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泉斩猫，读到哪，写到哪
分析师犹如一位不成熟的上师，他要给他的对象进行分析，同时分析师自己也要定期成为被分析的对象。分析师和对象的关系，像是一种师傅点拨徒弟的过程，漫长而极度危险。“精神分析是内在与哲学自身的否定”，不断的持续的战斗，拉康始终保持着与哲学的距离，同时又保持着和哲学的激烈辩论，“反叛”或者说“战斗”是拉康的写照，“妄心涉境故有无数情动，心若清静无趣亦无所动。”拉康的激进后果也是齐泽克在《面具与真相》中尝试展示的“被精神分析穿越的哲学”。
资本主义的逻辑具有让享乐脱轨的效果，“享乐不仅是一件私人事务，也是按照某种社会逻辑来结构的”，当前失序的原因与某种过剩有关，“资本主义”有着为现实添加滤镜的作用，扩增我们对于更多产品的需求来满足永远更多的那些“虚假的需要”。营销文案已经不描述物体本身，它们在创造需求，制造焦虑，求的认同。现实如果缺少了《宝可梦GO》、AR虚拟现实游戏的幻觉游戏、“资本主义”，那么我们将对现实不感兴趣。
精神分析站在了“资本主义”的反面，精神分析的目的并不是呈现幻觉的细节，而是洞穿它。幻象作为一个基本结构，它不是真实的，“图画在我眼中，但我不在图画中”，意识形态幻象就是扩增幻景的实践，幻象所构建的现实，如《西北偏北 North by Northwest》中未呈现的镜头，主角和一名工人进行一段谈话，他们一边谈论一边沿着汽车组装的流水线步行，一辆辆汽车在他们眼前被组装了起来，最后，他们看着那辆车在他们面前被组装完成。他们加好了汽油，准备把车开走，车门打开，一具尸体从里面滚了出来。“……成了一个想象性的脚本”，用来填满大他者的欲望裂口。神秘的尸体是从哪里来的，它怎么出现的，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是“虚假的需要”，“无中生有的剩余价值”，同时它的出现意味着幻象的构建不可能被完成，也揭示了它不曾躲藏压抑，化身在我们的符号现实、物质形态中。同时，幻象是贯通的桥梁，欲望结构的一部分。
不过，在今天，精神分析好像已经过时了，从三个方面来看，科学知识的层面、精神科门诊的层面、社会环境的层面，这些还不算，更有极端的认为我们的精神不过是一部处理信息的电脑，我们的自由和自主感觉仅仅是用户对这部机器的幻觉。然而很明显，今天才是精神分析的时代，拉康所谓的“回归佛洛依德”，拉康通过对整个精神分析体系进行语言学解读来回归弗洛伊德，“无意识就像语言一样被结构”，这是一个重大消息，就好像禅宗做总结的那些话语和方法，又好像成佛的路可以被窥视，无意识有自己的文法和逻辑，由此它不再是无序的，神秘的，甚至是野蛮的，我们不需要去征服它，仅是分析它的语言逻辑就好了。我们应该具有勇气迫近我自己的真理所在。
精神分析的任务，是解释现实，解释“现实”是如何构成的，或者说我们大脑中的想象是如何建构的，迫使我们个体去面对人类存在最激进的维度，比如“诸法无我”，比如“自我是一种病症”，我们现在社会里的城市建筑，是有我们所谓的正常人的集体意识所建构的，它符合了我们的美学史或是当下，或者是某一个阶段，然而如果这个社会的孤独症谱系障碍患者，他们是否属于这一集体意识建构之一？这一城市建筑的幻象是否符合他们的真理？
精神分析试图解释真理维度如何在人类的现实中出现，“自我”这一病症，强迫将我和现实的整个关系添加了一层滤镜，界定了我的人格的全体结构，对于拉康而言，精神分析治疗的目标不是让病人病情好转，使他们成功融入社会生活或实现个人自我目标，而是引导病人勇敢面对自身欲望的基本坐标和僵局。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拉康动用了五花八门的理论，从索绪尔的语言学到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再到数学集合论和柏拉图、康德和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
你可以认为他在自我质问，怀疑和裂开，从而通过其他理论的途径来填补自己，或者有绕过语言的意图，对应的参照物有语言陷阱的嫌疑，让人无法自拔。“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天晴日出，不会，雨下泥生。”科学知识的层面、精神科门诊的层面、社会环境的层面，无法灭杀拉康对于无意识和真理的分析，这条道路和药物性之路比是冒险的，但和禅宗、密宗比又安全很多。
对于拉康来说，人类的现实由三个互相缠绕的层面所构成，符号界、影像界、真实界。这层滤镜如果放在戏剧空间上，一出正在演出的戏剧，演员必须遵守规则是戏剧的文本，它赋予了演员每一个角色和特定的人设规则。真实界就是演出过程中，演员发生的种种状况，偶然性的集合，比如演员突然要去尿尿，于是提前离场。演员失去了控制，发疯一般在舞台上。一些不可预测的干扰和未知的偶然性，这些集合就是真实界。大他者运作在符号界，如果演员在表演的时候，想着文本，想着调度，想着规则，那么演员的言说就会崩溃。舞台上的演员需要提前接受并依赖一个称为文法规则的东西，需要演员自发或盲目的掌握它，那么这场戏才能成立。文法规则是编剧导演制定的，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人物的规则和界限。舞台上的他者需要共同生活在一个世界中，他们才能互相明白对方再说什么。
影像界：形成于婴儿时期的镜像阶段，通过自我形象的识别构成。其中自我认知处于想象和幻觉的支配下，产生了一个想象的自我和完整的形象。但这个自我形象是基于外在反射构建的，所以它是虚构和虚幻的。影像界代表主观的想象活动，是发源于本我的原始欲望领域。
符号界：构成与取得语言符号后的阶段，代表意义、规范和社会秩序。以语言符号为基础，组成语言系统，规定意义的是非和价值观念。个体进入到符号界后，被社会规则和规范约束，欲望受到抑制。符号界同时也打开了想象和欲望被语言表达的可能。
真实界：是一个残余（剩余）领域，独立于想象界和符号界之外，代表一种无法被语言表达也无法被想象描绘的本真存有。与主体原始欲望有关，是欲望尝试获取但无法完全得到的对象。真实界成为一个无法被占有的空虚，导致持续的欲望。一个空洞。
演员如果不了解编剧所创造的文本里的世界背景和生活，“我所不知道但缠绕我的意义”，比如不能误场，不能“去做不是你的事情”。演员同样需要意识到一些共同文法的规则，比如舞台上的语言规则，指令性的行为。甚至有一些是我们盲目出于习俗而遵守的规则和意义。演员如果没有如此的训练，那么他们在舞台上的表现，就非常奇怪和令人不解，甚至是崩溃。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现实生活里，用这样的符号空间来度量自己的标准，“我们演得还不错！”大他者始终在场，像是一个人，一种主义，一个国家，一种自由，甚至是一双阿尔托的眼睛。当我们以阿尔托式的规则来行动，那么阿尔托作为大他者才存在。正是大他者的虚拟性，我们才有了一场霍金的盛宴，等待未来人的到来。这实际上是一封已寄出已被大他者阅读的信件。
