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如何演化的》读书报告_Y.Fer
《制度是如何演化的》读书报告
摘要：《制度是如何演化的》采用比较研究法以技能形成制度为例阐述了该制度多样性的起源及其演化与变迁。然而，何为“制度”以及如何在理论上定位该书成为了新的问题。本文旨在对该书内容进行梳理后，从理论层面上梳理其理论路径，进行理论定位并找出该书前定的制度观念。最后将结合该书的经验研究分析，以聚焦中国“技工荒”现象的问题意识，学习该书的分析模式，以学徒制入手分析技工荒问题。经分析，本文发现凯瑟琳·西伦的分析框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新制度主义在政治学中的两大流派的分歧，并超越了诸如断续均衡模型在内的解释框架。此外，中国的市场转型对于学徒制的冲击导致传统学徒制瓦解，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职业教育与技工劳动力市场结构冲突的影响因素，于此，传统学徒制的现代化转型成为了重要突破口。
关键词：新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职业教育；学徒制
一、内容梳理
《制度是如何演化的》主要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对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四个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分析阐述了技能培训制度多样性的起源，对应书本第二章至第四章内容；第二部分通过追溯德国职业培训体长期发展历程，进一步对制度演化议题进行分析，对应书本第五章。下面分别对两部分进行梳理。
（一）制度多样性的起源——以四国技能培训制度为例
西伦进行比较研究的原因是她认为不同国家在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上存在差异之因可以追溯到早期工业化时期，这一时期独立工匠、产业技术工人与技能密集型产业雇主之间所达成的不同战略互动导致后来四国技能培训制度的多样性。
西伦对研究对象（国家）的选取源于其根据“生产体制”概念所进行的类型学划分。根据生产体制不同，可将四国分为两对国家，本文借用戴维·索斯凯斯（David Soskice）的概念术语，将德国和日本这对国家称为“协调性市场经济”国家，而英国和美国则为“自由市场经济”国家。
表1根据西伦对那一时期四国不同战略方的战略论述进行了梳理。
从西伦的视角来看，政治力量的斗争是把握技能培训制度发展的关键。工业化早期，至少在机械加工业与金属加工企业方面而言，战略都是相似的。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期间，四国基础制造业企业雇主与技工和技工协会之间的互动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正是从此刻起，不同政治力量的不同战略政策间的互动导致了四个国家技能培训制度分道扬镳，制度培训制度的多样性便诞生于此。
（二）制度的演化与变迁——以德国职业培训体系为例
在这一部分中，西伦不再对四国进行横向比较，而是对德国个案进行历时性分析。在现状以前，职业培训体系发展可分为五阶段，分别是：（1）法西斯统治时期；（2）盟军占领时期；（3）重建时期；（4）1969年《职业培训法》颁布时期；（5）1969年以后。为了更加直观清晰，笔者将这一系列历史进程的描述总结如表2所示。
然而，德国职业教育体系的现状不容乐观，一些因素促使德国职业教育体系长期存在的不足变得愈发明显，该体系正动荡不断。表3对长期存在的不足与影响因素进行了总结。
与以往时期不同，现在的德国职业教育体系面临的问题是结构性的而非循环性的（Baethge，1999）。在结构性问题下，行动者相较以往出现了角色倒置现象，比如过去的工会相较于雇主更多对职业教育体系进行批判，但是现在反倒是越来越多雇主对职业教育体系持怀疑主义态度，而工会成为了职业教育体系坚决的捍卫者。
但作者并不意在讨论德国职业教育体系的未来，而更关注这一系列制度演化和变迁在理论层面上的意义，这也是本文下一部分要梳理的。
二、理论路径：从技能形成到制度匹配再到制度演化与变迁
（一）如何看待技能形成——从经济学回到政治学
作者在展开关于技能培训制度发展的论述前，首先对“如何看待技能形成”的理论进行了梳理。
