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行动困难时，语言成为唯一的行动
“我希望写的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个人与他背后的时代的关系，是一个人与他同代人的故事，是一个人与他编织的一张世界之网的故事。”
这是许知远开始写梁启超传时对自己的期许。到了第二卷《梁启超：亡命（1898—1903）》，梁启超在百日维新失败后逃往日本，又去往澳洲、美洲，成为了一位世界舞台上的行动者，而与他个人命运产生联系的，不再只是清政府的日益衰败，亦有大千世界的瞬息变化，以及活跃的海外华人社区。
“我希望写的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个人与他背后的时代的关系，是一个人与他同代人的故事，是一个人与他编织的一张世界之网的故事。”
这是许知远开始写梁启超传时对自己的期许。到了第二卷《梁启超：亡命（1898—1903）》，梁启超在百日维新失败后逃往日本，又去往澳洲、美洲，成为了一位世界舞台上的行动者，而与他个人命运产生联系的，不再只是清政府的日益衰败，亦有大千世界的瞬息变化，以及活跃的海外华人社区。
上次我来到香港书展，是 2019 年梁启超传第一卷出版的时候。看起来只有四年时间，但中间遇到巨大的历史变迁和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人的一生中不会遇到太多转折时期，你会发现人的情绪、人的思想方式、人对外的表达等等都会发生某种变化，而这种变化，如果你稍微放远距离看，是非常之惊人的。两卷之间，从第一卷《青年变革者》到这一卷《亡命》，既是梁启超的重要变迁，也是我个人生活，包括我对世界感受的重要变迁。
距离我第一次来香港已经过去二十年，我第一次来是 2003 年，我也看到了这座城市的变化。这座城市跟我有非常深的渊源。因为我是 70 年代出生的，我们这一代人深受香港文化影响。香港在我们的青春岁月里，不只是一座城市，而是一个理念，关于金钱、流行文化和生活方式。这座城市也代表了 20 世纪后半叶的亚洲，是一个动荡下成为东方之珠的故事。
而这个故事再往前推，又跟整个中国的现代化息息相关。第一卷中，梁启超在 1890 年，17 岁，作为一个广东新会人，第一次碰到比他年长十几岁的康有为，被对方的知识惊呆了。因为他可以谈中国之外的世界历史，可以谈显微镜是什么样子的，也谈到自己第一次来到香港，被中环皇后大道上的殖民地建筑、包括管理方式所震惊。
对于梁启超而言，康有为代表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而对于康有为来讲，这个崭新的世界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其实是香港。
其实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中国的很多变化都是由这些沿海的改革者们、维新者们推动的。可能是香港，可能是上海，它们成为接受外来新事物的入口，这些理念、组织方式、表达方式、技术方式逐渐蔓延到内地，变革的涟漪从边缘逐渐推向更中心的地带。
一直到我们这代人，都继续行走在这条变革的延长线上。我在 90 年代读大学的时候，很多同学都来自中国的不同地方，但几乎每个省份、每个地方都有个“小香港”，带着一种对充满“靡靡之音”生活的向往。很多地方也有“小上海”。甚至在新疆塔城，这么一个偏僻的、中国跟哈萨克斯坦交界的地方，我去出差时赫然看到一座大楼叫银座大厦——这就是他们对东京银座的想象。
我们常常凭借很多想象在生活，香港在当年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想象。这次来，我看到各方面崭新的变化，会想起当年看布罗代尔写的地中海史的感慨。你看到城市的兴亡、时代的变迁，像潮汐一样，到海岸上就赶紧又退回去。
02
是书在督促我继续写下去
我写这本书，一开始纯粹出于中年危机。因为我做了很多年新闻记者，每天都在创作今天写完、明天就可以扔进历史垃圾桶里的东西。对这样的生活是厌倦的。即使作为一个评论者，我也发现总在重复一些话题，大量重复，而这些问题的缘起都是中国近代的转折，就想索性去深入了解一下转折中发生了什么，让我们不断地重复这些问题。
提到塑造“新民”，提到塑造一个不一样的社会，这些东西都是从何而来的？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平台”，或者说一个中心。对我来说他更像，如果在欧洲的话，伏尔泰和卢梭的混合体，或者日本的福泽谕吉——他们都是处在巨大转折时期的过渡人物。在中国，梁启超和严复两个人可能最重要，但是梁的行为更丰富，我就想借他这么一个人物进行一次传记写作尝试。
