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班編輯：丁小瞎
一百五十年前出生的梁啟超，名字之後經常跟著一串長長的頭銜和履歷，其中的每一個詞拿出來，都可以辟為中國近代史的一個專章。
梁啟超固然貢獻良多，他內在的思想變化「也在不經意間揭示了這段歷史的真義」。他的前後矛盾、他的一變再變，是要為怎樣的一個問題提供答案？當找到這個問題，就找到了思想史的關鍵。
這正是《梁啟超與近代中國思想》一書的切入點。作為美國傳奇歷史學家約瑟夫．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第一部著作，本書頗具開創性地將視線投向梁啟超「思想的牢籠」：
當我說「前後矛盾」時，不是要表現梁啟超想法的荒謬（那將是極為冒失且錯誤的，也和歷史沒什麼關係），而是要展示他那樣想是合理的。而正是這一點令他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哲學家也許會測試一種思想是否具有本質上永恆的理性，但思想史家卻特別注 重思考的過程，通過揭示思考的過程如何合理來探究在它之下埋 藏的時代問題——哪怕它在理性上並不完美，或者正因它在理性上是不完美的。
列文森的研究視野、思考方式，包括許多後來在《儒家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發展成熟的著名命題，都在本書中展現了最初的萌芽（這也應該是他所有書裡最好懂的一本）。
梁啟超與近代中國思想
約瑟夫．列文森 著
盛韻 譯
封面設計：何浩
本期微信將首發列文森為這本書寫的導言〈思想史與個體思想者〉。這部全新譯本是「列文森文集」的第二種。叢書第一種也可以在京東購買了：https://item.jd.com/10081638650929.html
思想史與個體思想者
傳記在記錄個體生平之外還有更多的意義。一個人的生平不僅僅是「一磚一瓦」（那些累積成為歷史的無數可能的專論中的一部），如果一位歷史學者僅將個體生平視作磚瓦，他就只會堆砌，永遠無法理解。如果說一個人的生平不光是歷史的片段，那麼它也不是微縮模型。比如，我們不應該把梁啟超視為縮影，好像他極具代表性的思想裏鎖著整個近代中國。在他生命的某個或者全部階段，許多中國人並不同意他的看法。然而，通過理解梁啟超，我們可以理解他的追隨者，以及他的反對者。因為一位歷史學者除了羅列各種相抗衡的思想之外，還應該能找到它們的關聯。傳記可以推演歷史，社會源於個體。先說傳記：每個人都對歷史有情感上的忠誠，對價值有智識上的忠誠，並且試圖要讓這些忠誠相互連貫一致。一個穩定的社會中，其成員能夠基於諸種普遍之原則去選擇繼承某種特別的文化。中華帝國在其巔峰年代，就是這樣的社會。中國人熱愛自己的文明，不光因為他們生於茲長於茲，而且因為他們真心相信這一文明是好的。然而到了19世紀，歷史和價值在許多中國人的腦海中被撕裂了。梁啟超於1890年代開始寫作，他在智識上與傳統漸行漸遠，去別處尋找價值，然而情感上依舊牽掛由歷史所掌控的傳統。一個感受到如此張力的人必然會尋求緩解的途徑，梁氏試圖壓制歷史和價值之間的衝突。他的方法是重新思考中國傳統，使得儒家思想——他自己所處社會的產物，因而是他所傾向的——能夠包容他在西方找到的價值。身為康有為的弟子，「漢學」（17、18世紀）傳人，他說服自己相信孔子真正的教義已經被作偽者以及那些或無知或不誠實的註疏者所遮蔽了。只有通過正確理解真實可靠的經典文本，孔子的真實意圖才能得以揭示（當然所有的傳統主義者都必須尊重聖人的旨意），人們才能清楚地看到儒家經典預言並堅信科學、民主、繁榮與和平的終極勝利。既然歐洲樂觀主義者聲稱這些都是西方文明能帶來的果實，梁啟超這個西化派便呼籲中國人效仿西方的成就。然而梁氏的驚人之處在於，他每每用儒家經典的權威性作為幌子去呼籲西化——一個好的儒教徒肯定期待看到山裏通鐵路、代議制政府、婦女受教育並不再裹小腳。
簡言之，即便在他承認很明顯是西方的成就時，也在試圖保護中國免受失敗的責咎；在1890年代他說西方和中國的理想其實是一樣的。這是將中國放到與西方對等位置上考量中國西化的一種途徑，還有別的途徑，梁氏連續嘗試了兩種。