我们有的人他需要一个人，一种主义，一个国家，才可能认出自身的身体、行为和思想。一旦你告诉他，大他者是虚拟的，是不存在的，他就会崩溃。他需要一个实体的大他者。“上师即法道”，那么优秀的无限接近上师训练体系的精神分析师，即是大他者。
正是因为大他者这种虚拟性，一封信必然会到达它的目的地，收信人就是大他者本身，换而言之，一场戏的观看者，也是大他者本身。符号秩序不是某种独立于个体的精神实体，而是由个体的持续活动支撑的东西。这里有一些奇怪的猜想，舞台上的演员但凡以非规定动作在活动，那么是否可以指认大他者在舞台上的出现，哪怕台下没有一个观众，这台戏剧演出也是成立的？按照某些陈词滥调而言，戏剧必须拥有观众。那么这个观众是实体的人，还是虚拟的大他者？我恐怕提出问题的人，或继承这句话的人并没有想明白。你的幻象就是你的凝视。
关于大他者的起源解析，拉康提出了一个解析，“达奈人是荷马用做指涉那些围困特洛伊的希腊人，他们的礼物是那匹著名的木马”，语言是这样一种危险的免费的礼物，符号秩序通过这个礼物延伸至我们全部，当我们接受了它之后，它成为了我们与赠予者之间的链接。我们的语言、言说不会单纯传送信息，它总是自我反思地宣布沟通对象之间的基本符号约定。为了维持这种符号约定，我们每个人被命令自由地拥抱无论如何都要强加在我们身上的选择，然后让这种选择出与自愿。每个人都需要尊重这种交换和约定，才能使社会秩序得以运作。比如我争夺了你的职位，但为了保持友谊，我需要谦虚一些，然而你需要理解我，并且拒绝我的谦让。齐泽克和拉康，认为很多人类行动都是为了互相交往本身的缘故而被执行。所以，如果说社会人是符合语言标准，那么反社会人就是反对语言标准（空洞姿态，陷阱）。他们不会被陷入语言之中，仅仅使用语言。
我们社会中的有大部分人都会认同下面的观点：“道德是一种我们学习继而遵从的理论而不是真心认同的东西”，甚至我们会认为“我们能清楚的认清社会道德的标准和界限，允许自己在行为符合利益的时候，恰当的做一些道德的事情。但我们对于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其界定是模糊的，没有真实感受”，好像我们身边都是这样的人。
所以，系统是脆弱的，它依靠社会公共符号秩序的支持，当反社会的人增多，那么系统面临挑战，它将如何维持这一关系。潜规则的存在就是要阻止这些形式上被允许存在的可能。这部分内容在齐泽克《幻想的瘟疫》中有详细描述。如果我们足够敏锐，那么我们其实早已发现了符号的双重运动，言说，物件使用习惯等等对于我们的影响。言说内容和言说行为是有极大的差距。当美国要把格尔尼卡遮掩的时候，恰恰反映了格尔尼卡的表述引来了注意力并强加给它错误的联想。
在不经意间我总是能读到人们脸上的傲慢，然而他们的表情管理和控制十分到位，转身就没有了这种情绪，有的人真的是能在社会现实和符号世界中来回穿梭。第一堂课所反映的现实社会中的情景，很多人会非常熟悉，因为我们就身处这样的环境中。聊天的时候觉得对方在尽力听，恭维对方反而很可以维持表面平和，如何处理互相竞争而导致的分裂，受到情感压迫是接受还是拒绝都会导致对方的反噬，不去刻意表现反而不会被注意，太在意会被抓到弱点，诸如此类。
第二堂课，开篇我就有这样的情况，曾经何时会想转经轮里的经文，转一圈，就对我有用了？甚至我会想本来我也就当下的几秒仅念几句，现在我一转几秒可以瞬间念十几万遍。客观上我坐在了法座前，但实际上我的精神和思想想的是遥远的事物甚至是晚上吃什么。抖音上那些可怕的音效，为了抓住人的吸引力而设置的笑声，齐泽克用“交互被动性”来描述这些现象。至少我的身边充满了这样的情景，我买书但我不看书，买书的过程给了我很大的满足感。
书、放着经文的mp3、在循环播放的课程视频、转经轮，这些接管了我的被动性、剥夺了我的被动性，以至于对象本身，取代了我的享乐、修行，将我从学习、修行及享乐的义务责任中解放了出来。《Plague of Fantasies》，视频里的内容替我笑过了，这让我不由的想到抖音里的那些“代婚”视频，视频内容展现了特定的形式，我不再被要求去相信信念、爱、浪漫、观点，交互被动性使我相信我的立场。
我觉得这是虚假的，一种虚假的主动性，在上师或戏剧、电影中是强烈反对这些的存在，一种虚假的主动性，一种虚假的活动，它们会认为，人并没有积极参与行动中。我猜测是人们无法真的停下来，因为他们害怕停下来后自我到底会发生什么。正如偏执狂官能症患者需要不停的说话，强迫性官能症患者无时无刻的发言，以各种信息淹没分析师，他们永无休止的主动性被一个潜在的恐惧感维持，加入他们停下来一秒钟，分析师将会提出一个真正的关键问题。那么如果这个场景在地铁或者自己家中，强迫症官能症患者在不断的玩手机，打开隐私菜单，随后关掉，再打开电池菜单，再打开隐私菜单。反反复复。观察电池的节省是否被打开，观察隐私里的定位选项是否被关闭。
这又是什么呢？困难的是我放下执着，退后一步，从行动的惯性中抽离。反抗这种“假定的参与感”，为的是反抗大他者代替我去相信和认知。如果说“只有假定分析师已经知道我的症状的意义，我才能够抵达我的症状的无意识意义”，那么上师的存在，有着他的必要性。然而上师也可以不存在，作为我反抗的依据，我反抗大他者以某个人，或者“假定相信的主体”而出现。观众也可以不存在戏剧中，因为演员假定相信他们的存在。
首先我相信上帝的存在，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通过实践证明了我所相信的真实性，以及那些真相被我的相信所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某天祭祀时天空放晴，日本因为核废水遭受到了台风，因为我相信了祭祀是吉祥的，天空配合了我的演出。我相信日本是邪恶的，台风配合了我的演出。
曾经在寺院，有人会提出六道轮回的概念不可信，或者说，他无法相信这种三十三天的描述。那么“跪下吧，以彷佛你已经相信的方式行动”，“假装相信直到你成功相信为止”，当时我就认为非常可笑，为什么一定要相信了才要行动？于是有了另外一种解释“你将不再需要自己相信，因为你的信仰将会在你的祈祷的行动中被具体化”，我们通过外在的大他者完成了内在感觉和信念的工作，但此时此刻，我们自己的内心并没有被真正调动起来。跪着膜拜，每天日夜诵经，但我们内在并没有真的被调动起来。一切都是大他者在完成。
读到这里，我内心认为拉康的理论和西藏中观及禅宗的体系有着密不可分的链接，曾经我非常碎片化的阅读过拉康及一些延展的文章，有这样的错觉。今年系统阅读时，就发现这种链接非常深。
中观学派主张，依世俗谛，由语言、概念所成立的现象是存在的。但就胜义谛的角度，任何现象都没有丝毫真实存在的自性。修行方法是观察一切法，生灭的、不生灭的，世间的、出世间的，皆是如幻如化。如幻如化的一切法，但唯假名，依缘起相待而有，而自性毕竟空。
曾经有一个故事，年轻的僧人在长辈的教导下不断的做着布施、诵经、磕大头的工作，但每一次都被长辈教训，和他说“你离成佛还遥远了”，一次次的让他不断的做着工作。经典里也描述密勒日巴几次造房子被毁，重复的再造房子。从拉康的理论角度来看，他们的行为就是被幻觉所迷惑了。他们被幻觉迷惑后造房子，布施等行为，其实都是大他者在完成。大他者以“假定相信的主体”的身份出现，告诉他们这样做可以成佛或得大成就。而他们的内心并没有真正被调动起来。
