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孟芳：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社会想象”概念评析
作者简介：孟芳，女，出生于1986年8月。201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取得硕士学位，2014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伦理学、应用伦理学等。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最近500年的世界历史更具特殊性,因为它标志着西方现代性的肇始与演进。15、16世纪是前现代到现代的过渡时期,17世纪时,在少数国家(如英国)与个别领域(如自然科学和哲学)表现出了鲜明的现代性,18世纪的启蒙运动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使得现代性的触角真正延伸到世界范围与各个领域。几个世纪以来,市场经济迅速蔓延,公共领域不断生成,民族国家陆续出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到现代性的洪流之中。虽然早已有为数众多的学者对西方现代性展开分析与研究,但是,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另辟蹊径,从“现代性社会想象”(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这一独特视角对其展开了深入的反思与批判。
一、何谓“现代性社会想象”
泰勒“现代性社会想象”概念的提出,源自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他的极大启发。《想象的共同体》这部著作是安德森这位“同情弱小民族的‘入戏的观众’”1遭到不断“‘流放’的果实”1。安德森指出,“‘想象的共同体’这个名称指涉的不是什么‘虚假意识’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le fait social)。”1他认为,“‘民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modern)想象形式——它源于人类意识在步入现代性(modernity)过程当中的一次深刻变化”1,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1。这种对民族的认知层面的定义界定了安德森日后论证的基调,即探究“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的诞生、发展、演变的过程。这些为泰勒以“现代性社会想象”的独特视角为基础探讨西方现代性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点。
泰勒将探寻西方现代性的焦点置于“社会想象”(social imaginary)之上。他力图通过对西方现代性图景的深刻描画,来厘清或辨明不同现代化道路之间的共通之处。所谓“社会想象”,既不同于社会观念,也不同于社会理论。尽管它们都是社会的自我理解方式,但却存在着重要差别。泰勒曾对社会想象与社会理论两者间的关系做过这样一个比喻,认为这就如同一个人在熟悉的环境中散步与该地区的地图之间的关系。这个人根本不需要地图,就能很明确地辨识方向。具体而言,“首先,社会想象是普通人对他们周围的环境进行想象,而这往往不以理论的形式表达,而主要体现于意象、故事、传说之中;其次,社会理论仅为少数人所享有,而社会想象若不是为整个社会的人们所共享,则是被大多数人所共享;再次,社会想象是使得共同实践成为可能的共同理解,是一种广泛的共享的正当性意识。”2但是,两者又并非毫无关联,社会理论可以渗入并改变社会想象,社会想象也同样可以改变社会理论,两者是双向作用、相互贯通的。在泰勒看来,不同的社会具有不同的社会想象,社会想象是多元化的。对于当今多元社会之间的彼此分殊,必须从与之相关的不同的社会想象来加以区别理解。 泰勒认为,“社会想象”是我们对当代西方社会生活的一种集体想象,它具有一种重要的建构性功能,即能够赋予社会实践以意义并促成其发生。社会想象“表达的内容比人民在自由状态中思考社会实在时所接受的知识框架更加宽泛与深奥。更确切地说,我正在考虑人民想象他们的社会存在时所运用的各种方式,例如,他们如何与其他人共处,在他们与其同伴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正常情况下可以满足的期望,以及支撑这些期望的更深层次的规范性观念与意象”3。任何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想象都是极为复杂的,它既蕴含了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的规范性期待感,又促使他们在这种期待感之下,形成对社会生活集体实践的共同理解。