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谅为什么会空国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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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就到了至正二十三年，对于朱元璋的事业来说，这是最为关键的一年。在坐观时局之后，朱氏也预感到了天下形势的深刻变化。
首先说，在李察罕死后，北方的形势尚不明朗，王保保能不能稳定大局，还是个未知数；若是他暂时不能抽身南向，那倒是一件好事。其次，在陈友谅一方，无论如何也不应坐视其休养生息，还是应该借助当前的有利形势对他发起新的攻势，以力争进一步消弱他。
前面已经提及，朱元璋原本计划着在至正二十二年就要攻打武昌，此举有依托水路运输的便利，且武昌为长江流域中最重要的核心城市。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在其名作《读史方舆纪要》中指出：“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显然，若是朱家军再顺利夺取了武昌，那陈汉方面就将彻底处于下风，而且通往长江更上游、湘江及汉江的水路都打开了，那陈汉疆土就将在总体形势上被分割开来，到时朱家军可对其向南、向北或向西分而击之，如此大局得以底定。然而由于浙东、江西等处的震荡，加上邵荣反叛造成的内部冲击，朱氏方面需要时间来做善后，这些都拖延了攻打武昌的计划（像张定边等人此前出兵饶州，就意在牵制朱家军西进的步伐，以便为汉军休养生息争取更多的时间）。进入至正二十三年之后，朱氏眼见内部已经相当稳固，北方的王保保也无意南下，因此意识到这一年将是其与陈氏展开大战甚至决战的契机之年！
这里有个问题，或许我们应该补充说明一下，即前面提到的那位叶兑先生（1307—1389）在其至正二十二年的上书《武事一纲三目策》中，也给朱氏贡献了一个战略规划，其中的要点便是：“今一定之规模，宜北绝李察罕之招诱，南并张九四之僭据，督方国珍之归顺，取闽越之土地，即建康以定都，拓江广以自资。”叶兑的意思便是先吞并张士诚，继而迫降方国珍，然后进取福建，陈汉则放在末位考虑，这些都达成了以后，就可以“进则越两淮，规中原而取天下，退则保全方面而自守”。
应该说至正二十三年初的朱元璋确实面临着一个新的战略选择的问题，但问题的关键仍在于，陈友谅肯不肯放任自己去实现上述吞张、降方、并闽的计划呢？显而易见，刘基的认识还是更为高明和务实一些。
据《罪惟录·陈友谅传》中的记载说，当时朱氏又一次专门召集了众人商议下一步的战略部署，有人仍旧提出了先打平江（苏州）的方略，但刘基却说道：“士诚自守虏。友谅上游，名号不正。陈氏灭，探张氏于囊耳。”朱元璋认为“友谅剽轻”，一旦自己引兵动向，汉军必然会马上杀来，因此才决计先攻陈汉。
无论在哪个方向上发起新的大规模攻势，粮食的生产和储存都依然是非常要紧的，为了后继有力，想来朱元璋可能会在秋收之后对武昌发动大规模攻势，而且到时水位较低，不利于汉军的大船发挥战力。因此这年一开春，朱氏便重申屯田之令，他传谕诸将士：“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昔日汉武帝以屯田定西域，魏武帝以务农足军食，定伯兴王，莫不由此……数年以来，屯田并未见多大功绩。唯康茂才所屯得谷一万五千余石……”
就这样，各地驻军都被迅速动员起来，且战且耕，将士们俨然成了农夫，到处一片春耕景象。不过，计划不如变化快，祥和的田园景象还是很快被打破了！
