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吳飛｜讀整理本《五禮通考》
原刊《历史文献研究》第46輯
此文部分内容以“整理本《五禮通考》的點校特色”爲題，刊發於《人民政協報》2021年1月25日國學版
方向東、王鍔先生歷時十六年整理完成的秦蕙田《五禮通考》近期由中華書局出版，全書分裝成二十册，長達600多萬字，學界内外普遍認爲該書是當代禮學研究的一項重要成果，實是可喜可賀。
此書裝幀精美考究，排版佈局相當用心，繼承了中華版古籍的一貫傳統，非常適宜閲讀。除了外觀漂亮，《五禮通考》的點校品質更是一流，讀者足可放心使用。兩位整理者都是當代學界文獻整理和禮學研究方面的大家，有着豐富的整理經驗和廣博的專業知識，更對版本校勘相當熟悉。參與此書點校的還有二先生的多位高足，皆能不違其師之嚴謹作風。這部《五禮通考》整理本在版本選擇、點校體例、文獻校勘方面都相當用心，因而保證了它的點校品質。
首先，在版本選擇上，兩位整理者經過仔細甄别，採擇精當。關於《五禮通考》的版本，點校者充分吸收了既有研究成果，廣泛研讀和比對各個版本，分析了各自的優缺點，最後决定，“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四庫》本作底本，以味經窩本、乾隆本、光緒本爲對校本進行整理”。之所以選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是因爲《四庫》本是以味經窩通行本（簡稱乾隆本）爲底本，進行了一定的删改，“整體品質，遠勝於他本”。有些地方是味經窩本、乾隆本、光緒本均有脱誤的地方，只有《四庫》本無誤。當然也有《四庫》本有脱誤的情况，所以又依據另外三個版本進行校勘，版本之間有差異，無法判斷正誤時，整理者都找回到史源以確定是非，這樣就保證了點校本最大程度地吸收各本之所長、避免各本的脱誤之處。同時，整理者也根據《四庫》本，將蔣汾功、顧棟高序以及秦蕙田自序置於書前，而將盧文弨、盧見曾、方觀承、王鳴盛等人的序，《四庫總目》提要、王欣夫跋都置於書末，這也最大程度吸收了各版本的資
其次，在點校體例上，兩位整理者的决斷可謂典範。古籍本來是没有標點的，但古人爲了讀書通順，也會簡單地做一些句讀，但這和現代標點體系非常不一樣。由於古人寫作時心目中并没有現代人的這種標點體系，當我們以現代標點體系來句讀古書，就往往會發生各種問題，難以取捨。因而在古書點校中，不同的點校者常常爲一些基本體例發生争執。王文錦先生曾經説過，古籍的現代點校，并不是機械的語法作業，而是在保證斷句無誤、基本通順的前提下，盡可能以點校將文氣、語勢表現出來。點校與翻譯非常類似，對原作品不僅要得其形，更應該得其神，所以也要有類似“信、達、雅”的標準。能達到王文錦先生的這種高要求，就不僅需要點校者保證基本的語句通順，没有斷句錯誤，又不能在每個可下標點的地方都點標點，如若將文言文語句點得過碎、過破，就失去了文言文的文氣，把一篇好文章毁掉了。因而，在標點時，有些現代標點不一定必須使用，有些習慣用語，也不一定要點破（比如“堯舜禹”就不一定點成“堯、舜、禹”，“元明清”不一定點成“元、明、清”），甚至語勢到了，一長段一氣連讀，本就是作者的意思，如果一定要在中間點斷，就完全違背了作者的初衷，神韻全失。這要求的不僅是點校者對漢語語法的理解，而且還有閲讀文言文的基本修養。在頓號、引號、書名綫、專名綫等的使用中，尤其需要點校者把握分寸。方、王二位的點校，僅用了不得不使用的十種標點符號，而且盡可能避免繁冗。如其使用引號時不超過三層，每段文字若只有一層引用就不加引號;對於經、注、疏、傳、記、箋、集解等，一律不加書名綫（當然，書中偶有未能嚴格遵守這一條的地方，亦在所難免）。筆者自己在點校時，對於如何使用冒號、引號、書名綫就總是猶豫不决，以致最後經常弄得極爲繁複、不乏前後矛盾之處，深感二位先生這種統一而簡潔的方式，是最好的處理辦法。因而，整理本《五禮通考》不僅很少出現點斷錯誤的情况，而且最大限度地照顧到了原文的語勢，保持了原作的神韻，使讀者讀起來琅琅上口、疾徐有度、鏗鏘有力。