这种共同理解具有双重特征,包涵着规范性与事实性两个层面。如今,各个民主社会都基于自身的现实,形成了对于民主国家的独特理解以及符合这种理解的社会实践,并且各个民主国家的成员对各具特色的社会想象怀有强烈的政治认同。 社会想象不仅赋予特定社会实践以意义并使其成为可能的、直接的背景式共同理解(缺乏这一背景式理解的实践将缺失其意义,也不可能被付诸实施),而且还是一种对我们的整个处境的更宽广视野的深刻把握。“虽然它并不包含对于我们的世界的所有事情的理解,但是相关的赋予意义的特征却不能受到限制;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判定赋予意义的理解吸纳了我们的整个世界,也就是说,这个理解是我们对于处于时空之中、其他群体包围之中以及历史长河之中的我们的全部境遇的意识。”3社会想象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前者赋予后者以意义并使其成为可能,同时后者也彰显前者,并且在实践过程中可能会形成新的社会想象,两者互动之结果导致西方社会发生了深层次的近现代转型。在泰勒看来,“社会现象”在现代西方社会主要体现为三种形式,即市场经济、公共领域与人民主权。
二、“现代性社会想象”的三种形式
1. 市场经济
泰勒在论证现代性社会想象时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性预设,即一种新的现代道德秩序是西方现代性的核心,而社会想象与此种道德秩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联。现代道德秩序不断渗透并改变社会想象,同时,我们对现代道德秩序的理解也进一步加深。可以说,两者在互动的过程中彼此影响,互相形塑。“它最开始只是一些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们头脑中的‘观念’,不过后来它开始大规模地塑造社会想象,并最终影响了整个社会。……进入我们社会想象的道德秩序观念是一些刻画了西方现代性的社会形式。”3追溯现代西方社会的道德秩序观何以进入并转化为社会想象进而直达具体行为者,是查尔斯·泰勒历史性地考察伟大“长征”4故事的一种尝试。 现代道德秩序的基础观念是,强调作为个体的我们对他人负有的权利与义务,它们甚至是优先于或外在于政治联系的。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仅来源于个体的同意(原始的契约),由于先在的原则应当被遵循,因此,这种原始的契约创造了具有约束力的义务。洛克也提出,政治的合法性必须以同意作为基础。“尽管契约论的语言,然而,社会的存在乃是为了个体相互裨益的增进与个体权利的捍卫这个根本观念却是愈发重要。”5隐含在这种契约论中的自然状态的平等假设,被日益应用于广泛领域,即人们没有任何优劣等级之分,最终使得人们获得平等对待与非歧视待遇的多重规定应运而生。 这样的社会图景描述了处于特定预先存在的道德背景中的个体,为了某些特定目的共同结合成为一个政治实体的状况。在此人们寻求的终极目的是特定的共同裨益,其中,安全与利益是最重要的。人们通过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来实现社会公益。因此,现代西方社会已逐渐演变为一个相互服务的社会,首要的服务乃是提供集体性的安全,依法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同时,社会应当提供服务保证彼此间的经济交换。于是,安全与经济繁荣成为当今组织化社会的两大核心目标。人们在社会行动中越来越倾向于更多地依赖理性的计算,而不是上帝的庇护。基于个人利益的、勤劳的、理性的劳动成为每个人的主要活动,精神与道德方面的爱与信仰日趋衰退了。 在这种新道德秩序的背景下,经济已不再是现代社会的隐喻,而逐渐转变为显题。人们稳定地在一种行业里工作,将自身安置于一种“固定的生活方式”之中,每个人都从事某种生产性的职业,从而保证社会安定有序。一个社会只要不出现失序和冲突,原则上便是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共存体系。如此便造就了日常生活的神圣化,这一点对整个西方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它促使日常生活成为基督徒最高形式的生活场所;另一方面,它也激起反精英主义的浪潮,攻击那些无论是教会里的还是世俗生活中的更高形式的存在。这两个方面对西方的现代文明具有决定性作用,由此导致了18世纪与以往时代相比的两个显著变化:“首先,经济在我们的生活中居于中心地位,同样,家庭生活、社会关系也至关重要。其次,平等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具有根本重要性”2。 