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风成韵》：“了解之同情”的基本叙述

读完随拍

包伟民在为本书撰写推荐语时提到了“了解之同情”。1930年夏，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卷上的“审查报告”当中首先提出了研究古代思想史应具“了解之同情”的观点。原文如下：“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尽管这里单指“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却随即成为了相关领域的广泛共识。

但学者若想使普通读者对历史具有“了解之同情”确实是很困难的。还是以陈寅恪的学说为例，尽管他在上引一段话之后指出史料的局限性，也尽管他晚年将全部精力投入《柳如是别传》这部字数达百万的巨著写作当中，但从整体来看，他善于宏观的总结以及细微的考证，而缺少全局的通述——这，同样是当今多数学者的普遍共识。有趣的是，关于其擅长处，在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一书中可以看到，钱就此在陈寅恪去世若干年后，进行了很多跨越时空的反驳。例如，对唐中叶的党争，陈寅恪指出此为两种门第之争，钱锺书则在稍后认为这是两种文化之争。而对于其不足处，孙英刚以唐史层面指出他虽为其搭起来了一个大的框架，但其中的东西还是需要后世学者一点点来填充的。至于《柳如是别传》，我想他的文化史观以及详考“家世风习，历史源流”之特点，还是能够映射到这部书的内容当中。陈寅恪对宋代有着极高的评价，1943年他为《〈宋职官志〉考正》一书撰序所写之文字，可谓是推许宋代文化的名言，同样地，这种说法也影响深远，以至本人前段时间去汝窑博物馆，进第一展厅抬头便见这番话，稍后也久久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然而普通人若只停留于此，对于宋代是无法具有“了解之同情”的。

而青年学者黄博的这本书，博引旁征，视角新颖，深入浅出，我想是促使读者对宋代由进一步认识从而达到“了解之同情”的途径之一。

宋代虽然远去，遗韵犹能钩沉。本书的自序通过数首诗词可以看到作者本人的心路历程。其后正文分为五章，分别从宫廷生活、诗词唱和、书法情结、算命行业以及文学的商业化入手，描绘了从君主到士人，再到百姓的群像。其间以大量的笔记小说讲了许多故事，使得内容变得有趣可读。就我而言，关于太宗在高粱河之战中“玩飙车”的一段叙述最是印象深刻。

自序之后，又有楔子，其中即讲了宋代对文化的迷之自信，以及由唐人对容貌的焦虑到宋人往往将年华易逝与壮志难酬关联一起的转变，终以此至文天祥《览镜见须髯消落为之流涕》当中的“今日形骸迟一死，向来事业竟徒劳”一联。清代黄仲则在他的《杂感》一诗中有“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叹，而宋人却对自己的文化成就充满着自信，甚至认为本朝的文治之盛是空前的，即便曾作《息兵》等篇、在宋夏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尹洙也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而稍后欧阳修在作《尹师鲁墓志铭》时又说他“天下无事时，独喜论兵”。或许这样的反差，正可集中表现时人对本朝文治的推崇。

第一章无非是讲述了几种君主的宫廷生活，包括出猎、蹴鞠和赏花钓鱼。大体上，太祖尤精射术，太宗尤喜蹴鞠。尽管司马光在《涑水记闻》载太祖迁怒于马一事，“自是遂不复猎”，但通过他在宫中“弹雀”、稍后又将一位大臣的两颗门牙打掉之记载，他应该是将这一爱好进行到底的。诸如此类的故事，在本章里可以看到很多，内容也因此变得丰富而不乏味。例如，开头即以公元976年正月初一江南委托徐铉向太祖求和一事作为开始，尽管太祖以“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一联作为回应，并说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果断拒绝了江南苟和的愿望，但通过此事，可知宋代的文治至少从一开始并不是我们印象里的样子，它是在不断发展的，经过太宗个人的表率，以及真宗为其建“藏书楼”，华夏民族之文化在宋代的造极地位才一步步确立。

相形于太祖，太宗的武功是不行的，尤其是经过兵败高梁河以及雍熙北伐的失败，使他对此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遂另辟蹊径，在文治上下功夫。例如，宋代的几种类书大多完成于太宗时期。其中，《太平御览》的书名由来直接与他有关，当时此书初成，太宗发愿要以每日三卷的速度花费一年时间将其读完，“开卷有益”这一使用至今的成语也是由此而来。此外他极大地扩充了开科人数，甚至于某一年榜上有名竟达一万七千余人。这固然促进了社会阶级的流动，营造了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局面，但此种行为一方面严重影响到中央财政的开支，另一方面因基数庞大，又使那些屡试不第的考生不得不要依靠某种超自然力量给心灵以慰籍。后一种现象的叙述即是本书第四章内容。

如所周知，苏轼将唐代韩愈的地位提到了一种极高的层面，他作有《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其中对韩愈有“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的评价，其推崇可谓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苏轼对韩愈又有另一种感情，即两者都是魔蝎座，其人生特点便是“得少失有余”。从这一点来说，他们还真是相似的。据本书的作者所说，出入富贵繁华之中，却一无所得，这是一个人最痛苦的地方，也是他们的悲哀。有趣的是，由他们的文化影响力，魔蝎座反而成为了一种好的象征，如南宋初年的周必大，他也是魔蝎座，曾自我打趣说不求韩、苏两人的才华，只愿一生平安无事，果如其言，他在孝宗时甚至做到了与“宰相”相当的职位。

