导思想方面，即从物我混同到万物万灵的原始社会宗教与神话的主导思想；2.表现形式，即变化和神力与法术。变化，人变为物，物变为人，一种事物变成另一种事物，是朴素的唯物观念在原始人脑中的反映，它往往构成神话故事的主干。神力与法术，前者是对人类力量的本能的想象和夸张，后者是源于原始巫术，是将原始巫术加以文学的藻饰；3.神话不仅以“一神格为中枢”，或者是表现神们的行事，更重要的是表现了人神同台演出这一出出幻想中壮丽宏伟的戏剧；4.有意义深远的解释作用，入共工触山解释天倾西北，地陷东南的自然环境形成；5.对现实采用革命的态度，在原始社会表现为对自然的征服，而在阶级社会表现为对统治者和统治思想的反抗；6.时间和空间的视野广阔，往往不局于一时一隅；7.流传较广，影响较大。袁珂对神话的定义被我们广泛的采用：“神话是非科学但却联系着科学的幻想的虚构，它通过幻想的三棱镜，反映现实生活并对现实生活采取革命态度。”他的《中国神话史》是中国第一部神话史专著，内容极为丰富，所涉典籍众多，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
（二）
对于《诗经》的研究方向很广，归纳起来主要有“古史辨”派的疑古研究以及朱自清等各家的研究。以胡适，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一反两千多年来的观点，对《诗经》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他们更多地把它当作一部史书而不是儒家经典。他们指出现代诗经学两条根本性的研究办法：1.用精密的科学的方法，在比较的基础上，来做一种新的训诂功夫，对《诗经》的文字和文法都重新下注解；2.大胆地推翻两千年积下来的附会的见解，多备一些参考资料，细细涵泳原文，用社会学的，历史的，文学的眼光重新给每一首诗下解释。“古史辨”派还针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一番考辨，他们的这种研究方法是与“五四”时期激进的文学思潮分不开的。
闻一多是《诗经》新训诂学和文化人类学取向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他总是把字义的解释置于一定的历史时代之中，在清代朴学家训诂学的基础上，利用社会历史知识，如民俗，心理，宗教等意识形态进行关照，从而对诗义作出全新而又合理的解释。如他的代表作《诗经的性欲观》便是受弗洛伊德学说影响，用泛性论和潜意识来解读《诗经》。他把《诗经》中表现性欲的方式分为五种：明言性交，隐喻性交，暗示性交，联想性交，象征性交。而象征地说到性交是出于潜意识的主动。
朱自清的《诗言志辨》也是《诗经》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其所论述的重点是汉代《诗经》学的一些基本范畴，以此延伸，究其流变，可以说是从批判史角度对《诗经》进行研究的。此外，郭沫若诗经研究的历史取向为其后来学术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法奠定了基础。还有朱东润的“国风不出自民间说”，论点颇为新颖，论据也很充实，尽管在论证上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其他在诗经研究方面有建树的还有陆侃如，于省吾等学者。
（三）
《楚辞》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文艺学方面，而最主要的还是对屈原的研究。讨论的最多的，如屈原的有无问题，由廖平，胡适首先提出质疑，然后愈演愈烈发展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术论争。最终屈原的存在得到了肯定。至于屈原身世生平至今也都有大致的定论，而在生卒年的考证上还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存在。屈原的身份问题也没有较大的异议，学术界比较一致地认为他是一个爱国诗人。屈原的思想问题应当是这一研究的重点所在。他的政治思想争议不大，一般认为“美政”思想在内政外交上的体现便是他在政治上的观点。而有些学者曾经质疑屈原的爱国思想，但是尽管争论很多，屈原的爱国思想终究为大多数学者所肯定。而屈原的作品的真伪问题主要还是围绕着《招魂》《大魂》《远游》《卜居》《渔父》这五篇作品展开的。