由此,商业社会日益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组织化经济体。但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如果公民过度地追求私人财富,就会打破商业社会的组织化平衡,因此,自发的秩序也伴随着腐败、堕落及丧失自由的危险。“如果公民过于重视他们的私有财产和财富,这将构成腐败,除非得到及时的处理,否则,严重的结果可能导致共和自由的覆灭。财富削弱自由。”2除此之外,“随着商业社会的到来,伟大、英雄气概与对非效用主义式目的的全心奉献,似乎面临着衰微的危机,甚至可能完全从世界上消失”5。在商业社会中,诸多隐忧的表现之一即是担忧男性会变得阴柔化(effeminate),因为他们遵循着好礼社会的风气,逐渐失去了他们的男子气概。 于是,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人们带来一个充满紧张与冲突的合题。种种冲突与紧张在现代文化中成为不容忽视的一面。可以说,现代社会是一个自身充满紧张关系的双重焦点的社会。类似于巴洛克文化,其内部存在一种张力,一方是既有的阶序秩序,另一方是人类作为能动者通过建构活动维系既有的阶序秩序并将之完成。巴洛克文化实际上彰显了神性秩序与人类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对这些紧张与冲突的忧虑随后演变为对现代道德秩序及其所代表的整个世界的谴责,而最为人熟知的代表就是尼采。他“把权力意志看作人类一切活动的推动力,并把未来改进的唯一希望寄托于更多‘超人’的降生上,认为‘超人’是人的一种更高类型”6。
2. 公共领域
泰勒认为,公共领域可以说是社会想象的一种“突变”,它是“长征”中的重要一环。泰勒沿袭阿伦特一哈贝马斯的发展脉络,基本上认同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论述,但他同时又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新见解。哈贝马斯在阿伦特的基础上历史性地考察了公共领域如何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内部实现的问题,而泰勒对公共领域的分析则主要着眼于公共领域的特性及其规范性地位,并进一步分析了公共领域的现实困境,彰显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
针对“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这一问题,泰勒认为联接两者之间的中介是“市民社会”,而市场经济与公共领域是市民社会实现独立于政体这一身份的两个面向,市场经济的作用在于通过谈判达成互惠互利的契约或协议,而“在公共领域中,整个社会透过公共媒体交换意见,从而对问题产生质疑或形成共识”7。也即是说,在泰勒看来,公共领域是市民社会的内在机制之一。这一点与哈贝马斯的看法存在一定差异,因为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 当人们为了某种目的集合在一个具体的空间或场所时,例如较亲昵的交谈,抑或是较为公共性的集会、仪式、庆典、观赏足球赛等,一个在直觉上可以理解的公共空间就建构起来了。这种在某个具体场所中围绕共同目的而生成的公共空间称作主题性公共空间。然而,泰勒所谈论的公共领域并非主题性公共空间,而是一个元主题性公共空间。 “公共领域是一个共同的空间,社会成员可以在这样的空间里通过一系列媒体‘相见’,印刷媒体、电子媒体,同时还有面对面的实际相遇;他们可以借此讨论共同关切的事物,并从而对这些事物达成一种共识。”2可见,公共领域并非一个真正的物理空间,而更多的是由诸多主题串联而成的形而上空间。现代公共领域的运作有赖于印刷资本主义,但仅有此还不够,只有在特定的文化脉络之中,才能通过公共领域产生真正的共同理解。公共领域是指一定程度上相互独立的、具体的、当下的“主题性公共空间”经由多元媒介、多元交流方式的沟通,相互指涉聚合而成的多元性的公共空间,泰勒称之为“元主题性公共空间”。简言之,公共领域是由诸多公共空间交织成的一个更大型的、非地方性的公共空间。主题性空间是复数形式的,公共领域则是单数形式的却也是多层次的,如可以有国际性的公共领域、全国性的公共领域、地方性的公共领域等。 泰勒认为,现代公共领域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征: 第一,现代公共领域的新颖之处在于它是激进世俗化的。早期社会中,各种宗教生活形式内嵌于主体之中。首先,宗教与社会生活及宇宙相连。其次,早期宗教是社会性的,由于最重要的行为是在整个集体中以特定方式表达的,因此,人们不可能相信他们能够脱离社会的母体。最后,宗教还与人类繁荣密切相关,人类繁荣即是宗教的目的之一。总之,在前现代社会,自我不可能处于特定情景之外,不可能超出社会成员的重要秩序之外。然而,现代社会打破了个体自我以上三个方面的内嵌,即社会秩序、宇宙与人类善。