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压抑或反抗的未来 ——对《支配与抵抗艺术：潜隐剧本》的思考

一家餐厅的经理正领头喊出集会的口号，面前成排的员工便情绪高昂一同高声；和上司遇着的职员往往笑脸相迎，在领导一齐的场合丝毫不敢怠惰；班会上班主任的敦敦教诲，学生们安静得出神似是铭记于心。这些司空见惯的场景展现的是全部的事实吗？在平和的、秩序井然的“表演”外是否潜藏着其他内容呢。詹姆斯·斯科特，耶鲁大学政治学与人类学教授在作品《支配与抵抗艺术：潜隐剧本》中以对“潜隐剧本”的揭露，表达了一种对于“潜隐”的观点，一探在那些公开的支配行动外的抵抗空间的面目。

斯科特曾深入考察东南亚的农业社会，以《弱者的武器》为题发表其研究成果，“该研究旨在理解一个马来（Malay）农村中的阶级关系。”发掘出作为农业社会最主体、最为广阔分布的农民的生存情景。但为什么明是主体，却又有待发掘呢？斯科特认为，在为统治阶级垄断的历史叙事中，得到记录的部分显然都已经过有目的的筛选，这些筛选过的记载，呈现于官方的书面材料之中，其上表达的内容也往往极为“正式”和“官方”，即便提及农民，即从属阶级，也往往被置于同统治阶级诉求相一致的情景中，而少有反叛，更妄论革命。而斯科特的发掘就在于，寻找到被美化了的叙事之外的另一视角，在这里斯科特称作“弱者的武器”，即农民在统治阶级的压制和攫取之下，发展出独属于从属者的生存策略。从属者们就如同在权力的负载下进行一场演出，工人对老板、佃农或承租人对地主、农奴对主子、奴隶对主人、贱民对婆罗门，公开的呈现出顺服的姿态成为弱者们关键性的生存技能，而这一姿态富含表演的意味。在这一戏剧隐喻暗含的是表演双方的“合作共谋”，从属阶级在支配者们面前的表演是有多重性的张力的，即同一个生存者面对不同情景、不同角色时所作出的举动都完全可以是其自我本性中的一部分；同样，这一表演也严格限定了有权者的行动方式，在权力行动的公开表演中，有权者也必须依照公开剧本的安排开展言行和摆出姿态，家庭中的长者、班级里的老师、单位中的领导在面对自己的晚辈、学生、下属时应当显得可靠、稳重、值得信赖，而不能表现出对自己所处地位的力不从心，否则就有失去尊重的可能，乔治·奥威尔在《射象记》（“Shooting an Elephant”）无比成功地刻画了这一情景：20世纪20年代，在英国殖民地缅甸担任巡警的奥威尔被派去处理一头冲到集市上的大象，拿着捕象枪的奥威尔来到集市，发现大象此时已经不再构成威胁，而诡吊的是，两千多名殖民地的民众跟随着他、注视着他，期待并且推动着他的下一步行动——扣下扳机将大象杀死，奥威尔意识到自己已然成为了为了维系自己的统治，而必须显得掌控娴熟，按照从属者们的期待行事的老爷式人物。即便是弱者，其目光也以巨大的力量洞穿着现实。公开剧本的存在为从属者和支配者都安装上了各自扮演的角色的假面，而像是尼克松在白宫办公室的对话录音中显出的放荡和散漫，则对民主制所宣称的合法性和崇高性的公开剧本带来了毁灭性打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个体的生存而言，并非某人在公开剧本中的呈现就是虚伪的面目，而在“潜隐剧本”中就必然是不加修饰的真实面目，不同情景下的自我呈现都可以平等的视作生活方式的一种，人正是于不同角色的扮演的张力间存在。欧文·戈夫曼也有过类似的思考，他称之为“剧班共谋”的秘密状态，在这种异常谨慎小心的沟通方式中，共谋者们出于维系后台团结等目的，来共同经营某个私密空间，而不会对观众所见证的呈现内容构成威胁。而斯科特则更加丰富了这一“表演”的内涵，使其不光保留着“剧班”的安全考量，还生产出了逆转那迫使人们不得不进行“表演”的生成机制。

