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名」如何诞生？——读《日本人的姓与名》

在现代人眼中，后藤象二郎与西乡隆盛两个名字并没有什么区别，然而这两个名字却来自不同的概念。后藤象二郎是由“苗字”+“旧通称”组成的，而西乡隆盛则是由“苗字”+“实名”（名乘）组成的，“旧通称”与“实名”在明治五年统一为了今天“氏名”中的“名”。上面提到的这些概念也许令许多人感到混乱，而《日本人的姓与名》一书正是厘清这些混乱概念的必备参考书，本书以江户时代的人名常识为起点，对“氏名”这一现代人名形式及其衍生的观念常识，以及明治初年诞生、成形的全过程进行了追根溯源。

一 江户时代的人名常识是什么？公家、武家及一般社会的人名常识各不相同，甚至南辕北辙。作者以江户时代文政十二年《国字分名集》为例，梳理江户时代的人名构成。其中出现的人名通常由两部分构成：一族共享的苗字和“人名”，很像现代“氏+名”的样式。其中“人名”在江户时代除有“名”这一说法外，还有“通称”（与现代日语中的意思不同）之称。通称可大致分成三类：正式官名，如“大和守” ；仿官名，如“主膳” ；一般通称，如“平八郎”“新右卫门”等。因此，江户时代人名复杂的组成也让现代研究者和读者们屡屡在现代的“常识”与历史情境的碰撞中出现误读、误解的情况。正如译者老师在译后记中指出的一个例子，许多研究者以林凤冈“受封林大学头”一事作为近世儒学官学化的标志，但律令官制中的“大学头”此时已经成为一个人名符号而非实职，武家官位也不定员，“大学头”不一定与大学寮有关系。文学作品中常出场的风云人物“柳生但马守”之“但马守”一职也没有定员，可能同时期存在多个但马守。因此，许多现代人看来理所应当的“常识”在当时并不适用，这也要求想要更准确了解那个时代的人们需要对彼时人名的构成进行重新的认识，这也正是笔者对此书感兴趣的原因——笔者也在现代的“常识”下误解过许多问题。 江户时代，许多下级武士出身的日本人名字中带有“兵卫”和“卫门”，乍一看会联想到正式的官称，但这其实是另一个概念“仿官名”。在江户时代，未经“敕许”不得使用的特别人名是正式官名。一般通称是指原则上只要不违背一定习惯与规则便能自由使用的普通人名，而在正式官名与一般通称之间的地带还有一种仿官名，它既不像正式官名那样需要得到“敕许”，也不如一般通称那般可以随意取用。战国时期，“官名僭称”蔚然成风，某某“左卫门佐”、某某“伊贺守”遍地开花。江户中期，正式官名的取名流程越来越正规，但仿官名的使用数量也逐渐增加了。仿官名有国名和百官名之分，如深尾近江、十时摄津等人名，属于国名；而浅野图书、三枝主膳之类，属于京百官名。其中存在取名的规则，譬如不能随意取“小杉内膳正”这样的正式官名为名，改成“小杉内膳”就能避免僭越。国名和百官名一般是出于个人喜好或是家族传统择而用之，很少有人会去思考其“原义”到底为何物。这些仿官名主要是上级武士特有的人名选择项，被视为仅次于正式官名的高格式人名。其实是有些人没有资格可以取正式官名为名，但又需要通过这些人名来让别人知道自己地位显赫。不过即使是家老一级的人物，也有使用一般通称的例子，所以也不能绝对只通过人名来判断，觉得使用国名、百官名的一定就比用一般通称的身份要高。但大部分情况下，某兵卫与某近江之间身份的高下一目了然，这也是使用国名、百官名来区别身份最直接的目的。因此与力、同心这样的下级武士以及庶民都会竭力避免使用国名、百官名这些与自己身份不符的人名。另外，仿官名还有“同人二创”东百官名。东百官名有左膳、数马、一学等，是模仿京百官语感的产物。它只是似百官名般的人名，应为官名僭称的衍生物。也正因为仅是语感的模仿，所以东百官中的这些词语自诞生起就没有任何意义，历史上它们与京百官混杂，一同为人们所用。厘清这些江户时代“人名”的常识，有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江户时代到明治初期日本人姓名的变迁。

