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1.10云中命案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声明：原作为《Agatha Christie’s GoldenAge》， John Goddard。本评论集完全泄底，版权归作者以及出版方所有，翻译仅供学习交流。
为便查阅，本篇翻译中人名以及关于阿加莎原文的引用，在无特殊说明时均参照新星版译文。
解答(Solution)
波洛本次调查了被称为吉赛尔夫人的玛丽·莫里索的谋杀案，她在巴黎以放债为职业，通过敲诈她的客户变得十分富有。1934年9月18日中午，寰宇公司的“普罗米修斯”号航班从巴黎布尔歇机场飞往伦敦克里登机场。在容量18座的后舱里有11名乘客，座位平面图（书中提供的图）显示他们占据了座位：2、4、5、6、8、9、10、12、13、16和17（从尾部开始数）。“小老头”波洛坐在9号座位，吉赛尔夫人坐在后排的2号座位。
就在飞机降落前不久，吉赛尔夫人被发现死在座位上，她的脖子上有刺穿的痕迹。起初有人认为她是被黄蜂蜇了导致死亡，那只飞来飞去的黄蜂后来被和父亲阿曼德（5号座位）一起旅行的让·杜邦（6号座位）杀死了。
然后，波洛在地板上发现了一个带橙黄色丝绒的样式奇特的染色针尖。罗杰·布莱恩特医生（10号座位）惊讶地认为这又是一只黄蜂，而丹尼尔·克兰西先生（8号座位）说这东西是“某个原始部落的武器，由吹管发射。”随后便在波洛的座位后面发现了一支吹管。我们不久后了解到，毒刺是用一种南非树蛇的毒液浸泡的。
贾普探长认为使用吹管进行谋杀很不可思议，因为这一过程很难不被发现；波洛很疑惑凶手为什么不把吹管塞进飞机上每扇窗户都设有的通风口里。很明显，凶手想要让这支吹管被发现（从而被认定为凶器），但实际上凶手根本没有使用吹管，而是直接把毒刺刺进了吉塞尔夫人的脖子。那么，凶手是谁呢？
有11名嫌疑人——9名乘客（不包括吉赛尔夫人和波洛）和2名乘务员。但只有乘务员和克兰西先生到过吉塞尔夫人的座位。克兰西先生从雨衣口袋中拿了欧洲大陆列车时刻表；乘务员米切尔和戴维斯都是“正派而严肃”的人，吹管的想法是克兰西提出来的，并且他自己也有一支，他是最明显的嫌疑人，但他早在受害者死前就回到了座位上。
另外两名已知离开座位的乘客是詹姆斯·赖德（4号座位）和诺曼·盖尔（12号座位）。他们俩都是去的厕所，但这意味着他们都没有去后方。所以11名嫌疑人中很少有人有机会谋杀吉塞尔。至于动机，有两个方面的调查。谁将继承她的财产？谁可能被敲诈欠了她的钱？
至于第一个动机，继承，吉赛尔夫人有一个女儿，名叫安妮·莫里索，吉赛尔夫人在许多年前立的遗嘱中把几乎所有的东西（将近八九百万法郎）都留给了她。然而，自安妮的婴儿时期后，吉塞尔夫人就没有见过她；没有她的照片；她的下落不明，尽管我们（从吉赛尔夫人的律师那里）得知她可能在24或25岁左右。
读者们会猜想安妮是否可能是三位女乘客中的一位——霍布里夫人（13号座位）、简·格雷（16号座位）和维尼蒂娅·克尔（17号座位）——她们的年龄都正合适。维尼蒂娅是最不可能的，因为她在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认识了霍布里勋爵（27岁）（第十二章），并且“出身名门”（第二十三章）。而简在爱尔兰的一家孤儿院长大（第十六章），霍布里夫人在结婚前用艺名表演（第十九章）。然而，这一切都是误导，因为在第二十三章中，真正的安妮出现要求继承属于她的遗产，我们由此了解了她的身世。
她的父母都来自加拿大的魁北克。她的父亲乔治·莱曼在婚后不久就抛弃了她的母亲玛丽/吉赛尔夫人。吉赛尔夫人随后去了法国，留下安妮在魁北克的玛丽孤儿院长大。安妮现年24岁，18岁离开孤儿院开始工作，去到欧洲做女仆。一个月前，她嫁给了一个来自底特律的名叫詹姆斯·理查兹的美国人（或加拿大人），他们是在尼斯认识的。