在南面、西面无所作为的张士诚此时又打起了北面的主意，大概他是想让自己的地盘与王保保等人彻底连成一气，以便于互相支持；或者说他是故意将朱部与王部的隔离墙给拆了，使得两部提早发生冲突，他则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因此，这年二月，张氏便派出了吕珍前往攻打小明王、刘福通所在的安丰【2】。安丰城内不过是一群红巾军的老弱病残，实在难以抵挡张家军，于是小明王不得不向元璋求救。
这时，刘基刚从家中赶到应天，他闻讯后力阻主公前去救援安丰，刘基指出：“应天这边陈友谅、张士诚都在伺机进犯，我大军不能轻动。”而且小明王也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真要救回来，又往哪里摆呢？
但是元璋主意已定，他的心里究竟怎么想的呢？史无明载，我们可以试着分析一下：
第一，如果不在北线狠狠教训一下张士诚，那么张氏就会愈加猖狂起来，给自己在北线甚至东线制造更多的麻烦；还有，张家军若夺了安丰一带，就会同元军的势力连成一片，那时张氏就可以从东、北两面，对应天政权形成半包围态势。到时候说不定会引得王保保、陈友谅等都伺机而动，必须把这个火苗狠狠地掐灭。
第二，通过前两次大规模战役，陈友谅已经被自己打疼了，伤了元气，尚须时日恢复，一时间并不可能有什么大动作。而且张家军并不难对付，只要速战速决，还是无大碍的。
第三，援救小明王，不仅可以让自己得到一个忠君体国的贤名，占据道义的制高点（他毕竟还是白莲教的精神偶像，这一点对于大众信仰者意义不凡；对于其他人而言，小明王自称是赵宋之后，也算华夏正统），也可以将小明王完全控制起来，将他的利用价值尽量榨干。
不过，北线毕竟是四方敌人云集的地方，因此不能只命一支偏师北上。为了好好教训一下张士诚，且能迅速抽身，也为了向王保保等人展示一下自己强大的兵威，同时也为了确保此次用兵的顺利并彰显自己勤王的诚意，元璋遂不顾他人的再三劝阻，竟然亲自率领二十万主力大军北援安丰——这二十万人基本是目前朱家军能够调动的全部机动兵力，一旦有所闪失，后果不堪设想，而且他们这一走，应天等处势必异常空虚，加之朱氏亲自出马，那应天更是群龙无首，难免在危急时刻人心浮动。
三月，元璋率领着右丞徐达、参政常遇春等到达安丰一带，此时刘福通已经被杀，小明王则突围来到了朱氏军中。不过有史书上记载刘福通此刻并没有死，而是后来同小明王一起被朱氏设计所害，但他多半会死在小明王之前。
当时安丰城已经被吕珍部所占据，吕珍听说元璋亲率大军赶到，连忙部署防御，准备拼死抵抗。元璋麾下元帅汪某先行发动攻击，不料反遭吕部的大力围攻（不知这是不是朱氏欲擒故纵的伎俩），于是元璋急命常遇春“以兵横击其阵”，对张家军阵形的腰部发起有力的冲击，结果吕珍这个常遇春的手下败将还是没长进，竟三战三败，只得退出了安丰。不过朱家军也没有进城，后来安丰被一伙元军所占据。
“勤王”大事到这里，已经圆满地告一段落，按理说元璋应该赶紧赶回应天坐镇，大军也当尽快各归其位，以免节外生枝。可是不曾是，一个意外出现了，它将引发一系列重大的连锁反应！
坐镇庐州的左君弼已在名义上成为陈汉方面的人，虽然他早年间曾与朱氏有过互不攻伐的盟誓，但他毕竟是一方军阀，此刻如果放任朱氏继续坐大，那将来的形势不言而喻，他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所以在对付元璋这点上，抱持着一种力量平衡策略的左氏与陈友谅、张士诚等人的立场还是一致的。
于是，左君弼便出兵援助吕珍，结果也被常遇春所击败。元璋见教训张士诚及救主的目的已经达到，为免夜长梦多，便急忙赶回了应天。不过，这时的他却有了一个新想法：如今已经有了攻打庐州的口实，若是将此地据为己有，那也可以进一步充实自身的实力，而且左君弼部拥兵十几万，对于安庆、江州等处的威胁也很大，一旦他到时与陈氏积极合作，后果不言自明；隐患必须消除，而且拔除庐州这根钉子就可进一步加强整个江北的防御体系（从三国时期魏国与吴国反复争夺合肥的情况看，这一带确实是一块控驭南北的战略要地）。
