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个迷茫的年轻人啊，梁启超
“卡哇伊”“斯国以”“打咩”“撒呦那啦”……这些日语词早已毫无违和感地融入了我们的日常表达中。很有可能你身边就有一位考过 N1 的朋友，或者有一位正在苦背五十音图的朋友（比如许知远，很长一段时间他的手机壁纸就是五十音图，不知道后来日语学得怎么样了）。
我们如今对日语的兴趣，多半是“爱屋及乌”，因为爱动漫爱游戏爱影视剧；但梁启超那代知识分子，对日文的重视是因为焦虑。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对日语的态度是很傲慢的，“认定日文不过是汉文的分支”，其实这样的说法在今天也还能听到。但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很快抛下偏见，意识到日文里的新世界。日本人所称的“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它们后来进入了现代汉语）冲击着当时梁启超的头脑，他决心学习日文。
但他的学习不是从“a i u e o”开始的，而是与一位叫罗普的旅日康有为学生交流，两人用的还是广东话，“罗普提供语言知识，梁启超则大胆地提炼”。仅一夜间，梁启超就完成了《和文汉读法》。
如此神速含有多少吹牛量我们不得而知，也不知道它能多大程度上帮助人学日语，不过这本小册子确真是不少留日青年的入门读物。（p.s. 日后有读者问他如何快速掌握日语，他亲自推荐了《和文汉读法》。)
到访过夏威夷、澳大利亚，尝过交流的窘迫之后，梁启超又萌生学习英语的冲动，甚至还提出要复制成功经验，再写作一本《英文汉读法》，想让看过这本书的人不用几个月就能翻译英文书籍——后因不切实际作罢。
他对诗论也产生过短暂的热情，比起作文章，梁启超对写诗不算擅长，但他对自己的潜力有充分的信心，“认定中文世界需要一场诗界革命，需要新意境、新语句，与古人风格相融”，“说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哥伦布、麦哲伦，要在旧诗歌中发现新大陆”。
而好学的梁启超怎么会过了学外语、写诗瘾就满足。编《西学书目录》，连载介绍经济学发展原委、基本理论，连物理学、地理学也没落下。要问梁如何在短时间内消化这么多学科？答案是，他也是一知半解的，他只是尽可能用自己的历史视角和想象力表达自己学到的新知识。可见在学习一事上聪慧、勤奋很重要，自信也很重要。
许知远这样形容他：“这是梁启超最为令人惊叹之处，他总可以很快将新知转化为成果，即使一知半解，他也可以大胆行文，笃定论断，这与他尚显稚嫩的脸庞形成鲜明反差。”
他不得不有这样的自信，也是因为正身处新旧过渡时期，对中国的转型问题有很强的急迫感。
金句制造者
在上世纪的宣传话语中，常能听到一个词——“四万万同胞”。比如《长城谣》中就唱到：“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当时的人口统计已经这么厉害？其实不然，它被用來唤起一种国族意识和爱国心，并不实指中国的人口数。
那么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还得是梁启超。“呜呼！此正我国民竭忠尽虑，扶持国体之时也，是以联合同志，共兴《清议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呜呼！我支那四万同胞之国民，当共鉴之。” 梁启超在第一期《清议报》的《清议报叙例》中第一次提到了“四万万同胞”，是的，正是他在日后的反复提及，让这个词成为了重要的宣传词。
据分析，梁启超的发明应该受了日本的影响，“同胞”在日语中有新的意涵，不指中文传统意义上的家族兄弟情，而“四万万同胞”的提法正好与日本流行的“四千万同胞”的提法相似。
在变革过程中，文章、讲演都是非常重要的手段，梁启超是这方面的好手。他知道怎么讲故事能调动起大家的情绪，征服读者的头脑。他炮制的流行语当然也远不止于此。
“他是第一个使‘世纪’流行起来的中国人。”这个我们今天再常用不过的词，在梁启超的时代也是个新发明，意味着全新的时间观。
“少年强则国强”，后来几乎人人背诵的《少年中国说》，由梁启超写于从横滨前往火奴鲁鲁的船上。“中国人曾相信老人的经验是智慧的源头，如今却觉得少年才代表一切美好。”他对“少年”的讴歌，带有启蒙运动之后进步历史观的影响，相信希望在于未来。
他也赋予《大学》中的“新民”以新维度，“传统的道德修养与人的自我革新，无法应对这个新时代，必须加入国民与公民的含义”。他开始意识到中国的困境不只在于宫廷权力，而在于普通民众的思想。他对这一问题写作的一系列文章便是《新民说》。
还有“知识就是力量”，梁启超撰写培根小传，抨击传统思想，推崇实验精神，提出了这个激动人心的口号。
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来自于梁启超对顾炎武原话的生动概括。
爱情也是新概念
梁启超的内心有明确的排序，在他所受的教育和当时的境况下，儿女情长让位于家国情怀和求知。
妻子在逃亡中诞下女儿，他在信中没有过问孩子的情况，也没有你侬我侬，只是褒奖妻子在这次动荡中表现得“慷慨从容，词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以及关心了父亲的情况。再次致信，解释的是接家人过来东京团聚在现实上的困难，并说自己首要考虑的是国家大义。
当然用当下的眼光看，生养孩子是不亚于国事的需要投入大量精力、非常艰难、且有生命危险的事。
