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仰海峰：符号-物、虚像与大众文化批判——巴特《流行体系》解读
摘要：20世纪 40年代之后，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构成当时欧洲思想界的一个重要主题，巴特是其中一位重要代表。与法兰克福学派从思辨角度批判大众文化不同，巴特主要从索绪尔结构语言学方法入手，揭示经过大众传媒这一中介后，大众文化如何将自己建构为一种符号机制，并在日常生活中将人们吸收到这个体制的过程。巴特认为，这不再是人直接被物所支配，而是人被符号创造出来的虚像所支配，这是现代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流行体系》是巴特结合结构语言学方法分析大众文化的代表作。 作者简介：仰海峰，2002年在南京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主义哲学，著作有《走向后马克思：早期鲍德里亚思想的文本学解读》、《符号之镜 : 早期鲍德里亚思想的文本学解读》、《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前提及当代效应》、《实践哲学与霸权：当代语境中的葛兰西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等。译有：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等。 文章来源：求是学刊. 2003(03)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由于电子媒介的产生和消费社会的兴起,大众文化在西方逐渐显示出主导一切的趋势,这日益引起了思想大师们的关注。在当时的研究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开创性。在他们看来,随着高雅文化屈从于生产过程和市场逻辑,“整个世界都得通过文化工业这个过滤器"[1](P117), “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1](P118)这种新型的控制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同质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批判是非常深刻的,他们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从生产领域延伸到了文化领域。但从思辨而来的批判范式忽视了大众文化本身的内在运行方式。这可以说是法兰克福研究所成员的主要失误。与德国式的思路相对应的,是法国人从大众文化内在运行机制进行批判的思路。这个批判虽然在总体上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但法国大众文化批判的立足点不再是法兰克福学派主张的真实个体/虚假个体、真实需求/错误需求等二元划分,而是借助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揭示大众文化的内在运行机制。罗兰·巴特无疑是这种批判的重要代表。在巴特的大众文化批判中,与法兰克福学派直接从意识支配的主体视角不同的是,巴特更关注大众文化中物的存在方式问题,以及由于大众传媒的影响,物如何通过媒介构成流行意象,并通过这种意象吸收人们的注意力,完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运作问题。这构成了从《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以下简称《神话学》)到《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以下简称《流行体系》)的主题内容。也是本文分析《流行体系》的理论入口。
一、 从物-符号到符号-物
为了理解巴特《流行体系》的主题内容,先看看巴特从《神话学》到《流行体系》的思想演变。在我看来,巴特的分析逻辑演变,可以概括为从物—符号到符号—物。在讨论这一点之前,我们先要对巴特所说的"神话"做一个必要的解释。在巴特看来,神话是一种言谈;并不是任何言谈都可以成为神话,只有通过特殊的意指作用过程,言谈才能成为神话,在这种意指作用中,内容被消解了,变成了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构成了神话创造的基础。由于言谈形式化了,它就具有了超历史的特性,因此,神话是一种历史自然化的言谈。这种言谈是在形式层面上运作的,涉及到意指作用方式,就需要运用符号学方法进行分析。这也是巴特为什么从索绪尔出发的原因。
在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中,他首先对语言与言语进行了区分。语言本身构成了一个系统,言语只是这个系统的内部操作过程,受到语言结构的整体制约。从这种见解中就可以得出,当个人言语时,并不是主体在言语,我们只是按照语言结构的规则或语法进行新的结构组合。按照这个思路,以古典哲学意义上的主体观念面对语言,就是非法的。按照索绪尔的看法,语言由符号构成,符号由能指与所指构成,两者构成一种意指关系。所指指的是“概念",如“马"这个概念,能指指的是心理上的音响形象,如我们读“马"时发出的声音。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同样,所指“马"这个概念并不与现实存在的马直接对应,它们之间只是一种任意的关系,因此符号构成了符号的世界,符号的存在依赖于语言结构本身[2]。