这种文类在中文世界经常被低估，或者说没有非常成熟，尽管我们历史的开端《史记》就是传记写作。我非常喜欢看英文世界的传记，所以想做一个尝试，借他这个人物，解决我内心的很多困惑，结果开始之后就变成一个没有尽头的事业。
你和一个选题的关系，跟所有的关系是一样的，一开始抱着一个甜蜜的想象开始，很快进入苦涩的阶段，苦涩之后就开始挣扎，是不是要放弃，但是已经形成一个新的路径依赖，放弃的沉没成本太高，你又觉得是不是应该再勉强维持……我跟一本书的关系经常是这样。
我开始念着要写这本书是 2013 年，我 37 岁，在伯克利做访问学者。无所事事的时候，我就去坐公交，坐到旧金山的 Downtown。我最喜欢 Columbia Circle 那一带，后面是唐人街，最中心的就是城市之光书店。有一天我突然看到一本关于亚洲思想家的书，是我很喜欢的印度裔作家写的，其中有梁启超的肖像，跟泰国和阿富汗的思想家放在一起。那一刻我觉得我准备要开始写这本书了，我开始写的时候，大概是 2015 年。到今天八年过去了，中间又隔了沧海桑田。
我非常喜欢的美国作家爱默森有一句名言，“事物坐在马鞍上驾驭着人类”。我们经常会被物所改变，我们以为在创造或降服一个物，但最终被物所改变。写作这本书也是。我以为我在写书，我必须要把它完成，到现在是它在督促我继续写下去。
我最初的计划是三卷本，应该十年左右就写完了。第一卷写他 1873 年到 1898 年，写到 25 岁，百日维新失败，开始逃亡；第二卷是 1898 年到 1912 年，流亡岁月。结果发现我写到 1903 年就写了 500 页，如果写到 1912 年会写出 1000 页的一本大书。我太疲倦了，出于懒惰就停在了现在这里。它变成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征程，但我的速率在加快，写完这卷我感觉自己似乎在推一个雪球，往上推，甚至产生了幻觉，似乎快推到某个山顶了。接下来的三卷，可能我就会坐着这个 snowball 滚下去了。
你对这件事的理解，随着材料不断堆叠，慢慢地就把你带到那个位置。而且这本书，我在写的时候，一开始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愿望，我希望写的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个人与他背后的时代的关系，是一个人与他同代人的故事，是一个人与他编织的一张世界之网的故事。
03
变革者经常跟时代是错位的
在这一卷的开头，百日维新失败了，梁启超躲在大岛一艘日本的军舰上，他没有得到相关的消息。而谭嗣同他们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口就义，这些更确切的消息都是他流亡到日本之后才知道的。在一场巨大的失败之后，他的朋友们都四散逃离，比如张元济跑到了上海；他留在国内的那些朋友，比如宋树，一个浙江的维新者，就会梦见梁启超、谭嗣同。这些曾经一起交往、一起吃饭喝酒、谈论佛学、谈论各种事物的朋友，在北京发生了惨案，每个人都有很多恐惧藏在内心，这些焦灼也就随之进入梦中。
突然有一天，孙宝暄，他的另一个朋友，在上海看到了梁启超在横滨创办的报纸，他们会偷偷运到国内租界里。他意识到了梁启超的变化，差不多凑在一起瞎混的，他怎么在日本待了两年之后，思想境界陡增，而且影响力也突然开始增强了？孙宝暄在日记写下：当今东亚影响中国的有三个人，袁世凯靠军事，盛宣怀靠他的金钱，梁启超靠他的一支笔，真是奇人了。这是一个同龄朋友在日记中对他的感慨。
再比如说特别赏识他的黄遵宪，那时候被贬斥回家乡梅县，现在叫嘉应。因为黄遵宪早前搞洋务，最早是旧金山、新加坡总领事，他对外部世界是很理解的。他通过福州马尾船厂寄来的杂志，看到了他最欣赏的梁启超的变化，非常欣喜，于是重新建立起通信联系。他是中国的先驱，真正的 reformer（变革者）。reformer 经常跟时代是错位的，他们的思想在他所在的时代并没有得到回应。黄遵宪把梁启超看为自己未竟改革的某种继续，或者是自己志向的一次延长，所以他不吝赞扬。
梁启超流亡海外之后，带着很多愤怒。其中也有一种幸存者的恼羞成怒。你的同伴离开了，你却活了下来。他在横滨要说服那些在横滨的华人商人支持他做新的事业，办学校办报纸，要说服日本当时大隈重信这些政客来帮助他们，时常是非常无力的。当失去了自己熟悉的语境，行动越来越困难的时候，语言变成了唯一的行动。
另一方面，梁启超的这些变化也会让黄遵宪感到非常不安，他觉得中国社会是难以接纳的，就像把一把利刃给了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或者有点像此刻把 AI 技术交到我们每个人手中。我们的心智、我们的社会组织可能无法应对 AI，会造成一种失衡。这是他的一个焦灼。
04
书中涉及的五年，
有三年他都在到处游荡
