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之乱：一个传教士眼中的庚子事变和使馆之围

作者：金满楼

1900年以来，关于庚子年事件的各类记载、回忆录、研究专著可谓汗牛充栋。此前，英国记者普特南.威尔的《庚子使馆被围记》曾被视为其中的最好版本，不过就整个事件的记述完整性和内容丰富性而言，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的《清帝国之乱：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之役》可能更胜一筹。[①]

明恩溥原名阿瑟.亨德森.史密斯，1845年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维郎城，1872年来华传教。庚子年时，明恩溥避难于京城使馆区，亲身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事件。[②] 事后，明恩溥著有两卷本的《China in Convulsion》（即本书），现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全新翻译出版。[③]

一、排外情绪和义和团的起源

1877年后，明恩溥赴鲁西北赈灾传教，一呆就是二十余年，因而对中国国情尤其华北农村的情况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传教事业之所以进展不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正统儒学对基督教义十分排斥，尤其当时国内的知识阶层，大多认为上帝学说荒诞可笑，不值一哂。因此，西方传教士竭力将基督教引入并试图主导中国的做法，就像把伊斯兰教引入欧洲并用以取代基督教一样令人反感而愤怒。[④]

其次，基督教教义和中国固有的习俗存在较大冲突，如禁止中国教民祭拜祖先、清明扫墓等，往往被族人被视为令人可憎而不可饶恕的错误；而教民做礼拜等活动也会引发了村民的强烈排斥与对立，由此造成群体的撕裂和归属感冲突。[⑤]

其三，为了尽快发展教民，一些传教士急功近利，导致入会的教民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其中，有很多教民是因为太过穷困、为了得到救济而加入，而有些根本就是因为作奸犯科、为了寻求庇护而加入教会。此外，传教士频繁干涉地方事务，由此引发了更大的恶感。[⑥]

此外，还有一些历史或社会方面的原因，如英法的侵略和洋人的种族特征，也为各种谣言提供了天然的土壤。如当时教会设立的育婴堂原本具有慈善性质，但因为收容的婴儿很多是被抛弃的甚至垂垂待毙的，由此造成的过高的死亡率却往往被归罪于教会，甚至产生洋人偷盗婴儿、挖眼挖心用于做药甚至炼银的各种谣言。[⑦]

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明恩溥虽然在书中揭发了其中的一些骗术，但对其真正的起源仍不甚了了。很大程度上说，庚子年的骚乱是因为旱灾引起，就像英国公使窦纳乐说的：“天降大雨比中国和外国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有利于平复人们躁动的心。”庚子年前，华北连续发生旱情，1899年冬至1900年春甚至一滴雨也没有下过。在土地干裂、无法播种的情况下，农民无所事事而又焦虑万分，由此引发骚乱也就可想而知了。[⑧]

本质上说，义和团运动其实就是一场大规模的民众骚乱。在使馆被围困前，美国传教士集体给总统麦金莱发电报，其中就认为清廷政府已经瘫痪，这一判断大体是准确的。事后，清廷也向公使团承认，这场大规模的骚乱已经难以平息而只能任其发展。[⑨]

二、名为围攻、实为保护的奇怪战争

1900年6月22日起，使馆区开始被清军围困围攻。在此期间，明恩溥以日记的形式保存了很多第一手的珍贵资料，同时也在无意中揭示了很多耐人寻味的细节。

在这些记述中，清军对使馆区的攻击无疑是最多的，不过真实情况和人们想象的有较大差距。在明恩溥的笔下，使馆区虽然随时听到猛烈的枪炮声甚至见到呼啸的子弹，但子弹只在头顶上飞舞，女士们自始至终都兴高采烈，忙忙碌碌，好像没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清军有两门大炮向使馆区发射炮弹，但炮弹都是在头顶呼啸而过，基本落在了外城。[⑩]

明恩溥不止一次提到，清军完全可以在一夜之间，甚至只要几个小时就可以摧毁使馆区的防御，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围困结束后，他们也发现了更多的大炮，但这些大炮从来就没有用过。有人说，清军空放枪炮、向天轰击是因为洋人有天上的神仙保护。但很显然，保护使馆区绝对不会是什么老天爷。[11]