但在夏威夷遇到何小姐，让他乱了阵脚。他受邀到广荣记做客，例行发表讲话，广荣记的老板的女儿何蕙珍负责将梁启超的广东话翻译作英文。这位何小姐是位新式女性，写文章为梁启超辩护，懂西式风俗，还怀揣教育理想，愿望是学成后归国参与女子教育。
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澎湃，在给妻子的信中坦白：
他还写下一组情诗，足足 24 首，刊登在《清议报》上。
他对何小姐产生的是爱情吗？甚至是，初恋？毕竟他和夫人李蕙仙是包办婚姻，他念恩、有愧，却没表露过多少激情。但说是“爱情”也令他不知所措，因为“他也缺乏确切的词语来描述。与民权、宪政、自由、科学一样，爱情也是新概念”。在“恋爱脑”的问题出现之前，梁启超他们面临的是“什么是恋爱”的问题。
梁启超和何小姐的这段感情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发展，更像是他自己内心的一场风暴。一是因为他和谭嗣同曾提倡一夫一妻制，不能自己打自己脸，加之国内时局再度动荡，义和团沸沸扬扬，“勤王计划”箭在弦上，梁启超离开夏威夷，经日本返回上海。
如果有机会，真想听听李夫人和何小姐的讲述，她们对梁启超是什么感情？在她们眼中，梁启超是一个怎样的人？
与失败相伴
我们对一个名人的想象，通常是吃的所有苦都有意义。梁启超部分符合这种想象，流亡虽苦，但看到的新世界迅速扩充了他的思想，让他的笔力突飞猛进，他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口碑和销量都很好，是他颠沛流离、充满不确定和忧惧的生活里的支撑。
但比起办报读书写作上的意气风发，在实际的政治、军事行动中他屡屡受挫，而这意味着希望落空，甚至有人死去。
他初到日本时，和老师康有为原本计划“哭秦庭”，以赢得日本政府的支持，进而赢得英美政府的支持，让维新继续下去。他们大书特书慈禧的邪恶，英明皇帝光绪的悲惨，以为经历过明治维新的日本一定懂他们的苦心。结果他们的声音并没有引起多少同情——“明治维新”在日本已经是过去时，反而在当局的现实利益权衡下被劝离开日本。
失意的他们在海外华人身上看到了新希望，保皇会的种子散落到世界各地，在当地组织聚会、演讲筹款，为未来的行动做准备。但梁启超领到的筹款任务都以失败告终。
他去夏威夷的“kpi”是八九万元，最后他给港澳及横滨寄去两万左右，筹款目标没有达到。他去澳大利亚的“kpi”是筹款 5 万镑，结果只收到墨尔本 700 镑、悉尼 1000 镑、西澳 300 镑左右。他在给老师的信中只能努力辩解，还被教他日语的罗普怀疑私吞募款。后来老师要派他去南美继续筹款，他主动表示了拒绝。
流亡期间，梁启超冒险回过一次上海，顶着一颗值 10 万两的头颅，他不想错过这次自立军起义行动。此时八国联军已攻入北京城，慈禧仓皇出逃。结果抵达上海的梁启超只等来了坏消息，起义因组织不力、军饷不足、通信阻滞、消息泄漏等诸种原因没能成功，迎来的是一场大捕杀。
“自杀的念头也在头脑中盘旋一时，他羞愧于未能及时筹集资金，致使起义失败，令故友与学生命丧。”“这场策划如此之久、卷入如此多人力和财力的行动，以如此草率的方式结束。他们不仅辜负死者，也辜负了那些隐隐期待的全球华侨。”
他化解痛苦的方式很有可能是继续投入到知识世界里，孜孜不倦地写作。（不过他也有不少半途而废的写作计划，比如《中国近代十年史论》。）
一颗怀疑的头脑
“他承认自己思想多变，因此旧文章‘偶一检视，辄欲作呕，否亦汗流浃背矣。’”
梁启超足够诚实。他得到的评价中最难听的恐怕就是摇摆不定、首鼠两端。但他的优点可能也在于此，这让他的大脑始终保持怀疑和开放。
保皇，还是革命？这是梁启超最大的纠结。他的老师康有为拒不与孙文见面，梁却向对方释放出合作的友好信号。他一面敬重老师，思想却不可抑制地从老师那儿独立出来。
写作《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是他的一次叛逆。康有为相信西方的富强与宗教的联系，因而四处将儒家学说推广为一种宗教力量。梁却否认了儒家的宗教性，否认了宗教对国家进步的帮助。他知道老师会生气，所以在文章里很有求生欲地加了一串排比：“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又贡献了一次金句）
他在革命一事上的进退反反复复了好几次。“他支持章太炎的行动，又随即另函要求不要公布自己的名字。他倾向于反满，又担心激起康有为的不满。”“在给老师的信中，梁启超左右摇摆，一些时候坚定，另一些时候充满悔过。”
从硬币的另一面理解，他就是一个愿意听取不同意见、乐于接受新事物的人。比如面对日本对戊戌变法的批评时，他不像他的老师，能欣然听之；他也很快能“摆脱士大夫的偏见，信赖商业力量，试图将其转化成政治与文化的力量”，《新民丛报》采用的就是股份制。他还嗅觉非常敏锐地察觉到小说引起的新风潮，一扫过往文人对小说的轻蔑，创办《新小说》，自己也写了中文世界第一部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
等他来到美国时，我们会发现梁启超对社会主义学说也有所涉猎。“这位中国流亡者热情地说起马克思、蒲鲁东与圣西门，认识日本社会主义者片山潜，还说《资本论》正被翻译为中文。梁启超的记者天性也表露出来，追问社会主义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的关系，又与虚无主义有何关联，里格利本人是否支持工会罢工，以及如何看待排华法案等一连串问题。”
此时的他，正在新兴事物和观念的汪洋里既挣扎又兴奋，而他对中国未来道路的看法，还会发生哪些变化？梁启超1903年之后的跌宕人生，将在第三卷中徐徐展开。
编辑：珊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