我们过去对梁启超的刻板印象是，他是一个思想者。1898 年，他从天津坐船到了东京，后来以横滨为基地展开活动。1900 年又去了一趟夏威夷，本来想去美国搞一个众筹，建立一个海外组织，然而他去檀香山的时候，遇上了从 19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席卷全世界的鼠疫危机，也是一场 global pandemic（全球流感），就被困在了夏威夷。
接着他又回来，再去了南洋，新加坡、槟城，又去澳大利亚做筹款。从西岸开始，到墨尔本，最后到悉尼，在澳大利亚待了半年之后又回到日本。到了 1903 年，又前往美洲，从 Victoria 上岸，再到 Vancouver，到了 Montreal，Montreal 再下来到了 New York，在纽约整个东部逛完之后，开始横穿美国，经过圣路易斯这些城市，New Orleans 这些地方，然后到了 Chicago，然后再继续往西行到了 Seattle，再往下 Portland，到 San Francisco 再到 LA，最后又回到了日本。
书中涉及的五年，他有三年时间都在到处游荡。在旅途中人就特别容易有感慨，会重新思考自己，那种“一事未成已中岁，海云凝望转低迷”的中年危机。我在写这书的时候，特别希望能够复苏那个时代的样貌，他到底行走于什么样的时代气氛中。就像我现在来到 2023 年香港的夏天，它的气氛跟十年前的不一样，和 2013 年不一样，和 2003 年也不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对应的时代记忆中行走着。
香港
香港是他重要的中转站。
在香港的其中一部分，我会写到康有为逃离。康有为是一个超级幸运儿，他在浑然不觉的情况下逃离了所有捕获，从烟台到上海沿途一直有人在抓他。其中有一章就写道，他上岸去买梨，带着一些纪念品上船走了，而清朝的官员没有追上。
一路到香港之后，去码头接他的是香港殖民地的官员，还有何东——香港赫赫有名的富豪，当时是他的翻译。他就住香港警署，因为所有人都担心清朝官员会来暗杀他，现在变成大馆了。所以，说康有为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行为艺术家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后来他又搬到何东家住了一段时间，再到日本东京。康梁包括谭嗣同这些变革者，他们的偶像就是幕末维新的日本，他们希望自己成为明治维新的一代，而这代人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西乡隆盛。但他们到了日本的时候，日本明治维新过去三十年了。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讲，明治维新已经是过去时了，而且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很成功。他们已经在谈论日本需要二次维新。
康梁他们和明治维新那一代人很像，他们很需要争取大众的理解和帮助，但可能就像我爱死徐小凤和罗文来到了香港，这里却不是他们的世界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信息鸿沟，所以他们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消化。
横滨
我们现在对横滨（的印象）是有中华街，很好吃的东西。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它是中国第一份有现代意义的流亡政治杂志的诞生地，《清议报》在这诞生。139 番，我去过，关帝庙旁边，现在变成了杂货铺。这是梁启超和康有为最喜欢去泡温泉的地方。
环翠楼
已经有四百年的历史了，这个名字是伊藤博文命名的。康有为喜欢去，而且写了很多诗送给楼的主人，梁启超也去抄了一首诗。他非常可爱，那时候他还是个年轻人，才二十五六岁，虽然现在已经是一个被 stereotype（刻板印象）的人了。环翠楼的主人请他去抄一首诗，他在屏风上挥毫抄下去，结果抄着抄着，发现地儿不够了，从一开始写得非常有气势，到最后只有一个屏风了，字又变得特别小。这个细节一下让人意识到，他就是个年轻人，他顺着性子来走，所以我觉得非常有趣。
江之岛
现在的一个旅游胜地。当时他们这些年轻人想反抗康有为，在这里搞了一个“江岛十二郎”，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探索，梁启超开始向革命一派、孙中山那边摇摆。而康有为这时候已经前往加拿大了，他们十二个人突然获得了某种自由，想极力摆脱老师的影响，又带着愤怒——1899 年这个时候离菜市口事件只有不到一年时间。但康有为一封信就马上把他们打散了，非常脆弱的联盟。
夏威夷