从明恩溥的记载看，使馆区人员的伤亡主要来自于流弹，还有就是故意向清军挑衅所引发。[12] 据统计，大约有数千名清军参与围困使馆区并发射了150万至200万颗子弹，但除了防御工事上有人伤亡外，英国公使馆内只有三四人被流弹所伤。在此期间，公使馆大院内到处是蹦蹦跳跳的孩子而没有一个受到伤害，有一位比利时工程师的妻子腿部中弹，她也是围困期间唯一受伤的洋女士。[13]

对于这种围而不攻、攻而不打的奇特现象，普特南.威尔也记述称：清军发射的子弹在空中乱飞，但并不打人，有时候甚至用的是砖石；即便放炮，也基本是高放、空放。如此攻击，只能用儿戏来形容。普特南.威尔也确信，清军认真攻打的话，只需十分钟就可以攻下整个使馆区，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14]

7月中旬后，被围困的人终于认识到，清军的攻击与其说是进攻，倒不如说是为了防止洋人冲出去（同时也是为了防止拳民冲进去）。期间，清廷再三要求使馆人员离开京城，似乎也有甩包袱的用意。但是，各国公使非常清楚这场骚乱的严重性，他们宁可待在子弹横飞的使馆区等待救援，也不愿选择贸然前往天津。[15]

三、围困期间的生活状况

在被围困的非常时期，使馆区在物质供应方面也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从一开始，使馆区人员就开始不分中外的征用周围商店的物质。如果店主在，他们只需打个收条；如果店主不在，他们就将店里的“废弃物品”直接搬走。让人感到惊奇的是，他们在周边店里找到了好几吨大米和可以磨八千蒲式耳（约218吨）的小麦，至于其他如黄豆、绿豆、黑豆、豌豆、玉米等也是应有尽有。有个粮店还有11套磨面的石磨，店主甚至连15匹骡子也没有带走，各种磨面工具一应俱全，就连马和骡子吃的麦秸、豆秸都不缺。在被围困的两个月里，使馆区在这里连续磨了七个星期的面粉。这种运气，真是好到不太像是巧合。至于饮用水，也完全不成问题。使馆区内有八口水井，即便时不时发生火灾，也从未缺过水。此外，燃料也很充裕，这里储存了成百上千磅的煤炭，而周边毁坏的建筑有大量的木材可供生火。[16]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位于使馆区外的北京饭店，它虽然距离清军工事只有几十米，但围困期间也一直在不停的碾磨粮食，而且从未被破坏。北京饭店经理沙孟手下有一批中国雇员，他们每天三次为几百米外的使馆区客人做饭送饭，即使在流弹如雨的紧张时期也从未耽搁。明恩溥记载说，当有人问他们这样做是不是很不安全时，后者的回答是：“让那些外国人能不能吃上饭非常重要。”[17]

围困期间，使馆区内正常的肉食供应似乎比较缺乏。据明恩溥记载，期间只杀了一头牛，但他未说明从何处得来。虽然没有牛肉、猪肉供应，不过使馆区可以杀马或骡子当成牛肉吃。[18]在各国公使的交涉下，总理衙门后来答应送来四车西瓜和四车蔬菜。经统计，送来的礼物计有西瓜150个、南瓜100个、黄瓜100根，面粉1000斤，鸡蛋500个，冰24块。其中，还有一份是专门给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虽然有妇女团体反对清廷这种“包藏祸心的馈赠”，但使馆方面还是勉为其难的接受了。[19]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使馆区临时设立的医院供应不错，无论是药品、纱布还是病床、床上用品等，或者提供给病人的食品如小马汤、炖骡肉等都很充裕，几乎什么都不缺。围困期间，使馆区甚至还可以买到枪支弹药。对于这点，普特南.威尔也记载说，清军留给了使馆区半吨铜火药帽，他们也会间或交换火药或鸡蛋之类。[20]

四、使馆区的防御、避难与解围

关于使馆区的防御工事，最让明恩溥印象深刻的是，当制作沙袋的布料不够时，从周围商店和宅邸里拿来的众多精美丝绸就派上了用场，而后者的价值可能达到每码5-12美元。用丝绸做沙袋的效果并不好，一下雨就会破裂漏沙，但因为是非常时期，就连肃王府的精美帘子也都拿去做了沙袋。[21]

当然，在使馆区避难的人们并非同等待遇，而是中外有别。在围困尚未开始时，从华北各地跟随传教士来到北京的中国教民们最初安置在美以美会，后来因为形势紧张而转移到了使馆区，被安置在邻近的肃王府（主人已逃走）。据记载，使馆当局最开始并不打算保护这些人，但在传教士的坚持下才不得不顺应舆情。[22]