顺着这一思路，斯科特将这一锁定在东南亚农业社会的考察推广开来，提出“潜隐剧本”（hidden transcript）这一对社会权力运作形式中反抗面进行分析得来的概念。很显然，“潜隐剧本”是对应于所谓“公开剧本”（public transcript）而存在的，文首我们提到的经理领着员工的呼号或是班主任与同学们的相处，都可以算作公开剧本的表现形式，即当从属者和支配者同时在场时，不论是出于宣传、展示还是更深层次上“规训”的目的，双方同时配合性地进行共谋的行为和话语上的一种呈现。很显然，斯科特并不认为公开剧本的存在就足以让我们了解社会生活或说权力关系的真相如何，稍加思索就可以觉察，从属者乃至支配者都不大可能把公开剧本中所传达的观念作为自己的真实观念来接受。在诸如对“为公司奉献”的宣传情景下，员工们大多会对此心生鄙夷，而在明面上，出于不被上司刁难、需要保有这份工作的考虑，也一样会在集会中一起呼喊“奉献”的口号。而斯科特的理论中，更加深刻的揭示处则在于，“潜隐”并不必然局限于从属者内部，相应的，在从属者所不能接触到的空间，即员工未能窥探的经理的情景里，“潜隐”同样在滋生。

对于斯科特而言，最大的困难也许在于如何寻找“潜隐剧本”的“证据”。“潜隐剧本”事实上是无声的，是“无历史的历史”，大部分的“潜隐剧本”出于藏匿的需要，必须保持自身的透明性而难以见诸史料的记载，从属者不仅成为了他们所处时代里被“沉默”的失声者，更在将来许多世纪里都在匿名状态之中不见天日。由此看来，斯科特的工作，“书写未被书写的反抗史”（The Unwritten History of Resistance），为从属群体的历史身份正名也就成为了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从阶级意识问题的角度看，斯科特的工作也丰富了马克思对阶级意识的分析和葛兰西关于意识形态“霸权”（hegemony）问题的讨论。斯科特并不反对阶级意识的分析方式，并且也承认“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统治的意识形态”这一论断，相反正是在对象征秩序的再生产过程中，斯科特注意到日常生活的丰富性本身并不能完全被霸权理论所囊括，从属阶级的处境并不像霸权理论所强调的那般受到统治阶级无休止地“正当化”支配，而是对自身的生存现实有着极富洞察力的反思，这些反思本身带来了潜藏于公开剧本之外的非正式的抵抗形式，并由此建构出一套对应的反霸权式的底层意识形态。“潜隐剧本”的运作方式也正是基于底层意识形态的建构来进行的。

针对“潜隐剧本”的存在本身，斯科特强调，将公开剧本中被奉为圭臬的准则和观念视作虚假意识，视作不得已为之的表演部分，并不必然反衬出在“潜隐剧本”中所运作的东西就是真实可信的赤忱想法。“潜隐剧本”的存在并不是展开了某种理念型的自由领域，在其中从属者也好支配者也罢，他们的本来面目在其中得以完全施展。“潜隐剧本”是在当且仅当公开剧本的运作有所成效，对参与其中的诸角色生成了约束条件才可能形成的。换句话说，没有一种支配性的、公开的“集体”表达作为条件，作为反抗形式的“潜隐剧本”也就失去了生成的空间。在公开与潜隐之间的互动是动态的，是持续不断的斗争本身。正如福柯对权力与反抗间关系作出的论断，“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唯有统治权力的蔓延本身，对从属阶级空间的侵占成为事实，“潜隐剧本”才有了自己获得和维持的条件。

斯科特的分析并没有在抽象的、一般性的概念间停下脚步，而是大量的援引了具体的例子来展现这种戏剧性现实。奴隶制、农奴制和种姓制度中，惯例性形成的支配者对从属者的欺辱、诋毁和身体侵害，到当代资本主义工人阶级面对资产者时无法回避的压迫情景。而面对这命定般的一切，斯科特精准地分析出了在公开的场景背后被从属着们创造并维系着的某种社会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异议得以滋生并且得到了相较于“公开剧本”更为特定的表达。在这里，斯科特尤其有意避免了某种本质主义视角可能犯下的错误，公开场景与异议空间的互动绝非标准的、可以经由逻辑的推导，必然得出的结果，或是在奴隶、农奴、贱民和被殖民的种族间共享某种永恒不变的特征，而是在这些抵抗的存在方式上具有某种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在从属者们有其特定历史出发点和相应语境化的行动中所诞生的抵抗模式中可以分析出一般性的模式，通过对这一一般模式的价值描绘，我们可以回溯性的再对具有历史根基性和文化特殊性的各类情景，也包括我们所生活的当下存在的各类权力支配模式进行分析。