当然，朱元璋此时大概是真的看高了自己的军力，或者低估了左君弼，他或许以为扫平庐州只是顺手的事，尤其是他并没有急着攻打武昌，所以竟干脆留下了徐达并命其领大军围攻庐州。
此外，小明王如果到了应天，就会对元璋的行事有很多的妨碍，也会搅乱部分人心，影响大局的安定，所以元璋便借口应天尚须修缮才能奉主长居，因而暂时将小明王安置在了滁州。
本来小明王就是徒有虚名，《国榷》中记载他：“决事于左右，日捕鱼斫鲜为乐，筑樊楼，歌舞不绝，自称樊楼主人。”不过是个寄兴游乐的公子哥儿，是个后主刘禅一类的人物。可话又说回来，若小明王很有才能，不甘做一具傀儡，那他只会死得更快。
【1】 《国初事迹》
【2】 今安徽寿县，约在南京的西北面四百里处。
陈友谅的生死抉择
这边刚刚回到应天的元璋身子还没坐热，西面就传来了一个爆炸性的大消息：陈友谅大军直逼洪都，已将整座城池团团围住！
其实，陈友谅早就憋着一口恶气呢！这两年来，他被元璋打得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连丧人口、土地，若这样下去，他也明白要不了多久，大汉基业就将土崩瓦解！另外，经过两次对朱部的大战，更让他明白：在南方地区作战，拥有一支强大的水师是必不可少的，这样既可以可以增加自己的机动性和攻击性，也有望切断敌方的交通线，何况陈汉还占据了上游的优势。
那次龙湾之战的失利虽有些偶然，自己的水军并不弱，但朱部的水军之强大、火器之凌厉恐怕也给他留下了惨痛的印记！这一次，为了彻底扭转战局，为了占尽水师的绝对优势，蓄谋已久的陈友谅不惜血本，倾尽民力，打造了一支空前强大的“无敌舰队”——这支舰队中的数百艘主力舰只比从前的那些什么“混江龙”、“塞断江”等体形还要巨大，“舰高数丈，外饰以丹漆，上下三级，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置橹数十其中”，以至于每层上的人说话其它两层竟听不到，包括船体、橹桨都用铁皮包裹了起来，防护力自然非同一般。当然，陈家军大概也增加了一些火器及抛石机之类的重型攻击装备，只是性能上或许略微有所欠缺，但其他方面的优势应该可以抵消此一方面的劣势——比如更为适宜的战场环境。
军事实力毕竟是人力、物力、财力及技术能力、组织能力、指挥水准等各方面的综合展现，能够打造出这样一支超过当时任何对手的强大水军，除了惊人的动员水平，自然也离不开两湖一带过硬的造船能力。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三个造船高峰，早期在秦、汉，中期在唐、宋，晚期则在明代，而短暂的元代则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联结作用，元代造船存在两个方面的时代特点：一是有了同时建造大批船舶的能力，二是在船舶容载量上较前代有所提高，并始造了窄长体型的内河船。正是由于襄阳、汉江一带的特殊位置，以及两湖地区水网密布的地理特点，这里曾发展出非同寻常的造船能力，像元灭南宋时，短时间即可造船数千艘。
陈汉政权充分地利用了自身的这一优势，对于这支无可匹敌的超大型舰队，陈友谅本人是非常自信的，“自为必胜之计”，有鉴于朱家军主力已经北上，故而他认定报仇血耻的时刻就要到了！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和激励将士们的斗志，陈氏特一同装载着自己的“家属、百官，空国而来洪都城”【1】。
这一年是闰三月，汉军包围洪都时已是四月份。有人也许会疑问：为什么汉军首战选择了洪都，而不是趁虚直捣应天呢？或者说，可以一面直捣洪都，一面可以抽出约半数的兵力直取应天，这样的方略他也为何不取呢？
上次汉军进攻应天时，江西大部及安庆都还在自己手里，陈友谅并无太多后顾之忧，又取了太平和采石，得了一个前进基地，所以他才敢于冒险深入。不过如今朱家军主力已经北去，甚至朱元璋本人都可能回不了应天，一旦汉军再攻应天，至少冒险程度比上次要低，而受益却可能要大得多，这样的风险未必不值得一冒！何况上次还是骄兵致败，这一次多加些小心就可以了——可是这一次不同了，陈友谅的眼里只是盯住了洪都，盯住了江西与鄱阳湖。