最後，在文獻校勘上，二位先生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張濤先生閲讀《五禮通考》時曾經發現了書中引用史料時的不少問題，并由此窮根究底，發現編著者對於每條材料，并不像秦蕙田自稱的那樣，老老實實地去核對原文，而是很多直接從《文獻通考》《古今圖書集成》轉引而來，又没有認真核對原書，所以出現了不少訛誤。（1）[①]整理者在“整理凡例”中指出：“《五禮通考》大量徵引《十三經注疏》《二十二史》《通典》《文獻通考》《册府元龜》《唐開元禮》等文獻資料，經過甄選裁剪，歸入相關類别之下。對於這些内容，我們逐一覈查原書，凡《四庫》本有訛錯衍倒者，改正并出校勘記説明。”説起來簡單，但面對浩如煙海的文獻資料，逐一核對，這是秦蕙田等人宣稱要做，但實際上并未完成的事。其實，秦蕙田這些編纂者有責任一條一條地核對原文，按照點校慣例，整理者在未發現明顯問題的時候，并没有義務一定要逐條核對，但方、王二位出於認真負責的態度，要做本該秦蕙田等人做的工作。雖説現代的學者擁有了資料庫、電子版等大量現代工具，但逐一查找出處、核對文字，仍然是相當費時費力的工作。那麽，整理者們到底有没有做這些工作呢?我們可以對照張濤先生指出的一些錯誤，看一下點校本的情况。
1.卷二百四十三引《宋書·禮志》“殿中郎率獲車部曲，在大司馬之後”，《四庫》本“獲車”訛作“護軍”，整理本改正，并出校勘記。
2.《宋書·禮志》“校獵日平旦，正直侍中奏嚴”，《四庫》本作“校獵日平旦，正直侍中奏‘中嚴’”，整理本未删去“中”字。
3.《宋書·禮志》“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黄門侍郎、軍校劍履進夾上閣”，《四庫》本作“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黄門侍郎、散騎侍郎、軍校劍履進夾上閣”，整理本雖未删去“散騎侍郎”四字，但在校勘記中指出，“光緒本、《宋書·禮志一》無此四字。”
4.卷二百四十引《南齊書·武帝本紀》“（永明四年閏月）戊午，車駕幸講宣武堂”，《四庫》本引作永明三年，點校本改爲“四年”，并出校勘記。
5.同卷引《陳書·後主本紀》“至德四年秋九月甲午，車駕幸玄武湖”，《四庫》本系於禎明四年，而禎明三年陳已亡，點校本未改正。
這五處錯誤，點校本改正兩處，指出一處異文，默認《四庫》本之“中嚴”，一處未改，這已經是非常好的成績。其中有些錯誤，在光緒本已經改正，點校者面對這種情况，必須查考其史源，方能判斷究竟哪個版本正確。但有些錯誤光緒本也未改正，則係點校者直接對勘原書改正的，這真如同大海撈針，遺漏若干亦在所難免。點校者之盡心，當已勝過原編纂者和刻印者。張濤先生指出，有些錯誤，在味經窩初刻本的校語中已經指出了，而乾隆本和《四庫》本却均未能改正，竟然是因爲改正會導致版面重排，帶來繁難。
有上述這些優點，可以説，用此點校本，反而比使用《四庫》本更可靠，因而，此書的出版，必將在許多方面推動學術研究。其中大致有三個方面：作爲一個禮學、禮制資料庫的文獻價值，對清代學術史研究的推動作用，對秦蕙田等編纂者本人的研究。
首先，作爲一部資料集，《五禮通考》的作用，非常類似於《通典》《文獻通考》等書。點校者在“整理前言”中盛贊秦蕙田編纂《五禮通考》之功，認爲他就是朱子曾期待修禮書的“大大底人”。《五禮通考》甫一問世，即受到廣泛關注，以後曾國藩、梁啓超、章太炎諸先生都極爲推崇，首先是因爲此書爲相關學者提供了極爲方便查找的資料庫。在這一方面，我們無論怎樣推崇《五禮通考》的意義都不爲過。到了今天，雖然已經過去了二百多年，讀者仍然可以從中很方便地找到禮學、禮制的大量資料，這不僅是因爲編纂者盡可能全面地搜集資料，而且取决於其編纂方式。較之其他同類資料集，《五禮通考》的基本特點是經、史互補，即不僅列出了最重要的經學資料，而且在每個禮學條目之後，羅列了歷代的相關史料。這種編排方式，一方面反映出經史一體的思想特色，另一方面，經、史之間的張力與差異也一覽無餘。
