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丝共读会——《季风之北，彩云之南》共读分享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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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抽丝共读会的共读分享的总结，以方便阅读进度不一的读者参考。非书评。全本共8855字。
序言&导语
在序言中，作者开宗明义的指出了本书的研究方法，即边疆塑造中心。对于我们的历史课本，或者二十四史，以及其他常见的以中原为根基的史观来说，这种研究方法是非常新颖的，可以看到被忽略的细节。对这类研究方法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再去看葛兆光的《宅兹中国》和王明珂的《华夏边缘》，都有类似的论述。
本书作者对《宅兹中国》有一篇专门的跋文。如果有机会的话会单独讲解一下。
在导论中，作者解释了为什么这本书的主角会是“云南”。
云南，以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介于东亚和东南亚之间，所以本书书名：《季风之北，彩云之南》（Between Winds and Clouds）正是如此，以印度洋温暖的“季风”象征着东南亚文化，以中原视角南望的“彩云”象征东亚文化。不得不说，这个书名起的非常巧妙。
但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云南”，并非指的是我们所熟知的“云南省”，而是更广义的“云贵川”（云南、四川南部、贵州西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南地区”。此处为什么没直接用“西南”而是采用了“云南”，就正如序言中作者所提及的，“西南”是很明显以中原为中心的地理方位，即中原的西南方向，而本书的研究方法是以边疆去定义中心，所以采用了更贴近地方本位的“云南”。读者在阅读的时候，需要时刻铭记本书中涉及的“云南”是一个比当下“云南省”大很多的地理概念。
导论中还提到非常有意思的一点，8世纪的西之吐蕃和西南之南诏，都对唐王朝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威胁。但这种来自西-西南方向的威胁，在中国其他历史时期是几乎无法看到的。究其原因，对西藏地区来说，因为对佛教教义的分歧，大多数时间是没有统一政权的，而少有的统一时期——吐蕃，就恰好与唐王朝相遇；而南诏具有典型的东南亚政权特征，对“问鼎中原”不感冒，但会对东南亚板块的延伸——四川南部和越南北部抱有极大的兴趣，以寻求贸易机会或者领土扩张。
中国很多地方都有独特的地方史。比如本书中的主角云南。感兴趣的读者一定要去云南省博物馆看看。里面有很多关于昆明人、古滇人方面的文物，以及后来楚国征服古滇国之后带来的楚风文化。
第一章 西南丝绸之路：全球脉络中的云南
坝子
在这一章的阅读里，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本章开篇作者就介绍了云南的地形，提到了“坝子”的重要性。但我发现在云南语境下的“坝子”和其他地方都不太一样。
比如介于河北与内蒙之间的“塞罕坝”，“坝”的意思是“高岭”。咨询了川渝地区的朋友，他们方言中的“坝子”指的是高山上的平地，这与北方汉语中的“坝”意思相同。再考虑到“大坝”、“水坝”等汉语词汇，“坝”都与高度有关。而本书中指出，云南的“坝子”是指盆地或者河谷，是地势低洼地区。这个还挺有趣的。
西南丝路
本章花了很多篇幅对西南丝路进行辨析。我们这里可以看出来中国史书体系的优越性，在川、滇、藏之间的贸易线路，根据史书记载，很容易在地图上勾勒出贸易路线。但到了滇-缅、缅-印，具体路线怎么走就不清楚了。
从作者综述了各方对于“西南丝路”的观点来看，可以分为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定性是基本认为在至少公元前3世纪前这条贸易路线就已经存在了；定量来说恐怕贸易量并不大，很难与其他两条“北方丝路”和“海上丝路”等量齐观。
中原的铜矿来源
在本书的第36页，提到商周铜矿可能来自云南，但作者本人已经在序言中更正了这个疏漏。对于习惯跳过前言直接看正文的读者，需要特别留意这点。
就商周时期的铜矿来源，最大的产地应当是长江中游的江汉地区。
商代以威胁性质的强制贸易获取江汉地区铜矿，周代以诸侯分封的形式直接控制铜矿产区。周代为了获取长江流域的铜矿，开通了三条从黄河流域到江淮流域、长江流域的通路，是为“金道锡行”。周宣王分封江汉诸姬，控制铜料。不过最后都落败于楚国。
