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提到的阿根廷物理学家，以及邦格对萨瓦托的回忆

作为马里奥·邦格著作的中译者，我对他的国立拉普拉塔大学物理—数学系的学长萨瓦托的回忆录自然会有兴趣。果不其然，本书前部分出现了很多我熟悉的名字。所以我想在这篇书评中简单介绍一下书中谈到的阿根廷物理学家，读者也许能更好地了解当时的背景。

首先要介绍的是阿根廷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恩里克·加维奥拉，他曾被评为历史上最杰出的20位天体物理学家之一。加维奥拉起初在国立拉普拉塔大学学测量学，之后他听从理查德·甘斯的建议，远赴德国学习物理学。德国之行使他接受了极佳的学术训练，有六位诺贝尔奖得主向他授过课或给予过指导——弗兰克（1925年获物理学奖）、玻恩（1954年获物理学奖）、普朗克（1918年获物理学奖）、劳厄（1914年获物理学奖）、能斯特（1920年获化学奖）和爱因斯坦（1921年获物理学奖）。不仅如此，加维奥拉还与皮兰（19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工作过。1931年，加维奥拉正式回到阿根廷。1940年，他成为科尔多瓦天文台主任。包括萨瓦托、邦格和巴尔泽洛在内的许多优秀后辈，都曾在该天文台受过训练，所以也都算是加维奥拉的弟子。

除了在荧光、激光、粒子加速、宇宙射线以及大型望远镜的镜面设计上做出过贡献外，加维奥拉还营救了许多遭纳粹迫害的科学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奥地利的波希米亚人吉多·贝克。二战爆发后，贝克在欧洲大陆四处辗转，爱因斯坦请加维奥拉设法营救他。当加维奥拉联系上贝克时，他滞留在中立的葡萄牙。1943年4月，加维奥拉为贝克找到了工作——让他担任科尔多瓦天文台理论物理学课程的负责人。到了5月，贝克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身上只剩下1美元和50葡萄牙盾。此前，贝克曾在莱比锡担任海森堡（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助手，也受卢瑟福（19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之邀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工作过，在哥本哈根成为了玻尔（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研究人员，还受德布罗意（192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之邀在庞加莱研究所工作过。贝克是β衰变和原子核分层模型这两个领域的先驱，但他后半生所待的阿根廷和巴西在科研条件上都无法与北美相比，所以他在这两个领域的成就最终分别被泡利（194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费米（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和格佩特-梅耶（196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超越了。

【萨瓦托在本书中声称贝克是爱因斯坦的学生，是不准确的，加维奥拉倒可以算是爱因斯坦的学生。】

贝克的到来对阿根廷物理学界意义非凡，他也是马里奥·邦格【本书译者注最初有误，邦格一直保留着阿根廷国籍，并在1975年获得了加拿大公民身份，所以他是双重国籍（而且其实还是德国裔），而非加拿大裔阿根廷籍】和何塞·巴尔泽洛的博士指导人。在上世纪50年代，阿根廷总统庇隆聘请了德国物理学家里希特主持核聚变开发计划。参与其中的加维奥拉直接向庇隆反应，里希特欺骗了他。但庇隆没有听进去。后来何塞·巴尔泽洛和理查德·甘斯先后各组织了一支调查小组，证明了里希特的核聚变开发纯属瞎搞。

加维奥拉、贝克、邦格和巴尔泽洛都是1944年阿根廷物理学会的创始元老，而且加维奥拉是首任主席，贝克则是科尔多瓦的秘书。这四人中，巴尔泽洛英年早逝，所以巴里洛切物理学研究所改以他的名字命名；加维奥拉晚年过得非常清苦，教师退休金不足以糊口，他不得不开着旧面包车在街上卖鸡蛋和自制糖果；贝克在里约热内卢的一场车祸中丧生；只有邦格活过了100岁，他也是阿根廷物理学会所有26位创始元老中最后一位过世的。

萨瓦托也提到了特奥菲洛·伊斯纳尔迪，他也在柏林留过学，曾与能斯特一起工作，并向普朗克学习数学物理。他的弟弟埃克托尔·伊斯纳尔迪也是阿根廷物理学会的创始元老。

萨瓦托还提到了贝尔纳多·奥赛【本书译为胡赛】，他是阿根廷的科学天才，曾在几个月内就从三年级升学到高中并于13岁时毕业，随后便就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部。奥赛是邦格做第二个博士后的指导人，他甚至知道邦格的父亲，还批评邦格的父亲当年拿了奖金后没有全身心搞科研。