資料集不應該是流水帳般的資料收集，而要依賴編纂者的卓識，忠實地反映出資料本身的特點和基本問題。對於史料的採擇與分類，秦蕙田等人也獨具匠心，特别是將“學禮”“觀象授時”“體國經野”“設官分職”等内容列於“嘉禮”部分，雖不免爲《四庫》館臣譏爲“炫博”，却也反映了編纂者對於禮學制度分類的獨特理解方式。其“學禮”之部，當取自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觀象授時”之部，不僅將對禮學影響深遠的推步之學納入其中，且非常詳細地將明清傳教士帶來的西方天文學成果納入其中，至於“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之部，本來就是《周禮》的應有之義，將其納入“嘉禮”，自比納入其他部分更恰當。源於《三禮》的禮學，是爲傳統中國制度進行分類的一個基本架構，如何爲各種禮制分類和排列，本就體現了研究者對禮的理解，《儀禮經傳通解》《讀禮通考》《禮書綱目》《五禮通考》，以及後來的《禮書通故》等禮學大書，對禮的分類都有獨特的理解，各自構成一個禮學體系，都是值得今人認真研究的。
集中完成于康乾之際的《讀禮通考》《五禮通考》和《禮書綱目》，均以朱子禮學爲標準，但實際的禮學架構并不相同，除去其各自的資料價值之外，也都具有其值得研究的自身價值。這三部禮學大書，共同構成了從清前期由明遺民開創的學術思潮發展到乾嘉盛期的經學繁榮的學術過渡。《讀禮通考》的實際捉刀者萬斯同受業于黄梨洲，其署名者徐乾學是顧亭林的外甥，二人是直承黄、顧兩先生的下一代學者，在總結、思考朱子學之時，推進經學問題的研究。其時清廷的官學也以朱子學爲中心，康雍二朝修撰了不少尊朱的經學著作，方苞即深深地參與其事。而在《五禮通考》的編纂中，方氏後人方觀承參與甚多，且其喪禮之部以方苞的《儀禮喪服或問》爲附録，更體現了這一學術取向。秦蕙田非常自覺地按照自己對朱子禮學的理解來編纂《五禮通考》。[②]他認爲，《讀禮通考》之“規模體例，具得朱子本義”，他自己編纂《五禮通考》，則“一依徐氏之本，并取向所考定者，分類排輯，補所未及”，即以《讀禮通考》的體例，來編纂吉、嘉、賓、軍四禮，在凶禮部分，對於《讀禮通考》已經編纂的喪禮部分，僅編入《儀禮》中的喪禮四篇及相關討論，而略于史事，而另有“荒禮”“札禮”“烖禮”“禬禮”“恤禮”“唁禮”“問疾禮”等部。
與秦蕙田同時期的江永更是服膺朱子學，曾作《近思録集注》。他在編纂《禮書綱目》時，同樣以續成朱子之業爲志，但與兩部《通考》的體例安排非常不同，而是按照《儀禮經傳通解》的禮學架構，以《儀禮》爲基本綱目，再以五禮分類，而形成嘉禮、賓禮、凶禮、吉禮、軍禮的次序，其後又有通禮、曲禮、樂三部，而被《五禮通考》納入嘉禮部分的曆法、官制等内容，則被江永納入通禮之中。顯然，這種對朱子的繼承方式與兩部《通考》并不相同。可見，在這一時期總體上的尊朱風潮下，其實湧動着相當不同的思考方式。因而，到了江永、秦蕙田下一代的學者，就終於打破了尊朱風尚，開創了乾嘉學術的新局面。
戴震出自江永門下，又曾參與到《五禮通考》的編纂當中。江永殁於乾隆二十七年（1762），秦蕙田殁於乾隆二十九年（1764），按照錢穆先生的考證，其時戴震批評朱子的思想，已經基本形成。[③]除戴震外，參與《五禮通考》編纂的，還有錢大昕、褚寅亮、盧文弨、盧見曾、王鳴盛、顧棟高等人，均將成爲乾嘉學術中極爲活躍的學者，他們出現在《五禮通考》的編纂隊伍中，也表明了《五禮通考》的過渡性質。從尊朱的清代前期學術到標舉漢學旗幟的乾嘉學術，究竟是如何轉變的，江永和秦蕙田都是值得研究的關鍵性人物，而《五禮通考》更是見證了兩種學術範式的轉换，對其禮學架構與案語中體現的學術思想的研究，將是回答這一問題的重要綫索。