宗教的世俗化不仅使我们从上帝的神意秩序中抽离出来,还使我们从一切外在的宇宙秩序和一切超验的东西(如古典哲学中的超善)中抽离出来。 现代公共领域诞生于世俗化的叙事背景之中,宗教生活的神圣地位遭到拒斥,日常生活获得肯定并被神圣化。人们被号召面向日常生活,面向自我本身!宗教在现代社会中只能从公共领域退身而囿居于私人领域。由此,现代公共领域必然是世俗化的,这种世俗化主要体现在公共机构的世俗化与时间的世俗化两个方面。现代公共领域之所以是世俗的,就在于它虽然以既存且不断延续的机构为基础,但这些机构并非稳固不变,因而不能成为公共行动永恒不变的根据。也即是说,较早建成的公共机构,可以由当前展开的公共行动变更甚至废除。从时间意义上而言,“现代世俗化可以被视为是对更高时间的拒斥,从而认为时间是纯然凡俗的”2。于是,现代的“同时性”概念产生了,这个概念表明在世俗时间内,发生于不同时间内的事件会因因果联系相连在一起;而空间距离相隔万里的事件,或是同一地点发生的事件,其间也许没有任何因果联系,但却会由于它们同时发生而被联系在一起。 第二,现代公共领域“优先并独立于”政治之外。泰勒认为,生成于18世纪并持续发展至今的现代公共领域潜在地包含每一位社会成员,也即每位社会成员在公共领域中都享有参与讨论的权利。泰勒说:“一个政治社会的所有成员(至少所有有能力的和‘开明的’成员)应该被认为是在国家之外也建构了一个社会。毫无疑问,这个社会比任何一个国家的范围都更为宽广:为了一些目的它扩展至所有文明的欧洲国家。”2可见,这样的公共领域超越单一政治边界而形成了多层次的、更广范围的甚至是全球性的公共领域。 第三,泰勒认为,现代公共领域具有一种规范性地位。在公共领域之中,社会成员就重要议题形成一种反思性的公共意志,因此,政府应当倾听公共领域的意见。他阐述了两个主要理由:其一,公共领域是一个讨论场所,每个人都可以进入,从而使社会能够对重要事务形成一种共同意见,而这种共同意见又是慎思之后的观点,出自激烈的批判性辩论,而非所有人偶然具有的某些意见的简单集合。其二,主权在民的观点。“遵从公共意见不仅是政府的明智之举,甚至还是政府的道德义务。”2和许多人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批评类似,泰勒所诠释的世俗化的、政治之外的、具有规范性地位的公共领域也只是一种理想范型,现实与之还有较大差距。
3. 人民主权
在社会想象变迁的链条中,除了公共领域和市场经济之外,人民主权成为第三个方面。起初,它只是理论,之后逐渐渗透变型为社会想象。在泰勒看来,任何社会理论发生作用的必然路径是对既有社会想象的渗透或改变。他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的理想路径:一是理论或许会启发新的活动类型与新实践,由此,可以形塑采取这些实践的群体的想象。二是社会想象的变迁伴随着对原有体制中的既存实践的新诠释,以此赋予既存实践以新意义,并改变原有的社会想象。 泰勒通过探索美国和英法的发展历史来阐述人民主权概念。他认为美国大革命是促使美洲古老观念转化为人民主权观念的分水岭。人民主权的概念之所以被美洲殖民地引用,是由于它具备一种为众人所认同的制度意义。美国人早已在他们的社会想象中建构起代议制,认可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及其对征税的决定权。在革命中,这种代议制逐渐被看作是人民意志的合法表达,人民主权的观念逐渐被普遍接纳。这表明:“人民的意志可以视自身为法律的源头,在作为人民而行动时,它并不需要某种预先存在的法律。”2美国联邦宪法是个更加明显的例子,在联邦党人看来,建立一个不只是由各州集合所产生的新中央政府是尤为重要的,因为,未能形成这样的中央政府,正是他们试图取代的邦联体制的首要缺陷。新的中央政府不能仅是由“各州人民”组成的机械集合体,而是必须在“合众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中找到其自身合法性的基础。而法国大革命的结局却截然不同,在革命初期曾出现骇人听闻的社会动荡,泰勒认为,这乃是由于人们无法就民族国家主权的制度意义达成任何共同理解。他认为,美国之所以能以一种崭新的合法性原则来改造社会,在于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行动者必须知道该做什么,他们的社会想象必须包含可以落实新秩序的实践;二是全体行动者必须在实践是什么这一问题上达致共识”2。泰勒指出,某些现代革命几乎完全不具备第一个条件,如俄国,而法国大革命则欠缺第二个条件。 泰勒之所以将人民主权观念作为现代性社会想象模式的原因在于,人民主权观念蕴含着从水平的、同质的意义上来理解现代社会,每个公民都成为无条件的绝对主体,人人平等。因此,可以说,人民主权观念为现代社会中的普遍平等提供了理论前提。较早的等级社会倾向于拟人化的权力与顺从的关系,人们通过与国王的关系而成为某一社会的成员,而现代社会截然不同,社会的“顶点”已经消失,每个人与中心是等距的,人们直接面对整体,人与人之间从等级阶序的人称关系转变为无人称的平等主义的关系,社会从垂直的中介式的社会转变为“水平的直接进入的社会”(horizontal,direct-access societies)。