在索绪尔那里,能指与所指构成符号,这就是一个表达过程,虽然符号不同于真实的物,但在表达中这两者是同义的。巴特认为,在大众文化的言谈中,表达过程只是第一层级的,它构成了第二层级意指过程的能指,第一层级的符号只有从属于第二级的意指过程时,才具有存在的意义。比如恋人之间用玫瑰来代表爱情。在这个句子中,玫瑰是能指,爱情是所指,这两者的结合构成符号,这个符号也是玫瑰,因为送的就是玫瑰。第一个玫瑰当然是实体,但在这个所指的对应层面上,玫瑰被抽空了具体的内容,变成了符号,因此,“在经验的层面上,我无法使玫瑰和其所传递的讯息分隔,如同在分析的层面上,我也不能混淆玫瑰是能指及玫瑰是符号,能指是空的,符号是完满的,那是一种意义。”[3](P117)当我们送给情人一支玫瑰时,玫瑰不再是一个具体的物,而是变成了爱情符号的载体,在物背后,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物—符号。因此大众文化的神话便是一种二级结构:“神话是一个神奇的系统,它从一个比它早存在的符号学链上被建构:它是一个第二秩序的符号学系统。那是在第一个系统中的一个符号(也就是一个概念和一个意象相连的整体),在第二个系统中变成一个能指。"[3](P173)。为了说明这个关系,巴特画出了一个图形加以说明:
如果说在第一级中,符号还同现实的物对应的话,那么在第二级中,具有内容的第一级能指变成一个空洞的符号,这个空洞的二级能指,就为二级的所指提供了表达方式,这种二级的所指就构成了意识形态的内容。比如一个黑人士兵向法国国旗敬礼这个画面,它的直接表达可以是一个事实,但这个事实被宣传所使用时,就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操控。在这种操控中,这个事实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所意指的内容,这个内容或者是法国的帝国性,也可以说法国没有种族歧视问题。但在字面上,这种帝国性或无种族歧视的特性并不存在,正是这种不存在,才能更好地被意识形态加以操控,而当这一点实现出来时,这个照片发生的具体情境没有了,历史性消解了,形式具有了自然性的意义,这就是神话。 把物虚化,抽象为一种形式符号,这当然是当代大众文化的重要运用方式,这种方式可以说是大众文化的第一级层面,而在深层上,大众文化运作是将符号变成物,使物成为符号的复制品。因此,从符号学来分析的话,必须将符号转化为活生生的实践,然后从这种符号中分析大众文化的编码过程。或者说,就是要实现从物—符号到符号—物的转变过程,而对符号—物的分析,这正是《流行体系》的主题内容。《流行体系》是一部研究时装的著作,但这里研究的时装,不是真实穿着意义上的时装,而是在符号学反观之下的书写时装,是时装杂志中流行的时装。为什么选择书写时装作为研究对象呢?在本书的“前言"中,巴特说:“最初的计划是重建真实服装的语义学(将服装理解为穿着或至少是摄影的),然而,很快我就意识到必须在真实(或可视的)系统分析和书写系统分析之间抉择。我选择了第二条路", “因为在这里,词语所支配的不是什么实在物的集合,而是那些已经建立起(至少是理想状态下的)意指系统的服饰特征。"[4](P2)所以在考察流行时,就可以发现,“写作更像是构建(甚至到了在具体说明这项研究的题目即书写时装时,居然毫无用处的地步):为了构成它的意指作用,书写的时装还是要以真实的时装体系为它的地平线:没有话语,就没有完整的流行,没有根本意义上的流行,因而,把真实的服装置于流行话语之前似乎不太合理: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是促使我们从创建的话语走向它构建的实体。"[4](P3)巴特的这个说明,实际上表现了他的研究转向:即从物—符号到符号—物,这个转向在方法上是对《神话学》的倒置。如果说《神话学》是在索绪尔的符号学理想支配下的话,那么此时却是对索绪尔理想的翻转。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想以符号学作为人文研究的基础, “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在这本书中,他的任务是“要确定究竟是什么使得语言在全部符号事实中成为一个特殊的系统"。他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在各门科学中第一次为语言学指定一个地位,那时因为我们已经把它归属于符号学。"[2](PP37-38)。在这个规定上,《神话学》中总是将物的分析指向符号层面。而到了《流行体系》时,巴特的符号学研究计划已改变了方向,“或许,我们应该颠覆索绪尔的体系,宣布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这项研究的主要作用就是要阐明,在像我们这样一个社会里,神话和仪式采取理性的形式,即最终采取话语的形式,人类的语言不仅是意义的模式,更是意义的基石。"[4](P3)这种转变,巴特认为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变化的一种反映。在现实的消费中,流行已经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正是通过对流行,创造出一种真实物体的虚像,使消费者纳入到经济生活过程中。巴特的研究,首先就在于揭示这个虚像的建构过程。