要研究秦蕙田自己的學術，最重要的當然是《五禮通考》的禮學架構和大量的“蕙田案”。如果此書確爲秦蕙田所主持修撰，且“蕙田案”皆出自其本人之手，則這都將是研究秦蕙田禮學思想的第一手資料。不過，我們不得不提一下《五禮通考》的著作權問題，這是清代學術史上的一樁著名公案。梁啓超先生曾經提出：“徐乾學的《讀禮通考》，全部由季野捉刀，秦蕙田的《五禮通考》，恐怕多半也是偷季野的。”[④]這一説法其來有自，秦蕙田之後不久，即已有人懷疑《五禮通考》有剽竊之嫌。對《五禮通考》著作權的懷疑二百多年來不時浮現，究無實據。所幸治學嚴謹的張濤先生親自到浙江圖書館找到了題名徐乾學的鈔本《五禮備考》殘篇，詳細比對了《五禮通考》與《五禮備考》的相關内容。從其行文可以看出，張濤先生爲了盡可能做到不冤枉秦蕙田，努力在最大限度上將一些相同的内容當作巧合。由於兩部書研究主題相同，而且都是明確按照《讀禮通考》的體例做的經史資料集，其間出現内容重合的概率本就非常大，一般性的重合并不能成爲判定秦蕙田剿襲的鐵證。比如二書均按照《通典》體例以吉、嘉、賓、軍、凶之次序排列五禮，這不能證明秦蕙田爲剿襲;二書對凶禮各部的次序排列也完全相同，仍不能證明秦蕙田爲剿襲;二書均於“軍禮”之部首列軍制，雖於歷代禮書中極爲罕見，但這還是有英雄所見略同的可能，而不能判定秦蕙田爲剿襲;二書資料編排方面有極其相似的結構框架，雖然令人生疑，但仍然不是秦蕙田剿襲的鐵證;然而，二書即使在非常個人性的案語上，仍然有雷同的地方，《五禮備考》中的很多案語原文，竟然堂而皇之地出現在《五禮通考》中，而且赫然冠以“蕙田案”三個大字！這樣的情况恐怕再也不能以巧合之説來解釋了！張濤先生給以同情式的理解，得出非常公允的結論：
秦蕙田等人確曾獲得若干徐乾學五禮遺稿，并受其影響，甚至干没其部分成果，現存的《五禮備考》殘稿可爲明證。儘管與《五禮備考》相比，《五禮通考》已有很大不同，其著作權仍應歸秦蕙田所有，但對《五禮通考》而言，《五禮備考》是内容、結構與主旨最爲相近的前人成果，遠非其他著作可比。秦蕙田隱瞞了曾經取得閲讀徐乾學等人稿件并容納吸收其成果的事實，不無掠美之嫌，遂導致著作權公案的發生。[⑤]
我們指出這個事實，并不是否定秦蕙田等人的成就。客觀地説，《五禮通考》的編纂者只是參考了《五禮備考》，用到了後者的部分成果，而其絶大部分内容仍然應該是來自他們自己。秦蕙田的行爲并不比現代的許多剿襲者惡劣，而徐乾學對萬斯同成果的干没，恐怕也要比秦蕙田惡劣得多。但我們今天仍然要正視這件事，除了還原萬斯同、徐乾學、秦蕙田之間複雜的學術糾葛之外，還應更真實地研究從萬斯同到秦蕙田之間的學術轉變過程，從而使我們能更清楚地看到從清初到乾嘉之間禮學研究的演進，以及秦蕙田在這個過程中究竟應該處在什麽位置，我們在研究《五禮通考》中的禮學思想時，究竟應該在多大程度上把它當作秦蕙田的著作。
今日《五禮通考》整理本面世，兩位點校者宅心仁厚，在盛贊秦蕙田著作之功的時候，爲賢者諱，而不願指出這一點，用心亦可謂良苦。但這未免會埋没萬斯同、徐乾學之功。我們現在受惠於前賢、使用《五禮通考》中的資料、與大量案語中的學術思想對話之時，除了對秦蕙田等編纂者、方向東和王鍔等整理者心存感念之外，還不應該忘記萬斯同和徐乾學的篳路藍縷之功，如此方能更全面地對待這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
註釋：
[①] 張濤:《〈五禮通考〉史源舉要》，《中國文化研究》2011年秋季卷。
[②] 參考曹建墩《論朱子禮學對〈五禮通考〉的影響》，《江海學刊》，2014 年第 5 期。
[③]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第 322 — 323 頁。
[④] 梁啓超著，夏曉虹、陸胤校:《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年，第 112 頁。
[⑤] 張濤:《〈五禮通考〉著作權公案初審》，《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 5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