对这块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刘三解老师的《青铜资本》中关于商周铜政的章节。
永昌
本章中重点介绍了“永昌”这座处于汉帝国南部边陲的商贸重镇。我查了一下，这地方是现在的云南省保山市不韦县。因为秦始皇迁徙了吕不韦的家族于此获得了这个名字。
这一章的主题都围绕“西南丝路”展开，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判断可能存在四川到印度的贸易路线开始，一直到近代的滇越铁路、滇缅公路，最后全章结尾着眼于北路、西南、海路三条路线的交汇。正好映衬着全书主题：看地方史应该跳出国别史，放眼于全球更广阔的视野。
第二章 统一云南：一个跨区域的分析
本章作者梳理了云南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分了先秦、汉、唐、元、明这么几个单元。
很明显看出来，作者对唐-南诏-吐蕃这三国角力是着墨最多的。很多朝代都是简述了一下起因-经过-结果，但对南诏的介绍较为详尽。这大概是因为南诏是一个立足云南，视野横跨东亚与东南亚的政权。
一罐枸酱引发的灭国
在西汉对云南的发现章节，提及了西汉武帝派遣使者唐蒙通过夜郎（贵州）攻取了南越（广东）的故事。因为贵州和广东都不是本书的主角，所以作者也没有详细展开。这里我想给大家补充一下这里面的细节，非常有趣。
先看看《史记》是怎么说这个事情的：
《史记<七十列传·西南夷列传>》：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县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
因为从中原直接去广东，要经过“五岭”，是岭南地区可以割据自立的地理屏障。看这里的最后一句话，唐蒙在南越的时候，吃到一种蜀地产的“枸酱”，从而发现了从四川到广东，是存在一条水路的，而不需要翻越险峻的五岭。
继续看史记：
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馀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
唐蒙回到长安之后，又找到蜀地商人确认这个事情，发现确实是存在一条水路，大军可以从四川顺江而下，直取广东。于是乎，唐蒙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汉武帝，史书说：
上许之。
最后的结果：
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馀人，从巴蜀筰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
这里要说的是，唐蒙个人非常敏锐的军事嗅觉。他在出使南越国时，因为吃到了蜀地产的枸酱，一步一步推演出来从蜀地出兵，攻克牂柯、夜郎等地，再以此为基础，顺牂柯江而下征服岭南地区的战略方针。
历史证明他完全是正确的。最后贵州、岭南，都被并入了汉帝国版图。处于帝国边陲的岭南，成了汉文化的一块保留地，在历次中原遭遇外族入侵时巍然不倒。
引出这一系列结果的，是南越国在招待唐蒙的时候，拿出了一罐枸酱。
回家的诱惑
到了唐代，作者提及出于对南诏的防御，调集徐州兵防备，因为驻军过久，士兵思乡心切，引发兵变。从庞勋起义引出了黄巢起义，最后将南诏的威胁与唐王朝灭亡相联系。
唐末三大农民起义：裘甫起义、庞勋起义、黄巢起义。后面两个书中都说了，裘甫起义未提及。这里，我们还可以再往前延伸一下。
裘甫起义是发生在浙江东部地区的农民起义，发生时间最早，掀起了唐末农民战争的序幕。在镇压裘甫起义的过程中，唐王朝急调安南都护王式为浙东观察使，统领诸道兵马前往镇压。
这里要提到的就是王式。他是唐末名将，曾任安南都护，也就是现在的越南北部地区。他离开安南，使这个区域的防御能力下降，也能算是给南诏挑战唐王朝提供了机会。
后来徐州银刀军兵变，朝廷又拜王式为武宁节度使，前往镇压，王式后来逝于任上。
在庞勋起义的时候，曾经召集过散落乡间的银刀军残兵。这样就把浙东-裘甫-安南-王式-南诏-庞勋-徐州这条线都连起来了。
第三章 “因俗而治”：土司制度的兴衰
本章提及云南的“夷帅”和“大姓”是云南与中原政权历次交锋之后的产物，这个恐怕是后来土司制度的源头了。在《华夏边缘》中提及过类似的观点。土司家族通常会追认汉族大姓为祖先，一个常见的模板是，一位汉族士子路过本地，被本地酋长看中，然后以女儿许配，留在当地担任部落首领。
