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图像时代理直气壮的哲学座架

如果菲茨杰拉德以一种回溯的方式呈现爵士时代的精神，杜威显然是以当下即是的自信发出柯立芝时代的精神宣言。

尝闻师长说实用主义乃是各种思潮之混合，言语间颇具不屑意味。其实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并非自从西方哲学史的某一个或几个特定根系中自然接续生长出来的，而毋宁首先是一种米国人共同的操作，进而是一套共同的价值观，一股社会风气、民族性格和时代精神，然后再由哲人们的努力变成哲学。我们看到杜威在本书中如何熔人类学、社会心理分析、宗教学、科学以及现代工业程式于一体，并将上述“不那么理论化”的操作风格、价值观等转变为足以自立自足的体系。这种体系在内部高度自洽，但在评论哲学史或者回应一些经典哲学问题时则往往无意给出细致详尽的分析和对话。作为一种体系，它的意图和意义均指向自己之外、指向哲学的理论话语之外、自己认可的操作之中。一方面，对于一种旧的寻求确定性之方式的旧哲学的摧廓、对于亚里士多德理论、实践、制作三项的革命性颠倒足以启人深思；另一方面，一种自然化或技术化的智慧概念，当它将最高善视作某种理智指导下的操作过程，同时放弃黑格尔作为概念运动的energia理想，亦即事物自身之合理智性之实现，而将理智性溶解于无数主体各自的目的与各自的筹谋运作，未免令人不寒而栗，而深感此种智慧之扩散未免将成生命政治之嚆矢也。此外，德雷福斯关于《存在与时间》的阐释，其关切并非海德格心头第一等事虽盖无疑义，然而作为《确定性的寻求》的深化和拓展，无疑是实用主义有关理论之发生问题的讨论、有关经验与知识之内涵的界定和辩正之旅上的一大事因缘。

颇为讽刺的是，该书酝酿于柯立芝时代，却恰好成书于192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