据笔者分析，陈友谅这种人性情急躁、缺乏理性，很容易陷入轻率与保守两种极端，因而他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选择全力攻略洪都乃至整个鄱阳湖地区，借助鄱阳湖的宽大水面尽量发挥自己的水师优势，这样的进军路线在陈氏看来才是最为稳妥的，而他居然动员了如此庞大的一支兵力，也是在求稳妥。在进攻洪都时，陈友谅也的确是分了兵，只不过这些兵是被分去了攻略江西诸郡，以便尽快在此立住脚。
在陈氏看来，如今汉军只有先行迅速拿下洪都，进而收复江西大部，恢复昔日的声威，如此才能再次具备针对朱氏政权的总体优势。在这个过程中，朱家军是有可能前来挑战的，但鄱阳湖水域正可发挥陈家军水师之长，从而挫败朱氏的图谋。陈友谅这一次连百官都带了来，大概也有在此临时设都的用意，以便强化对江西地区的统驭及资源利用。
从宋代的历史看，江西地区的富庶程度与江东一带是不相上下的，那个时代的所谓“江浙”便囊括了江西，当时的鄱阳湖地区特别适宜耕种，所以哺育了庞大的人口数量，元初时一度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15%—20%左右【2】。即便元末经历了大规模的战乱，但此地的人口基数在那里，加上优越的生产、种植条件，仍然是可以在安定期吸引到大量人口回流的。大概也是有鉴于鄱阳湖一带的高供给水平，所以陈友谅这次不仅带来了众多的兵力，还带来了众多非战斗人员，陈氏认为有条件在此就地筹粮，即便打持久战也是不用怕的。
首战洪都，自然是基于洪都在江西的核心地位，洪都毗邻鄱阳湖，也正好便于发挥汉军的水师威力，此番首战洪都既是一次小小的试手，也是为了利用将要到来的速胜以震慑各处，令其望风归附；何况此前江西各处多有复叛朱氏的，此时局势定然也不稳固；再加上赣南一带仍旧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上，他们也可以有效声援、配合主力作战。总之，在陈友谅看来：取洪都势在必行，应该也不会太难。
洪都就在鄱阳湖西面不远处，与鄱阳湖之间有赣江这条水路可以贯通，从洪都城到鄱阳湖段的赣江约百里。前面已经说过，鉴于太平城失守的教训，洪都城靠江的一面在加修时特意向里缩了三十步，如此一来舰船就无法迫近登城了（这一点改进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还在原来十三门的基础上废去了五个，以便于防守。陈友谅此次动员了几乎全部力量，总兵力为六十万众。虽然这个数字值得怀疑，但除开家属及有关随员后，至少也应不下于四十万众，而朱元璋部最终出动的水上总兵力仅有二十万，显然兵力上差距不小——笔者觉得，汉军的六十万人中大概包括了十几万划船的夫勇，但是二十万朱家军里应该没有计入这些夫勇，若是计入恐怕也得有十万人左右。
熟读中国历史的朋友，或许会留意到一个现象，如晚清时期人口超过了4亿，但清军每次使用的兵力往往只有数万，湘军总兵力最多时也才12万人左右，太平军最高时总兵力也不过百万之众（其中很多还是游杂部队），双方最大战役天京外围战的总兵力投入也不过30万左右——而元末这个时代，总人口已经下降到5000万左右，朱、陈双方总人口约占其中四成，即2000万左右，可是他们却能装备起一支如此庞大、如此先进的水上武力，足见当时的动员水平之高、行政效率之佳，亦可见晚清末世之衰颓！
陈友谅试图先声夺人，所以当他率领着其超豪华、超庞大的阵容包围洪都时，其铺天盖地的气势，让任何久经沙场的老将见了，也不免心惊胆寒！这毕竟是有史以来水师出动规模最大的一次，实际上也是人类古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堪称空前绝后！
