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祖國敵人的修養

八月廿一日，順德傍晚濕熱，天空陰鬱飄雨，單向空間外的露天草坪正播放暖場音樂，歌詞應景唱道：「There's a storm coming/ You'd better 潤/ There's a storm coming/ Goodbye to the sun…」草坪上聚滿了撐著傘的未潤之人（或者說潤向coming storm的人），許知遠在此情此景和費晟聊他的新書《梁啟超：亡命》。

腦門寬大、雙眼深邃、突顎，梁啟超這個廣東頭顱價值十萬兩。他不僅長著一副典型廣府面孔，還有典型的廣府性格。「搖擺」是本書的關鍵詞，許知遠不厭其煩地屢次提及梁啟超是一個搖擺不定的人。「搖擺」不一定是「堅定」和「篤信」的宿敵，它可以是更多可能性的催化劑，包容著同路人的不同藍圖。或許身為祖國的敵人，平生第一回被祖國通緝、流亡海外，無任何教程或實操經驗，梁啟超略顯手生；也或許身為廣府人，身上多少有些圓滑變通和提防主流秩序的基因，使自己免於頑固和閉塞。無論如何，梁啟超在往後的日子裡投機地把握每一次的偶然性，渺懷孤詣，對所有能靠近抱負和理想的機會來者不拒。

戊戌政變失敗，維新派依然認為光緒總是好的，因此要保皇；平民是聽勸的，因此用盡方法令他們覺醒——維新派搖擺的性格帶來的一大弊端，就是容易軟弱和對事業陷入浪漫而不切實際的想象。譚嗣同行刑前的想法是「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有之，請自嗣同始。」但所謂「去留肝膽兩昆崙」的默契分工，極可能是浪漫的一廂情願，在道德勇氣和行動勇氣的驅使下，決定表演就義，最終換來了什麼？許知遠寫道：「公開處決是朝廷彰顯權威的一種儀式，它也是一場暴力狂歡，總吸引著圍觀者的雀躍，作為他們單調日常生活的調劑。在一張記錄犯人被砍頭的舊照片上，圍觀者幾乎擁到了受刑者的身前，眼裡並沒有同情或恐懼。」用就義的精彩表演激起清國人的義憤、引起他們不滿專政的共鳴，也是一廂情願，事實上，權力崇拜的傳統極深的清國人，有著令外國人都驚異的極強忍耐能力，清國人但求有一個秉公執法的好政府，「完全沒有流露出打算報復的意思，而是默默地生活，對任何人都彬彬有禮」。福澤諭吉在明治初年引發的強烈迴響，很可惜沒有在另一片土地發生。

另一邊，成功逃出國境的維新餘黨路線則逐漸分歧。康有為偽造密詔，四處脫口秀宣講慈禧軼事，謊話連篇，令維新派在外呈現出膽怯無力、哭哭啼啼的形象，無怪乎日後日本人傾向支持較為務實的孫文。再後來，國際輿論還一度倒向了慈禧，因為太后一邊奮力狙擊逃亡海外的對手，一邊又努力重塑自己的國際形象，「在紫禁城接見北京公使夫人團，以展示對西方世界的親善」此時，「英國的對華政策早已從對皇帝的同情轉回對太后的支持，對政治流亡者失去興趣」。

梁啟超逃往橫濱的同時，因廣州起義未舉先洩露風聲而事敗的孫文也逃往橫濱，橫濱一時成了失敗者的棲身和修養之所。在橫濱，梁啟超遇上孫文。孫文此前在倫敦蒙難而名聲大噪，同路人無不為其革命氣質所折服。梁啟超的「搖擺」個性此時展現出另一面——雖然道不同，但他和林圭在內的一部分維新派人士逐漸厭倦討論等待，轉而被孫文的果敢行動所吸引。不久之後，梁啟超設法在孫文和自己的老師康有為之間尋找平衡，但傾向一條「名為保皇，實則革命」之路，甚至勸籲康有為「離開舞台」，投入革命的實際行動。與此同時，同樣投機的孫文也不斷接近梁啟超，拉近與他的關係。

「若海外華僑的金錢與這地下力量結合起來，將演變成怎樣一種力量？這個想像曾令孫文興奮不已，興中會正因此誕生。這股力量是要顛覆慈禧的統治，幫助光緒重新掌權，為六君子復仇；還是要顛覆整個滿人政權，建立一個共和國？梁啟超在兩條道路間搖擺，他對保皇會的舉措不無懷疑，又能決絕地踏上孫文的道路。」書中寫道。

梁啟超在橫濱站穩腳跟，辦起了《清議報》，他將行動上受挫轉化為寫作。許知遠寫道：「一篇聲討檄文不足以平息憤怒，他接著撰寫了致李鴻章與張之洞的公開信，勸告兩位重臣對時局負起責任。」而在國內，清廷沒有停下輿論攻勢，開動宣傳機器隔洋對撼，處處污名化流亡者，要麼撰文攻擊流亡者樂見國內大亂、攻擊其本身私生活敗壞，要麼創作叛賊被清政府逮捕處死的漫畫和小說，另一邊廂又要求日本政府將這些顛覆國家的在逃通緝犯驅逐出境。

「除去梁鼎芬的惡毒言語，《申報》還登載了黃協壩為《翼教叢編》撰寫的序言，攻擊梁啟超『逞其詭譎，創為君民平等之說，於是典章廢，制度湮，綱常煦，名教壞』。 」

「4月4日，張之洞再度致電小田切萬壽之助，要求驅逐梁啟超和王熙，說他們人在日本，清議報館尚開，『此事是一大誤，有礙中東大局……梁魁尤為悖悍，其居心必欲中國大亂而後快。』」

「……張之洞再次要求查禁《清議報》，稱該報『乃是亡國的文字，彼輩以譚嗣同為盟主，以康有為為教主，圖謀顛覆國家；至於皇帝復位之類，不過是眼下的藉口而已。清國的子弟到貴國遊學者甚多，但都讀《清議報》的話，其弊端實不可估量』。近衛對這位偏執的總督解釋，國際法禁止驅逐政治犯，『令梁啟超離日他去，並非易易』，且『若以為梁一旦離去，《清議報》即可停刊，亦屬大誤』。陪坐的鄭孝胥亦覺得張總督『多言康、梁在日有妨交誼，其辭太繁』。比起劉坤一的大臣氣象，近衛覺得張之洞頗有些小家子氣。這位飽讀詩書的士林領袖在關鍵時刻總顯得首鼠兩端，他在道德文章中的義正詞嚴無法轉化為政治行動，甚至從不對徐桐、剛毅表現少許質疑。」——還得是有張之洞、李鴻章、劉坤一的時代，換作平行時空的他朝，該是另一番景象。

身為祖國的敵人，梁啟超在各國輾轉間早已適應肉身被通緝、名聲被毀。在國外，目不暇給的文化衝擊，使他日漸認清自己是一個世界人，流亡的見聞使他獲得道德勇氣，超越了恐懼，脫離老師康有為和保皇會而試圖走向世界不同方向的梁啟超，也必然脫離「保皇」的堅持。此時，「搖擺」成為一種謙遜，使梁啟超在見識中不斷調整著自己的想法和行動——因此習慣被孤立和理解別人的孤立，似乎也是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功課，也大概是身為「祖國敵人」的修養。

講座最後，許知遠答問環節有句話令人印象深刻：「如果沒有對孤立感共情理解，人就會喪失對自我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