第二章提及了宋太祖用玉斧在地图上以大渡河为界划出了大宋与云南的边界，第三章在结尾说到鄂尔泰根据治理难度以澜沧江为界划分了流官还是土司。我把这两条河在地图上标出来了，可以清晰看到在宋人和清人的眼中，中央政府权威边界的区别。
金庸笔下的云南
本书第132页提及一位大理段氏的成员，名叫“段兴智”，他在元军到达云南时献出地图，以示归顺。他被元朝封为“大理总管”，以后下传11代，一直到被明军攻破云南为止。
大理的皇位继承顺序是这样的，从第15代开始：
15段正淳、16段正严、17段正兴、18段智兴、19段智廉、20段智祥、21段祥兴、22段兴智；
段兴智面对元军，先是被权臣高泰祥挟持进行抵抗，高泰祥兵败被杀，段智兴被俘，之后就有了上面献图纳降的那一幕。
而跟他名字很像的那位第18代“段智兴”，就是金庸小说中的“南帝”、“南僧“”——一灯大师。
段智兴其父为段正兴，段正兴其父为段正严。段正严，曾用名“段和誉”，即段誉。
段正严其父为段正淳，就是《天龙八部》里面四处留情的段王爷。
小说中，段誉是一位潇洒的公子，而一灯大师是白眉老者。这是因为《天龙八部》和《射雕英雄传》的年代背景不同，实际是段誉是一灯大师的爷爷。
本章另外那位沐英，在金庸中也有后人，即《鹿鼎记》里面的沐王府小郡主沐剑屏。
现在去云南旅游，依然可以在昆明看到“沐王府”这个景点。但需要注意的是，沐英虽然有平定云南之功，后人也是世代镇守云南，武德充沛，但他的封爵只是“黔国公”，公爵，并没有封王，“沐王”只是当地人的尊称。
公爵宅邸称“王府”，这胆子挺大的。这里面就涉及沐英与明太祖朱元璋的深厚关系。沐英在8岁就被朱元璋收为义子。他镇守云南时，才36岁。后来随着养母马皇后和义兄太子朱标的去世接连遭受打击，48岁就去世了。
郡县与羁縻
本章的重点是“改土归流”。可以衔接唐至清的行政制度。众所周知，秦代史无前例的开创了“郡县制”，代替了传统的“分封制”，使中国早早就进入了科层统治时代，这个时间远早于欧洲。
但对于无法有效设置郡县的边远地区，还有另外一种折中策略，即“羁縻制度”。
《史记·司马相如传·索隐》解释说：“羁，马络头也；縻，牛蚓也”。《汉宫仪》云：“马云羁、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
可以看出“羁縻”二字，是驾驭马和牛的工具，这个和郡县制下的“州牧”如出一辙。本章涉及的“土司制度”就是羁縻制度的一种具体应用。
自汉代起，把统治区域按照管理深度分成了：内郡-外郡-外域三个层次。内郡是中原政权的铁盘，外域是羁縻州县，外郡是将羁縻州县逐渐内化的缓冲地带。
被忽略的雍正
雍正是一位经常被忽略的皇帝。当我们提及“康乾盛世”时，都忽略了夹在康熙和乾隆中间的雍正帝。本书中详细介绍了雍正一朝如何推进“改土归流”政策，这里不再赘述。
雍正帝除了“改土归流”之外，还有两个重要措施，一个是“摊丁入亩”，二是废除了教坊司制度。
雍正元年（1723年），开始普遍推行“摊丁入亩”，把固定下来的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不再以人为对象征收丁税。这是中国古代税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一步改革措施。
中国古代是一直有“贱籍”、“贱户”存在的，就如唐代的“不良人”。历朝历代通常都是将罪臣的女眷被罚入教坊司，从事最为低贱的工作，后代也无缘参加科举，可以说是一种对人身权利的全面剥夺。教坊司制度也在清代雍正时期被正式废止。虽然影响真的消除可能还需要很久，但迈出这一步总是好的。
第四章 云南人的形成
本章的主题是“云南人”的形成，通过不断的移民和汉化，将云南地区逐渐变成直属于中央政府的行省，将“彩云之南”变成“云南省”，从而完成内化。本章中以女性的婚姻观念为例做了说明本地人的土著化和华化，再此做出一点补充。
破处与贞洁
本书第169页提及女性成亲之前需要与祭祀发生性行为才能与丈夫结婚，这是一种很典型的南亚习俗，直到20世纪印度某些地区依然是这样。这个习俗的原理来自于普遍认为新婚之夜流血（处女之血）是不洁的。这份灾难要留给法力强大的祭祀或者陌生人。
在印度某些最夸张的地方，需要处女去神庙里面把自己的第一次随机献给陌生人，完成了“破身“之后才能回去结婚。可以预想到，那些长得漂亮的处女，会很容易完成这个任务，而那些长得比较一般的，可能需要付费给陌生路人才行。当我在威尔·杜兰特的文明的故事（第一卷）中读到这个习俗时大为震惊。
与如此开放的南亚风俗相对的，是中原传统的贞洁观念。在本书第194页提及一个案例，该阿昌寡妇拒绝再婚而自杀之后，寡妇嫁小叔的习俗也就此结束。
很明显，改变习俗并不只会因为寡妇一条命就能影响的。还是因为当地社会对儒家文化的普遍接受，规则制定者认为当地习俗确实是“陋习”才会借机改变。