楚辞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是产生于战国时代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具有极高的艺术魅力。研究者普遍认为其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它运用了大量的神奇的想象和幻想及奇特的“比兴”手法，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近年来，对楚辞的研究拓展得十分广阔，包含了文化学，语言学，神话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个领域，呈现一种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四）
先秦的散文主要分为经史散文和诸子散文。我国在历史散文方。面的研究，我以为似乎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就以《左传》为例，《左传》的思想倾向，叙事技巧，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使用了很多年了，已经好久没有大的突破性的进展了。也许这与历史散文和历史相关甚密有一定关系，使之文学研究很难拓展开去。
与历史散文研究的暮气沉沉截然相反，诸子散文的研究倒是热火朝天。《老子》《论语》《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的研究环环相扣，彼此相互联系，是中国散文史的研究成为一个系统的脉络。
其中以《孟子》和《庄子》的文学成就最高，研究也最充分。研究者一致认为《孟子》是由语录体发展到围绕中心论点展开论述的议论文的重要环节。从思想内容的角度考察，一些学者认为《孟子》是我国讽喻文学的奠基。而对孟子散文的文学因素的分析，多集中在人物形象地塑造，比喻与寓言，论辩技巧及气势方面。《孟子》的语言，明白晓畅，精练准确，风趣生动，个性化强。对《庄子》的研究就更多了，大多数学者从气势雄伟，想象丰富，夸张变形，恢诡谲怪及在庄子的感情色彩，诗人气质，理想主义精神等角度对《庄子》的浪漫主义特色进行了分析。有些学者则分析了《庄子》散文的逻辑说服力和形象，情感的感染力相结合的行文特色。《庄子》的语言，奇宕，飞扬，夸张，用韵，文句错落有致。尤其是对《庄子》三言中的“卮言”研究，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得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
（五）
汉赋是如同唐诗宋词元曲一般的一代之文学，是一种汉代兴盛的特殊文体。关于汉赋性质的讨论，最早对“赋”义界的是刘勰，他说：“赋者，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是也。”近现代的学者对其性质有较一致的说法，郭绍虞，刘大杰等认为，赋是一种非是非文，亦诗亦文的诗文混合文体。而马积高等从文学发展的具体情况出发，认为赋是一种“不歌而诵”的文体，有理有据，可备一说。
关于汉赋的起源，大的分有两种观点，即一源说和多源说。所谓一源说，又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认为赋源于诗，最早持这种观点的是班固。《两都赋序》曰：“赋者，古诗之流也。”第二种认为赋源于《诗》《骚》，刘勰《文心雕龙》释赋篇谓：“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第三种认为赋源于诸子杂文及纵横家。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篇谓：“原本《诗》《骚》，出于战国诸子。”第四种认为赋源于“不歌而诵”的赋诗传统。除此之外，朱光潜的“隐语说”和冯沅君的“俳优说”也值得关注参考。至于多源说也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综合论者，认为赋是多种文体，整个文化综合影响下的结果。另一种是分体渊源论者，认为不同的赋体，其来源亦不同。我以为，既然蔚为一代文学之大观者，定不是源自一家之流，想必定是百川归海所至，多源说的两种观点各具道理，亦可综合。
关于汉赋的价值，艺术成就及其影响，研究者们相对比较一致。古人论汉赋，多注重其社会功用，许多赋家都十分突出它的讽喻政治的作用。如扬雄谓：“竞为侈丽闳衍之词，设其讽喻之意。”而现代的学者许多都把汉赋创作看成是中国文学自觉的一个起点，对其审美价值有很高的评价。至于汉赋的艺术特色，朱自清有很好地概括：铺陈夸张，想象丰富，词藻华丽，词汇丰富，用词贴切，散韵相杂。汉赋是中华民族统一文学正式形成的标志，也是儒家文学理论的一次实践，对后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六）