于是就有了当有人问上师，“如何让我相信六道轮回”的时候，上师会把这个人的头按到水盆里面，为了破除大他者的幻象，让那个人明白内心的起心动念，才是关键所在。那么有没有完全发疯的现象，换而言之，完全把自己交给大他者的现象呢？
阿尔托。他曾经说，疯癫是一种向本质之外的迁移，让人落入到内外的深渊之中。具体解释是，一个人被放逐出他的自身、他的身体、他独异的自我。是让自己被一个大他者奴役直至失却自己的身份认同，迷失在内与外、我与非我，混淆不分的深渊之中。
拉康曾对阿尔托下过诊断并认为，“他已经固化了，哪怕他活到八十岁，也永远不会再写作了，文学已经不再适合他。”这意味着阿尔托直至80岁都无法写作，但事实上，阿尔托决意推翻拉康的判决。1946年就写下了《梵高或曰被社会自杀的人》，他指责拉康“你将正常运转的意识宣称为精神错乱，可另一方面呢，你却用你那卑鄙下流的性将它扼杀。”
如果说拉康意味着符号化的精神医师的大他者，那么阿尔托并没有屈从他，阿尔托在谵妄中找到方法，来应对生活准备对他进行的种种扼杀，“真相带有虚构的结构”，阿尔托实践了内心的真我，容许表达真我这一行为，就是不戴面具的，真实的见证人。“不成为一切天才的某种天生的敌人，就他吗不可能成为精神医师”，他们无法理解特殊的、例外的个体，只能在疯癫中设法找到出路，而不是通过写作来逃离地狱。
所以精神病人比我们一般人更是无意识的亲密好友？也许在符号秩序中，符号面具比个体的直接现实更为重要。拉康后来所强调的反而是精神病当中蕴藏了真理。阿尔托为何疯癫？我们可以猜测是他开始将“阿尔托”这一姓氏抹除，“圣帕特里克手杖”丢失后，疯癫就开始逐渐降临。阿尔托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精神病人，他试图通过结婚来成为“父”，这导致了他自我主体的象征界崩塌，他要求他的署名从书里删除，成为一个没有名字的状态，面对空虚和无名。
驱魔以及保持不被高潮的深渊吞噬，“圣帕特里克手杖”对于阿尔托而言是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杠，“为什么我是那个名字”，为什么我是阿尔托，为什么？手杖阉割了阿尔托，父权的丢失（自我改名）产生了同样的效果。名字、手杖赋予了阿尔托权力。父亲的姓氏可以保证他的声名文学荣耀和自我命名的可能性，手杖是护身符极具象征意义的物件，这些物件好像菲勒斯一样挂在我们身上，无身体的器官，它依附在我们身上，但从来没有成为我们的身体的有机部分。
无法去实现欲望的阻碍在我们自己，歇斯底里症患者就没有这层顾虑，他们只是无法区分他自己和别人在他身上看到并渴望的东西。把自己的性猎物引入舌下，与他因享乐而产生全身震颤，这是阿尔托的疯狂还是他的讽刺？这里拉康说到，“人类的欲望是他人的欲望”，当我内心想要实现某种突破的时候，比我高一个阶层的跨越的时候，争取某一个不属于我范围的项目的时候，那种内心的障碍就会显现，它以各种形式出现，命令调伏我要呆在原地，并给我提供了各种可能的顾虑和困难，希望我能呆在原地。人类欲望的根本僵局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来说，都是他人的欲望。社会等级通过自然属性被直接合理化。当精神病医师以erotomanie的方式治疗病人的时候，病人在嫉妒医生拥有的特权，他人也在嫉妒医生拥有了我们没有的东西并且在享受它。
真理包含了一种快感，让人相信且无论如何也不会承认的事实，只有在肯定自身基于另一半，这样才会占支配地位。我想我们身上发生的普遍问题，无法为欲望的背后承担责任。或者说它具有的危险性是我们无法承受的。
所以，演变成一种像鸡爪的豆腐块，没有肉的五花肉，素鸡但不是鸡，这样的食品，它们剥夺了危险功能（杀生，犯戒）及其性质。《面具与真相》这本书里提到了，没有酒精的酒，没有脂肪的奶油，是一类东西。
“为了保护我免受被我想要的东西的伤害”，“保护我免受我无法支配的我内心过剩的自毁欲望的伤害”，“保护我免被我想要的东西伤害”。我们的思想路径非常复杂和多变，充满了陷阱。我需要学习一种方式自主塑造我的欲望，甚至是观察我那被异化的欲望的循环，也许我又要接受欲望之中的不一致性，我想吃鸡爪但因为持戒的缘故我只能吃像鸡爪的豆腐。我需要接受这些想法存在自己的心理。
但有的人往往会驳斥这些，人们说，“我们不需要那么多欲望”，甚至说，“为了满足过剩的欲望人为去除其中的危险”。无论是极端的禁欲主义，还是疯狂的享乐，对于拉康而言都是大他者的享乐，我们不能向大他者屈服，也许它会穿着没有欲望的外衣。“至道无难，唯嫌拣择”，把自己毁掉的危险总是近在咫尺，我们需要对那些带有危险的事物，可怕的，可疑的东西抱有偏爱。人是站在大他者的位置去欲望，所以要警惕，我们可以尝试询问大他者“你到底想要什么”，破除符号结构带给我们的影响，破除我所身处的符号空间事先决定好我的欲望。
“不依正理妄修作，如是之人坏正法”，“秘密宜应密修作，其深秘密是方便”，危险是相对的，但又是能破除大他者的幻觉的方法，更是每个人内心中自己的“隐私”，一些行为怎么能公开呢？每个人被大他者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欲望深浅和理解程度也是不同的，所以“秘密”才会是让我们知道“我本人不知道我真正想要什么，我自己的欲望也是一个谜团”，它是破除谜团的关键。
没有记忆、不可能返归，有些词汇一些就要被封禁，或者发不出去。我不禁要问，这个时时刻刻存在的主体，想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它存在让我们发表文章，但时时刻刻在监视我们，所以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同样，当一个人怀有秘密的时候，或者两个人的相处都不那么透明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出“你到底想怎么样？”我们不禁有时候对着天空，你到底想如何？让我来到这个世界？这种想法是神秘的，它存在于很多时刻。所以秘密是欲望的负数，一个无法穿透的黑幕，不仅让接近我的人会思考，我真的可以依靠他吗？它是谁？我如何知道他的语言不只是面具？
“理性反人道主义”，一方面我们需要以人道主义的方式行动，尊重他人，维持尊严，以我们相互认可的方式来对待彼此。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无惧于正视内心的畸形，因为我们是自发的在遵守一种意识形态，自发体验困住自己的方式。
所以，“面具”是我们一种自发的行为？
我们需要参考康德，人类仅仅是人类，是一种理性存有，与过剩的动物肉欲和神圣疯狂做斗争。于是，当一个人陷入疯狂，他失去了人性，疯癫，狂躁，行为怪异，然后被动物激情或神圣疯狂控制。《Youth Without Youth》科波拉的电影中，女人被尼泊尔灵魂附体，但驱赶后，随之而来的是女人的身体开始产生了返祖现象，她一次次的以远古的语言和身体行为来展示那些未被人类记载的语言路径。女人的疯狂，标志着人类内核的不受约束的爆炸。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这并不意味着，演员在舞台上必须进入一种类似幻觉的状态，他在表演的时候，应该对他周围现实的意识，把景片视作真正的树木等等。恰恰相反，他的意识的某一部分应该继续不被剧本抓住，以监督他作为自己的角色的扮演者所经历和实现的那一切。