虽然也被归入了被围困人员，但中国教民的待遇显然不能和洋人相提并论。如明恩傅就记载说，使馆区有天杀了两匹小马，但发现里面有丝状寄生虫，于是就给了肃王府的中国教民，毕竟后者不在乎这种小事。之后，又另外宰杀了一匹小马给使馆的洋人。还有一次，两匹小马感染了肺结核而被不挑剔的中国人拿走了，洋人们另外杀了一匹马和骡子。总而言之，有病的牲畜基本都给了中国人。

就算是这样，肃王府的中国教民还是长期喝粥度日，总是半饥半饱。[23] 为了加强管理，使馆区当局对这些人做了登记，凡是具有劳动能力的，就必须参与防御工事的修建等事务，然后才发给当天有效的饭票，这样他们一家人的吃饭才有保障。如果有自以为有文化而死活不肯做苦力的中国教民，经反复警告无效后，就将他反剪双手绑在柱子上惩罚，由此改变他的观念。[24] 对这些中国教民的苦况和做工情况，普特南.威尔也有很多记述可以印证。他还特别提到，有些教民的孩子就在围困期间不幸饿死了。[25]

被围困围攻的日子总是令人煎熬的，不过好在两个月后终于结束了。8月14日，使馆区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援军。让远道而来的解救者感到失望的是，他们冲进去后，却发现使馆区仍像平时一样，人们到处走动，尤其女士们穿着十分考究，这让那些援军官兵立刻失去了笑容，不再那么高兴热情了。在看到这些人并没有遭受饥饿的折磨，甚至比自己还要体面时，他们的失望表情就更为明显。或许，在解救者的心目中，这些被围困的人见到他们应该放声嚎啕大哭，而不应该是面带微笑的热烈欢呼。正如一位聪明的年轻女性说的：“他们似乎以为应该看到我们奄奄一息的躺在地上才对劲。”[26]

五、耻于提及的侵略者暴行

使馆区的解围，也是八国联军烧杀掳掠的开始。出于个人原因，明恩溥没有记载太多发生在京城里的各种暴行，而只是简单记述了八国联军对一些建筑的破坏和紫禁城里的各种偷窃和抢劫。[27]不过，明恩溥特别记载了通州所发生的灾难：

在通州被攻下后，城内被洗劫一空，几乎所有的商业场所都被摧毁了。一名记者来到通州，试图找一所没有被抢劫的房子过夜，并希望能弄到一床棉被。后来，他确实找到了这样一所房子，里面有三床被子，但他掀开一看，每床被子下面都有一个死去的中国女人，而且很显然她们是先被强奸，而后又被开膛破肚。为了掩盖罪行，才用被子覆盖了一下。后来，日军或印度兵制造了一场大爆炸，通州城足足被炸毁了四分之一。[28]

此外，明恩溥还提到所谓“顺民旗”现象。在联军占领京城并划分各自防区后，很多居民不得不在自家大门贴上各国的“顺民旗”，以求洋兵保护。不过，他们期待的“保护”从来都没有真正到来。进入北京后，八国联军曾公开准许士兵抢劫三天，但事实上，直到侵略军撤离之日，抢劫行动也没有停止。当时，洋兵通常以捕拿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在各街巷挨户踹门而入，卧房密室，无处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凡银钱钟表细软值钱之物，劫掳一空，谓之扰城。稍有拦阻，即被戕害。……此往彼来，一日数十起。”

因此，关于“顺民旗”这一点，除了说明八国联军的杀戮抢劫太过残酷之外，恐怕也没有其他解释了。明恩溥也曾感慨地说：八国联军对中国人随意开枪，恣意劫掠，给中国人带来多大的灾难，将永远是谜。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期间的所见所闻，令人心情沉重，难以承受。很多难以名状的惨剧不忍触碰叙及，而这样的苦难还要持续几个月。[29]

明恩溥在书中承认，八国联军非但没有展示西方社会的文明，反而展示了列强最恶劣的一面，并让中国人深信，洋人就是强盗。[30] 对于这场运动，同样被围困在使馆区的萨拉.康格，这位美国驻华公使的夫人在事后说了句公道话：“外国人在中国总是那么的凶狠和苛刻，尽管这里并不是他们的国家。他们对待中国人就像对待没有任何权利的狗一样，难怪中国人会吼叫甚至有时会咬人。”[31]

