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谢·萨利尼科夫：流感谵妄的虚幻，最能表达普通俄罗斯人感受的真实
（原载于《新京报》）
【按】在叶卡捷琳堡，一场可怕的流感肆虐。28岁的彼得罗夫身染重病。他曾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做工，业余时间也画些不被看好的漫画。染病后的他时常在药物的作用下失去意识，陷入谵妄与癫狂。小说《彼得罗夫流感》讲述的就是冷战结束后的俄罗斯，无数个“彼得罗夫”的失落与幻灭。
2021年7月，根据这部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在戛纳电影节上映。彼时，新冠疫情也在世界各地蔓延，影片与现实遥相对照，共同构成了当下生存现状的隐喻。在那场病症中，被边缘化的人们在不安的现实中游荡，既难以适应又无法挣脱，浮沉之中寻找着方向。
近日，这部小说的中文版正式出版。远在俄罗斯的作者阿列克谢·萨利尼科夫得知消息后，特意为中国读者书信，讲述他与这部作品间的内心羁绊。在这篇文章中，萨利尼科夫言辞恳切，他向中国读者袒露了心中的担忧与希冀，愿经历大疫的人们都能更加珍惜、热爱身边的人，在彼此身上发现此前未曾发现的东西。“因为，即使是偶然的相遇，背后也许都埋伏着绕不开的缘分。”
文 | 阿列克谢·萨利尼科夫
脑子里先有了这个故事，然后慢慢将它译成了文字，一面做饭，遛狗，干着各种各样的日常杂事。小说主人公彼得罗夫是个修车工，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画着没法发表的漫画，觉得自己的整个人生都被提前勾画好了；可事实上，他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不了解，连自己的明天都无法掌控。在某种程度上，彼得罗夫正是我自己。我从小就乱写各种故事；年少轻狂时也曾梦想过登顶文坛之巅：先是市里、州里的报纸杂志，最后征服莫斯科。但事与愿违。我徒劳地长大了，混迹于乌拉尔诗坛，成了各种诗歌聚会的常客。我干过各式各样与文学毫不沾边的工作：修车工，装修工，在建筑工地搬过砖，写过各种充斥于网络的小广告。写作一直没丢，但已经认命了，觉得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些豆腐块，在各种小场合朗诵一下诗歌……《彼得罗夫流感》是我的第二部长篇，发表那年我已近不惑。老实说，我没想到这本书会获奖，会被改编成戏剧和电影，会被译成外语。假如几年前有人跟我说，“彼得罗夫”会被译成汉语，我大概会神经质地发笑，把这当成蹩脚的笑话。您想想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要彼得罗夫做什么？ 故事发生在我的家乡，叶卡捷琳堡。我爱这座城市。我想把一些东西留在记忆里：那些街道，那些楼房，那些有轨电车和无轨电车开过的线路，那时的药店，商场，那时的生活。故事发生在新千年初，那是很快就被忘却了的短暂几年——手机已经开始普及，而BP机尚未完全消失；网络已经接通，却并非必不可少。走在市区的街头，偶尔仍会踩到注射器，但吸毒者数量已经有所减少；街面上也太平多了。
新千年初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间已经有了充分的呈现，但那大多是关于办公室白领、关于商业精英、关于新闻工作者的，而我想展现我所亲历的生活，讲述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我自己。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由我的朋友和熟人拼凑而成的。伊戈尔和彼得罗夫醉酒之后惹是生非，到处乱窜的劣迹是我年轻时的真实写照；彼得罗夫夫妇病急乱投医，给儿子退烧的经历也确有其事（包括彼得罗夫触摸到儿子冰冷的身体，疑心儿子已经死掉了时的惊惧）；甚至连彼得罗夫夫妇偶尔堪称疯狂的性事同样源自生活——曾经的生活。自然，我的妻子绝非什么猎杀渣男的嗜血狂魔——不过，谁知道呢？俄罗斯的城市，特别是市郊都大差不差，无怪乎俄罗斯读者在小说里看到了自己的城市，看到了那些年的自己。
彼得罗夫经常被比作果戈理《外套》中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批评家据此认为，我继承的是果戈理的文学传统。诚然，对我影响最深刻的俄国作家之一正是果戈理，我从小就喜欢他的《死魂灵》。但除此之外，我还喜欢伊里夫和彼得罗夫的《十二把椅子》，喜欢左琴科，他比任何一位作家更擅长在现实主义的严格框架内展现生活的荒诞。于我而言，幻想和怪诞似乎能帮助我们更细致地窥探现实。我的所有作品或多或少都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因为后者是解释现实的便利的工具。
没错，冥王并不存在，但在春天，积雪消融之后，草木吐绿之前，整个乌拉尔看上去恰似阴郁的幽冥界，那么，生活在叶卡捷琳堡的主人公自然有可能与冥界主宰打上交道。彼得罗夫也的确一度迷失了，一如古希腊地狱中的游魂；他的妻子也可能是无从解释的、被血控制的生物，所以当车站的神秘老太婆呼喊“伊霍尔”时，她才会流鼻血（“伊霍尔”在古希腊神话中意为“神之血”）。所有这些都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毫不违和，须知，每年冬天的流感爆发季，我们都毫不夸张地经历着死亡与复活；而新年，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正是对逝去的一年的欢快而隆重的葬礼：恰恰是这种流感的谵妄与新年前夕的迷狂，最能表达当今俄罗斯很大一部分人的感受——他们尚未彻底熬过死亡，还不知道如何在新的现实里生活。或许正是这种隐喻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其中也包括基里尔·谢列布列尼科夫导演，正是他将彼得罗夫搬上了戏剧舞台和电影屏幕。我对戏剧和电影一窍不通，只好等着看结果；而结果着实令我惊喜。戏剧和电影将小说演绎成了截然不同的两部作品。
戏剧结尾是这样的：新年枞树联欢会上的小动物们和小雪花们坐上了无轨电车，行驶了二十多年之后，变成了戏剧开场的那群疯子；而在电影的结尾，逃离灵车的死人象征着当代俄罗斯人，他们试图逃离过去，而这无疑是徒劳的，因为过去已经发生了。这两种改编我都很喜欢，谢列布列尼科夫准确地传递了小说的调性，并且是带着爱意这样做的。电影的某些片段我反复看了很多遍，它们如此细腻地传达了我的内心感受（比如彼得罗夫对于童年的回忆，彼得罗夫和儿子从新年枞树联欢会回家途中的嬉闹，等等）。在当代中国语境之下，对拙作或许会有更新奇的解读。但无论如何，我愿意相信，读了这本书，人们会发觉生活要比它之前的样子更欢乐些；人们会更加珍惜、热爱身边的人，在他们身上发现此前未曾发现的东西。因为，即使是偶然的相遇，背后也许都埋伏着绕不开的缘分。珍惜彼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