早期政治经济学家该议题时，从培训市场的失败开始，认为失败源于“挖人”所带来的外界效应。[1]后来，贝克尔对技能进行了区分，认为技能分为“一般技能”和“特殊技能”，并认为不论何种技能都没有前述外界效应，因为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即是企业没有动机为一般技能培训买单，工人也会自我投资。然而，很快，经济学出现了一批“超越贝克尔”的理论，从两方面对贝克尔理论进行批判：（1）有学者认为不能忽略“可转移性技能”，贝克尔的技能划分存在缺陷；（2）也有学者批判了贝克尔先入为主的完全竞争市场假设。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批学者中，从阿西莫格鲁（Acemoglu）和皮斯克（Pischke）的研究开始，研究视角便发生了改变，“即从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假设转向观察劳动力市场中竞争程度的变化情况”。[2]这也是西伦所要采用的一种视角转向。
综上，西伦在该书中提出“一个技能形成体系制度化为稳定的制度体系所面临的关键挑战是受训者和企业之间难以达成可信承诺关系”[3]，解决方法则是建立技能资格认证体系，如何保证资格认证体系，她认为存在两种理想型对策：（1）建立一种能够大量提供高度可转移性技能的供给体系；（2）在企业中建立强大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制度，将企业技能培训方式制度化。正是这种视角的政治学转向，为下文将要提到理论超越奠定了基础。
（二）超越路径依赖理论——关于制度匹配的讨论
以“资本主义多样性”为切入点关于发达民主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研究会从“制度匹配”的理论路径出发。[4]有两种经典的竞争性观点：一种是斯温森分析“瑞典模式”时所运用的核心框架，强调“强势行动者”（powerful actors）的决定性作用；另一种是哈克、皮尔逊等人强调结构因素对于资本家策略算计行为的制约。
上述争论在引入历史视角后，就会引入两种逻辑（机制），即反馈效应与权力边际报酬递增规律——与二者密切相关的则是路径依赖理论。反馈效应对于上述两种争论而言可以有助于理解制度匹配形成的历史过程，它将不同时期、不同行动的政治力量联系起来并由此构建不同事件的因果关系。而权力边际报酬递增的规律则认为“胜利者能够推行影响和巩固自身利益的制度方案”。[5]
然而，西伦关注行动者建构制度的路径及目的，关注它们如何互动，德国的案例分析超越了上述两个机制。比如，西伦通过对于德国最初职业教育体系立法的追溯，发现促成这一立法出台的力量既不是工会组织也不是机械制造业，但二者后来却成为了该立法指导下的重要执行者与推动者，这一现象是路径依赖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但是西伦却通过对19世纪末德国的政治力量的斗争在制度建构层面的过程说明了这一现象。
（三）超越断续均衡模型——关于制度演化和变迁的讨论
以往的研究通常将制度再生产与制度变迁严格割裂，用断续均衡模型对制度的演化与变迁进行研究——这一解释框架认为制度是一个高度的非连续性过程，强调关键转折时刻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认为只有在历史转折巨变背景下才能出现大的制度变迁。
然而，西伦的研究证实了这种断续均衡模型存在缺陷。西伦的研究说明关键点不仅不在关键转折时刻，反而是在“稳定”时期，因为“稳定”时期所发生的更细微的小规模制度变迁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积累并最终导致重大的制度转型。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制度存续的机制是什么呢？西伦提到了两种作用突出的机制，分别是“层叠”与“转换”，所谓层叠机制是指把全新的元素嫁接到另一个稳定制度架构中，而转换机制是指设定全新的目标或者有新群体加入到制度创建时所依赖的联盟之中，能够促使制度所发挥的功能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发生改变。由此，西伦完成了对断续均衡模型的超越。
三、《制度是如何演化的》理论层面的思考与拓展
读完该书摆在笔者面前的一个问题是“制度是如何演化的”中所言的“制度”究竟为何物？笔者认为，有必要像西伦一样，既有横向比较也有历时性追溯以解决该困惑。“制度”一词在西伦书中是被前定的概念，若不从理论丛中对该书进行定位，不仅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也不能更深层次地反思该书理论。
W.理查德·斯科特（W.Richard Scott）在《制度与组织》一书中对制度理论的发展进行了相对综合清晰的梳理，接下来，笔者将从这该书的论述出发来定位《制度是如何演化的》，进而从理论层面上进行更进一步地反思。
（一）从制度主义到新制度主义——追溯历史制度主义的“前世今生”
斯科特认为在“新”制度主义理论出现前，制度理论经历了两个时期：（1）传统制度理论时期；（2）1940年代至1960年代四大流派时期。表4对这两个时期的制度理论流派、代表人物以及重要观点进行了梳理。