吉赛尔夫人死后，她的律师在杂志上为安妮·莫里索投放广告。安妮曾读到过这则悲剧，但她说，她没有意识到受害者是她的母亲，甚至不记得她母亲的娘家姓什么。然而，孤儿院的院长看到了这则广告，他给欧洲的理查兹夫人（安妮）发了一封电报，告诉她母亲的死讯，并告知了她母亲的娘家姓。所以安妮联系了吉赛尔夫人的律师要求继承遗产。
这些身世看起来都很合理，然而波洛想起他在飞机上曾见过安妮。她当时是霍布里夫人的女仆，玛德琳。虽然她的座位在飞机前舱，但霍布里夫人还是让乘务员来叫她，然后让她到后舱去取首饰盒。安妮去取的时候，曾从吉塞尔夫人身边走过。但这发生在航班的早期，而在安妮回到前舱很久之后，吉赛尔夫人仍活着。所以，除非毒药有延迟，否则她不可能谋杀吉赛尔夫人。
然而，她可能是凶手的帮凶——也许凶手就是她的丈夫理查兹，理查兹可能以假名乘坐了同一班飞机，毕竟他也能分享到吉赛尔夫人的遗产。此外，我们在第十一章里已经知道，在凶案发生的三天前，一个美国人在巴黎买了那支吹管和四根射刺（每根射刺上都有一根淡红色的丝带）；谋杀案发生的前一天，一个美国人贿赂寰宇公司的一名职员，让她在预订航班时告诉吉塞尔夫人的女仆，上午8点45分的航班（吉塞尔夫人通常乘坐的航班）已经满员，并让她坐上了中午的“普罗米修斯”航班上的二号座位。然而，如果安妮是同谋，那么她出现在飞机上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怀疑自然会落在作为继承人的她身上。因此，为继承遗产而成为共犯是说不通的。
第二个动机来自吉赛尔夫人的借贷。但是，如果没有她的私人文件，黑色笔记本上的20多条记录是没什么意义的，而这些文件已经被她的女仆埃莉斯销毁了。然而，波洛认为，有5条记录可能与飞机上的人有关，尽管存在一些误导，但唯一有明确动机的人是霍布里夫人，她从吉赛尔夫人那里借了钱，并在谋杀案发生的前一天晚上去巴黎拜访了她。她无法偿还贷款，而吉赛尔夫人知道了她与演员雷蒙德·巴勒克拉夫的绯闻，于是情况变得很糟糕。但即使她有动机，她也没有机会下手。
因此，波洛在第二十一章中通过另一种方法分析了动机，即在犯罪发生大约三周后，评估这11名嫌疑人因谋杀而获的得失。他评估有四个人（乘务员和杜邦父子）没有受到影响，如果布莱恩特医生不是吉赛尔夫人的客户的话，那他就算第五个；有两个人因此不顺——诺曼·盖尔（他的牙医事业受到了影响）和维尼蒂娅·克尔（随着霍布里夫人外遇的证据文件被销毁，她嫁给霍布里伯爵的机会减少了）；有四个人获益——霍布里夫人，还有简·格雷（加薪）和赖德（他替记者写有关谋杀的文章而挣到一笔钱）和克兰西（一个侦探小说作家，他正在写一本关于这起谋杀案的书）。
于是我们又怀疑上了克兰西。所以他在最后一章被邀请与波洛和贾普共进晚餐不足为奇。但令人惊讶的是，此外唯一被邀请的人居然是诺曼·盖尔，他似乎既没有时机也没有动机，而且他在一些章节中帮助过波洛和简·格雷（他从第一章开始就爱上了简·格雷）。
不管怎样，凶手是盖尔。他就是那个乔装打扮的美国人，买了吹管，贿赂了寰宇公司的职员。等乘务员走到前舱，他就向前走到厕所。在那里，他穿上带在手提箱里的亚麻牙医外套，然后用医用棉球（也在手提箱里）在脸上稍微做了点化装。然后，他打扮得像个乘务员，从餐具架抓起一个咖啡勺，以乘务员的步伐迅速走到吉塞尔夫人的桌前，好像要把勺子拿给吉赛尔夫人。
然后，他把毒刺插入她的脖子，毒药是他在南非的一个蛇场工作时获得的。然后他打开了火柴盒，放出了一只黄蜂；万一吉赛尔夫人发出叫喊，可以说她是被黄蜂吓到了。然后他匆匆回到厕所，换了外套，回到座位上。
波洛评价这个计划简单有效，虽然大胆，但没有人会特别关注一个乘务员（尽管可能另一个乘务员会），唯一可能认出盖尔的人是简，然而此时简正在整理自己的妆容。这只黄蜂甚至指向了一个更简单的解答——吉赛尔夫人被蛰伤，心脏衰竭。波洛将这个简单的解答描述为“计划一”——它是凶手提供的两个伪解答中的第一个。