如同每个人都站在社会这个大圆圈之上,每个人与圆心之间等距。 传统的等级社会是通过媒介进入的,人与人之间是隶属关系,个人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犹如农民与地主相连,地主又与国王相连,整个社会结构是垂直的。而现代公民身份是直接的,人与人之间不再是隶属关系。每个个体拥有共同的对国家的忠诚的直接关系。在这种意义上,这种“直接进入”不过是现代平等个人主义的另一种表达形式,每个人都成为绝对主体,现代社会也变得比以往更加同质,不同阶层的社会想象也趋于接近。 人民主权观念实质上还揭示了核心伦理价值的现代化变迁。前现代的主要价值符号是“荣誉”(honor),它与社会等级制度同构,表明社会内在关系的不平等,而“尊严”(dignity)则是与荣誉相抗衡的现代性观念,它与民主、平等的社会制度相匹配。在现代西方社会中,随着荣誉社会向尊严社会的转型,现代人的普遍共识是每个个体拥有平等的尊严与权利,一定意义上,现代人的生活因此而平庸化与狭隘化,“个人除了失去了其行为中的更大社会和宇宙视野外,还失去了某种重要的东西。有人把这表述为生命的英雄维度的失落。我们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8。“活命哲学已经取代英雄主义,成为受人赞赏的品格。”8这种人们的目标感与意义感的失落与传统社会形成鲜明对照。
三、“现代性社会想象”之反思
“现代性社会想象”是泰勒对现代西方社会世俗化的理解与诠释,它并非由精英阶层所建构,而是普通人理解世界的方式与日常话语中的思维框架。我们可以凭借自身的经验和理性去理解与想象身处于其中的现实世界,超验的领域要么不存在,要么与我们无关。“现代性社会想象”中的这种理解与体验世界的方式造成的一个后果乃是:通往超越(transcendence)或完满(fullness)的道路被阻塞了,作为人类生存根基的终极意义消失了。 泰勒通过“现代性社会想象”诠释西方现代性的理论路径为我们展示了一幅西方现代性生成的历史图景。多元的社会想象赋予现代性以多样性的特征。泰勒的“现代性社会想象”概念整合了安德森、哈贝马斯、韦伯等多位学者的观点。他提出这一概念的主旨在于揭示生活于世俗时代中人们的精神图景,伴随着个人主义、平等互利、工具理性的盛行,最终的结局是“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9。整个西方现代化的历程可以概括为个体经历抽离、解放与重建的变迁过程。现代社会是由以上这些观念充斥着的一个客观化、科学化的规训场所。失去神圣与等级秩序意义的个体再也找不到任何安身立命的寄托。在泰勒看来,现代道德秩序的生成、市场经济的诞生、各种公共领域的出现、社会和政治的多元化及世俗化都可以被看作对西方现代性的诠释。而在这些理解与诠释背后,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泰勒在解决西方现代性问题过程中采取的历史主义方法与探寻可能出路的理论勇气。泰勒对现代性的历史透视不仅是意味深长的,而且也是别出心裁的。他对于现代性的困境,心怀隐忧但并未丧失希望,他曾言道,“现代性的冲突,只是一种精神性的挑战,而非不可改变的宿命”10。 在新的现代道德秩序观的引导下,“现代性社会想象”得以不断形成与丰满。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成为操控人们生活的重要方式,促进个人财富与社会利益的增长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天职”。公共领域日益成为公共理性观点得以形成与表达的理想空间,这些意见经过交流与商讨成为公共意志,进而这种共识对政府的行为与决策具有范导性作用。人民主权观念具有强烈的制度意义,是一种新的集体动员的形式,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根基,但其中也蕴含着集体暴政的潜在危险。而现代西方民主社会恰恰是在上述社会想象形式的支配下展开其自身的社会实践的。一方面,它充分彰显了人类的主体性维度与建构性力量,宣称给予每个个体以最大限度的人权、自由与幸福,使人们为自身非凡的创造力量感到无比欣慰。另一方面,在人类为自身的惊人力量雀跃欢呼之后,留给他们的却是无限的愁思与忧虑。现代社会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原子化趋势,现代人无可逃避地陷入一种日益碎片化、归属感与意义感丧失殆尽、认同危机普遍存在、虚无主义肆虐横行的困境之中。 由此,泰勒提出“现代性社会想象”这一理论的目的乃是试图通过它来诊断现代西方社会的种种困境与隐忧。泰勒认为,诸多隐忧的根源在于:个人主义、工具理性及自由的丧失。现代道德秩序与市场经济共同促成了现代个人主义的兴盛。现代道德秩序对个体权利和利益的强调,使得整个社会的合法性植根于个人的自愿性契约之中。