贞洁观念看似是对女性的规训，实则是对整个社会的规训。儒家思想体系三层枷锁：臣对君“忠”，子对父“孝”，妻对父“贞”。君臣父子是最早就被确立的儒家核心思想，而贞洁观念出现的是相对较晚的。以贞洁观念为核心的“旌表制度”，在元代初出萌芽，经过明代的发展，到清中期才达到巅峰。（这一块，还是推荐看苏成捷的《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一书）。
处于中间地带的“境界人”
本书引用了理查德·怀特的《中间地带》，五大湖区的印第安部落游离于英法之间，也算是个案例。但北美的情况与云南是有很大不同的，书中对此已经予以总结，不再赘述。
这里我想说的是日本史学家村井章介提出的境界理论。他对两国边境之间的中间地带称之为“境界”，生活在其中的为“境界人”。
“境界”是村井史观中一个核心概念。“境界”按照字面意思可以理解为边境、国界，但此处的意思是指两个国家领土相交部分上的一种“场”，而生活在其中并具有境界心态的居民被称为“境界人”。
虽然说，两国之间的国界是个客观事实，但在实际操作中会极为复杂，人心向背也无法依靠地图上一条“细细的红线”去约束。作者在前言中提到了北海道的例子，在“中世的倭人们”中又论述了用“境界”去解读中世时期对马岛、济州岛的政治生态，横向展开了朝鲜的济州和日本的对马中混居的状态，纵向比较了朝鲜朝廷和日本朝廷对边境地区心态的变化。
第五章 白银、贝币与铜政：云南的经济转型
第五章里面，以经济（贵金属、货币）为主要视角，谈及了元明清三代中央政府与云南地方的关系。按章节可以细分为元代之云南地区贝币的流通、明代之云南白银向中央的输送、清代之滇铜对清中期经济的支撑。
海贝与贝币
在宋、元、明之际的云南地区，仍然使用贝币这种已经被中原淘汰了1000多年的货币，初读之时会对读者造成很大的冲击。
出于对金属货币的常规认知，即一枚大的铜钱（当十）就可以换十枚小的铜钱，想当然的认为一枚大的贝壳可以换一把小的贝壳、大的贝壳肯定更值钱等等。其实不然。本书作者在开篇就强调了，虽然世界上存在超过250种海贝，但当我们谈到“贝币”时，通常指的是“货贝”，这种贝壳的长度一般只有12~16毫米，拉丁学名Monetaria moneta，英文俗名cowrie，货贝的中文名是“黄宝螺”，云贵地区也会音译为“考黎”。另外一种偶尔也会被当做贝币的海贝是环纹货贝，又称金环宝螺，顾名思义，这种贝的背面比货贝多一圈金色的环纹。如此可见，大的贝壳不仅不会更加值钱，甚至根本就不能算作钱，只是普通的饰品。
货贝在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广袤海域上有着大量的分布。但马尔代夫的货贝不仅产量大、采集方便，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比其他海域的货贝小很多。体型小就有利于运输和贮藏，十分适合作为小面额的货币。从本章中的例子也可以看到，对于一处价值20多两白银的房产，可以使用2000多枚贝币进行交换。
最终贝币在云南地区的终结，主观上有中原王朝不停的进行铸造金属货币的尝试，也有西非-印度洋贸易纳入全球化体系之后，减少了对云南地区的贝币供给。贝币无法满足日常经济活动中的需求，最后被金属货币所取代，
价格革命
关于滇铜对清代铸币的支撑作用，本章着墨较多，已经非常详细，再此可以说说明代的白银输入问题。明代对云南和葡萄牙白银的巨大需求，属于席卷全球的价格革命的一部分。
价格革命，又叫物价革命（英语：Price Revolution）是指15世纪地理大发现后，西班牙人入侵美洲，破坏了美洲印地安人的印加和阿兹提克文明，并且掠夺大量（主要是黄金白银）贵重金属输入欧洲，但是各项物资并未增加，加上人口增加，以致商品农产品产量不足，物价急剧上涨，尤其是粮食价格。
价格革命促进了欧洲国家阶级关系的变化。由于价格革命的影响，受到严重损害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按传统方式收取定额货币地租的封建地主，他们的实际收入因货币贬值而减少，陷于贫困破产；另一部分人是城乡的雇佣工人，由于他们处于被雇用的地位，而国家为保护雇主的利益，一再颁布限制提高工资的法令，致使工资的增长幅度赶不上物价的上涨幅度。
在价格革命中获利最大的是商品生产的经营者，即手工工场主、资本主义农场主、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牧场的新贵族，还有缴纳定额货币地租的富裕佃农。他们既能够更廉价地购买劳动力，又有大量产品待价而沽。