二、虚像的建构：一个符号学的分析
对于流行中虚像的建构,巴特选择的分析的对象是书写服装。在巴特看来,只有书写的服装没有实际的或审美的功能,它完全是针对一种意指作用而构建起来的,它只表示流行,只是作为符号体现出来。当词取代了物时,词本身构建了一种虚像,这时的分析就不像时装社会学分析时停留于生活层面,而是走向流行的虚像本质。 流行的虚像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流行的意义如何从符号学上加以分析?首先就要分析从词到物的转换中,即时装的书写系统是如何表达流行意象的。巴特先通过对比替换测试这一语言学的操作模型,对流行叙述中的对比项进行了区分。按照索绪尔的观念,当我们改变语言体系中的一个术语时,就可以发现相应的意义变化,他认为这也是语言历史进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变化在服装上就体现为当时装样式、布料、颜色等变化时,衣服的特性就会发生变化,而这些特性相应的场合、职业等也会发生变化,巴特将之概括为两个方面:一面是服装,另一面是世事。他举例说,如果杂志告诉我们:印花布衣服赢得了大赛,我们可以试着人为地替换一下,比方说,我们可以认为从印花到单色的转换包含着从大赛到花园聚会的转换。这就是服装的变化导致了世事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我们当然是从书写中得知的。流行的另一对比项是服装和流行的关系。在时装杂志中,许多表述并不与世事关联,而是与流行有关,比如当杂志说胸系带系于背后时,这个表述并没有特定的世事如大赛、花园聚会等,而直接传递流行。当我们说胸系带不再系于背后,而是系于胸前时,服装的变化就导致了流行的变化。在这里,书写时装就可以作为符号建立起来,服装体现的是一种能指,能指自身的差异互换,在自身之内构成了一种意指关系,而这种意指关系成为流行这一虚像建构的重要基础。 巴特接下来要分析的是,这种意指关系是如何在语言自身中建构出来的。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流行表述中存在着两个系统:一是语言系统,一是服饰系统,服饰系统取决于服装表示的是世事,还是流行。巴特根据叶尔姆斯列夫关于语言学中表达层E和内容层C的区分,将语言表达系统描述为ERC,R为联结关系。这个组建的系统本身又构成第二个系统的简单要素,如是根据分节点不同,构成了两种系列。第一种情况是,第一系统构成了第二系统的表达层:RC(ERC),系统1即ERC与直接意指相对应,系统2与含蓄意指相对应(图一)。第二种情况是,第一系统ERC构成第二系统的内容层,即ER(ERC),这时,系统1与对象语言层相对应,系统2与元语言层相对应1。如图所示:
这里元语言与含蓄意指之间的区别取决于第一层面在第二层面中的位置。在图一中,第二系统就是含蓄意指,而在图二中,第二系统则是元语言。巴特认为,这种元语言构成了科学语言的主体,而含蓄意指则具有一种普遍的感染力和理念规则,渗透在社会性的语言中,两者都对流行发生着作用。但如果考虑到事物本身,那么就不只存在着两个层次的系统,而是有三个层面的系统:一是从真实符码到语言的直接意指系统的转换,一是从语言直接意指的层面到含蓄意指层的转换,在这种转换中,当语言的直接意指代替了真实符码时,那么语言的直接意指就具有了元语言的作用,成为符码的所指,最后这两个系统被当作含蓄意指的能指,融入到第三及最终系统中,这就是修辞系统。如图三所示:
在这个图形中,最下面的是真实符码,第二层为术语系统,第三层为修辞系统。从这个图表中可以看出,当进入到书写领域时,原初真实的实体被转变为术语系统的所指,这个所指获得了元语言的位置,这时真实符号自身的意象就被语言的意象所代替,真实消隐了,我们获得的是经过语言中介出来的意象。在符号发达的时代,当一切东西都经过符号表现出来时,真实存在的实体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经过语言符号表达出来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经过术语层面的元语言操作时,获得了绝对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我们在今天的广告中到处可以感受到。在直接意指层面,语言描述似乎在客观而又自然地描叙着真实符码的存在状态,而这种描述方式正合乎制度存在的方式:“制度最具社会性的地方正在于它有一种力量使人们可以制造所谓的‘自然'。"[4](P3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菲伏尔在《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中指出:“书写世界是所有制度的必要条件,没有任何制度能够离开书写。书写的文字作为原始的制度进入到社会经验中,通过组织它们将创造与行动固定下来。……书写倾向于作为元语言,抛弃语境和指涉物;在书写物之前存在着行为与词语的关联。由于元语言比言说占有优势;这就是为什么经院哲学、拜占庭主义、犹太主义以及修辞学,在建立于圣经基础上的社会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5](P156)当元语言系统作为整体进入到修辞系统时,原来直观的描述,在修辞系统中就具有更为宽泛的意义,为信息开创了一个社会的、情感的、理念的世界。