格洛托夫斯基在《迈向质朴戏剧》一书中提到，我们的方法不是某种收集各种技巧的演绎法，在我们这里每件事都聚焦在演员ripening过程，……全然的自我揭露，让个人最亲密的部分裸露出来，其中却没有丝毫的自我炫耀或沾沾自喜……这是一种trance的技术，让演员的存有和本能中最私密的层面所涌现的身心力量得以整合。
trance，原来是一种电子音乐的风格，但在这里，是指处于催眠或意识提升的状态，进入这样的状态，需要较长的情绪铺垫和情绪提升阶段。对于格洛托夫斯基而言，这是一种“精神的技术”，“脉动与行动合流，身体消失，观众只能看到一系列可见的脉动”，一种狂喜的出神状态，崇高的，升华的状态。
在当下，我们怎么可能培养出这样的演员呢？它需要演员不仅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有很强的专注力，更是需要演员对角色的建构有着自己的努力，随后让精神力源源不断的流入到这个我们被创造出来的角色形式中。
对于戏剧演员，神圣演员的了解，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成为演员需要先拿下“面具”。这也是为什么当代的戏剧训练方法，往往和精神分析、佛法、冥想正念等有密切的关联。拿下面具后同时可以控制“不受约束的能量”，拉康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在现实中，个人不可能以真实的形态存在，这是永远不可能的。
大他者的欲望，作为幻象的存在，它的作用，不是说，当我很想吃草莓的时候，而现实里吃不到。问题其实是，首先我是如何知道我渴望一个草莓？幻象告诉我，我想要什么。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每一个主体，不论女性还是男性，都拥有这种能够调节他欲望的因子。因子的出现以某种方式剥夺了对象，将对方简化为一个木偶。“幻象”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虽然我们知道幻象中欲望不属于主体，欲望属于他者。简单的例子，一个孩子，身边充满了各种角色和身份的人，他们为孩子而斗争，他们围绕着他，以他的欲望为名义而斗争。这样的现象同样发生在过往时代的宫廷，围绕皇帝的一群人，皇帝知道自己这个角色，但他同样也无法准确理解，自己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对象。
每一个主体在其中都发明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幻象。所以有人说，表演时演员其实是在和观众做爱。表演时候，演员看到观众那种渴望，那种专注的眼神，其实是演员塑造身份的一种尝试。这个特定的身份，满足台下的观众，并使演员成为观众欲望的对象。当演员幻象台下观众掌声和热切的眼神时，演员并不能完成他作为演员的完整身份。
我曾提出“戏剧一定需要观众吗？”这个问题，本质上是关注到幻象的作用，大他者对人的影响。戏剧所建构的幻象，面具已经足够的多，观众的存在与否，是否让演员变得不是那么纯粹。
“在舞台上完全的暴露自己”，和拉康“完全的将自己暴露在他面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sexuality，性存有，是拉康提出的一个理论，对拉康而言，性享乐会让人在令人窒息的强度中具有某种创伤性、某种不可能的东西，但是我们永远无法使它有意义。“完全的暴露自己”是指字面意思上的裸体吗？或者是一种做爱的行为？电影《Reds》或者某国内大片，具有强烈的隐喻背景，革命在两人关系危机后爆发，群众在演讲时爆发出的吼叫发挥了隐喻作用，激情在此刻重新恢复。革命此刻变成了两性关系的隐喻。类似，戏剧中的演员和观众关系，也成为了某种隐喻。闭上眼睛想想你看到的舞台内容。这就是一种非真实的表现，只有在他者进入主体的幻象框架之后，我们才能忍受舞台上的戏剧，电影里的隐喻，以及真实的做爱对象。
所以，戏剧是重影，是复象，而非幻象。
幻象在根本层面颠倒了主体和客体的对立，换而言之在我们眼中的事实，客观上的样子，即便它们看起来不是那样。一个游戏《沙耶之歌》，主人公郁纪的大脑在经过手术后，他的视角所看到的人或物体都是变形扭曲的，他所看到的美少女沙耶，实际上是一个异形生物。玩家通过郁纪的视角看到了一个充满血肉、黏液、腐烂的世界，但当我们切换成第三视角的时候，却是和我们所见的平常世界没有任何区别。在主人公视角里的移动的肉块，嘶哑的嗓音，我们在意识层面却没有察觉到其实我们对现实世界有着深刻的偏见。这种偏见以大脑手术后的样子呈现了出来。
我们需要和幻象抗争，由此走入现实，拉康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观点，我甚至被剥夺了我最内在的主体经验，事情在我眼中真实的样子。这个观点对于佛教而言，也是令人振奋的。五根所造，十二因缘，“十二因缘生法，种种法门能巧说，烦恼、业、事法，次第展转相续生，是名十二因缘。是中无明、爱、取三事，名烦恼；行、有二事，名为业；馀七分，名为体事。是十二因缘，初二，过去世摄，后二，未来世摄，中八，现前世摄。是略说三事，烦恼、业、苦，是三事展转更互为因缘：是烦恼业因缘，业苦因缘，苦苦因缘，苦烦恼因缘，烦恼业因缘，业苦因缘，苦苦因缘，是名展转更互为因缘。”
《宗镜录》卷53：“问。根以何为义。 答。根者。即五根。有增上出生义故。名之为根。于中有清净五色根。有扶尘五色根。若清净五色根。即是不可见有对净色。以为体性。能发生五识。有照境用故。若扶尘五色根者。即扶清净根。能照其境。自体即不能照境。为扶尘根。是麁显色故。不妨与清净根为所依。五蕴论云。根者。最胜义。自在义。主义。增上义。是为根义。云何眼根。谓以色为境。净色为性。谓于眼中一分净色。如净醍醐。此性有故。眼识得生。无即不生。乃至身根以触为境。并净色为性。无即不生。”
当我对自己说，“不论存在什么样的未知机制在决定我的行为、我的感知和思想，没有人能抢走我现在看到的和感觉到的一切”，这是我们一般人的想法，也是我执的普遍反应。虽然主体可以从现象上被确认存在，但主体身上那个一直在调节控制着主体的基础幻象是可以被剥夺的。这也是精神分析师的终极目的。这样看来，这也是佛教的目的。
主体的欲望被幻象决定，但永远不能意识到幻象本身。无意识不是调节我的现象的机制。假如我们体验为现实的东西，是被幻象所结构的，而幻象发挥着屏幕保护我们免于被粗糙真实界直接压垮的功能，那么现实本身就可以被当作遭遇真实界的逃避手段。“现实本身是专门为那些无法忍受梦中真实界的人而设”，这个观点很多人都不会认同，觉得做白日梦挺好的，然而当白日梦中的内容在现实中被发生的时候，也就触及到了人们自己拒认的东西。比如弗洛伊德说的强奸问题。弗洛伊德说，假如主体在它们的幻象中最强烈渴望的东西真的在现实中被实现，他们无论如何将逃之夭夭。弗洛伊德在这里说的肯定不是中了百万的彩票，而是因为幻象的内核过于忍受。
