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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青春具有洞悉的官能，相信年轻的女囡（femme-enfant）切近神秘与性——这两个“相信”构成了超现实主义信条的核心。
对于布勒东来说，女囡是救世者，因为“在我看来，在她身上，且只有在她身上，另一种视野的棱镜得以在某种绝对透明的状态下憩息。我们之所以如此固执地将其拒之门外，是因为它遵循着截然不同的法则，而雄性暴政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它被公之于世。”
当莉奥诺拉·卡林顿与马克斯·恩斯特相遇时，她十九岁，在他看来，她仿佛从超现实主义梦境中被直接召唤而至。二战爆发前，二人在巴黎度过了“天堂般美好的时光”。
但莉奥诺拉并不像扮演她那年老情人的幼妻的角色，她是一名艺术家，她创作。
逢场作戏、锦衣华服、角色交互——这一切都影响着她笔下的故事，她的幽默总带有哥特气质，而这恐怖也朝向真实、持续的经历。
在她的画作中，在她诸多形象梦幻般的抒情之下，被捆住手脚的恐惧躺在地上，竭力挣脱束缚。
1939年，法国向德国宣战后，恩斯特因被划为敌对的 异国分子而遭到逮捕。而莉奥诺拉也无力解救恩斯特。
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莉奥诺拉离开了法国。
在马德里，她经历了一串诡异且令人极度不安的事件，随即被强制入院，药物导致她出现极为严重的癫痫发作症状。
在本书中，作者毫不留情地记述了精神失常的经历。
正是在三年前，我被关进莫拉雷斯医生位于西班牙桑坦德的疗养院里，此前，马德里的帕尔多医生和英国领事宣称我精神失常且无法治愈。偶遇了你——我认为于众人中头脑最清醒的你——之后，我开始在一周前收集带领我穿越知识之初始边界的线索。我必须重新回顾那段经历，因为我相信，这样做可以让自己受用于你，正如我相信你也会在穿越边境的旅程中帮助到我，助我保持清醒，助我任意戴上、摘取那替我抵御奉从主义敌意的面具。
1940年5月，马克斯被押送至集中营之后，莉奥诺拉通过喝橙花水强制自己呕吐。事后，她认为“呕吐代表觉察出社会的不公，并希望将自身净化，之后再越过其袒露无遗的无能。”
整整三周，她不吃肉食，喝葡萄酒和烈酒，靠土豆和沙拉维生。
她认为自己经历着净化的过程。
她的朋友希望她停止折磨自己，但是她觉得“她没有完全地理解我”。并继续伤心地过着禁欲生活。
在朋友的劝说下莉奥诺拉答应跟朋友一起离开。
在旅途中“刹车片卡住了”，在这个时候莉奥诺拉认为是自身的无意识力量，导致自己的心“卡住了”，而这些力量让车辆的机能瘫痪。
我自身的力量令我感到恐惧。彼时，我仍受限于我自身的星系，全然不知他人的星系——它们的重要性，我现在终于意识到了。
在此，她意识到自身的痛苦正在试图与身体合二为一，思维必须在身体上——在物质层面上产生一种即刻的影响，才能宣示自己。
在事后，也就是写作本书的时候，她也意识到，她在那个时候的行为显得“诡异且疯狂”。但是在当时，她并不在意。
最后她还是获得了许可，跨越了边界，进入了西班牙。
到了马德里，她进入了一种亢奋的状态。
身陷政治困局和炎炎热浪的我说服了自己，认为马德里乃世界之胃，而我则是负责帮助这副消化器官康复的天选之人。我相信，所有痛苦在我身体里堆积，也终将消解，这正好解释了我情绪力量的来源。我相信，我有能力承担这份重任，并从中为世界提取一份答案。
在马德里，莉奥诺拉被强奸了，但是她认为是一个邪恶的叫范根特的男人催眠了马德里。她将范根特看做是自己的敌人。她联系了英国大使馆，试图让领事相信，希特勒及其党羽是通过催眠的方式发动了世界大战，而范根特是他们在西班牙的代理人。
领事认为她疯了，并给一名内科医生打了电话。这名医生最后给她注射了镇定剂，并将她送入了被她成为精神病院的疗养院。
她醒来之后，被忽视监视着，手脚都被捆住。她死命的挣扎，最后只能通过鼻饲管进食。她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
她认为，被捆住的自己，代表着所有被镇压的西班牙人的灵魂。
一天夜里，我在清醒的状态下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一间大如剧院舞台的卧室，拱形天花板被涂刷成天空的模样，一切都破败不堪但又奢侈豪华，古老的床上方挂着破烂的帘布并装饰有丘比特像，它们到底是画像还是真身，我已不清楚了；还有一座花园，很像我前一天去漫步过的那座；花园四周围绕着带刺的铁丝网，那里的植物在我双手的呵护下成长，扭曲着缠绕在缕缕铁丝上，铁丝被植物覆盖，看不到了。
再后，为了治疗，她被注射了戊四氮，引发了重症癫痫。
这是一种休克疗法。1935年，约瑟夫·拉迪斯劳·冯迈杜纳（Joseph Ladislau von Meduna）提出了这种，用戊四氮（环戊并四唑）诱发痉挛的休克疗法。他对此疗法的解释是，既然患有癫痫的人很少患精神分裂症，那么大量的痉挛发作就可能对治疗精神分裂有效。
在戊四氮导致的体力衰竭之后，莉奥诺拉度过了几天相当平静的日子。
她相信自己正在操纵苍穹，并找到了解决与太阳相关的自我问题的关键。
而她一直在为进入“深渊”而做准备，她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将知识带到那里去。
最后，莉奥诺拉的一位做医生的远房表亲拜访了她，并坚持将她救出了疗养院。在纽约住了一年之后，她搬去了墨西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