二 「“姓名”非人名」。也许这个标题会让很多人难以想象。作者从“名乘”和“姓名”概念展开，来解释这个标题。江户时代的“名乘”却并不具备人名的功能。如柳生但马守宗矩，“宗矩”是其名乘，而“柳生但马守”才是其人名。名乘一般使用于书面，而不会用于自称，其设计也是相当复杂的。“姓名”和现代的概念不同，“本姓”（如源平藤橘等）被写于名乘之上，二者构成“姓名”，如人名“松平大隅守”，名乘“齐兴”，本姓“源”，那么其姓名为“源齐兴”。而“姓名”也仅仅只是制度上需要其存在，亦无法作为人名使用。作者还指出了“明治维新前百姓没有苗字”这一说法的错误，事实是，对于江户时代的百姓而言，与打出生起就接受“氏名”常识的现代人不同，他们从来就没有意识到“苗字+通称”的形式是人名必然的形态。在江户时代，只以通称为名绰绰有余。就如紧跟着“院号”的“戒名”一般，苗字也仅是点缀，并非必要元素。江户时代与近代以降的时代，在对苗字的认识及用途上有着巨大的文化断裂。概而言之，这一变化过程伴随着历史变迁，人们逐渐避讳直呼他人的实名（名乘），改而以“相模守”（官名）、“源太郎”（通称）代之，继而逐渐形成风潮。最终，官名或通称配上苗字，如“日野中纳言”、“土岐十郎”，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人名。而原本作为人名使用的“姓名”，却在沧桑变化中丧失了其实用性。到江户时代，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以“人名”为名的基本常识。因而，“人名”（苗字+通称）在江户时代发挥着实际人名的作用，而“姓名”非人名也。 除了武家社会和庶民社会外，京都的公家社会也有着一套自己的规则。京都朝廷中许多人由于已正式叙官，便以官名作为世间的一般“人名”使用。例如一条左大臣、久我大纳言、森岛因幡介、池田左马大允等。它们在用途上和武家或一般社会中的井上越中守、伊东主膳等“人名”一样，都被拿来做人名使用，不过公家社会还会在这些官名（或是通称）之上加上称号。日常生活中互相称呼时，也会念到称号，但是它并不被视为人名的一部分，这也是朝廷常识（人名观念）与一般常识截然不同的重要之处。由于本姓与表示氏姓社会地位的“八色之姓”（真人、朝臣等）的“姓”汉字相同，容易混淆，江户时代的人们往往用“尸”（也读作カバネ）来表记。如“从五位下藤原朝臣房前”（位阶+姓+尸+名），还有“右大臣正二位橘宿祢诸兄”（官名+位+姓+尸+名）等。但由于江户时代的“人名”与“姓名”用途各异，这种长长的“全名”并不会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公家社会的人名组合大为繁琐，例如身为中将，但实际是令外官藏人所的长官藏人头，此时要以官名做名便会进行组合，称为“头左中”或“头中将”。再如，擢升至三位并同时兼任中将的话，也会称为“三位中将”。江户时代，权大纳言、权中纳言，以及左右近卫的权中将、权少将等官职不任正官已是定例，而做人名来使用时则必定省略“权”字。可举之例如“阿野大纳言”“飞鸟并右中将”等。还有以官名的唐名为名的，如参议为名时一般以其唐名“宰相”作称。高位的官名拥有者即使辞官后仍然能以诸如“前中纳言”“前右大臣”这样的“人名”做名，此即所谓“前官”。不仅如此，江户时代公家社会中的称号实际上已经变成家号，发挥着与苗字几乎一样的作用。朝廷中人在对外自称时，就以“称号+官名”做人名。因为公家常常会有两三代人同时叙位任官的情况，还能看见相同称号者。虽然称号相同，他们各自却会随着转任、迁官、推举等官位变化来变更人名。公家社会还有着习惯截然相反的“实名文化”敬称：最正规的称“名”（实名）形式会按照官位高低加上敬称以做区别，如“家厚公”“公纯卿”等。此类敬称分为“公”“卿”“朝臣”三等。“公”只有三公（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和内大臣才可以使用（包括前官）；“卿”适用于三公以外的公卿，如参议及三位以上者；“朝臣”则是除参议之外，所有四位者可用的敬称。五位以下者，就算出自堂上家也不使用敬称。比起武家社会的习惯，公家社会的这些习惯更令人目不暇接。