然而，“计划一”要求凶手回收毒刺。当毒刺碰巧被发现导致他不能回收时，第二种解答就该起作用了——吹管解答。波洛说，将毒刺插入颈静脉最可靠的方法是用手，而吹管则是为了误导至远距离发射的调查方向。
但读者会质疑，第二种伪解答有什么必要？如果盖尔把毒刺刺进她的脖子，然后在她几乎瞬间死亡后把刺回收，塞进通风口里，那么毒刺就不会被发现（也就不需要吹管）。
盖尔在谋杀吉赛尔夫人时到底用那根刺做了什么并没有完全解释清楚。他是把毒刺扔到地上了吗？当然不是。他是不是把它留在脖子上，希望它自己掉出来？当然不是（毕竟毒刺自然掉落与否是不可控的）。但这或许就是最有可能的答案，因为在第四章中我们被告知，毒刺被“发现的位置正好在死者颈部下方，如果它是从脖子那里掉下来的话，也只能掉在那里”。
为什么要把刺做成黄蜂的样子（把红丝带换成黑黄相间的）？难道这能让任何人看到地板上的黄蜂状刺时都认为它一定是另一只黄蜂而忽略它？当然不能，波洛就把它捡起来了。那这有什么意义呢？书里从来没有解释过。我们能说的是，吹管解答的存在使得盖尔简单的谋杀计划变得毫无意义地复杂起来——而这个被一眼识破的吹管解答则是为了收拾让毒刺毫无意义地被发现而留下的烂摊子。
盖尔的动机是继承而不是欠债。在最后一章中，我们得知他的真名是詹姆斯·理查兹，和安妮在一个月前结了婚。根据波洛的说法，我们得到了他的动机和计划的解释，我们可以将其分成九个步骤（尽管波洛自己并没有这样做）：（1）盖尔在尼斯遇见了安妮，当时她是霍布里夫人的女仆玛德琳；（2）她知道母亲的娘家姓莫里索；（3）在蒙特卡洛，有人把吉塞尔指给他看，还提到了她的真名（莫里索）；（4）他意识到或许可以（通过安妮）得到一大笔财富（吉赛尔夫人的遗产）；（5）他从安妮那里得知霍布里夫人和吉赛尔夫人的关系；（6）他计划谋杀吉塞尔，使霍布里夫人受到怀疑；（7）他贿赂寰宇公司的职员，让吉赛尔夫人和她乘坐同一架飞机；（8）安妮在谋杀之后可以继承她的遗产，而且，由于她将乘火车（而不是和霍布里夫人一起乘飞机）去英国，所以她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9）然后利用安妮对他的迷恋娶她。
这完全是盖尔的计划，从未让安妮成为同谋。他只是在利用她。波洛说，他原本打算，一旦安妮继承了遗产，然后成为理查兹夫人，他们就会去加拿大，她会在那死去，给她的鳏夫留下一笔财产，而她的鳏夫将以诺曼·盖尔的名字回到英国，声称通过在加拿大投机赚了钱。
然而，他的计划被两件事打乱了——在起飞前最后一刻，霍布里夫人决定让玛德琳（安妮）和她一起上飞机（所以安妮不会有不在场证明）；他爱上了简·格雷，然后他打算既要钱又要简。为了两者兼得，他需要在娶简之前娶安妮并获得她的钱；波洛说，他决定“不能浪费时间了”。
所以，在谋杀之后，根据波洛的说法，他吓唬安妮，告诉她，如果她“立刻”站出来继承遗产，她就会因为在飞机上而被怀疑。他劝她向霍布里夫人请几天假，和他一起去鹿特丹，然后他们在那里结了婚，立了遗嘱。
大约在谋杀发生一个月后，安妮出来继承遗产。如果她对孤儿院院长的电报不作反应就显得很可疑。那时，盖尔已经让她对自己的女仆角色闭口不谈，只说她和丈夫在那起航班进行时在国外（不在飞机上）。
但是当她提出继承遗产时波洛也在场。盖尔得知此事后，担心波洛会认出玛德琳/安妮在飞机上，并从她那里得到真相。于是，他把她骗到从巴黎开往布洛涅的火车上，强迫她服用氢氰酸，把空瓶子留在她手里，使她的死看起来像自杀。
盖尔希望抓紧时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在谋杀发生后这么快就娶了安妮（而不是像计划的那样等到她要求继承遗产之后）。“草率毁了你的计划”波洛告诉他，而他已经被发现是“在鹿特丹与安妮·莫里索结婚的同一个人”。