明恩溥还认为：中国人天生厌恶战争，是天生的和平主义者，他们战斗只是为了保持自己的传统和固有生活不被干扰，对那些试图改变自己并具有威胁的人，他们从内心来说是十分厌烦的。[32]最重要的是，明恩溥以自己亲身的经历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庚子年清军对使馆的行动，与其说是围攻，倒不如说是一种保护。

图书信息：

（美）明恩溥著，郭大松、刘本森译：《清帝国之乱：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之役》，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

[①]关于庚子年事件的类似题材还有很多，但凡亲历者几乎都会留下些东西。如（美）丁韪良：《北京被围目击记》（The siege in Peking ）、（法）F.劳尔：《北京之围》、满乐道：《庚子北京被围记》等国内尚未出版。

[②]明恩溥（1845-1932)，原名阿瑟.亨德森.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又作明恩普。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维郎城（Vernon）。他曾教过小学,在贝洛依特学院受过高等教育。大学毕业后遵从家庭传统进入安德乌（Andover）神学院深造。其间对中国传教问题发生兴趣。1872年夏 ,携新婚不久的妻子来到上海, 后至天津。1877年后赴鲁西北赈灾传教，在恩县庞庄建立教会，并先后建立小学、中学和医院，期间兼任上海《字林西报》通讯员。1905年辞去宣教之职。曾参与推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一战后回美。

[③]明恩溥在华四十余年，著有《中国人的气质》（有《中国人的特性》、《中国人的性情》等多个译名和版本）、《中国乡村生活》，《The Uplift of China》(中国之进步,1906），《China and America Today》(今日的中国与美国,1907）等。《China in Convulsion》（动乱中的中国，两卷，1901）这本，曾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出版，译名《动乱中的中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晚清时局》），作者署名阿瑟.亨德森.史密斯，译者桑紫林。

[④]明恩溥：《清帝国之乱：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之役》，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2页。

[⑤]明恩溥：《清帝国之乱：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之役》，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9、33、47页。

[⑥]明恩溥：《清帝国之乱：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之役》，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9、33、47页。

[⑦]明恩溥：《清帝国之乱：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之役》，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2、39、45页。

[⑧]明恩溥：《清帝国之乱：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之役》，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64、174页。

[⑨]明恩溥：《清帝国之乱：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之役》，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71、193页。

[⑩]明恩溥：《清帝国之乱：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之役》，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43、246、248、250、356、358页。

[11]明恩溥：《清帝国之乱：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之役》，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61、265、398、401、427页。

[12]明恩溥：《清帝国之乱：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之役》，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46、253、259、267页。

[13]明恩溥：《清帝国之乱：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之役》，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38、365页。

[14]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上海书店1999年版，第55-58、63-66页。

[15]明恩溥：《清帝国之乱：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之役》，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81、302、320、335、439页。

[16]明恩溥：《清帝国之乱：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之役》，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11、221-223、239、435页。

[17]明恩溥：《清帝国之乱：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之役》，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52、298页。

[18]明恩溥：《清帝国之乱：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之役》，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37、288、356页。

[19]明恩溥：《清帝国之乱：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之役》，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01、327页。

[20]明恩溥：《清帝国之乱：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之役》，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46、415页；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上海书店1999年版，第59、115页。

[21]明恩溥：《清帝国之乱：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之役》，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27、236、250、256页。

[22]明恩溥：《清帝国之乱：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之役》，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86、210、434页。

[23]明恩溥：《清帝国之乱：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之役》，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28、357、394页。

[24]明恩溥：《清帝国之乱：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之役》，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11页。

[25]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上海书店1999年版，第54、99、117页。

[26]明恩溥：《清帝国之乱：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之役》，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10页。

[27]明恩溥：《清帝国之乱：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之役》，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46、453、461、471页。

[28]明恩溥：《清帝国之乱：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之役》，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85、486页。

[29]明恩溥：《清帝国之乱：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之役》，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44、486、488页。

[30]明恩溥：《清帝国之乱：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之役》，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507、616页。

[31]格雷戈里.摩尔：《1901-1090年的门户开放政策：西奥多.罗斯福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4页。

[32]明恩溥：《清帝国之乱：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之役》，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7、12、13页。

刊于《凤凰书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