苏轼将自己官场困顿的根源归咎于魔蝎座，与韩愈一样。而在这里，黄博却直截了当地指出：“苏轼无法理解导致他官场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宋代皇权专制的日益强化的历史进程。（p214）”

不管怎样，从政治文化层面，在宋代太宗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这一点邓小南老师在《祖宗之法》已有详细的讨论，兹不复赘。五代那种“兵强马壮者为之（安重荣语）”那种尚武的风气经太宗之手，至少在宫中已经销声匿迹了。据《玉壶清话》载，有一次当仁宗读至《五代史》“周高祖幸南庄……一发叠贯”之事，便不由说“逞艺伤生，非朕所喜也”，可见太宗的影响是有多么深远。自此宫中的那些君主大多只有舞文弄墨、赏花钓鱼了。不过也有不需要这些娱乐，一心扑在政事中的，比如宋神宗。第一章的最后即讲述了他因没有用赏花钓鱼等方式同群臣搞好关系而后悔。可见此等闲情雅趣，也是具有积极的一面的。此外，当中有一处地方，作者以《题唐十八学士图二首》为据便说“徽宗以书画天赋知名于文艺圈，文学才华并不突出。（p76）”对此，我是不敢苟同的。私以为既有神宗见后主画像而诞徽宗的传说，那么这也可以表明至少在时人眼中徽宗是继承了后主某些东西的。而后主最为人所称的，便是他的词，即文学才华。何况，公元1127年初春，徽宗在被俘途中作《燕山亭·北行见杏花》也可谓千古绝唱，甚至到了近代王国维还在《人间词话》中将其与后主词相提并论，只是认为前者无“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罢了。

苏轼，这一千年偶像，不仅是北宋文坛最为耀眼的星辰，更照亮了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天空，是了解宋代风韵一位绕不开的人物。

本书的第二章便是以他为主线，通过他与苏辙、王安石及朱诜等人的交往，来看其时诗词的技巧与功用。苏轼兄弟之间的关系不用说，千古传唱的《水调歌头》便是苏轼在密州的中秋之夜写给他的弟弟、此时在齐州任职的苏辙的。后来苏轼因《湖州谢上表》而获罪，被认为其中有对皇帝不敬、讽刺新进的内容，在狱中苏轼的心情是低落而惶恐的，有诗为证，《狱中寄子由二首 · 其一》云：“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可见，诗中弥漫的是一种交代后事的感觉，苏轼甚至因此而一改豁达之性，变得悲观而小心。同时，又可见他与苏辙关系之要好，简直是一出人鬼情未了。后来苏轼在金陵见到隐居的王安石，两人一笑泯恩仇，酬答之中诞生了八首四组诗。其中第三组是王安石先作《北山》一诗，其辞曰：“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苏轼和诗曰：“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除了在形式上两者都是七言绝句，在技巧上还是次韵的。所谓次韵，便是酬答时要使用和原诗一样的韵脚，如上面两首诗中的“陂”、“时”、“迟”即是如此。总之，作者在第二章以次韵这种诗歌技巧为线索，着重讨论了其时文人交际的一个方面。回到上引两首诗本身，无疑，王胜在用词巧妙，苏胜在感情真挚，而对于后者之诗，作者断定，若果如其言，“不天天吵架才怪”！此外王安石还擅长集句诗，而据《曲洧旧闻》卷五记载，苏轼曾以唐代无名氏的一句“巧匠斫山骨”就此方面而在王安石那里“一战封神”。

朱翌说，“唐人无不善书”。因为他们有制度的支撑，就像唐代的诗之所以那么兴盛一样，科举考试中此方面便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同样地，除了科举，通常在入仕前，唐人还要经过吏部的考试，而相应科目便是身、言、书、判，第三种即书法。故而，唐代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几乎都是擅长于书法的，甚至关于唐太宗，还流传着他派人费尽心思从僧侣手里骗走《兰亭集序》的故事。基于此，宋人仰慕、收集前代碑刻与书法作品的现象也渊源有自。同时，尤其是到了南宋，理学渐盛，对书法的发展更起到了一种抑制的作用。如据《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记载，苏轼说“书初无意于嘉，乃嘉尔”，这里还是从技巧上而言的，目的在书法，而在朱熹那里，据《语类》卷一百四十载，便有“写字不要好时，却好”之语，强调的是内心，目的已非书法本身，而是从个人修养上来说的。因此，两者语句虽类似，含义却大不相同。

本书昨天下午便已读完，共历时一周有余，尤其是这段时间，因个人之缘故，阅读速度总是提不上去，真觉惭愧。回想起今年春天我在读完《射雕英雄传》后给自己所制三套书的阅读计划，经过了一个夏天，如今竟连一套《哈佛中国史》还没完成，这种感觉便尤为凸显。于本书的阅读，也是心血来潮之后断断续续进行的，如此更让我感觉辜负了人杰兄将其赠予的一番美意。时光匆匆，唯有再接再厉了。

