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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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渊源究竟来自何处？——对于这一问题的考察与论证构成了18—19世纪法国历史研究的重要论题。特别是对于如下假设——启蒙运动构成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直接思想指导——的正反双方论辩，某种程度上直接影响到对二者的定性问题。
而作为英语世界中最重要的法国史专家（毕竟《屠猫狂欢》实在太过经典），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教授自然无意置身事外，他选择了一种在社会文化史领域颇为“王道”的研究方向——图书出版及销售流通。这一方向的选择有赖于他对瑞士出版商纳沙泰尔出版社所存18世纪图书销售档案的系统研究，并借此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而作为其中的第三部，《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可以说承袭了早前一部作品《法国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的研究思路，作者意在展示“书籍如何真正渗透到社会中，以及它们如何威胁到旧制度的正统”（中文版序）。而被称为“哲学书”（好名字）的禁书们，由于其主题与表达的灵活性，以及在旧制度末期的畅销程度，便受到了作者此一研究的青睐。
而作者的考察分析路径，则集中体现于本书的结构设置上：
全书起手，是对于旧制度末期“违禁文学作品与文学市场”的概述。此一部分亦在呈现“哲学书”的类别及在法国境内的流通和销售状况——由于属于主题的前提性说明，因而作者的案例列举分析固然有趣，但总体上浅尝辄止（“每一笔图书交易后面都隐藏着情节各异、有浓郁人情味的故事。再多十几个个案分析也许会展示出大量的人间喜剧，但不会使我们进一步接近目标，即了解违禁书的需求以及传达和满足需求的方式。”）——当然，作者在其他著作（如《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中弥补了这一缺憾。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部分的结尾处，作者回归到对于其所依凭资料——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代表性问题的论证上，并通过指出18世纪欧洲出版商及书商交易方式不同于当下的特殊性（出版社的批发商属性，以及零售商购书“不允退货”的规则），得证“纳沙泰尔出版社书信文件无疑代表了非法图书交易的普遍性质”。
而后，达恩顿教授列举了三类“哲学书”的代表作，对其文本特点进行了分析——富有哲学意味的色情文学《哲人泰莱丝》、空想性质的批判文学《2440年》，以及充斥八卦与讽刺的政治诽谤文学《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通过对三种文本的分析，作者集中展现了这一时期畅销禁书的某些共性，例如对于旧制度的肆意嘲讽，无论是对于其思想文化还是统治集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嘲讽不同于同样被作为“哲学书”的启蒙作品：后者描画了新世界的图景，而据作者统计（可能）更受欢迎的前者，则更重视对旧制度本身的否定。
对于上述差异，作者颇为重视，毕竟：引发革命的直接动因绝不可能是对未来图景的向往，而毋宁是对当下制度合法性的否定。
紧接这一判断，作者在第三部分落实到了他所要考察的基本问题：大革命是否由书籍引发？如果是的话，究竟又是以何种方式达致这一结果？
对此，作者从公众舆论入手，分析提出“违禁书影响公众舆论的方式有二：以印刷文字方式记录不满情绪（保存和散布信息），并使其适合记叙（把闲谈转化成有条理的话语）”——在这里，通过牺牲即时性与传播效率，违禁书籍们获得了更为丰富的信息容量、经过斟酌加工的语言，以及持续不断的传播：作者特别注意到，有赖于《路易十五回忆录》《路易十五的私生活》《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等脍炙人口的政治诽谤作品经久不息的传播，其中对于王权神圣性解构、对于宫廷大臣讽刺、对于旧制度否定的话语得以统治路易十五去世后的十余年间，如一道难以愈合并不断流血的伤口，持续性地消解旧制度的一切合法性，最终，于“诽谤路易十五帮忙打倒了路易十六”。
而“哲学书”，特别是政治诽谤文学对于政治历史的简单化处理，则从另一个层面加剧了旧制度末期的合法性危机。在此，作者仍以《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为例指出，《轶事》中对舒瓦瑟尔—莫普政治斗争的庸俗化概括，使得在此类地下文学中熏陶的18世纪末期法国民众很容易将其套用在当时卡隆和布里安纳的财政改革之上，“他们把大臣们的税收方案看做政府专制，而不是反税务特权之战。卡隆和布里安纳好像重复了莫普的独裁措施，而且1787至1788年时期似乎再现了1771至1774年时期，甚或投石党运动”。
——无疑，这一发现与论述具备学术与现实的双重意义：前者表明，历史研究者如无对于历史当时公众舆论的充分认识，必将缺乏对历史结果之源头的准确判断——当时人对事件的看法与事件本身同等重要；而这种认识的缺乏却又恰恰普遍存在：如果说“经典”经得起时间和后世的检验，那么颇为尴尬的是，对于当时与现实影响最为巨大的，恰恰可能是那些被时间淘汰的畅销禁书——由此，本已有着后见之明，又基于启蒙经典展开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历史学者，与受到色情文学和诽谤政治文学熏陶的大革命前夕法国民众，二者的认识自然天差地别。
而后者则颇与我们当下所处境况相契合：对于历史的庸俗化概括，以及将之粗暴套用于现实，从而构建一种二元化的对立——如果说“苏联政治笑话”尚有更为丰富的内涵，那么“入关学”“新冷战”“小王”之流便凸显了这种认识的危险性。可以说，“太阳底下无新鲜事”未必是一种历史的经验，而更可能是一种理解历史的“误区”，以及在现实中走向极端的“陷阱”。在此完全可以引用作者结尾部分的表述：
路易十五统治结束以来的诽谤文学在路易十六统治的末期毁灭性地应时贴切。它配合了1787至1788年发生的各个事件，为新鲜轶事和“言谈”提供了一个总框架。它帮助当时人们理解局势，所采取的的方式是提供给他们一个总框架。……在发展过程中，它提供了关于两个多世纪的政治史的连续性评论……阐发单一寓意；王权堕落成专制。这类文学结束辩论，绝对化了立场观点，孤立政府，而不是提供严肃地讨论国事的空间。它依据彻底简单化的原则——一个危急时刻的有效策略——运作，此时划清界限迫使民众表明立场并绝对化地看问题：不是/就是，黑或者白，他们或者我们。巴士底狱几乎空了，路易十六全心全意向往臣民康乐，这些在1787年和1788年无关紧要。政府承担谴责，在长期的舆论中它输掉了旷日持久控制公众舆论较量的最后一轮，它丧失了合法性。（273）
于是，回到最开始的问题：是书籍引发了法国大革命吗？至少在达恩顿教授看来，1787—1789年间越发激烈的对于法国旧制度合法性及王室权威予以否定的舆论构成了大革命倏然爆发的直接动因，而这一舆论思潮又相当程度上渊源于18世纪中后期的畅销禁书（特别是政治诽谤文学）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同于新闻舆论所带来的激烈却短暂的情绪，亦不同于启蒙经典高屋建瓴的未来图景描绘，畅销禁书依凭对历史、政治的庸俗化和简单化描绘，得以持续吸引并影响公众的关注，以致如西里西亚纺织工一般呈现出“我们织！我们织！”一般的效果——当然，这块尸布是用来裹住波旁王朝和它的旧制度的。
——严谨来说，这当然只能算是达恩顿教授给出的一个对我们来说未免有些模棱两可的回答、一种一家之言，毕竟无论从材料还是论证方式来讲，本书皆难说完美。但同时也可以注意到，在这种不完美的论证中，达恩顿教授的分析路径堪称精彩，亦为读者特别是有志研究者提供了理解法国大革命的另一种可能，一种较以往的观点更为基层，又更为微观的可能，想来这也是如此一部实验性的研究作品的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