这个解答的惊喜之处在于凶手的身份。盖尔的性格特点中没有任何像凶手的地方，只有在最后一章，他“整个人似乎都发生了变化”，他从一个“英俊、活力四射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老鼠似的角色”。尤其明显的是，他在第十四章的思考——关于谋杀对他牙科诊所的影响和去加拿大赚钱——与他的罪行或真实性格完全不一致，因为我们后来知道，那时他其实是在想，在杀死吉赛尔夫人之后，他会变得富有——无论他是悠闲地（按计划）还是匆忙地（后来决定）娶安妮。
情节(Plot)
本书的故事还是相当有趣的，或许因为它创新地将舞台设置在航班上，美国版书名改为了“空中死亡”（Death in the air）。但可惜的是书中很多地方没怎么精心设计过：谋杀计划太简单了；盖尔的性格特点隐藏得似乎不太公平；我们几乎找不到几个嫌疑人（甚至根本找不到一个）；我们也不清楚盖尔为什么要把毒刺留在现场，为什么改变刺的颜色，为什么要在谋杀后如此匆忙地行动。
然而，主要的缺点还是在解释动机和行动的过程中包含了太多没有根据的假设。波洛在最后一章的中间一段异常长的段落提供了解释（，我们将其分为了九步），现在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九步。
波洛告诉我们（1）盖尔（即理查兹）在尼斯遇见了安妮，当时她是霍布里夫人的女仆。这步没问题。他还告诉我们（2）安妮知道她母亲的娘家姓是莫里索（但她谎称不记得）。但波洛怎么得出的结论呢？当然，如果她在嫁给理查兹之前就称自己为“安妮·莫里索”，那显然说明她知道。但她这样做过吗？
根本没有对应的说明。也就是说，她将自己称为“安妮·莫里索”，不是因为吉塞尔夫人的遗嘱用了这个名字（因为吉赛尔夫人可能只是用这个名字代指她的女儿），而是只因为在30处文本中她都被（简·格雷，巴黎警察局的福尼尔，波洛）叫做“安妮·莫里索”，叫了近二十次。但第二十三章给出的她的出生证明上面写的“安妮·莫里索·莱曼”，单据文本来看她可以叫“安妮·莫里索”或“安妮·莱曼”。
在我们从来没有被告知安妮用的是什么名字（无论是18岁之前在孤儿院，还是后来的24岁）的情况下，书中只是简单地假设她自称为“安妮·莫里索”，而不是“安妮·莱曼”，并且“莱曼”才是她出生证明上的姓氏，这样做合理吗？而且，如果她用了“莫里索”这个姓（也许是她母亲在恢复了这个姓后才把她送进孤儿院），那为什么院长还要给她发电报告诉姓氏，这有必要吗？
所以，这表明安妮在嫁给盖尔之前一直使用“莱曼”这个名字，读者还会好奇，如果安妮没有结婚，院长会如何写电报的收件人（第二十三章说她给理查兹夫人发了电报）。既然院长是为了告诉安妮娘家姓，那院长肯定不会写“安妮·莫里索”，所以大概率收信人会是“安妮·莱曼”。这30处“安妮·莫里索”着实令人困惑。总之，假设安妮确实知道她母亲的娘家姓是“莫里索”，那么下一步（尽管波洛没有这么说）一定是她告诉了盖尔，否则接下来的步骤就说不通了。
波洛的下一个观点是（3）在蒙特卡洛，有人把吉塞尔指给盖尔看，还提到了她的真名（莫里索）。但盖尔凭什么觉得吉塞尔·莫里索是安妮·莫里索的母亲呢？当然，安妮在谋杀案发生后肯定知道了她的母亲是吉塞尔·莫里索（因为盖尔告诉她不要“立刻”说出自己的身份），但在此之前，安妮都不知道谁是她妈，更别说告诉盖尔了。
然而，同样假设安妮知道并告诉盖尔吉赛尔夫人是她的母亲，波洛的观点是盖尔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得到一大笔财富。但他怎么知道都二十多年没见了，吉塞尔还打算把她的财产留给安妮？这没法解释。
波洛接下来的观点是（5）盖尔从安妮那里得知了霍布里夫人与吉赛尔夫人的关系，（6）计划谋杀吉赛尔夫人，这样一来，霍布里夫人就会受到怀疑。但他接下来干了什么呢？他在飞机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嫁祸霍布里夫人。他甚至没有把吹管藏在霍布里夫人的座位后面。