令人颇感惊奇的是，斯科特阐发了一种从属阶级通过诉诸一套更大的符号服从语境（context of symbolic compliance）以表达自身抵抗的方式。这一方式的前提在于认识到，“潜隐剧本”的存在方式并不总是“纯粹”潜隐的，即并非隐匿在可见光谱之外完全不留痕迹的，而是在具体的斗争中时常能见其公开表达，在“谣言、闲话、民间故事、民间歌曲、姿势、笑话以及无权者的戏剧解释”里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线索以一窥无权者们迂回地进行权力批判的手段，而出自这些意识形态上有所遮掩的不服从，便发展出针对物质剥削本身的反对方式，奴隶们在主人的田地里盗窃、在工作的当口泛滥、在某些时刻假装生病以回避劳作，这些行为不能简单理解成“社会越轨”的一般性部分，而是作为无权者们面对难以抗拒的根本处境的一种抵抗手段，斯科特称之为“潜隐政治”（infrapolitis）。从属阶级则完全有可能在伪装形式下去诉求某种无需公开的利益。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广场上，一群母亲每周都去抗议请愿，要求阿根廷军事政府对她们儿子的消失给予解释，她们的这种抵抗正体现了一种特殊的模式。在这里，请愿行动显然是对压迫性体制的一次公开的反抗，要求该体制为成千上万人的死亡负责。这一反抗不断持续却未曾受到任何来自体制本身的公开惩罚，因为在结构上，这群母亲所诉诸的正是特权体制所宣扬的那套“公开剧本”内的道德说教，即在公共意识形态（public ideology）领域内被接受的行动方式，母亲们所做的正是体制所要求作一名关心自己子女的家长理应做的事情。由此，这些女性便有了将自己公开反抗当前体制的资格和能力，而如果现行体制出面打击这一抵抗行动，其公开立场的运作便会陷入矛盾之中，遭受非议。斯科特总结到，任何支配性的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总与排斥性的手段相关，而在一连串的排斥活动中总是（无意识地）创造出某种微小的机会间隙，使得其内部发生分裂，通过这种分裂，“潜隐政治”便可以伪装在意识形态霸权自身的外衣下，公开挑战其中的一些方面。

