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8.11（六月廿五）

马基雅维利指出本书的读者应当是君主，同时那些最了解君主的人又该是臣民（非君主）。君主-非君主重叠的形象构成了现代政治的普遍境遇。除了精微的治术外，全文的一个关键区分在事与行事。在这一区分中，着眼点从“什么”（行事对象）转向“如何”（行动方式）。由此，行动者（“君主”）占据理论中心的位置，对于行动/事件（event的关切也超过了对事物（thing）的关注。这一转变的理论后果是 a目的独立于事物的构成（换言之出现了“外在”目的，也即不同于自然目的的要求，后者构成了行动者的动机） b对事物内在属性（善恶德性）的关注，不再出于自足的目的，转而依附于行动者所设想的目的 c机运被纳入考量，不再是实践（人力）终止的界限，而构成了实践进行的要素，继而进入了人的认识范围。 d这种改变同时意味天性（必然）转化为实践的起点/条件，而非实现，这也隐含了人性的可塑造可改变性。 e特别的，后者作为一个认识问题，也被政治化了，首先意味着共同体的臣民是可以改造的，甚至君主也是可以培养的，而君主/臣民的德性应当与政治适配。 f后者也撤空了政治领域中的自然德性，不再是依据德性塑造政治（实现德性的政体），相反是获得/维持政体的德性（公共德性/政治德性）的塑成。 g则政治的目的乃是政治本身，不再有超逾政治的别个目的。从而政治的要求便成了获取和自我保存。 h由此马基雅维利也得以将一切政治领域的事件化约为某种政治效力（power）的取得与丧失，君主的行动目的在于攫取上述效力。 i按此标准，则君主的行动超越了诸善恶，因而也不必遵循善恶的标准，他要做的无非是让政治效力最大化。 j作为行动者的君主是上述效力的枢纽，一方面他是效力的一环，另一方面他需要确保使得上述效力得以发挥，后者也正是马基雅维利洞见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