当我们走得太近，当我太接近它的时候，马上就发生拉康称之为主体消解的现象，它在崩解。《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放榜那天，54岁的范进得知自己中举，极度开心而发狂。这个例子中，范进的疯癫来自他的白日梦，想着中举。主体完全没有介入？不，主体在介入，但是在被排除模式中介入，作为被分裂的作为一个不能承担他的内在体验之内核的能动者。
在当代剧场里，艺术家们导演们呈现的剧目包含了极度的逃避心理，斩杀鸡鸭，割开自己流血，等残忍事件。这些行为提醒了我们当下发生的行动，同时我们也应该警惕。这些事件的介入，真的是“直面剧场”？不是，揭穿虚幻的手法忽略了虚构所包含的事实，幻象支撑了现实。梦站在现实那边？幻象站在现实这边。
他们和布莱希特不一样，布莱希特视文本为陌生化或异化。那种提醒我们不要沉迷在虚构中的行为，对着镜头直呼观众，或讽刺性的评语直接介入叙事，如同剧场舞台上发生的残忍事件，它意味着现代启蒙，但同时又让我们很快逃离（逃入动作）。当我们面对介入叙事的残忍行为，我们会快速建构一个整合了残忍行为的梦，合理化它的存在和发生，以便能够坐在剧场中。当然，有的人会不理会这样的行为，直接离开。
逃入动作，Passage to the Act，“女病人与女友在街上谈情说爱的时候被父亲看见，在后者的严厉目光下，她将自己的身体猛摔到紧邻铁路的一面墙上。”正如《大开眼戒》中，以“做爱”来逃离过剩本质即将被淹没的我们。用身体撞击墙壁，试图从操控我们的幻象中醒来，旺盛的幻象，摆脱它对于拉康而言是终极任务。
清醒的人还是有不少的。
但有的人是天然的清醒。《瑜伽师地论》中对于出生的描述，“云何四种入胎？一正知而入，不正知住、出；二正知入、住，不正知而出；三俱能正知；四俱不正知。初谓轮王，二谓独觉，三谓菩萨，四谓所余有情。”。瑜伽部经典中有很详细的说法，比如说有的人入胎的时候不迷，为什么不迷，因为之前做了什么了等等。
一般而言，普通人死亡后，中阴身在入胎的时候，会产生一些颠倒妄想。更深层次的内容，在无上瑜伽部的经典里有提到，甚至有记录如何针对这种现象进行修行，它们分析得更为详细。
入胎之前是什么样子的，我不知道。但入胎后，会产生一层薄膜。当我们出生后，这层薄膜也会在，在佛教里这个叫无表色。“无表色者，谓能自表诸心心所转变差别，故名为表；与彼同类而不能表，故名无表”，“乱心无心等，随流净不净。大种所造性，由此说无表”，“无表色藏于人类身体内部，无法被直接从外部观察到，与意业共同运作，但可依身业与口业表现于外。以受戒为例，当人接受佛教戒律后，在内心升起善心，形成一种潜藏在身体中为善、不为恶的心理习惯，即是无表色的作用所致。表色有两种，一种称为可见有对，一种称为不可见有对；无表色则为不可见无对。”
在唯识里，用种子来诠释了无表色的概念。“大乘之表业以现行之思之心所为体，无表业以思心所之种子为体”，在中观里破了无表色，也同样破了种子的概念。
在这里提无表色，是因为拉康有一个概念，“薄膜”。拉康说，“一个魔幻地自动控制的，在没有身体的情况下生存的奇异器官”，“薄膜是一种超扁平的东西，它像阿米巴原虫一样移动。只是稍微复杂一点。但它无处不在。因为它是……与性生物在性行为中失去的东西相关的东西，所以它就像阿米巴原虫与性生物的关系一样，是不朽的——因为它能在任何分裂、任何剪断的干预中幸存下来。而且它可以到处跑。”很形象的描述，怪不得书里提到了《异形》，不仅可以想象一下《异形》的样子，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Music For The Jilted Generation》的封面图。
薄膜好像一种器官，被拉康赋予了特别的属性，薄膜是一个纯粹的表面，它没有实体事物拥有的密度，一个不可分割不可摧毁的永生之物，一个纯粹的貌拟生物，一种看似包藏了一个中心空洞的表象的多。
我有一种比较冒险的想法，无表色和拉康说的薄膜，有可能是一种感觉下的两种方向的概念。首先两者都是无色的，换而言之，它们在视觉上是看不到的，其次它们是没有实体的。那么无表色在说一切有部这里，是如何被体现的呢？一个人的身语意体现这个人的无表色。“举个例子，有人掉进水里快淹死了，你伸出援手救助他，你想救他的想法是意的善业，你展开行动救他是身的善业。过后，身意业虽已结束，但会留下身、意的业力以及身的无表业。”
在比如，“有人一直守持不杀生戒，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不杀生的习惯。一旦哪一天杀缘现前，在有可能造杀业的状况下，他所养成不杀生的这股习惯力量，就会使他克制自己，不去伤害他人。这就是习性妨恶功能的体现。”
在唯识观点里，就将色法中一类“无见无对”的“无表色”，主要是由身、语二种所引生的色法，定位为“思心所种子”上的假立，本质上是由“思心所”的造作而产生，归属于意识所缘的“法处”。
拉康认为，薄膜是不死的，一直存在和分裂的，是对象a的代理。
“我不明白我们怎么会不与具有这些特性的生物并肩作战。但这并不是一场很方便的战斗。这个薄膜，这个器官，其特征是不存在，但它仍然是一个器官……就是力比多。”拉康认为薄膜是不需要器官的生命，但当它和主体结合，象征性的有器官的身体以不可言说的方式呈现。拉康在这里指的不是身体，而是在谈论有机体和器官。
“它是力比多，作为纯粹的生命本能，也就是说，不朽的生命，或者不可抑制的生命，不需要器官的生命，简单的、坚不可摧的生命。它正是由于生物体受有性生殖循环的影响而从生物体中减去的东西。正是由于这一点，对象a的所有可列举的形式都是代表、等价物。物体a仅仅是它的代表，它的图形。乳房——作为哺乳动物组织（例如胎盘）的一个要素特征，是模棱两可的——当然代表了个体在出生时失去的那部分自己，并且可能象征着最深刻的失去的物体。”
“薄膜”的存在是为了我们从一个环境进入到另一个环境中为我们所丧失的，提供了一具“身体”。在佛洛依德看来，这种丧失就是阉割。薄膜是一种中介物质，这种中介物质的存在承认了我们的阉割。
那么会不会有一种科学的薄膜，宗教的薄膜，逻辑的薄膜，精神的薄膜……因为我们要穿梭到不同的世界，我们为此打开了不同的世界，是否意味着我们触及了不同的薄膜，不同的对象a。
相比于薄膜的属性，和拉康神话般的描述。无表色是没有什么形象的，也很少有对无表色的观感。但在说一切有部中，无表色是一种个体死亡后，随生命的终止而结束。薄膜不会，它是不死物。
“无表色”这个概念的安立，最初是为了解释什么，或者是大论师们在禅定中感觉到了一种东西，所以才有了“无表色”这个概念。但那是什么呢？
无表色不是生命体，是一种假名安立。薄膜是无性生命，它们用非有性的方式繁殖，可以永恒的存有。我认为无表色和薄膜都是无意识中的东西。但在佛教的三法印的观念下，探查到无意识中的人们认为那个是幻觉，不可执着，要破除的。但对于拉康而言，解读无意识是他的目标。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例证，因为就算是顶级物理学家知道了物理法则也不能违背物理法则，他只是很清楚的知道。了解因果的大师们，也不能违背因果规则，不能违背我们欲界的法则，他不能违背。当然这个观点在密宗看来值得商榷，密宗认为某一个层面的修行可以刹那阻断因果相续。然而拉康通过以无意识作为界面，试图挑战什么。