而更多时候为了应对支配权力，潜隐政治的伪装则要谨小慎微得多，往往出现在权力的监视所无法顾及的隐蔽空间内。但斯科特的视角一转又将我们拉入了对“潜隐剧本”中逆转仪式的分析之中，在诸多“潜隐剧本”的显露方式中，最为典型的便是狂欢与节日。西方的愚人节、加冕仪式、丰收庆祝、春天生育仪式（spring fertility rights），印度社会中的胡里节（Holi），东南亚大陆很多地方的泼水节古罗马社会中的农神节都具有相似的狂欢性质。在狂欢期间，人们的行动可以暂时性地脱离开仪式领域，而洪亮地喊出平时只敢在私下秘密交谈的抱怨、嘲讽和责骂，平日里被压抑的批评声音突然间公开地面向支配性地位的权势人物，地方官员、地主、牧师、高利贷者等显贵会遭受猛烈的攻击，讽刺性的歌谣会在自家门口响起，辱骂的言语会从人群当中不知名的人口中传到自己耳中。对于从属者而言，这种安全无害的嘲弄权威的机会是难能可贵的。巴赫金在对狂欢性（camivalesque）的研究中指出，狂欢乃是不受支配之话语（undominated discourse）唯一畅通无阻的场所，官方话语中所要求的委婉表达在这里变得不再需要。狂欢行动本身的发生学并不是自明的，即是出于何种理由或效益的考量，狂欢才得以在社会中得以落脚。斯科特回应并且反对了来自安全阀理论的解释，该理论认为，人们在“潜隐剧本”之中发泄出心中的不满情绪后，便会更容易地回到原有秩序，服从支配性的管理，深藏于狂欢背后的逻辑也是如此，在狂欢的仪式中，人们放纵自己的身体与精神，肆意进行无礼乃至冒犯的举止，而狂欢结束后人们将会抱着愉悦回到原本的秩序当中，踏实劳作，心甘情愿地维持现状。这种具有颇为严谨的逻辑解释迄今仍被许多政治研究的学者所赞成，似乎当今西方世界无尽的底层暴动是权威当局的有意为之，牺牲掉一点点基层社区内的安定，就可以通过早已纳入计划内的放纵与让步来换取更大符号语境下的平静。斯科特认为这种社会控制机制的观点即便不是完全的误读，也带来了严重的误导。安全阀理论简单地将“潜隐剧本”的表露形式之一的狂欢视作由支配群体单边出于维系自身的目的而来的产物，而回避了狂欢同样也是从属群体在历史进程中不断抵抗和斗争争取来的结果。斯科特尖锐地指出，如果安全阀理论实际地影响着支配阶级的决策，那么就很难解释为何在西方的历史上，教皇或是国王是如何持续不懈地对狂欢中的内容进行监视，甚至出面想要禁止那些对权威体制出言不逊的各类狂欢剧场（ludi），不论宗教改革前后，新教地区的教会权威都倾向于认为狂欢潜藏着对公共秩序的颠覆心理。更为关键的是，狂欢从来不会按照权威当局所给定的仪式性渠道所展开，这就意味着从属阶级可以有效地以自己的意愿而不是“安全阀理论”的意愿来进行活动。发生在1580年里昂东南部罗马小镇上的血腥狂欢便可以视为最佳说明，在符号性的宣战活动中，狂欢的精神推波助澜了“潜隐剧本”里对当前体制的不满情绪，并且使之直接发展成了在阶级和宗教共同作用下的斗争冲突。我们可以清楚的感觉到，狂欢作为一场仪式化的发泄式反抗并不能作为实际反抗的替代品，恰恰相反，狂欢中的众多元素完全可以被视作从属阶级的一次反抗行动的排练乃至前奏。

对于“潜隐剧本”，斯科特提出最重要的展望在于，“潜隐剧本”的反抗性富含着巨大的潜力，一个不再向地主卑躬屈膝的农奴，自然会意识到他还有什么理由为了地主，交付自己生产的产品。被放到台面上与支配阶级进行谈判的窃窃私语本身，并不是作为安全阀而作用，相反，它更像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由千百万群众共同划定的反抗内容本身。这些内容的关切往往事无巨细，从拒绝脱帽致意，到抵制对自己身份的歧视性政策。毋宁说这些窃窃私语的“潜隐剧本”的内容也是一场巨大的排练。从属阶级，有意使自己从意识形态霸权中脱身，为自己制造并维系其私密领域。这些私密领域闪烁性的公开，即是对权力体制本身支配性地位的质问和考验。反抗的声音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提示，来争取礼节的仪式乃至政策的实施上的让步。而如果支配者对这些异议的声音选择视而不见，或是在对其的处理上，未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效。那么“潜隐剧本”将会更新其内容和形式，带来更加尖锐，难以忽视，以致难以承受的反抗。作为反抗的不服从并不只带来毁坏与消灭，如艾里希·弗洛姆在《论不服从》中所讲的，“人类在其不服从行为中不断得以演进”，人们选择“潜隐剧本”的形式并不单意味着特立独行式的叛逆，而是遵循了自己选择的原则和信念，相信在公开剧本之外同样有另一种值得过的生活。

要记住，“潜隐剧本”的存在本身，便是对于公开剧本的违背所可能带来的从属阶级难以承担的后果的一种回避性策略，为无权者提供了最佳的防御模式。当潜隐政治剥下自己的伪装，我们或者看到从属者被暴露在危险之下，遭到现行体制的直接报复，或者注意到公开遵循的符号霸权被从根基处动摇，公开剧本中的服从（subordination）本身开始经受质疑和挑战。试想“一名拒绝向老爷躬身施礼的农奴，为何要继续向地主老爷上缴谷物和提供劳动服务”，“潜隐剧本”所带来的从不只是单纯的防御，相反它在最深处动摇了现行体制的根基，使支配的合法性外衣被穿透，那些威胁性的窃窃私语最后演变成剧烈的反叛乃至革命。那会是一个特殊的政治时刻，也许在那里会衍生出前台与潜隐相统一的新世界。

（《支配与抵抗艺术：“潜隐剧本”》，〔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王佳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二○二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