第二层次制造出来的“自然"性描述,经过修辞系统的理念化与情感化,就使人们在心理上认同了这种流行描写,经过这个描述,使得这种流行的意象才更为真实,比所有的真实符码更为真实。这种含蓄意指与术语系统实际上很难区分开来,而第二系统则经常深入到第一系统即真实符号中,并常常取而代之,这正是流行的描述方式。这种取代过程,正是真实消解的过程。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当我们从流行的表述中来理解流行时,按照巴特的解释,存在着从修辞系统向真实符号的双重转形过程,这种转形是对流行表述系统内部的简化。第一种转形是从修辞系统到术语系统的转形,或者说是向书写服饰符码的转形;第二种是从书写服饰符码向真实符码的转形过程。第一种转形中,是将流行表述中的修辞价值剥出,使之成为一种具有中立性的、客观的描述,如我们可以将“一条小小的发带透出漂亮雅致"简化为“一条发带是漂亮雅致的符号"。在这个转形中可以看出,意思并没有发生改变,但描述却更为客观了,似乎具有了律令的性质,发带等同于漂亮雅致,这变成了无可置疑的事实。而这正是流行表述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个论述中,我们似乎又碰到了《写作的零度》中所谓的零度写作观。在当时,巴特将这种写作当作是走出文学意识形态的一种途径,现在看来,这种写作正符合流行书写的要求,而流行正是意识形态的另一种表述。通过这种转形,流行具有了重要的权威性。但这种权威性的意象更是发生于第二种转形中,即从书写服饰符码向真实符码的转形中。巴特举例说,当有人告诉我“城市里的日常服装以白色为主调"时,我们的转化就可以表述为“日常服装上的白色主调是城市的符号",这时就易将这个表述等同于事实本身,但这种等同是一种伪真的等同,它并不能完全脱离语言的限制,当我们在这种伪真的等同中获得“日常服装上的白色主调是城市的符号"这个意象时,我们获得的实际上是由符号构成的虚像。
从这个分析可以看出,在流行中存在着双重虚像:一是直接术语层面。流行倾向于直接表述服装,在这种直接表述中,流行似乎获得了真实的功能,但在流行中这种功能只是一种功能的展示,而不是真实存在的功能,即并不是为了做事而用的功能。为了行动而穿戴,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为了不行动,它只是在不用假设其现实的情况下,展现做事的存在。巴特称这是一种伪功能,是一种被意指的功能,因而组建的是一种虚像。第二重虚像发生于修辞层面。书写服装的修辞使我们容易将服装与特定的社会情境与意象联系起来,并将这种服装与流行中所界定的功能固定起来,形成一种自然性的、理念性的固定结构,比如“适于鸡尾会的一件黑裙",这里,就是通过将黑裙的功能化,使符号本身具有了理性的、自然功能,按照巴特在《神话学》中的分析,这正是时装中的神话编码,它使时装变成了一种景观性的法则,变成了现实的律令。这种律令以流行理性渗透到人们的社会心理结构中,使虚像在流行中自行生产出来,这才是符号—物的最终胜利,使一切东西都按照符号—物的方式组建起来。可以说,流行是符号建构起来的虚像统治一切的时代。
三、流行体系经济学与意识形态批判
从巴特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流行在这个社会已不再是一种个别的现象,而是自行构成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形成了一个流行的世界,通过自己的虚像将人吞没于自身之中,巴特认为这正是现实与虚像颠倒的神话学世界,他的《流行体系》就是要通过符号学分析,对流行进行神话学的解码。在巴特关于流行体系的分析中,虽然他运用了符号学的方法,但符号学在这里已经具有了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的功能,而不是简单地作为一种客观的分析工具出现在他的文本中。巴特将这种符号学的批判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联系起来,并开始将马克思的批判推进到了符号经济学的批判,而这个批判后来构成了早期鲍德里亚的一个重要主题。 巴特认为,自己的分析遵从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分析的基本方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6](P72)马克思的这个论述,揭示了意识形态的起源和其社会作用方式。从发生学而言,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来自于社会生活过程,虽然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具有自我发展的内在逻辑;从意识形态的作用而言,当意识形态产生之后,他反过来作用于社会生活过程,好像意识是社会生活的主导性因素一样,这时,人们更容易生活于意识形态中,而难以穿透意识形态的伪真本质。巴特在自己的分析中,直接参照了马克思这句话[8](P305,注11)。当巴特进入流行服装的修辞学分析时,他两次援引马克思,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应该同语言学相结合,并作为分析大众文化的基础。