两汉散文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贾谊晁错等的政论散文和司马迁班固的历史散文上。尤其是司马迁的《史记》千百年来都是汉代散文研究的重中之重。对于《史记》《汉书》的研究向来是非常充分，而且多数几成定论，在大书特书不免有些老生常谈。我们现在研究《史记》都会从六大方面入手，即实录精神，爱奇特色，讽刺艺术，悲剧意识，互见法和寓论断于叙事。而对《汉书》的研究，多是与《史记》的比较研究，两者各有千秋，至于文学成就《史记》必胜《汉书》，然《汉书》实乃中国古代正史之滥觞也，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
贾谊的《过秦论》是一篇千古奇文，也曾选入了高中语文课本。但是我向来只知它的好，而很少知道它的不好。其实《过秦论》结构上的问题被历史上的学者诟病已久了。我读《过秦论》，便发现其前半部分极尽铺陈之能事，颇有些赋的味道。而后半部分又纯粹是一味的谈政论道，让人感到前后脱节，不像一篇优秀的传统政论散文。钱钟书先生对此倒是不足为奇，他认为但凡是奇文自然不会如同常文，遵循常理，《过秦论》的结构是破除旧体的表现。此外，《过秦论》还有过分追求语言的华丽而忽视史料运用的得当合理的缺点。两汉散文除了政论，历时散文之外，还有诸子散文也很值得研究，如刘安的《淮南子》，王充的《论衡》等。
（七）
说起汉代的诗歌，就不能不提汉乐府民歌。关于汉乐府的起源一般都认为乐府机构是汉武帝时开始创立的。但是乐府二字见于一些更早的考古资料，便将其创立的时间推至秦朝甚至更早。然则乐府兴盛的开始仍应是武帝时候。乐府本属官署之名，其职在采诗歌，被之管弦以入乐，故后世称这类诗歌为乐府诗。随着时间的推移，乐府便由一种官署机构转变为指代带有音乐性质的诗歌了。乐府的分类甚是复杂，东汉明帝分乐府为四品，《晋书》乐志篇记汉乐为六类，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堪称乐府分类的集大成者，他把乐府分为了十二类。这十二类中研究较充分的是相和歌辞，而争论较多的是郊庙歌辞和鼓吹曲辞。郊庙歌辞中的《安世房中歌》堪称七言诗之祖，对诗体的变革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说郊庙歌词开创了“七言”，那么鼓吹歌辞则开创了长短句。汉乐府诗歌除了对后世文体的影响之外，其思想性和艺术性也十分之高。汉乐府诗歌的叙事性对之后中国整个现实主义文学史，像杜甫，白居易等大家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汉代的五言诗也十分值得研究。苏李诗，枚乘诗的真伪虽然历史上争论颇多，但至今仍无定论，还是一个悬案。萧统《文选》中所选的十九首汉代古诗是汉代五言诗的研究重点。对其产生的时代判断至今悬而未决，有东汉末年说，两汉说，建安说等观点。在思想内容方面的研究近几年有突破性的进展。以前一般都将其置于东汉末年的大背景中，认为它是下层士子表达羁旅愁坏的游子之歌。近些年研究者开始关注人类正常的欲望与情感，得出很有见地的结论。《古诗十九首》的文学地位一向被世人所肯定，很少能见到对它消极的评价。无论是《文心雕龙》《诗品》等古代文学批评著作，还是现当代的文学大家无不是对其高度肯定。此外，五言诗的起源问题也很热，观点多达四五种之多。我倒是赞同箫涤非先生的渐变说，我以为任何文学样式的发展都应该是一个渐变的发展过程，过于盯死一个时代很容易使研究走进死路。
长长几千年文学的研究，自然是不能靠我这寥寥数千言能书尽的。我所希望的只是通过略述这段文学史研究的大致状况来加深我对文学史以及各种研究方式方法的认识，从而对自己的文学研究有些裨益罢了。看了前人的研究，有些问题值得引起重视。首先，不能过分崇拜方法论，更不能在对方法认识不足的情况下滥用方法。现在的时代真可谓是一个速成的时代，样样都能速成，学术也不例外，若是我们写论文搞研究都有了一定的套路，既定的方法，写起来自然是得心应手，但是对于研究是毫无益处的，只能让人们固步自封，很难突破自己，超越前人。其次，不能从现成的理论框架出发，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进行概念推演，把中国作品作为西方文艺理论和新方法的注脚，不能生搬硬套，任意发挥。当我们在学习西方先进理论的同时，似乎又被西方理论所束缚，使得文学研究成为了理论认证，这是万万不可取的。此外，搞学术研究，自然要踏实刻苦，戒骄戒躁，对学术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