三 今天的日本人一生往往都只有一个氏名，但在江户时代，一个人一生中可能有多个名字，例如有的人一般会先后使用幼名、成人名、当主名、隐居名四种名字，这也是迥异于现代“常识”的。江户时代的普通人名多会带“小尾巴”这样的必要符号，其功能是判断是否为人名，如某右卫门，某兵卫等。“小尾巴”的第一个字被称为“名头”，如半右卫门的“半”。“名头”的使用多有据可循，如父亲叫勘兵卫，其子也多会叫勘次郎，而“勘”后的内容则由本人或父母喜好而定。“郎”字也是人名符号，表示出生顺序。但“四郎”和“又五郎”并不一定代表排行第四或第五，而仅仅是可选择的一个人名符号而已。又如“甚三郎”、“金四郎”这样的人名与出生顺序开始脱钩，是从父祖辈那里沿袭的名号，这也是江户时代普罗大众的“常识”。 到了明治初年，以朝廷势力为顶点的新政府亮相登场，曾经只是少数派所信奉的朝廷常识一跃而上，占据了优势地位。为实现王政复古的梦想，朝廷势力基于自己的观念重新改造社会。于是，在以“官名”名实一致为目标的官制改革，以及“姓名人名化”政策的双重合力下，原本的人名形式摇摇欲坠。不仅官名无法再做通称使用，竟还出现了实名做通称使用的情况。少数派的朝廷常识，面对与之相异且大多数人习以为常的武家及一般社会常识步步紧逼。这种对立、矛盾的不同认知与观念的交锋，造成了一系列混乱。 首先是新旧两套官制体系并存，造成了明治初期官等与官位秩序的冲突。无官无位的征士们“闯入”了官位秩序构筑的世界，而他们虽然身居高位，人名却还是一般通称或仿官名，导致“以名示人”的失效。为了修正这种混乱，新政府试图以对征士叙位、以位阶为名的方式进行修正，而这又出现了有位者（新受位者）与辞位者（不愿意接受与旧藩主相同品级）混同的又一混乱局面。明治新政府又采取五等官以下停用官位的办法来修正人名，但由于受江户时代人名标识这一常识束缚，根本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 在公家社会的常识中，“姓名”才是人名，这与武家社会及一般社会的常识恰恰相反。为掌握各藩诸侯们的“姓名”，新政府要求他们按“氏（苗字）、通称、姓、实名”的格式填写，这也是新政府把“姓名”作为人名的首次尝试。很快，第一轮冲击到来了。通过“百官废止”与“职员令以及位阶“上、下”之分的废除调整，整合了之前毫无关联的官名与职名，成为了一套新的官名体系。但江户时代以来的“苗字+官名”的人名惯例依然存在，只不过换成了新官名。前面提到过的“国名”与“仿官名”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不少人却开始以实名（即名乘）作为通称，因为名乘原非庶民必须，因此此时名乘反而成为了划清界限的工具。需要注意的是，此时虽然出现了实名系的通称，但是二者概念并没有统一，实名系通称更准确来说是实名演化而来的新通称。对于明治初年的职员们来说，“苗字+官名”的惯例会导致出现同名同姓的情况，例如苗字吉原的两个人都是大参事。江户时代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人们的办法是调整成另一个同级别的官名，因为都只是名誉头衔而已。但此时官、职一体，这样自然无法奏效，只能在苗字前加上“东西南北”来区分。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非役有位者们的身上，明治新政府干脆废除所有旧官人、原中大夫的位阶，强令其以实名为通称。 紧随其后的是第二波冲击。明治新政府开始禁止以“旧官名”为通称，因此许多地方原名“右卫门”的改为发音相近的“与问”，但也有不少地方并未把治下这些含官名文字的通称要求改名。以国名与百官名为名的神职人员不少也都改了同音异字通称，如“因幡”与“稻叶”。