传统制度理论经历1940年代至1960年代的理论合流后为“新制度主义”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新制度主义于1970年代诞生，它继承了之前制度理论的发展又与其相分离，与之前一样，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间呈现了不同面貌。
那么，这又与西伦的理论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关系就在于通过明晰新制度主义理论在政治学中的发展，西伦的理论才得以定位。
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分为两派，一派是继承了诸如西蒙与卡内基学派思想的理性选择理论者，这一理论路径是对经济学新制度主义（包括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德姆塞茨等人的代理理论）的扩张，另一派则是本文所关心的——历史制度主义，也就是西伦的理论主张。那么，为什么如此定位？
历史制度主义强调政治结构对于行动者的影响、行动者的互动与权力分配。在同时期理论的横向比较层面而言（尤其是相对于理性选择理论），历史制度主义在新制度主义理论丛中可谓一种向政治学回归的视角。此外，历史制度主义者强调政治系统领域中利益群间竞争关系。所以，以上种种皆可说明，我们可以将西伦的理论定位于新制度主义在政治学中的历史制度主义。
（二）再论“制度”
定位了《制度是如何演化的》理论，也了解了历史制度主义的“前世今生”，接下来才真正触及“制度”为何物的问题。
斯科特在回顾了制度理论的发展后，对制度进行了定义，他认为“制度包括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这些要素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各种资源，也为人们提供稳定性和意义，从而使人们得以展开各种活动”。[1]随后，斯科特提出了制度的分析框架，即“三大制度要素”，接下来本文从斯科特的分析框架入手，去理解西伦的历史制度主义及其制度观念。
三大制度要素包括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以及文化-认知性要素。如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等历史制度主义者都会倾向于强调制度性要素中政府并非作为真正中立的第三方而存在，这一观点在西伦的论述中也可以明显提到，比如纳粹政府对于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并非中立的第三方监督，而是在有意识地借用该体系宣传意识形态。此外，《制度是如何演化的》中西伦也会强调资格证明等规范性要素指标，尤其是技工的资格认证——是西伦讨论的焦点之一。但是，正如其他历史制度主义者一样，西伦的“制度”也很大程度忽略了文化-认知性要素。综上，《制度是如何演化的》全书前定的“制度”概念是历史制度主义的一种制度观，这种制度观在斯科特的理论框架中，具备规制性与规范性要素内涵，但缺失了文化-认知性要素。
（三）再定位：历史制度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最后，本文对西伦的历史制度主义进行再定位，强调西伦对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发展做出的贡献。
虽然，根据斯科特的总结，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在宏观层面的演化生成性质，认为政治与经济变迁都是一种“被建构的制度性变迁”，理性选择论者会强调制度的微观基础。[2]但是，从西伦的《制度是如何演化的》来看，西伦挑战和超越的是功能主义、“历史主义解释”、权力分配解释理论等一系列的不认为“过去某时刻创设的制度及其存续能够形塑行动者今天的战略选择、利益取向、身份认同以及自我定位”的理论框架[3]，反而她没有“扳倒”理性选择理论框架，而是会像理性选择理论者一样强调集体行动的问题，比如西伦会关注学徒个体遭遇的培训体系中集体行动的问题。此外，并非如之前的历史制度主义者一样，西伦也十分注重“均衡”与“延续”的讨论，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前文提到的对于断续均衡模型的超越以及延续的机制等。
综上，与其说西伦的理论是“标准”的历史制度主义，倒不如说，西伦以《制度是如何演化的》将历史制度主义的发展又向前推进一步，这一步是将新制度主义在政治学中发展出来的两类派别更加相融而非疏离的一步。
四、《制度是如何演化的》经验层面的思考与拓展
《制度是如何演化的》在经验层面上聚焦于与技能培训制度相关的历史过程，其中技术工人劳动力市场是关注的焦点之一，而近十几年来中国一直存在“技工荒”现象[4]。笔者将结合《制度是如何演化的》经验研究，对中国的“技工荒”现象进行反思。不过，在进一步反思前，不得不先说明技工荒的是否能被视为“问题”。