他们赶上了一场巨大的鼠疫。而在夏威夷，梁启超又陷入了一场爱情，他单相思，爱上了何小姐，他的翻译。书里面我专门写了一章关于梁启超 fall in love（坠入爱河）。我特别想去表达历史人物身上情感维度的东西。作为一个流亡者，他的悬赏仍出现在夏威夷唐人街里，每天充满了危险，而且去这么多不同的地方，是非常孤独的。这时候他就需要某种亲密感，就在这时，他碰到何小姐。
此前他是被安排了婚姻，主考官硬生生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他了，他作为一个这么早卷入到国家事务中的年轻人，也没有享受过正常的青春，我猜测如此。所以他对他的翻译，就是何小姐，一位独立、会讲英文、受过教育又懂当地风俗的女性，产生了巨大的 crush（心动）。他还把这种 crush 写信告诉了自己老婆，去征求他太太的意见。他说，当年我作为一个新会少年，娶了李蕙仙，你教我官话，因此我可以驰骋全国；如果我娶了一个何小姐，她教我讲英文，我就可以驰骋世界。非常可爱了。你可以想象他夫人独自一个人带着孩子在横滨的感受，然后她也不直说，就说她会把这封信转交给梁启超的父亲。梁启超是个大孝子，他一听就吓死了，赶紧解释，并没有那样的意思，但解释完之后他又开始说，何小姐对我好像也没有那个意思，但是我最近还是经常会想她。而且他把自己对她的相思，写了 24 首情诗，发表在自己编的报纸上，变成了一个公共事件。我觉得他的夫人肯定气死了。
但是似乎可以理解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在流亡之中的情愫。我特别期待写到第四卷的时候，何小姐会再度出现。何小姐好像也是一位女权先驱，她特别想办女子学校，想促进中国女性受教育，她让她弟弟跟着梁启超回到横滨大同学校去读书，她继续留在了夏威夷。她跟梁启超有个约定，如果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建立了一个新中国，她要回去办女子教育。好像一九一几年民国建立她真的回来了一趟，那时候梁启超已经完全卷入到民国政治之中了。到第五卷，他们应该又一次见面，又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了。
所以 moment（时刻）非常重要。我书写的时候特别希望能够表达，很多人可能只是偶然相遇，也可能成为生死之交，他们的关系在历史变化中也不断变化。
在第一卷中，我还写到梁启超和当时一个叫汪大燮的官员去编他们最早的报纸《万国公报》，成立强学会，这是他们友谊的开始。到第三卷的时候，汪大燮就会作为清政府派到日本的一个留学监督出现，他们又会重逢，但应该处于不同的阵营了。到了 1919 年，汪大燮又成为中华民国的一个外交代表人物。他们作为同代人一直往前继续生长。我希望去建构起一个世界群像，我花了很多段落，写当时这些广东人怎么前往各地。
澳大利亚
孙中山最有趣的说法就是“华侨乃革命之母”。他们为什么会形成这么一个庞大的海外华人世界呢？怎么开始发生的？他们怎么开始移民到澳大利亚的？这个过程我花了很多章节来描写，而且里面形成了很多有趣的网络。比如最初支持梁启超去募款的很多都是淘金的工人，墨尔本最明显。过去墨尔本叫新金山，最初 San Francisco 叫金山，后来一群澳洲人也去加入了 1848 年的淘金热。有一个澳洲人就发现这个地方的山脉跟我们家很像，如果这样的山有金子的话，我们那儿是不是也应该有，他就回到墨尔本了，果然被他发现了金子。最初发现金矿的时候，墨尔本总督大惊失色。墨尔本当时还是英国的属国，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去的话，就有无数的非法之徒涌来，这个地方就会秩序大乱，所以这个消息就被隐藏了几年时间，但最终还是传出去了。这个消息也同样传播到了广东。广东人已经很多人去旧金山淘金，然后听说有个新金山也可以淘到金。
他们带着自己的一整套生活方式前往另一个地方。澳大利亚的记者写道，广东的淘金者带着烧鸭、烧味，留着辫子，去建立自己的生活、组织和娱乐方式。他们是迟来的淘金者，最好的金矿都被白人占据了，他们就会去淘那些已经被使用过的、但仍然可以淘出一些的金。同时他们发现，澳洲有很多肉可以吃，很多面食可以吃，但没有蔬菜和水果，他们就开始种。你想广东这些淘金客，他们是在精耕细作肥沃的珠三角成长起来，桑基鱼塘。所以他们把珠三角的精耕细作带到了澳洲。他们很快开始在金矿旁边种菜和水果，成为澳洲主要的蔬菜水果供应商。这直接导致他们把“Sydney”翻成雪梨。
在中国店铺里买东西都是要讲价的，而西方的 department store（百货商店）价格是统一的，这样减少很多麻烦。所以华人们也就觉得为什么不能够做自己的 department store。他们在澳洲开始募集各种款项，变成了后来的永安百货，这些人把它从澳大利亚带到香港、上海。梁启超进入的是这样一个网络。
05
一个海外网络的诞生和兴起