柏拉图神话认为，人最初的形状是一个蛋的形状，其中是雌雄同体，只是后面才分成了两性。“让我们想象一下，一条像阿米巴原虫一样移动的大绉纱，超扁平，可以从门下穿过，在纯粹本能的引导下无所不知，在剪断中永垂不朽。这是你不希望看到的东西。”“力比多作为一个没有身体的器官，是无形的，因此是坚不可摧的生命物质，它超越了生成和腐败的循环。”所以，我们逆向循环，渴望做爱，并不是以生殖为目的，我们那种试图深入和融合的感觉，是一种本能的逆转，渴望回归到性别分化之前的状态。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做爱动作或性本身，代指了永生？或者，更进一步，身体的嘴、肛门、眼睛、耳朵和生殖器，与之发生关联，都是一种永生的融合？
我们也许需要尝试另外一个角度。人类婴儿看到自己的手脚，是漂浮的，肢体如同漂浮在空中，镜像让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展开，对镜子里意象的执着打断了它的生命流，引入了一种不可还原的安宁，间歇，永远将想象中的自我，与身体的多态性混乱的真实的自我分开。
我有时候会觉得我的手脚都来自不同的人的灵魂能量，通过了某种东西被统一了起来。甚至我会想我在投胎的时候，是被来自不同的混沌中的能量混合性的加以调和，再分裂出来的感觉。薄膜就像一个稳定态，稳定了我们混乱的真实。
而“无表色”则假设了这种稳定态是确实存在的。
它稳定了我们混乱的真实，但同时这种过剩通过另外一种不可测的假象影响我们。“薄膜是力比多，是纯粹的生命本能”，弗洛伊德称之为“死亡驱力”，一股坚持超越生命与死亡，出生与腐朽那种循环的不死冲动。力比多所带来的盲目的坚持，不可被摧毁的假象。这种假象，好像是唐望所说的操控无机生物抵抗西班牙人的枪炮一般，又像是念诵金刚护甲的僧人以为自己有一层无表色随后去抵御子弹。
无表色是需要破的，薄膜也是。
它的代表对象a，一个没有实质一致性的独立实体，它本身仅仅是一片混乱，从一个被主体欲望和恐惧扭曲的角度来看，它什么都不是，它仅仅是主体自身在对象领域之内的标记，只有当这领域的一部分被主体的欲望失真变形的时候，它才取得具体形态。拉康的观点更加激进，当我们从正面看时，欲望的对象原因是某种完全不显眼的背景细节，当我们换了一个角度，它才拥有某一个对象的外貌。
拉康觉得传统哲学的主体不过是大他者的无意识自居。所以在现实中，个人不可能以真实的形态存在，这是永远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上，佛教和精神分析一样认可“没有大他者”。
一个极端的例子。
我们带上面具，用行动分析法拆分我们的动作，以让动作更为稳定的呈现，中间穿插以强化的动作展现来释放“过剩”，这代表着我们的身体多样性被抹杀了，我们停留在了“薄膜”带给我们的自我状态中。身体的多态性混乱被稳定了起来，我们称之为训练后养成的习惯。在某一个时刻，强制重复激发了一种超越性的冲动，我们形成了一具“身体”，此刻，它被人称为戏剧的力量。
“无器官的身体”是可以像面具一样被戴上。当一个人喜欢带着“无器官的身体”这一面具，那么他必然要承受所处的残酷性，如果他想要拿下来，那么他必然要承认自己远不如彼岸的他，同时要承认两者之间的差异。
失真的一个不属于任何东西的影子，我们直视它，得到的是混沌的虚无，因此，我们在剥夺符号认同，大他者之后，去面具之后，是虚无。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玉玺，龙袍和冠冕，当这一切不复存在的时候，剩下的只有空洞的主体自身。假设让皇帝自己罢免自己，那他要以什么身份来执行这件事情？一个纯粹的身体动作，签署一份文件罢免自己，或是主动起身，一个身体动作，而已。
荣格曾说，“心理，因为它产生非空间或一个非临时性质的现象，似乎是属于微观物理世界。”Wolfgang Pauli曾在心理上产生了严重的危机。他后来遇到了荣格，“共时性问题本来是相对论引出来的，是对绝对时间的否定，指不同观察者对事件是否同时发生有着不同的判断。荣格借它来指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没有因果却有意义的巧合。”量子力学所代表的后现代科学，对于精神分析是有广泛的讨论。他们超越了本身的界限，对于传统科学家而言，超越学科界限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荣格因此得到了共时性的启示。
Pauli借用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性原理来解释精神活动的无意识部分，试图为精神分析提供“科学”解释。直接套用量子理论的概念也存在问题：忽视了学科的差异，模糊了两者的研究对象；过于注重“科学化”而不考虑解释的局限；隐藏了解释上的不确定性等。
拉康是否注意到物质的determism传统观念？客观性的存在往往表现出一种占据了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不确定性，在其无意识和量子力学中都有相应的观察。拉康认为在语言和符号中，都存在着超出其表面意义的隐藏或过剩，在梦中看似随意的图像，往往隐含了无意识中的欲望，恐惧等复杂心理因素。同样在交流时的失言、谬误也可能透露出无意识心理。
无意识或者说我们的意识，有着流动，动态的特点，其不确定性性质是精神活动的本质特征，量子物理学虽然给了拉康启发，相对论的奇点、突然出现的借用未来的粒子，但这种跨学科的解释会破坏公众对于认知的界限。
这里拉康有一个例子电影《卡萨布兰卡》中，一对男女在特写镜头中拥抱在一起的时候，画面切到了深夜机场灯塔的画面，我们看到探照灯在盘旋，随后镜头回到了房间窗前，男人在那里抽着烟张望，然后呢？
电影的画面产生了两个非常清楚但又互相排斥的意义，他们上床了，以及他们没有上床。这样的一组镜头其实对于观众来说会产生两种想法，一种是纯真的想法，他们就纯聊天，切入的画面，是他们中间干了其他事情，比如去拿烟，所以男人再次入画的时候，是在抽烟的。另一种就是他们上床了，“事后一根烟”的隐喻悄然进入了我们心里。这里采用拉康的术语，对大他者来说，男女没有上床，但为了污秽我们的幻影式想象，两人的却上床了。很多电影，都需要这样的处理方式，因为他们所面对的观众有着不同的想象。
“我清楚的知道，但我仍然……”我们只关心表象的，这就是当一个人熟练运用规则之后，他不会去探索对方的内心想法，只是针对他表象的作为行动和语言。想象和幻象不侵害公共领域的时候，我们是允许的。这就是短视频抖音上拥有那么多所谓的擦边视频。
这种擦边视频好不好？不好的地方在于时间久了，任何一个女性做的动作都会被认为她在提出需要或者说她有这个诉求，她提供了一种幻象，同时我们也知道这种幻象不是认真的，但它会发展成行动。好的地方在于我们需要这种“享乐”，因为我们本身所拥有的幻象，需要被满足，以及被整合到公共领域中，被大他者注视。
适当的享乐，能满足我们作为社会体系产物下的功能，但过多的享乐，会让作为产物的我们变得精神崩溃，……各种各样的轰炸，我们有的人甚至会认为自己没有享受到抖音那种享乐视频而产生精神问题。所以我有些怀疑现在的精神分析师只是为了让我们重新变成一个社会体系下的正常产物吗？