不过这里我们还是需要留意两个特别重要的问题，第一是为什么陈友谅出兵的速度如此之快呢？
要知道，无论古今，动员几十万的大军，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至少也得几个月，而陈友谅从得到朱氏大军北上的消息，到兵发洪都城下，期间不过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其动作之快可谓惊人！足见他早已是做好了准备，就等着抓住一个可以掌握主动权的出兵良机，而且他有长江上游的优势，很容易顺流而下，再加上船只众多，补给问题也相对容易。
第二点，陈友谅此时所有效统治的区域仅有两湖地区及赣南一带，可他的兵力为何如此众多呢？
陈友谅此时的地盘与朱元璋相比实际上已大不了多少，其辖下人口总数与应天方面也不会相差太多，甚至更少，可是他的兵力为何如此雄厚呢？其实朱元璋也先后降服、收编、掌握过很多的军队，但是这些队伍良莠不齐，相当一部分根本没有战斗力，反而还无谓地消耗补给甚至败坏军纪，所以朱氏是将他们解散为民了，只留下了其中的精锐。江西地区虽然人口众多，但属于新近归附和征服的地区，短期内大量征兵是有现实难度的。此外，朱氏至少还要留十万人马防备张士诚及驻守浙东等地，所以兵力上的差距就被拉得更大了。但是湖南全省近乎都在陈友谅手上，而这里基本没有受到敌对势力较大的侵扰，因而成为陈汉政权最为稳固、最为彻底的后方供应基地；湖北西面是四川，此时明玉珍虽对陈氏有所不满，但也未有刀兵相向的举动，何况蜀道艰难。而反观朱氏的统治区，则属于四面接敌，甚至还受到了北方元军的某些威胁，不能不留下很多兵力进行防守。
另外，陈友谅在湖北北部的疆域也与王保保、李思齐等接壤，按理说他应该留下不少的兵力在此驻守才对，可是四十万众几乎是他军队的绝大多数，他能留在后方的军队一定非常稀少，所以笔者在这里大胆推断，陈友谅有鉴于北方忙着内讧，暂时无力南下襄、汉，因而敢于孤注一掷，甚至更进一步，他还可能已与王保保、李思齐甚至元廷达成了暂时的盟约，以缓和彼此的矛盾，而尽量抽调兵力去对付朱氏！
如此看来，“空国”在这里就不是一句夸张的形容词了，因为陈友谅的后方确实是近乎空虚了，仅剩下的大概只有张必先率领的一万左右的精锐人马镇守在岳州，用以拱卫武昌、遥制陈汉各地（岳州即今岳阳，岳阳是湖南的门户，有控扼两湖之地位）。但陈友谅既然连家属都带来了，既说明他已不准备给自己留后路，想来也是担心后方不稳以至于发生哗变、政变，影响前线军心，甚至说一旦战事扩日持久，难保王保保等人不会乘机抄袭了他的后方，若家属成为人质也会离散军心，所以陈氏不能不做两手准备。
不过话说回来，陈友谅真正要提防的对象恐怕还是朱家军。既然他有信心在鄱阳湖迎战朱家军，那他就可以料定，一旦朱家军不敢前来挑战，就有可能来一招围魏救赵，说不定到时反而会兵发武昌，即使不会攻破武昌，肯定也会扰乱在赣汉军将士的军心。
此外，笔者也觉得，陈友谅带着家属前来，的确是有稳定军心、激励士气的一面，但或许也没有这么简单。为了让将士们一往无前，尽量减少逃亡，那陈氏也完全可以把将士们的家属作为人质，以强化部队的纪律。
重中之重的问题是，陈友谅就像一个输急了眼的赌徒，由于一心想着翻盘，所以干脆看准了机会押一把大的，顺便也跟朱元璋赌一赌，看看究竟是天命在谁——对于古代人而言，这一点往往会起很大作用，尤其是陈友谅这类豪雄人物，何况他还有过迷信方面的记载。
即使像古罗马的著名统帅恺撒也常跟命运赌博，他的很多行动都显得非常冒险，其实他也是相信自己有天命眷顾的；再如恺撒的前辈独裁官、同样是著名统帅的苏拉，在其《回忆录》中，苏拉就曾便特别地提到了“命运”，他认为：那些考虑周详的战争行为，比之那些无所畏惧的冒险行动，并不见得在执行的时候能够获得更好的运道——可见胜利的基础并非出于审慎的筹算，而是来自合适的时机，来自命运的垂青！自己最特殊的地方，就是所取得的地位与成就，绝非战争所赐予，而实出于命运的眷顾！