以下文字是邦格回忆录对萨瓦托的讨论，他也直言不讳地批评了萨瓦托放弃物理学。

很快成为著名小说家的萨瓦托担任助理博士一职，负责指导新进研究者的第一步。他很受我们欢迎，因为他平易近人、友好慷慨，且总是准备好阐述各种主题：文学、艺术、探戈、政治有时甚至是物理学——除了他自称讨厌的磁学之外。那个与科学为敌、信奉神秘主义、长期处于愤怒状态、把诗集当作射击靶子的萨瓦托，是后来出现的。

我在完成第一年学业时与萨瓦托成为朋友，当时他使我免于因未能回答罗亚特教授问我的一个基本问题而被挂科。1939年夏天，他问我是否有兴趣研究宇宙射线，这很有趣，因为没有人知道它们是如何或在哪里产生的：我们只知道它们是带电的地外粒子的杂物。我立即爽快地回答他。萨瓦托回复说，他只是在等待研究所在法国购买的一些仪器。但这些设备一直没有到货，所以该项目中止了。

1941年，萨瓦托给我和我的伙伴豪尔赫·贝尔托梅乌分配了我们要在第四年完成的项目。它们在于发现三极管的特征曲线，以及分析一个犯罪受害者的血液光谱以试图识别他所中的毒。第一个任务是电子学，第二个是光谱学。我们在实施这两项任务时遇到了困难。我们必须克服三个障碍：书目稀少，我们的主管在科学上的缺陷，以及他坚持在他累了的时候把我们拉到他家里谈论他目前感兴趣的事情——从来没有一个物理学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电子学还没有进入我们的大学，尽管它在30年前就已诞生。唯一对这一主题有一些了解的人是短波无线电爱好者，他们有一些窍门（know-how），但根本没有理论知识。当然，国外有大量电子学的书籍，但我们无法获得它们，因为没有关于这个主题的课程。

萨瓦托建议我们向无线电爱好者的普及杂志学习。我们从它们那里得到了关于带电子阀的电路的一些直观知识，但它们在科学上是可鄙的，因为它们没有告诉其读者，使电子穿过阀门的是电磁场：它们假装电流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由粒子中介的。因此，它们不知不觉地画了费曼图的漫画。

类似事情也发生在光谱学上。尽管这是研究所的专长，且所有博士论文都是关于它的，但没有一个拉普拉塔的专家费心写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手册。也许他们也只有窍门。我很幸运地找到了格哈德·赫茨伯格最近出版的关于该主题的书。赫兹伯格已从他的故国德国移民到加拿大，在我和豪尔赫自学如何使用光谱仪和相关仪器的30年后，他在加拿大实施的工作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奖。

萨瓦托的所有物理学都是在拉普拉塔学到的：他从未研究过主要的物理评论系列中的任何文章，尽管我们研究所的图书馆里有这些文章。他不做研究，因此不在研究杂志上发表文章，甚至不在当地杂志上发表，而罗亚特和其他几个人在当地杂志发表了一些不太重要的论文。

萨瓦托没有更上一层楼，想必是因为没有人对他提出更高的要求；因为他作为居里夫人实验室的博士后研究员，被分配到的项目是个常规项目；还因为他被文学和政治所诱惑了。只有非常有才华且专注于科学事业的人，如贝尔纳多·奥赛和他的亲密伙伴，以及理查德·甘斯、恩里克·加维奥拉、费利克斯·切尔努斯基、爱德华多·德·罗伯特斯、布劳利奥·莫亚诺、克里斯托弗里多·雅克布和其他一些科学家，即使没有任何要求、刺激或同行的认可，也一直进行高水平的工作。这些在当时的阿根廷是不存在的：任何拥有博士学位的人都可以找到使他能生存的工作。特别是，萨瓦托，他耐心的妻子玛蒂尔德，以及他们安静的儿子豪尔赫，都靠他的微薄工资维持生计。

总之，由于缺乏指导和纪律，埃内斯托在科学上失败了，在（通过做原创研究）真正密切了解这个领域之前，他就离开了。此外，他基本上是个艺术家：他写作和绘画都很轻松，而且比起科学家，他更喜欢与巴黎的波希米亚人为伍。后者并不寻求萨瓦托的陪伴，因为他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配得上被对待为领班。他在巴黎科学界是局外人，在拉普拉塔不可能是局内人，当时拉普拉塔没有局内人。

萨瓦托对政治也有浓厚的兴趣。确实，他的第一次欧洲之行代表了阿根廷共产党人，但在布鲁塞尔有人告诉了他关于苏联内政的真相，并使他皈依了托洛茨基主义。总之，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萨瓦托已失去了他年轻时对科学和政治活动（虽未失去对政治聊天）的兴趣，并试图成为职业作家，这个目标他很快就达到了。因此，尽管埃内斯托对我们这些物理系的学生怀有善意和友好的态度，但他不能很好地实施给新进科学家给予指导的任务——只有经验丰富的研究者才能做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