“19世纪发展了的个人主义标牌,深深依赖那种自动市场的魔力的信念。人们在市场里自由行动,无形之手的运行就会使社会整体受益。市场就是一个社会的集合概念。它不对任何个人保证什么,个人的命运依靠其自身的努力。个人的成功并不是自动的;无形之手并不能保证人们一帆风顺、大富大贵。技能和勤劳外加一点点的运气才会带来成功。当然,由于坏脾气、懒惰和背运或罪过也有可能导致失败,但总而言之,纪律和勤劳是个人发展所需要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它们会慷慨地给你回报。”11 现代性不仅意味着理性对“巫魅”的祛除,也意味着工具理性成为引导人们社会行动的主要心智构成。一方面,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权利集中化与官僚化大大提高了生产与工作效率,带来物质产品的极大富足;另一方面,这种用“计算”与“有效性”标准衡量一切的趋势加剧了个人的原子化和日常生活的神圣化。泰勒还进一步指出,个人主义与工具理性在政治生活层面造成的后果乃是自由的丧失。这种自由的丧失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现代人在外在行动能力方面表现出强烈的依赖性;二是现代人日益内在化为一个个“戒备森严的自我”(buffered self)。2在泰勒看来,这种生活无疑是人类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现代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生活态度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处世方式横行于世,也常常使人们陷入纵欲与满足之后的匮乏与空虚。超越维度的缺场无疑是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无论现代科技与物质文明发展到何种程度,某种超验的终极实在对人类而言都是必需的。如果对终极实在还心存尊重与敬畏,那么,人们就有可能避免陷入唯我独尊的世俗人本主义,避免沦为完全追求私利的工具或机器。作为完整意义上的人,某种超出自我、物质、尘世之上的精神与道德追求也不应当为人们所忽视。因此,泰勒号召人们重新皈依宗教或对超验的终极实在敞开心灵,唯有“从戒备森严的自我”过渡到“敞开的自我”(porous self)2,才能从根本上为消除诸多现代性隐忧提供一种可能性出路。
注释
1[1][2][3][4][5]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1页;第5页;第8页;第8页;第8页。 2[6][12][13][17][18][19][20][21][22][28][29]Charles Taylor,A Secular A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Press,2007,p.172,p.179,p.182,p.185,p.195,p.195,p.196,p.198,p.200,p.39,p.39. 3[7][8][9]Charles Taylor,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p.23,p.28,p.6. 4[10]“长征”与查尔斯·泰勒描述的现代性的伟大的抽离密切相关,实际上可以理解为现代性肇始以来的种种祛魅的过程。 5[11][14]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中的社会想象》,李尚远译,商周出版社,2008,第22页;第129页。 6[15]奥弗洛赫蒂编:《尼采与古典传统》,田立年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4页。 7[16]转引自汪辉:《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2005,第200页。 8[23][24]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程炼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4页;第19页。 9[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75页。 10[26]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第724页。 11[27]弗里德曼:《选择的共和国》,高鸿钧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第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