（一）“技工荒”是问题吗？
根据2021年的数据，中国技能人才已超过2亿人，占就业总量的26%。然而，高技能人才仅有5000万人，占技能人才总量的28%，与德国、日本等制造强国相比，仍有很大差距。[5]对产业发展速度极快的中国而言，出现技工缺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若“技工荒”现象并非市场自我调节可以解决的——换言之技工缺口来源于社会结构性问题，如技术培训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那么技工荒现象可以被视之为“问题”。而事实上，不论是西伦在经验材料中提及的四国还是中国发展的现状，都无一例外地说明，如果不对技能培训制度等结构性因素进行调整，技工荒现象是不会自行由市场调节解决的。
（二）躲避“瘟疫”——结构冲突
在技术工人劳动力市场方面，据2020年人社部数据显示，技术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超过2，与此同时，技校生源的不足与之形成对应。在广州，有的企业会提前两年到学校预订毕业生，有的专业超过七成学生会被企业提前一年预订，有的班级甚至学生一入学就被抢订一空。有的学校毕业生的求人倍率高达6：1。[6]
在《制度是如何演化的》中，西伦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企业中的管理者职位更多是大学毕业生的专属品，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更乐意参与学院教育，而对于职业培训，西伦用了一个生动的描述：“他们像躲避瘟疫一样逃避参与职业培训”。
综上，躲避“瘟疫”的现状，可以说是产业结构与职业教育结构的不协调所致（王志华、贝绍轶、董存田，2010）。一方面是中国产业转型和升级，另一方面是技能形成体系的输出不足。西伦对四国的分析中强调学徒制的衰微是导致技能形成体系面临困境的重要影响因素[7]，这一分析对本文指涉的结构冲突的分析将很有启示，接下来，笔者将同西伦一样，从制度的历史演化视角追溯中国学徒制。
（三）中国“师徒制”与“现代学徒制”
在中国，有着自己的一套学徒制体系，更准确地来说，应当称为“师徒制”。中国的“市场转型”影响了再分配与经济收入不平等因素（Nee,1996；Zhou,2000；Walder,Li & Treiman,2000），随之而来的还有单位制解体、产业工人主体结构转型等，这都为中国的技能形成制度转型奠定了基础。正是经历了这一系列转型，技能形成制度已经没有办法给已经总体上占城市劳动力市场50%以上的农民工群体很好的技能形成支撑(刘玉照、苏亮,2014;刘玉照,2015)。
刘玉照（2016）将中国传统产业工人技能养成体系分为三个构成部分，其中就包括以单位制和稳定就业为基础的“师徒制”培养体系。吕妍（2007）认为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有企业中“师徒制”是培训技术工人的主要方式，那时的正式职工可以与企业签订终身制合同，即所谓的“铁饭碗”模式。在市场转型之前，这种师徒制的存续机制有二：（1）劳动力流动壁垒消除不确定性与风险；（2）工龄作为晋升标准，消除师徒间利益冲突（王星，2009）。[8]
改革开放以来，“先招生，后招工”，“先培训，后就业”等一系列的用工制度改革，再加之90年代的劳动合同制改革与国有企业工人下岗，都一步步瓦解了传统师徒制的生存环境（刘玉照，2016）。后果如同前文提到的西伦在对技能形成进行分析时的推理一样，技工的劳动力流动率升高，界外效应促使更多企业不再愿意承担培训成本。然而，如同美国当初面临的困境一样，高等院校扩招后随着职业文凭成为了更重要的职业晋升标志，“专升本”运动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职业教育的局面却迟迟不得改变，越来越多的城镇职工子女拒绝进入中等职业教育(乌尼日其其格，2015)，与之相呼应的一大群体是农民工，但是农民工的社会网络的同质性过高(钱芳、陈东有，2014),即 “老乡带老乡”的找工作模式和技能习得模式(邹农俭，2008)使得他们在知识储备上不能满足发展迅速的制造产业之需求。
正是通过上述过程，形成了前文提到的结构冲突。那么，依然从中国的学徒制（师徒制）本身出发，便产生了一种对于传统学徒制改革的需求，即“现代学徒制”。现代学徒制是建立在以政府主导的、学校和企业共同培养基础之上的，整个培养模式中充分发挥企业培训的功能，师傅也应该提供课堂上无法讲授的敬业和职业道德准则（王洪斌、鲁婉玉，2011），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提出不同的现代学徒制模型（赵鹏飞、陈秀虎，2013），并参考西方现代学徒制经验提出学徒制转向建议（关晶、石伟平，2011）。总而言之，回到技工荒问题本身，使得学徒制适应市场转型并非唯一要做的事情，结构冲突的改善还需要关乎技工社会保障、院校设置乃至大众之观念等方面改进。上述内容仅仅是根据西伦在经验分析中的思路而展开的分析，强调了学徒制在技能形成制度中的重要性以及对于中国现实而言，传统学徒制（即师徒制）进行结构性转型是很必要的。