所有在海外的人都有一种受困感，这种受困是双重的。19 世纪，中华帝国剧烈衰落，他们背后没有一个真正的国家作为支持，也没有人能够帮到他们；他们总是觉得，在一个白人中心的统治社会里面充满了困感，他们需要某种更大的组织和集合体。
而像梁启超到来的时候，他号称是皇帝的顾问，每个人到海外都有一套说辞。梁启超讲的还是广东话。（想象一下）那个时候多痛苦，早朝大概三四点开始，他们得困成什么样！而且梁启超应该是个晚睡晚起的人，跟我们差不多。大早上起来磕头跪着，灯光昏暗，皇帝困得不行，他困得也不行。然后他还讲广东话，这是一个多么灾难性的结果。但是日后都可以成为新的神话。
有文化差异有时候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我查了一些报纸怎么翻译“梁启超”的，比如他是个举人，好像是 Master Degree；他做时务学堂的总教习，就是 Major Assistant……然后就变成了一个久负盛名的类似“湖南大学”校长，被塑造成了一个闻名世界的流亡改革者。
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跟我们现在想的流亡很不一样，都是当地的总督、长官接见他。他去 LA 的时候车队在车站迎接他们，巨大的军乐团在前面，戴着大礼帽挥手。LA 的市长发表了一个 speech（演讲），说我们上一次这么隆重的仪式还是因为罗斯福总统的到来。
对于当地的华人来讲，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因为华人领袖也需要跟地方的总督们、报界领袖们产生关系。所以他们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关系。康有为就更过分了，到处许诺，“你是 LA 分会的会长，等我们有一天革命成功，皇帝复位了，你就四品大人吧。”你看，他们有一套仪式，很有趣。
保皇会还会做很多徽章发给你，这徽章也设计得很棒，中间是光绪皇帝的像，左右是康有为梁启超，像个组合，和 Beatles 一样。你们每个人给我多少钱就好，到时候给你们每个人发徽章，要填单子，你们要加入这个会。在这个场合，他们就开始做 speech。
康有为作为一个普通的进士，为什么能在百日维新脱颖而出？中国在清代的时候没有公共空间，没有人善于做公共演讲，上面说什么都听不清楚。而康有为是个特别棒的 speaker（演讲者），他能够很快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公开演讲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对很多人来说。康有为这方面能力很强，梁启超也是。
而且他们经常会租下戏院，最有名的是在纽约宰也街。那边有一个餐厅，后来变成黑社会互相谋杀的地方，如果你要伏击谁就在那个转角处，因为那里最容易伏击。对面就是一个当年广东的剧院，他们一般在那里做演讲。
有一段我写了一个日本人对西雅图的描绘，梁启超他们是个讲演团，有一个在澳洲的华人讲英文，是他的翻译。梁启超讲一段他讲一段，当地的地方领袖讲一段，梁启超再上去讲一段，讲完之后情绪就烘托上去了。大家开始签字，然后高呼光绪皇帝万岁什么的，有一整套仪式，然后就完成动员了。
你就看到一个海外的网络是怎么样慢慢地诞生和兴起的过程，而且大家彼此都有竞争意识，又形成了一个网络。这些广东商人还有一种离开故国的自由，更轻松。他们被许诺将来成为二品官或三品官是当时很重要的一个虚荣，给他们官服，可以到乡里去炫耀一下，他有 personal honor（个人荣誉），当然还有对国家的憧憬，对改变中国的憧憬。
但另一方面，很重要的事情是他们要做很多具体的商业事务，开一家巨大的海外华人公司。通过康有为梁启超的努力，温哥华最棒的商人、悉尼最棒的商人还有新加坡的，和他们产生了关系，他们就会互相想象彼此之间缺乏什么，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巨大的 Global Business Network（全球商业网络），我们要投资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们去墨西哥买矿，为了采矿修铁路，修铁路钱不够就去炒地皮。在芝加哥办当年最时髦的中餐厅，在香港办酒店，在全球各地办报刊，这是当时的新媒体。这是一个跨国的媒体、餐饮、矿业……商务集团。
当年康梁之间的通信经常在谈企业分红的问题，我意识到这事只有广东人可以搞。另一方面想，如果这些理念没有具体的商业组织来推动，是传不到更远的地方去的，尽管这些投资最后都失败了。到第三卷，你们还会看到朋友反目，互相寻仇、搞暗杀。在第二卷里如此支持他们的这些商人们，彼此再也不理会了。一个巨大的 drama（戏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