波洛的下一个观点是（7）盖尔贿赂寰宇公司的职员，让吉赛尔夫人和霍布里夫人坐同一架飞机。他大概从安妮那里知道了霍布里夫人乘坐的是哪架飞机。但无法解释为什么他知道吉赛尔夫人那天打算出行——这是全书情节中最大的问题。然而，在吉赛尔夫人的女仆那天下午打电话预约之前（第十章），他就已经在前一天贿赂了店员（第十一章）。也就是说，女仆都要直到那天下午回到巴黎才知道吉赛尔夫人要乘飞机，他却早在前一天就已经知道了。
我们没有必要考虑波洛的第八步和第九步——乘坐火车旅行的安妮将有着完美的不在场从而成功继承遗产，然后他将娶她——因为当霍布里夫人决定让安妮（玛德琳）陪她一起坐飞机时，计划就出了问题。
然而，安妮出现在飞机上又导致了另一个情节上的问题——飞机上谁也没认出谁。既然我们假设安妮知道她是吉赛尔夫人的女儿，那么她经过吉赛尔夫人拿化妆包的时候没有自我介绍就很奇怪了。也许她没有看到吉赛尔夫人，或者不知道吉赛尔夫人长什么样（如果她没和盖尔一起在蒙特卡洛的话）。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安妮和过道对面同排的霍布里夫人（13号座位）说话时，她没有发现盖尔（12号座位）——而他也没有发现她。
如果他们认出了彼此，她肯定会天真地向他表达对这一巧合的惊讶，而他也会对这一计划之外的变故感到震惊，在意识到她的出现使得她不具备不在场证明后。他甚至可以选择不启动计划。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盖尔的想法和安妮的角色，作者似乎认为她在小说的背景下设计了一个巧妙而简单的谋杀计划，且有着一个隐藏得很好的凶手，随后便满足于此。她没有继续仔细思考或安排凶手在实施他的计划之前和之后需要做什么或知道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故事不能令人满意的主要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书中间的叙述。故事的确通过第一章对嫌疑人的少量和不平衡的叙述而迅速展开，但在第十二章和第二十章之间的大量填充扰乱了节奏，在这本26章的书占近30%。这可能是因为谋杀计划很简单，而作者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安妮的出现推迟到第二十三章。但她本可以用这些章节来设置悬念或给嫌疑人提供可信的动机。虽然有试图探究乘客中的一些人是否符合吉赛尔夫人笔记本上的5条记录的情节，但人们感觉作者对这些情节并没有花心思。
在第十四章中，她描述了盖尔的想法，从我们后来对他的了解来看，这显然是不诚实的。此外，由于安妮结婚一个月后才出来继承遗产，第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中提到的时间意味着婚礼一定是在谋杀发生后三天左右举行的，这与波洛指责他的“草率”是一致的。然而，他在第十四章的想法读起来好像只有在娶安妮并去加拿大之前才会产生，可这一章发生在谋杀发生后的至少两个星期六，而此时他和安妮已经结婚了，这一章严重造假了他的想法。
不过，很好的一点是，波洛在第二十四章戏剧性地意识到，在第二十三章中出来继承遗产的安妮，曾作为霍布里夫人的女仆在飞机上出现。第二十五章开头写道：“突然出现的新情况使午餐桌边的三人惊呆了”（福尼尔、波洛和简）。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描述，因为这种认识对读者来说有着同样戏剧性的、神秘的效果——就像在任何克里斯蒂的小说中一样令人吃惊。毕竟，贾普在第六章中说过幸好“她不在飞机上”。
