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的时代（1）----创造时期，春秋晚期到战国 ----《中国政治思想史》

思想有永久性，但政治思想却是有时间性的。它只在某一个时间内出现，符合那个时代的需求的有机会被当政者实施，然而它的正确性，却需要漫长的时间来验证。

周代学术大兴，在春秋末叶与战国时代。政治思想于此时突然发展，原因是社会组织迅速变迁，伟大思想家遇到了属于他们的时代。此时封建社会迅速瓦解，贵族与贫民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思想自由，学无拘禁。周代维系人心保持秩序的风俗制度都动摇崩坏，一些深思远虑的思想家，在动荡之中思考社会变迁的原因，并提出自己的疑问与批评并且提出改革的意见。政治思想，于是勃兴。

萧先生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创造时期，春秋晚期到战国。第二，因袭时期，秦汉到宋元。第三，转变时期，明初到清末。第四，成熟时期，三民主义到今天。

第一， 创造时期，春秋晚期到战国

这个时期儒墨道法各成一派，儒家以鲁国为背景，最有地域色彩；法家最能迎合战国七雄的当前需要，最有时间的意义；道家讲究为我，超越时空；墨家承认封建政治，攻击宗法阶级，徘徊于新旧潮流之间，难以被当时的掌权者借用。四家之中，儒家后来成为两千年帝王之学，道家发展成对衰国苛政的一种抗议，而法家帮助秦国统一，开启专制的帝国时代。

儒家以孔子为代表，孔子生于周朝衰亡的年代，受周礼的熏陶，又曾经在鲁国入仕，所以孔子的思想偏向于拨乱反正，恢复盛周时期的规章制度，希望重建周封建天下制度，调整君臣上下权利与义务。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治理天下的方法为，养，教，治。统治者应该以德礼为主，政刑为助。所以孔子政治思想出发点为：从周，具体主张为“正名”。即按政治的主要工作在于化人，而不是治人，更不是治事。概括说来就是：行仁救礼。当然，从今天的角度看，孔子最大的成就不在拨乱反正，在于设教授徒。提出的“君子儒”的理想事实上促成门阀阶级破坏，有助于布衣卿相出现。

孔子在世的时间，周朝还没有走到最后的没落时期，所以孔子提出的施政纲领，以仁义为主，立志要恢复周代的礼仪。而生于晚周专制暴政下的孟子不光传承了孔子的“仁”，提出“仁、义、礼、智”四种品德，要求统治者注重民生、薄赋税、止争战、正经界，与民同乐之外，还表现出对周朝的背离，他放弃“从周”的思想，将目光投向人民，认为一个国家之中永存而不动摇只有人民，民心向背为政权转移及政策取舍的最后标准，失民心者失天下。所以，孟子的政治思想成为针对虐政的永久抗议。同时孟子还发明了“一治一乱”史观，让政治循环理论成为二千年有力学说。

同样出生于晚周的荀子，更提出“人性恶”的观点，他的政治思想以广义的礼，即一切典章制度为基础，认为典章制度是人性恶的解药，也是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荀子对人性虽悲观，但对经济生活则很乐观。相信裕民之政策可使物质生产无限度增加，富国关键不在减低要求而在扩张供给。还提倡尊君，但他思想中的君主，一旦不能尽天职，就会尊严丧失，可废可诛。

墨子的思想源于儒家，且在儒家“仁”观点上更进一步提出自己的思想，希望寻找的就世的良方。但与孔子，孟荀不同，墨子出生于手工业者行列，更接地气，他认定世乱源自于人的自私，于是提出兼爱非攻，大同尚贤的观点，从今天的角度看，大同似乎有些乌托邦的影子，甚至有些民主政治的意味，但大同思想，在封建制度下，也只能是一场梦。最后墨子尚贤，认为理想的社会应该由贤人治理，其实，尚贤也是大同思想的延续，同时打破了贵族社会的等级观念。所以墨子的思想与统治阶级格格不入，很难受到当时执政者的采纳，所以有学者认为，墨子的思想能够流传下来让今天的人读到，实在是一个奇迹。

老子深信世乱之由，不在制度不良，而在制度本身不足为治。所以他觉得一切的政治理念都是幻想，于是提出了“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倡导“濡弱、谦下、宽容、知足、见微”，轻社会重个人，在消极中需求积极。老子发展出“无为”的政治哲学，细细想来，其实是对暴君苛政最强烈的一种反抗。不过，这种“无为”思想看起来消极到极致，其实却肯定了个人的价值。

庄子认万物皆生于无形之道，而道则遍存于万物。所以人应该做到断离物我，不要被外界所干扰，也不要去干扰别人，上升到政治理想，就是“我不为君，君不立治”，治理国家的最高理想状态就是“以不治为治”。这个观点，也就契合了老子的“无为而治”。此外，庄子更是提倡放任主义，提出“在宥”的政治理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必要治理，而是不可能治理，法度和仁义，都是约束人心智的手段，会扰乱天下的秩序，最好的政治是完全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

春秋时期封建势力减弱，自由了的人民开始有自我的主张，礼已经没有办法有效的管理国家，法就被提出来了。而作者认为，管子在礼法过度的时期出现，他的思想虽然没有脱离封建宗法的影响。但实际属于法家，因为管子的思想和法家以君主为政治的本体的思想其实是相一致的。管子在“明法”篇中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法治”是管子治术的核心，管子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要有确认的规章制度，君主按照制度进行赏罚。但是要实现法治的理想，需要两方面完备，一是立法，立法要以人的天性为标准，在人民执行法律的能力范围内立法；二是法律如何推行，管子认为行法之前，开导人民，使能“知法而奉守，不教而诛，乃其所不取。”君主也必须以身作则，以无私去遵循法。建立法治之基础也有三条：“朝有经臣，国有经俗，民有经产。”经臣就是朝廷中要有济世才能的大臣，经俗就是制度要被固定下来，赏罚分明，让人民不对法产生疑惑；经产即让人民有恒产，人民安定则国家稳定。管子“以法治国”，是“人治”思想之一种，与孔、墨、孟、荀诸家以君主为治权之最高执掌人者，根本上是一致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很多历史学家，并不认为管子属于法家。

管子的思想仍然在封建的框架内，而真正的法家思想，则将尊君重国发挥到极致，法家思想的来源于封建的衰落，过去各个诸侯势力相当，攻伐兼并，互为因果。到后期强者愈强，兼并而强大之后，君权的扩张成为需要和目的，政治思想便趋向于尊君国任法术。当然，法家思想的发展不在一人一时，而是众多法家学者的思想：“法”、“术”、“势”， 以君势为体，以法术为用，参考黄老无为，经由时间与社会变革后发展而来，最后韩非子成为法家的真正集大成者。“势”基于尊君，但并不是尊人而是尊所处的权位，人民承认君主的地位而服从，君主也凭借这个地位号令人民，也就是说从法律的层面赋予君主特别的权力，从而将私人道德和政治分开。“法”，立法以治民定国。方法是广布法律知识，严赏罚，任发必专，人民不能私议法律。而“法”治民“术”御臣，术是世卿制度废除后的政治需要，是君主驾驭臣子的手段，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大活跃的时代，思想家，政治家，甚至哲学家，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思想的活跃当然源自周代衰落，从统一到分裂，再到兼并，连年战争让更多的人去思考一种最为理想的政治形式，但是，没有一种完美政治理想可以适应复杂的政治现实，但这些思想的种子，一直映射到后来的两千年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