某些地区，他们会要求女人不能使男人分心，从各种角度层面生活上衣物视觉上不能让男人分心。“对象越受到遮盖，其残余物的最微小痕迹的搔扰程度也就越高”，但这也导致了一个结果，男性的注意力就越是集中于她。
我们总是会提到这片土地上的压抑，但压抑不等于主体拒绝意识本能，被压抑的是一段已经被表达了的，即已经在语言中被表述了的话语。
我们会为了可能出现的行为而阻止幻象吗？我们一直在宣称越厉害的审查，它所生产的副产品就越具有颠覆性。然而，实际上这些并没有威胁。
《现代启示录》中的男人，开场他在直升飞机上扫射越南人。权力制造了自身的过剩。他非常非常认同所属的美国军事权利，他非常认同，以至于“过度”，极端化。那么最终，他就要成为“系统”消灭的对象。《A Few Good Man》，两名被控谋杀战友的士兵，究其原因是他们遵从了所谓的秘密规定。这项规定存在于海军陆战队中，这样一种规定容忍了违法行为，它是非法的。但正因为这样的秘密规定存在，才确认了团队的凝聚力。当有人公开这项秘密命令的时候，就是他成为系统剩余物的时刻。
过度认同，必然要成为剩余之物。
这提供了一种自相矛盾的解释，我们命令以法律来禁止某些事情，但为了团队人们，我们又需要一些秘密的非法的指令。当一个人过度认同某个系统的时候，也就是他被系统抹杀的时刻。公共领域需要隐藏超我的淫秽性来支撑。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一个人不会满足自身的社会地位，当他越轨的时候，我们会利用他本身的越轨行为来抵抗。“尽管被诅咒，让我的诞生使它重返正规”，所以有了“秘密指令下达的人，和执行的人”。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充满在我们的生活中。职场公司里的小圈子，小圈子里的小秘密，擦边视频里的秘密教室，擦边视频里的小心机，视频里的小擦边，以及影像里的蒙太奇。生活，电影里的事件，现象都能成为拉康的分析对象。甚至是相对论。
然而，拉康的分析，总会随着时间推动而变化，拉康从不给每一个术语给出具有一致性的意义。一个问题跳转到另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在不经意间激发了上上一个问题的疑问。比如享乐，当拉康提出享乐的时候，并没有那么高的关注度，随着研讨会的次数变多，这个词和对象a获得了同样高的关注度。
我们可以问，在舞台上演出的人们是一种享乐吗？《现代启示录》中疯狂射杀越南人的军人是享乐吗？喜欢磕大头的人们是一种享乐吗？时常抵抗薄膜的人们是一种享乐吗？较早时期，拉康认为享乐是快乐的同义词，较为新近时期，拉康认为享乐是快乐与痛苦的单独封包，一种交易。
为了进入大他者的语言体系，主体必须放弃掉某种事物，主体诞生以来那个本能生活的原始物质必须被革除，这一部分的原始物质享乐是不可用的。它不会在社会规范下实现任何有用的目的，所以必须切除。比如某种可以让我们快乐的行为，比如我们某种和社会格格不入的地方。想要成为了一个健全的社会体系下的分子，我们需要去切除这部分享乐。
阉割，阿尔托的手杖，所以他把手杖放在了和情人之间，阻挡被魔鬼附体，享乐必须被阿尔托拒绝，以便阿尔托能够被放置在欲望法则上。我们的土地是否有不阉割而建立起来的？找回被牺牲掉的部分，是每一个人的困境。当然也有人会记得被阉割掉的部分，时常想念它（剩余享乐）。比如去放个火，比如去干一些事情。比如《Heroes》里的超能英雄母亲去店里偷东西。被牺牲掉的享乐会在超我中聚集起来。这种聚集，有的通过和高我对话，有的形成了灵魂动物。我认为这是一种“恶”，拉康也同样认为，佛教也是一样认为。冥想中如果去实行了超我的疯狂和行为，那么冥想者就会陷入癫狂失智。上师表现的疯智并非那种阉割后的回归，但是我们很难在表象上区分两者。一种是被超我命令维持，一种是自由的冲动。
在这里拉康说，无神论的真正公式是“上帝无意识地行事”，简单来说，如果上帝具有无意识，那么大他者也不存在。我们设想上帝存在，那么信仰上帝的人会视自己为上帝的工具，全然的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他表达了神圣意志。但假如上帝不存在了，那么我们会面对更加疯狂和残酷的禁令，以此约束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真的在无意识中不存有上帝了吗？我们很多人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但小时候，我们都会遇到过父母和我们的对话。
父母看似以自由选择的表象和我们对话，和我们说，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但你知道我多么爱你，我希望你有更好的选择。我们不但要服从父母的要求，更要自愿地，处于自由意志的服从。不但规定了他要做什么，更规定了他的意愿。
我们很难警惕作为父母的自己不发出这样的指令，因为在我们小的时候，饱受了大他者父母的迫害，被迫让我们做一些不愿意做的事情。但现在想来，那个时候的我们好像很具有反叛精神，以及足够多的情景下能保留内心自由。我们认为现在应足够多的给孩子自由选择的空间和机会，但是事实上我们又有自己的看法，希望他能不走歪路，做正确的事情。试想一个孩子和父母说，他想去放火烧了同学家，这个父母会怎么对待呢？
这导致了一个问题，我们的无意识没有办法通过被迫服从来接受/承担。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学习基督教，然后和我聊天，她每次和我聊天都会觉得自己被颠覆了，但又觉得我说的对。她非常相信有一个实体的基督存在，所以她会抵抗我和她说的话。我的那些语言好像不断在动摇她的想法，最后她把我删除了。不过，我觉得她没办法变好，原因在于，当怀疑的裂口打开后，我们就会在矛盾、撕裂、统一、流变中不断成长变化。我身边有些朋友，和我聊天，如果聊的深入一些，都会被我带偏，他们的无意识不会被迫服从我，会反抗。当你试图说服一个人为人的时候，他会告诉你，门口那只鸡不知道自己是个人。
父母、大他者、社会，甚至资本主义也是“上帝”。金钱只是一张让你有权使用部分社会产品的凭证，这一点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但我们不是都深陷其中不是吗，或者说我们需要一个抗衡社会产品价值体系崩溃的东西。用一个体系来制衡另外一个体系。我们会收藏，搞黄金，搞一些稀有物质。这种具身化破灭的恐惧困扰我们，但有的人不会。我有一个朋友，她根本不会被这些困扰。因为对她来说，这些都不是真实的景象。商品、货币、股票交易所这些东西在她看来是魔法，魔幻的事物，在我们看来这些是很正常的。那么没有钱，就无法生活。和你沉浸在对于体系的过分认同中生活，好像是两回事。
“妈宝男”，“拜物女”，虽然我们一次次的指正他们的存在，但这些标签不也是他们自身所困惑的吗？他们有的人想要脱离这些标签的定义，但对于他们而言，这些标签好像魔法，他们不是一个物体，一句话，而是以语言、物体和事件一连串以体系的形式环绕着他们，使他们成为了“妈宝男”，“拜物女”，当他们为之抗衡的时候，发现到处都是问题，无法解决，只能待在其中。