对于那些目瞪口呆的读者来说，读到第二十五章，若不去思考这个变故可能的含义或带来的一些问题是有点遗憾的，比如：我们怎么会忘记女仆到过后舱里？她进来的时候做了什么？霍布里夫人叫她什么名字？现在我们知道她是安妮，她成为母亲客户的女仆肯定不是巧合吧？她在飞机上也不是巧合吧？她会不会就是凶手，而且她有动机也有机会？
当我们读到第二十五章时，我们看到了波洛精神上的痛苦。他的脸“由于痛苦的思索而扭曲”，然后呻吟着，双手抱头。但最后，尽管安妮是霍布里夫人的女仆这一点对盖尔的动机很重要，但事实上，她在飞机上出现只是一个巧合，仅仅因为霍布里夫人在最后一刻决定让她坐飞机去。
最后，还有一些次要的问题。首先，第一章中说“前舱的乘客各自想着心事”，这应该是指后舱（这在后来的版本中被纠正了）。第二，当第二个乘务员戴维斯在第二章中提到早上8点从巴黎出发的早班时，他可能指的是第四章中资深乘务员提到的早上8点45分的航班，第十一章中寰宇公司职员提到的航班，以及第十七章中戴维斯本人提到的航班。第三，在第二十五章中，当霍布里夫人的情人雷蒙德从安妮的饭店出来时，波洛差点撞上他，这一事件的意义尚不清楚。我们只能胡乱猜测。
线索(Clues)
显然我们应该从第二十一章说起，因为章名就是“三条线索”。在书中，波洛指的是“黄蜂”线索、“乘客行李”线索和“多出来的咖啡勺”线索。
几乎从一开始，波洛就对黄蜂感兴趣。在否定了吹管是凶器的想法后，他认为凶手释放黄蜂是为了暗示吉赛尔夫人被蜇了而导致心脏衰竭。如果是这样，在“心理盲点时刻”（尽管它几乎不是“心理的”）释放黄蜂前，凶手一定有一个盒子来装它。因此，他对第八章的乘客物品清单很感兴趣。
读完后，他说，名单“显然”指向一个人是凶手，后来又补充说，他希望在名单上找到某种东西，而他确实找到了。那是盖尔的空火柴盒。“空火柴盒”的线索和“黄蜂”的线索实际上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相互的线索，火柴盒解释了黄蜂如何被存放，黄蜂解释了对火柴盒的寻找。
这种相互关联的线索很聪明，因为一方面，它早在第八章就让波洛“显然”找到了凶手，而另一方面，很少有读者会把它当作一条线索，因为——虽然波洛从来没有说过——盖尔在清单上有一个银制打火机——那么，他还要火柴干什么？
考虑到“黄蜂”线索的重要性，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波洛一开始就认为黄蜂如此重要。他只是说，奇怪的是，直到端上咖啡才有人注意到。不管这个引起他注意的理由是否充分（因为在那之前，黄蜂可能在飞机上的其他地方），读者都不能抱怨这条线索不公平，因为我们经常被提醒注意“黄蜂”线索——而不仅仅是在第二十一章。早在第三章，波洛“好像对那只黄蜂挺感兴趣”，他还对9个嫌疑人都为了黄蜂的问题。在第七章中，贾普说他“老是提到它”。在第十九章，他排除了霍布里夫人的嫌疑，其中部分原因就是黄蜂，在第二十三章，他告诉福尼尔不要忘记黄蜂。
三条线索中的第二条，即“乘客行李”线索，与火柴盒无关，火柴盒在盖尔的口袋里，而不是他的行李里。波洛从“乘客行李”线索中发现的是盖尔随身行李中的白色亚麻大衣。他在最后一章问道，为什么要带着牙医的外套去旅游？因为它像乘务员的外套。“白制服”线索看起来很不错，它告诉了波洛盖尔是如何接近吉赛尔夫人的。但这有点不公平，因为盖尔不仅仅是在去旅游；他在巴黎看过牙科器械（第三章），可能是为此穿了白制服。
波洛在最后一章说，因为火柴盒和清单的内容，他“确信”盖尔就是凶手，然后波洛试图通过寻求他的帮助来获得他的信任（在第十六章）。奇怪的是，如果到那时他已经“确信”了，在第十六章的末尾他只用喃喃“我想我已经知道答案了”（，而不用补充“但我一定要有把握”）。