再有像拿破仑，他一直认为首任妻子约瑟芬是自己的幸运星，在送给她的一枚涂瓷釉金圆牌上，就明白地刻着“致命运”。笔者也曾经撰写过民国史，所以留意到像袁世凯就有些迷信，这对于他晚年错误的称帝之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再如民国军阀唐生智、陈济棠等，都是非常老辣的枭雄，单纯与之角智角力并不容易压服，可是由于他们拥有一种比较顽固的迷信心理，竟最终促成了他们的速败。
陈友谅的这次豪赌之举，大概也体现了这一点，只是这方面的史料支撑尚有所不足，我们只能借助于一些蛛丝马迹及历史方面的比较性认知，来进行一种合理的推断。
面对如此优势的敌人，换作其他将领肯定要有所动摇，假使此时祝宗、康泰仍在守城，即便他们不会里通陈氏，那洪都也肯定是保不住的，但朱元璋的运气太好了，而他所选用的这几员将领也实在是身经百战、临危不惧的沙场老将。
当时洪都城内守军约两万人马，与敌人相比，这一数字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自古以来守城就有诸多便利，远如唐代的张巡守睢阳，近如张士诚守高邮，都可谓名播千古！只要稍有些胆气，主官就不会轻弃城池，所以不乏胆气和勇略的朱文正毅然选择了坚守，而且以他的身份，也只能这么做了——轻易弃守城池，定然是死罪。
诸将迅速集中，召开了一次临战会议，大致作了防守分工：参政邓愈守正面的抚州门，元帅赵德胜等守宫步、士步、桥步三门，指挥薛显等守章江、新城二门，元帅牛海龙等守琉璃、澹台二门。文正居中节制诸军外，还率领精锐二千做机动力量和预备队，以随时到各处救急（保留一支预备队其实是军事常识）。
下面再补充介绍一下守城诸将的简历，以便让大家看看究竟是些什么人在创造奇迹：
主帅朱文正，一个前不久还在糟蹋良家妇女的放纵子弟，在渡江以来的多次战役中小有功绩，又在此前平定江西各处叛乱的征战中似乎表现不凡，但尚未一鸣惊人。虽然智谋远不及老叔，但年轻人的昂扬斗志他还是有的。
参政邓愈，已不须赘言，他大概正是朱元璋安插在洪都乃至江西地区的真正主心骨，尽管邓愈没有什么大胜的纪录，但也几无败绩，他的水平发挥一直非常稳定，且像徐达一样个性谨慎，这非常契合朱氏守必求固的心理。
后翼统军元帅赵德胜，朱氏的钟离同乡，其人“状貌魁伟，膂力绝人，善用槊，人称为‘黑赵’”。他原是投在元朝归德王忭哥麾下的，后见忭哥治军无方，便前来滁州投奔了元璋，被任为帐前先锋，跟从元璋攻取了铁佛冈、全椒、后河诸寨，在救援六合的战斗中，赵氏中了流矢，一度险些丧命；后来他一路摧城拔寨，“缚张士德于毘陵”【3】，可谓居功至伟。赵氏个性刚直沉鸷，号令严肃，有大将之才，史书称其“随机应变，料敌如神，动与古名将合”【4】。此战他功绩最大，且不幸以身殉职。他能擒住张士德绝不是偶然的，此人如果不死，将来也许会有更精彩的大手笔，与傅友德齐名也未必是奢望。
指挥薛显，有着多年的守城经验，身手仅次于常遇春，其人亦有大将之才，朱元璋后来有一个评价：“薛显、傅友德勇略冠军，可当一面。”【5】显然，能与傅友德相提并论者，绝非泛泛之辈。
至于牛海龙等人，史料阙如，看来是稍逊一筹了。不过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火器的大量装备使用，对于朱家军的坚守也是助益颇大的，这说到底又离不开朱元璋作为军事家的敏锐眼光。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王勃在写下《腾王阁序》这篇传世名作时，定然不会想到几百年后，在这片“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土地上，竟然要上演一场空前激烈的大血战。
【1】《明太祖实录》卷十二
【2】参见《元史·地理志五》
【3】《罪惟录·赵德胜传》
【4】《明史·赵德胜传》
【5】《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