“在语言学中,证明其实存在的是系统的连贯性(而不是其‘使用'),无须承认我们低估了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在现代社会的历史生活中的实际重要性,他们的‘成果'清单远不能穷尽他们那些著名的理论。"[4](P260)在他看来,流行中从真实符号到术语层面到修辞的转换,以及相反的转换过程,“如果我们恪守马克思主义的设想,或许这种转换与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影响现象及其表象的转换颇有共同之处"[4](P298)。但巴特的这个分析,又不是直接运用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而是借用了当时理论研究的成果。在巴特生活的年代,意识形态不再像马克思时代主要限定于哲学、伦理学等内容,而是弥漫于日常生活领域中,按照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中的看法,当时的意识形态体现这两个层面:一是在公共领域层面的意识形态统治,一是私人领域层面的意识形态统治。公共领域层面的意识形态统治就是马克思主要分析的对象,这是镇压性的意识形态;而私人领域的意识形态不再是通过镇压方式完成自己的统治的,而是通过家庭、学校等机构,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私人领域来实现自己的意识形态功能,并通过塑造主体的方式完成了。这种主体当然是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说到底正如巴特分析流行时所说的一样,是一种主体的幻觉[7]。巴特的分析,在这个意义上延伸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路,但巴特的分析方法不再是德国式的抽象思辨,而是借用了语言学的分析,揭示服装的“本真的视像"背后,正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过程。比如他在揭示能指的修辞时指出:“贫乏的修辞,即具有强烈直接意指,适应社会地位较高的读者。相反地,强烈的修辞,主要在文化和爱心所指上进行发展的修辞,对应着更为‘大众的读者'。这种对立不难解释。我们可以说,有了较高的生活水平就有更多的机会得到想要的(书写)流行,直接意指也就重新获得其权力。反之,如果生活水平较低,买不起衣服,直接意指就变得毫无意义,就需要用含蓄意指强烈的系统来补偿其无用性。这种系统的作用就在于制造一个乌托邦的梦想"[4](P271-272)。当人们沉湎于这种乌托邦时,流行就起到了意识形态的功能,使我们认同于流行体系。从更深的层面来看,流行又不是自成体系的,它建立在这个社会的经济法则基础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流行发挥了经济意识形态的功能。这种流行经济学的批判,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已不完全一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主要分析的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层面,交换价值的抽象化,使社会走向了抽象,形成了物化,这种物化是物的使用价值的抽离过程。因此,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构成了商品分析的主要层面。在流行体系中,流行不再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经济学关系问题,因为流行的意义建构,是一种反本质的过程,因此,作为购买者而言,交换的直接目的已不再是使用价值,正如上面分析的,使用价值在这里只起到一种伪功能的作用,是一种虚像的对应物,交换的直接目的是抽离了使用价值的内容,这种无本质内容的虚空,吸引着我们的欲望,物在这个交换过程中,变成了一种表示流行与名位的符号—物。所以巴特说:“意象系统把欲望当作自己的目标(希望符号学分析把这一切变得昭然若揭),其构成的超绝之处在于,它的实体基本上都是概念性的:激起欲望的是名而不是物,卖的不是梦想而是意义。"[4](P4)因此,流行的过程就是人类自恃有能力把毫无意义的东西变得有所意指的一种景观,使人们的消费变成了一种被意义引导的消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必须拓展为关于意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是后来鲍德里亚走向《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基础。再从深层来看,当意义本身只是符号编码的结果时,对意义的批判就必须走向对符码的解构,这个解构成为后结构主义的重要入口。可以说,巴特的这个分析,对于我们理解当代哲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点。
注释
1、巴特在这里关于元语言的界定与《神话学》不同,在那里,元语言被界定为《流行体系》中的含蓄意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