他在11名嫌疑人名单上勾出4个名字后喃喃自语。我们没有被告知他勾了哪些，也没有被告知原因。既然他刚刚与盖尔和简讨论了克兰西，他可能会勾这三个人（但谁是第四个呢？）。然而，我们后来又觉得他勾的可能是被认为从谋杀中获益的四个人（霍布里夫人、简、克兰西和赖德），但直到第十八章他才知道赖德获益。此外，当他在最后一章列出两个乘务员、克兰西和盖尔作为四个嫌疑人时（奇怪的是他遗漏了他刚刚称之为“多了一个怀疑对象”的让·杜邦），我们又觉得他可能是勾的这四个人。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他到底勾的谁。
旅客随身物品清单中还包括一些可能被用作吹管的物品。这些在第二十三章中被列出的物品在第一章就有所提及：布莱恩特的长笛、杜邦的笛子和霍布里夫人的烟嘴。清单上有一件东西在第一章或第二十三章没有提到，那就是简的“烟嘴”，它被列在她的烟盒和火柴之间。
至于真正的吹管，我们知道波洛认为“吹管”线索是红鲱鱼，他相信凶手是故意希望它被找到的，在列出三条线索之前，他拒绝了这条线索。然而，我们仍然试图确切想象出吹管是在哪里被发现的。第三章说它被放到了9号座位“后面看不到的地方”（behind）。但是座位后面到底是什么地方呢？在第七章中，波洛提到它在他座位的“旁边”【beside，新星版同译为“后面”】，这更容易想象，尽管他随后在同一句中令人困惑地又变成了“后面”。此外，作者在《清洁女工之死》第十二章说部落吹管太长了，不能把它藏到座位的任何位置（无论是后面还是旁边）。
此外，在第三章中，波洛似乎很清楚地认为凶手试图牵连他，或者至少是在捉弄他。然而9号座位并不是他最初坐的地方。在第一章中，他把17号座位让给了维尼蒂娅·克尔，所以或许她本来该坐在9号座位上。读者可能会因此觉得凶手想牵连她的行为是指向动机的线索，而这一观点从未被提出。
三条线索中的第三条不是来自物品清单。事实上，在一百多件物品中，只有两件与盖尔有关——空火柴盒和白制服——不过，如果我们能看到他的脸，也许还有发现第三件与盖尔有关的东西——医用棉球，他用它来变装为乘务员。
相反，“三条线索”中的第三条是吉赛尔夫人餐盘上多出来的咖啡勺，盖尔在过道上递给了她。令人惊讶的是，波洛将“多出来的咖啡勺”线索与“黄蜂”和“乘客行李”线索归为一类，而他从来没有解释为什么它如此重要，毕竟在第十七章中他得知多出来的勺子之前，他已经确信盖尔是凶手。所以，“多出来的咖啡勺”线索很弱。也许他认为那多出来的勺子只能是乘务员拿来的，既然真正的乘务员知道吉赛尔夫人已经有了一把勺子，那么它一定是由一个假乘务员放在那里的。然而，这是以真正的乘务员不会犯错为前提的——一个奇怪的前提，因为戴维斯告诉他，他一周前放了两份刀叉。
第二十一章中揭示了一个更好的线索，它是盖尔在第十九章中可笑的伪装，当时波洛想让他“勒索”（波洛的原话）霍布里夫人。波洛认为盖尔扮成这样的敲诈犯，对于一个曾在业余戏剧表演中表演，然后又可靠地扮演敲诈者的人来说，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可笑的伪装”这个线索很好，揭示了盖尔并不想暴露自己是个演员，从而具有扮演巴黎的美国人或假乘务员的嫌疑。然而，奇怪的是，波洛将“可笑的伪装”描述为盖尔的“第一个错误”，这与盖尔因黄蜂和火柴盒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以及波洛所说的“草率毁了你的计划”相矛盾。
还有一些对盖尔不利的线索。首先，在第十四、十六和十九章中，他想到了去加拿大。这个重复提起的想法在当时显得他很无辜，但是，当第二十三章中多次提到加拿大（与安妮有关）时，一些读者会怀疑是否有一个“加拿大”线索将其与盖尔早期的想法联系起来。然而，除此之外，在波洛在最后一章给出九步解释之前，我们没有任何线索表明盖尔可能是理查兹或与安妮有关。
第二，我们在第四章中了解到非洲树蛇是一种南非蛇，在第二十二章中，盖尔一度放弃了牙医的工作，去南非务农。一些读者可能会发现将蛇和农场联系起来的“南非”线索，尽管我们直到最后一章才被告知盖尔的农场是一个蛇农场。