读完本书之后，晚饭间妹妹在一旁观看学校的公益课，从中我无意听到了“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的诗句，遂知本期是讲《水浒传》的。由此，使我不由得就相关方面同家人聊了起来。

期间，我先是重申了我在《〈诗经〉杂感》一文中的观点，我说，“《水浒传》相对于其他三部古典名著，其书名显得是那么无厘头，它直译过来，即‘在水边发生的事’，如果没有《诗经·大雅》里的这篇《绵》，那么这部古典名著我想无论如何也不会以‘水浒传’来命名的。”而后对于书中人物，又说，“学习或研究中国文学史，有一个问题是难以绕过的，即其中的著作融文、史、哲于一体。以《庄子》为例，其内容既有哲学性，又有文学性，同时还承担着史料的用途，具有反映历史的价值。即便到了四大名著，除了一部《红楼梦》，其他三部还有这种文学传统在其中，出场的人物多半有历史原型。”这些的说出，多半还是在于自身知识的梳理，交流本身倒在其次。于是我最后又说，“《三国》、《西游》与《水浒》的出现与形成，不外乎是一个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至某个人之手将其发扬光大的过程，这离不开随着科技的进步而使文化商业化的背景，想想看，汉代的赋、唐代的诗，其受众除了自身，多半在于上层，如司马相如的赋有相当部分都是应汉武帝之命而创作的。从这一点来说，唐末五代是一个关键时期，其间传唱的词，便往往在底层，如此才有后来元曲及明清小说这样的民间文学。”

恰好说这番话时我刚看完本书，过后又突然想到其中最后一章的内容。宋代的确是将文化商业化了，从文豪收“润笔费”为他人先祖撰写墓志的普遍现象便尤可见。此外当时文人还可以卖文为生。有一笔记载，南宋末年的方回一次“为五钱……几至挥拳”。可见，他的文字不仅不值钱，而且草草打发，迎来的却是被打。

据作者所说，他的人品也如他的文字一样“贱如泥”，一开始写了很多歌颂贾似道的文字，而等贾一失势，他又反戈一击，文章中对贾似道尽诋毁之能事，最终他忙不迭地投靠了蒙古，成为了贰臣。据我所知，他晚年对当初自己变节的行为有过后悔，作《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说“言念半死树，类我晚节乖”。可惜，世间从没有什么后悔药可言，韶华既逝，事实无改。此外，说到这里也不由得使我想到了另一个方回，只不过他名铸，字方回，是北宋后期人。他刚正不阿的性格恰好与上面的那个方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这个世间他除了留下一首《青玉案》，示其高超的艺术感知能力与表现能力，更有一首《鹧鸪天》，同样用到了半死梧桐的意象，却将其一往情深呈现得淋漓尽致。其辞曰：“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原上草，露初晞，旧栖新垅两依依。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记得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述及贺铸，谓其在北宋名家当中为最次，原因则是“非不华瞻，惜少真味”。我当初在看到这八个字时，立刻想到了《鹧鸪天》，也因此而对王国维之说感到不解。或许，就如评价一个人不能非黑即白那样，进行文学评论时也不能以全概偏，一概而论。当然，这是题外话。

关于宋代算命行业兴盛的现象还想再说一点。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指出，西汉前期的董仲舒是将儒家思想与阴阳家的思想相结合，才提出了“天人感应”之说。此后的若干年里，天人感应一直都是政治上的传统。那么到了宋代，由于时人对天文的一些原理有了直观的认识，故而也就不再自欺欺人，使君主逐渐摆脱了这种无形的束缚。但非常有趣的是，此期又是算命业发达兴盛的时期，南宋初，周煇在《清波杂志》卷三甚至记术士之语：“士大夫穷达在我可否之间”；而据我所知，南宋末的蒋捷，晚年经受了家国之变，由于拒绝同征服者合作，便靠替人算命为生。这些，确实可以反映出当时文人在科举竞争中的压力。同时，又鉴于其时对天文的认识而使人总有一种费解之情。当然，当中也有不信算命的，如司马光和朱熹，他们还为自己找了榜样，那就是颜回，因为他能够“居于陋巷”。但仔细想想，颜回的故事却恰好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时也命也的感觉。《论语·先进》篇记孔子困于匡时，颜回姗姗来迟，孔子说我还以为你死了呢，颜回对曰“子在，回何敢死”。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真的走在孔子前面，并因他的死而给夫子以沉重一击。所以，人生种种，有很多确实不是人力所能为的，也因此，古往今来才会有那么多人以超自然力量为内心寻找慰籍。

总之，关于本书，正如开始所言，形式上深入浅出，内容上丰富多彩，尽管就我而言在读一些诗歌、书法作品的解读还是略感枯燥，但就整体而言，我想对普通读者了解宋代风韵还是一种不错的渠道。最后再次感谢人杰兄赠书，也祝愿青年学者黄博在日后能写出更多更好的著作。至于本书，姑且泛泛读之，留待重阅。

布面内封，可谓精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