我认为，因为无法“拒认幻象”，所以才导致了我们听到的一句话，一个物体，逐渐变异成某一种体系的循环。我们扪心自问，当我们陷入某个循环，想要冲破但无法冲破，或是我们觉得想要摆脱“无所事事”，渴望“积极向上”的时候，我们是否发现被某些东西紧紧缠绕？我们确实知道是什么，但不敢承担。
规则和责任被悬置。无神是有神的对立面。这种割裂在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身心分离本来是一种防御机制，但恰恰被我们自诞生之日就受外在影响和刺激不断促使身心割裂。孔子、孟子都有提过需要身心一统，也发现了身心一统是我们自降身到这个世界上来的首要任务。悉达多说不立佛经，禅宗说不立文字，证明了这个现存。他们不希望我们被打扰，但同时又希望我们能真实的明白内在之旅的重要性。
隐喻和比喻，即是“讲故事”的真相。“故事”的出现，以不打扰主体的形式存在，它既不以上帝形象直接提出禁令，更不以填补阉割后的剩余来引诱主体，它不是有神论被压迫后的反抗，它指认幻象的存有和影响，但是它不着急改变，它不是狂欢，它是门。
在这个全方位被“享乐”轰炸的时代，不仅物质，专业成就，就连精神修炼都能得到各种享乐。所以，齐泽克在这里说，“不是禁止你享乐，而是让你从享乐的压力中释放出来”。
《面具与真相》这本书引发了我很多想法，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想到了什么，就写什么，不是很系统，也不全面，更不知道自己是否正确，只是一次写作。拉康一直是我很有兴趣的哲学家，“倒错”在最后一课中出现，它意味着个体成为了大他者意志的载体，个体在某种快感中免除了自己犯下的罪恶。向他人施加痛苦，并完全意识到自己不需要负责。
回想某些情景，50年前的人们是不是如此？我不知道，但好像那些人乱心了。事后，他们会忏悔，会悔过，他们没有完全被大他者意志所控制，他们是被自己的嫉妒心，恐惧所控制。我以前和朋友说，如果一个人做坏事，但心不乱，他是佛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疑问。
甚至说，为了国家而做崇高的事情，甚至牺牲自己，牺牲别人。随后于心不忍，他们转变心态，但不是我们所说的对他人的怜悯和同情，而是转而抵抗这种不杀人，不折磨，不侮辱的诱惑。这种违反本能的行为，他们没有任何负担。反而他们认为自己是崇高的，为了自己的崇高的责任，已经准备好肩负对他人施加痛苦的重担。
倒错者对于真理的无条件依附，试图以某种谎言蒙蔽自己，拒绝聆听谎言之中的真理。那我们继续延伸，在道德行为中的邪恶意图，是否可以被我们承认允许？那么在极端情况下，为了统治，我们是否需要用邪恶行为来确认律法的地位？
这样的描述和警觉，很像是佛教中的生起次第。不过误读生起次第的人很多。有的人学习佛法会以为自己佛，有的人会以为自己代佛菩萨说话，甚至有的人会以为自己的谁的转世。这种倒错，并且指认出倒错的行为，太像一位密宗上师所为了。
以倒错逻辑下的政治，我们深入探讨倒错。“倒错往往被视为一种没有经过详尽探讨俄狄浦斯情结的欲望，一种纯净而简约的残留，一种不可约简的冲动的顽固坚持。然而，在佛洛伊德的原始著作《一个被打的小孩》以及其他多个著作中，他明确指出倒错并不具备结构性特征，无论我们如何猜测其原初性，除非我们能够清晰而有力地阐述其过程、机制以及对俄狄浦斯情结的清晰解读。”
为了摒弃“倒错是纯粹而简单地唤起欲望”的观念，“也就是说它是神经症的对立面，我们必须等待一个指引者的信号，也就是佛洛伊德写下《一个被打的小孩》的那一刻……倒错没有展现为纯净而简单的欲望显现，然而它却与一种微妙、混合而妥协的辩证背景相关，有如神经症的模棱两可之境。”
拉康将“倒错的假装”置于神经症的间隔中，伴随着“在言说个体的武器”和“自我惩罚的封印”，作为精神分析所能解决的“封闭要素”，而在《恋物癖》一书中，佛洛伊德正式提出了拒认的标准，以解释男孩如何发展成恋物癖。当面对性别差异的现实时，儿童通过自我说服（确信母亲实际上拥有一根阴茎）来拒认阉割（母亲缺乏阴茎）。恋物癖作为母亲失去阴茎的替代物，有助于维持这种拒认的精神反应，并在儿童自我中产生裂痕，因为此替代物既象征精神上的巨大成就感，又象征阉割的内在威胁。
在20世纪50年代初，拉康接纳了与佛洛伊德相同的倒错定义，倒错者试图将他们的伴侣降至纯粹的对象、工具或崇拜之物，以追求理想化的非生命对象中的慰藉，其唯一功能在于满足自身欲望。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服从与支配的关系中，位置会突然反转，原先的主人变成奴隶，反之亦然。
在拉康的理论中，如果一位母亲的行为不仅仅是出于母亲本能，而是使用孩子来遮掩她的欲望象征性的缺失，以自我为中心地通过孩子来补充这种缺失，那么这将导致孩子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充满紧张、冲突和误解。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为了获取母亲更多的爱，可能会付出更多，同时也会经历一种精神危机。其中，“阳具，作为母亲欲望的对象”，这个障碍使得孩子的欲望无法僭越。
拉康的理论对象是精神分析的对象，而上师的分析对象则是那些希望成为佛的弟子。这些寻求成佛的弟子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漂浮，可能会遇到各种问题，甚至有些人可能会患有精神疾病。因此，这两者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
精神分析家会剥离个体的所有特性，将主观性转化为无的位置，并在象征的秩序中寻找解释。这是因为无意识包含了许多元素，包括语言学、修辞、表达方式、命令、社会和宗教规则习俗，这些都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无意识也是由父母和家庭成员构成的，甚至资本主义也是无意识的代表，因此我们需要在象征的秩序中寻找解释。
正如齐泽克所说，“所有精神分析的经验都集中在穿越这个世界之夜的创伤上，留下我们在日常逻各斯世界的痕迹。通过幻想的防护，驱动力转化为了欲望。这是一个从不可能到可能的转变。”我们禁止欲望，欲望就变得遥不可及，这是法则造成的，通过意识的规则，欲望在认知上变成了可能。因此，人与主权/大他者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倒错。倒错（perversion）因此经常被翻译成变态，甚至是性变态。因为主体会以受虐的方式向大他者屈服，试图逃避欲望的不可能性。不依赖于大他者而仍然坚持欲望的可能性，这就可能导致精神病（有症状的人）。
一般而言，对于我们来说一些有症状的人，是非理性的，我们无法解释它，因为我们想要孤立的去看他们，忘记了背后的系统和秩序。这个侧写说明了我们习惯无意识赋予我们的世界，因为我们深处其中，所以不需要什么系统和秩序，就能直接解释。但那些脱离了无意识系统的症状，我们就感觉到恐惧。我们只有把这些症状放到一个新的系统和秩序里，才能看到这些症状背后的意义。
犹如禅宗大师那样，拿起刀斩猫，破译了所看到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