参考书目：
[1] 凯瑟琳·西伦：《制度是如何演化的：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的技能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2] W.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利益偏好与身份认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
参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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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邹农俭. 江苏沿江农民工现状调查报告 [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03): 11-25.
[1] 所谓“挖人”带来的外界效应是指：单个企业从其他企业“挖人”可以逃避培训成本，但这会增加培训企业的投资成本，最后将有越来越少企业能负担得起职业培训，培训市场将日渐衰微。
[2] 凯瑟琳·西伦：《制度是如何演化的：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的技能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3页。
[3] 凯瑟琳·西伦：《制度是如何演化的：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的技能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页。
[4] 经济学家所定义的“制度匹配”认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或多或少地是一种综合体系，其中各种各样的制度安排（劳资关系制度、金融制度、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即企业治理体系等）通过种种途径密切粘合在一起。
[5] 凯瑟琳·西伦：《制度是如何演化的：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的技能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56页。
[1] W.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利益偏好与身份认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59页。
[2] W.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利益偏好与身份认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3页。
[3] 凯瑟琳·西伦：《制度是如何演化的：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的技能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61页。
[4] “技工荒”是指技术工人、高级技术工人供不应求，缺口很大的现象。
[5] 资料信息来源于中国政府网新闻：“未来五年，‘技工荒’还会存在吗？”www.gov.cn/xinwen/2021-03/18/content_5593754.htm.
[6] 来源于新闻“中国技工现状调查！突破制造业痛点，跨越‘技工荒’怪圈”,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712752
[7] 凯瑟琳·西伦：《制度是如何演化的：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的技能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0页。
[8] 这种关系在西伦谈到日本企业中的“年功序列制”时也被谈到，而西伦也在《制度是如何演化的》中将美国青年人逃避职业教育的原因一部分归结于，美国企业没有像日本企业一样让技工看到在企业内的晋升空间——美国企业将技工的晋升位置留给了学院文凭的毕业生。
本文写于2022年6月28日，笔者大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