除了“吹管”之外，还有一些线索（或者说是红鲱鱼）暗示着其他一些嫌疑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克兰西可能是最明显的一个。赖德也有一些嫌疑，他有经济动机；简，在孤儿院长大（安妮也是）；还有杜邦父子，他们到过荒蛮的地方（可能因此学会了当地的吹管）。另一个线索是，吹管上有一张撕下来的标签。人们还想知道，为什么让·杜邦会给简讲一个男人为了去伊拉克而抛弃生病的妻子的故事。事实上，这个故事与主线无关；这只是作者谴责她的丈夫，他在类似的情况下抛弃了她。
至于霍布里夫人，波洛在第十九章排除了她，不仅是因为黄蜂（这告诉他盖尔是凶手），还因为她的性别。他从来没有说过他关于性别的想法，但这不太可能与吹管是男人买的有关，因为她可能是与一个男人合谋的；事实上，我们认为是她的情人雷蒙德·巴勒克拉夫是那个买了吹管并贿赂店员的美国人。然而，如果她因为性别而被波洛排除，读者可能会以为得到了凶手是男性的线索。
至于布莱恩特，吉赛尔夫人的黑色笔记本上有提到一位哈利街的医生，而且贾普认为他可能得到了蛇毒。然而，当波洛在巴黎的酒店看到他时，发现他的秘密只是他和一位女病人有私情。至于维尼蒂娅·克尔，她在波洛拜访苏塞克斯郡的霍布里时看到了他（第十二章），但我们从来没有被告知波洛在那里做什么。
除了盖尔，其他嫌疑人的线索一般都不令人印象深刻，这就是为什么很难真的认为他们有可信的动机。而关于盖尔，尽管他谋杀计划的线索很令人印象深刻，甚至可以说相当不错（撇开掩藏的性格不谈），但关于他动机的线索实际上比其他嫌疑人的线索更糟糕，说实在的，其实几乎不存在。
波洛的发现还有其他几个方面值得注意。在第七章中，当贾普说一百个人中只有两个可能对蛇毒有所了解时，波洛说“至少它澄清了一件事”，但他从未解释那是什么。
在第二十四章中，他对安妮的身世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然后突然说他觉得他刚刚无意识地说了一些重要的话。虽然读者随后会回头看他刚才说的话，但重要的一点（她有一份女仆的工作）被很好地隐藏在各种各样的信息中，读者会发现“女仆”线索很好。但读者更会觉得，发现自己说了重要的话却不知道具体是什么，这真是个奇怪的技能。
促使波洛认识到其重要意义的线索是简需要磨一下指甲。霍布里夫人让安妮/玛德琳到后舱来的原因是她想拿指甲锉。然而，她并没有大声说出来，很难想象坐在她后面座位上（第四章）的波洛怎么会知道这一点，甚至因此通过简的“折断指甲”线索而想到安妮曾当过女仆。
然而，波洛的调查最不真实是在他意识到安妮是霍布里夫人的女仆之后。他理所当然地感到震惊，在随后的心理斗争中，他用了30多段话告诉福尼尔和简，他的想法可能是错误的。在这些段落中，他没有解释——甚至没有被问及——他的想法，他没有解释他的任何想法就完成了谈话，这似乎是不现实的。
波洛苦思的最后一步是，尽管安妮似乎因隐瞒自己是霍布里夫人的女仆而有嫌疑，但他的第一个假设——盖尔有罪——仍然可能是正确的，因为有一个“前提”，如果这个前提是正确的，就意味着安妮（对盖尔来说）根本不应该在飞机上。
波洛的观点，虽然他并没有清楚地表达出来，但他应该是认为盖尔一定会保证安妮继承时无嫌疑后才会执行谋杀计划。然而安妮明明在飞机上，且谋杀还是发生了，那盖尔怎么可能是凶手呢？
答案来自于波洛的“前提”，前提就是安妮通常是乘火车或船的，而这次只是在最后一刻才被要求陪伴霍布里夫人——盖尔没有料到她会在飞机上，也没有在她离开前舱去霍布里夫人那的时候发现她。
最后，关于安妮的谋杀，这是非常次要的，没有真正的计划，诡计或线索。盖尔只是强迫安妮吞下氢氰酸，一种弱酸性但剧毒的溶液，并把空瓶子留在她手里。在没有线索的情况下，波洛诈了盖尔，说他在瓶子上留下了指纹，盖尔说：“谎言！我明明戴了——”盖尔为吉赛尔夫人设计了一个巧妙而简单的谋杀计划，很难相信他居然会做出如此愚蠢的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