同时，对英法等国家来说，价格革命还有另一个作用，即初步理顺了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时期的价格体系。因此，在英法等国内经济体系能够较顺利地进行资本主义改造的国家里，价格革命有力地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而对于同样处在贸易全球化大潮中的明代中晚期，却没有像英法那样走上相同的道理。根据前面对价格革命的论述可以发现，地主阶层是价格革命的受害者。在17世纪，东西方大致都有四个主要阶层，居于最底层的平民阶层，居于最高位的地主阶层，也是贵族阶层，介于平民与贵族之间的商人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贵族阶层靠血统来传递身份，商人阶层靠财富传递身份，知识分子的身份无法直接传递，因为知识只能通过后天自我学习。在西方，如格劳秀斯一样的知识分子选择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商人服务，用自己的学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而与他几乎同岁的文震亨，像众多的中国文人一样，选择了站在地主—士大夫阶层一边，对社会新贵商人进行无情的嘲讽。
区域内货币和区域间货币
对于出现现代的货币体系之前，我们可以认为货币是分为区域内货币和区域间货币。区域内货币可以满足人们日常的小额且频繁的交易；区域间货币是为了满足跨区域的大额贸易的，另外就是纳税需求。
这与古代中国把货币分为下币、中币、上币一样。
下币即为那些缺斤少两，明显不足值的铜币，比如榆荚半两、剪边五铢。这些钱币虽然粗制滥造，但也是因为市场经济繁荣、货币供给不足，民间自发产生的。
中币是那些制作精美，有标准尺寸的铜币，这种一般是用来地方向中央纳税用的，比如赤仄五铢。
上币是统计阶层之间的流通的，各个时期都不一样。比如西周时期可能是青铜，东周时期可能是朱玉，在大部分朝代都是黄金。
在区域内交易依赖下币，在区域间交易依赖中币。因为下币的民间自铸属性，导致于某些地方区域性的经济繁荣与中央政府的权威没有太大的关系。
第六章 纳入“中华民族大家庭” & 结语
在本书的尾声部分，关于我国民族认定，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入籍的外国人，身份证上怎么写民族？
经过我网上查找资料，如下：
1、如果入籍人员所在国家与中国某个民族相同，直接采用现有民族，比如朝鲜族、俄罗斯族；
2、如果入籍人员某一方父母是中国籍，可以遵从父母的民族；如果是祖上具有中国血统，通过举证之后也可以使用祖先的民族成分；
3、根据入籍人员本人意愿，可以写成“入籍（原国籍）”的格式，比如“入籍（乌克兰）”。
在结语中，作者抛出了一个问题：
明朝、俄罗斯帝国以及欧洲各帝国分别向云南西伯利亚与美洲推进，它们是否属于同一个全球性进程？
这个问题书中没有给出答案。通过我们对本书云南部分及俄国史、英国史的阅读，可以大致推断出，在经济全球化、殖民主义、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年代，确实是存在一种趋势，即上述国家都在进行扩张领土。尽管其结果都一样：领土显著的增大了，但其目的却大不相同。有的国家试图通过原始积累，完成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比如英国；而有的国家是带着扩大战略纵深的目的向远方征服并不具备显著经济价值的领土，比如俄国；与之相比，明朝是在“大一统”的传统观念下尽力在恢复汉代疆域，在北面遇到强敌之后，将目光转向了南方。
尾声 对“宅兹中国”和“季风之北，彩云之南”的思考
全书读完了。准备再写点什么。
中国是一个喜欢著史的国家。每个中国人对中国历史都不会太陌生，但中国传统史书叙述中存在一种非常具有迷惑性的观点：“王朝”即“国家”，王朝的覆灭经常与亡国相挂钩，比如杜甫的那句“国破山河在”。
从本质上讲，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朝代，只是一个家族、一个姓氏的“政权”，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也非现在的“中国”。在古代儒家“忠、孝、贞”的思想体系下，将“忠君”与“爱国”等同，将对一家、一姓政权的“忠诚”等同于在历史长河逐渐形成的祖国的“爱国”。
“朕即国家”的观点已经遭到过很多批评，人们也不会认为一个皇帝、一个国王就能代表整个国家，可是人们在读史时，仍然会不自觉得把古代王朝当成“国家”或“中国”，从而忽略了那些边疆地区的独特性，以及它们对今日中国形成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想，这也是这本书写作的目的吧。
——完结于2023年10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