前面反复提到过，公家社会与武家及一般社会的人名常识是南辕北辙的，因而许多长期接受武家及一般社会常识的人仍然没有把公家社会常识中作为人名的“姓名”作为个人之名，由此导致的混乱局面真是一言难尽，令当时的日本人头疼不已，即便是今天的读者看到这段历史时也很容易绕晕。不过所幸明治政府最终提出了解决之策，使用新的人名表记形式“苗字+实名”，世人也终于意识到此时官名不再是人名中的通称，而是人名前的头衔。但此时“苗字+实名”仍不是今天的“氏名”，通称与实名的同化是伴随着用途的趋同而趋同的。明治五年，通称与实名合二为一，一个新概念“名”就此诞生，后藤象二郎（旧通称而来之“名”）与西乡隆盛（旧实名而来之“名”）终于并肩而列。“名”出现后，人名用来彰显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作用才最终消失。随着明治十一年“苗字”与“苗氏”统一为“氏”，“氏名”才最终形成。 明治初年“苗字公称自由化”标志着旧幕府时代“苗字御免”特权的终结，但直到明治八年，对于平民苗字的使用处于放任状态，许多平民按照惯例还是无所谓使用苗字，因为江户时代的苗字并非构成他们人名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随着明治日本推进户籍编制工作，“苗字问题”也随之被关注，但对于明治日本而言，“氏名”仅仅是管理国民的道具，并不会去关注苗字背后的血缘纽带与取用关系。在兵役管理的需求下，山县有朋建议全国强制推行苗字，于是有了“苗字强制令”的出台。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许多来路不明的自行设计的苗字，也有工商业者以屋号删去“屋”字改为苗字。 江户时代，人名的变更再常见不过，人名蕴含的价值也是改名的重要因素。如“松屋作兵卫”转让店铺给他人，新店主就会将自己的人名改为“松屋作兵卫”并继续营业，因为其名代表着商业信誉，这也是人名与职业、权利一体共生的“世袭家名化”表现，在武士、商人、农民阶层中都有体现。“一人两名”的情况也是存在着的，例如一个江户时代的人既有商人身份之名“文藏”，又以“崎山仁兵卫”之名在纪州藩担任杂役，这也说明了江户时代有人可以同时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身份，横跨不同的人际关系网络。而其也不必从多个“人名”中挑选一个作为本名，无论哪个人名都是此人本名，这是一人同时期拥有多个本名的形态。当然，如果没有得到统治者的许可，形式上就要分为两个不同的人。就算得到首肯，也要在使用上分出主次。明治初年，当社会转型为由国家对国民进行管理时，“一人两名”就遭到了整顿与取缔。而江户时代轻而易举的改名，在明治初年已经困难重重，通过从禁止改名到限制改名的制度，明治政府确立起一套改名规范。在战后的日本，依据户籍法，改名也需要“正当理由”，并且经过家庭裁判所裁决后，才能生效。以明治五年限制改名诸策的出台为起点，日本人的人名最终固定了下来：“氏名”，且原则上无法改变，终生使用一名。 作者最后写道：“人名及其衍生的认知、观念、常识，今后到底会出于何种原因，经过多少时间，变成怎样的模样，谁都没有答案。一部人名史，看尽社会变迁。这样的道理亘古不变。”通过江户时代到近现代人名及其衍生的认知、观念、常识，我们能够一览日本社会文化的变迁。原先江户时代用于彰显社会身份与地位的名，在今天则是“名不示人”，不代表这个人的社会身份与地位。不仅仅是日本史的入门与学习，本书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了解其他国别的社会文化也具有参考价值。突破现代人的“常识”，把握具体的历史情境，我们才会在史学的学习与研究中有所收获，而不会轻易陷入一个个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