首先，大約在1899到1919年，他放棄了對儒家的粉飾，用一種新的非文化主義的中國民族主義去掩護他的西化盤算。為了強大國家可以貶低傳統，因為國家（而非文化）才是對等比較的單位；問題不在於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的對比，而是中國與西方諸國的對比。我們在此無法深入討論這一論辯的複雜性，只能說它包含了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中必要的邏輯矛盾。這些矛盾來自於他的民族主義需求，既要貶低中國的過去，又要抬高之；既仰慕西方，又對這仰慕心懷不甘。這些矛盾代表了對未來的壓力，它們注定了梁氏會轉向新的立場，只要給他機會認為西方文明不行了；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了他這個機會。
在梁氏生命的最後十年，也就是第三階段，他又欣然論證西方和中國理想實際上是對立的。西方是物質的，東方是精神的。之前他可是跟任何一個平庸的19世紀歐洲樂觀派沒什麼不同，相信進步的必然性，尊重歐洲的進步成就。可惜進步的歐洲大踏步走進了「鼠巷」。科學的進步，物質上的征服，成了歐洲唯一的發展，而科學也令他們精神破產。中國的非科學傳統曾經讓梁啟超那樣的中國人陷入絕望，如今這「落後的」文明總算可以恢復名譽了。該輪到歐洲嘗嘗失敗的滋味了。
不過梁啟超不是聖雄甘地。物質在精神性的中國也有一席之地。科學的果實可以為我所用。當西方崇拜科學、聲稱科學之信念就是萬物皆物質之時，西方便選擇了死亡。而中國一直知道物質不是一切，由此得以保全，長享精神與活力。只有活著才能操控，所以中國可以從西方借鑒。而現在就算中國借鑒西方，也是以一種俯就的姿態。梁氏第三階段的這種論調早已不可與1890年代的第一階段同日而語。早先他說，科學是好的，我們能夠接受它是因為我們的傳統為之提供了土壤；後來他又說，科學是壞的，除非得到精神的填充，而精神是我們有且西方沒有的。尊重中國的過去變得合情合理，只因為它對機械漠不關心。中國現在可以挺直腰板，宣佈自己不像西方那樣天生具有科學精神，所以也沒有像西方一樣被它污染。
讓我們概括一下梁啟超的各個階段。第一階段中他試圖將西方價值偷偷夾帶入中國歷史。第二階段中他否認將「西方」和「中國」作為比較的對象，他忠於國家而非文化，此外，文化變遷在他看來是在新與舊之間，而非西方與中國之間；西方諸國沒有「西化」而是現代化，所以中國也能現代化而且不必糾結虧欠了誰。第三階段中他將「西方」和「中國」作為有意義的抽象概念進行了重新發揮，並將二者置於「物質」與「精神」的二元對立之下。
由此可見梁啟超的思想如何變化。但他一人的頭腦能包容如此多的變化，又令我們相信這些變化之下有種統一。懷特海寫過個人同一性（從柏拉圖而來）貫穿著我們生命中的重要時刻。懷特海說，個人同一性是一個持續的地點，為所有的經驗事態提供地方。
這對於梁啟超及其傳記作者而言意味著：梁氏不斷變化的理念其實是通過不斷調節外在認識以適應一種固定的內在需要。這種需要便是為一個持續的問題提供滿意的答案。當我們知曉了問題，才能更進一步體察梁氏的個體認同，剖析那個持續一貫的梁啟超，他通過個體的思考將那些外表看似毫無關聯的理念聯接了起來。
是那個問題將滋養他思考的所有認識統馭了起來。要找到問題必須通過假設。我們必須問，梁啟超每個階段的不同思想是要為怎樣一個問題提供答案？我們找到這個問題，就找到了在他的不同思想中起作用的統一原則。而通過傳記推演出的這一原則，也是由個體構成的思想史的關鍵。
因為歷史中的觀念可以通過兩種統一來看，認識其中一種就能認識另外一種。首先，正如之前所說的，個人同一性隨著時光推移「縱向地」為不同理念提供了一種統一。其次，同時代性，即時間上的橫向性，為一個社會中許多個體的不同想法提供了統一。如果縱線和橫線產生交叉，也就是前一種的個體是後一種的許多個體中的一員，他個人的統一原則與他們所有人的統一原則將是相同的。有一種問題，社會中所有同時期的思想都可以視為針對它的一種回答，個體身上接連變化的思想也可視為對它的回應。至此我們可以通過個體習得整個社會。當我們識別出梁啟超的問題，也就捕捉到了反梁思想的意義。因為梁的思想是一種回應，他的對手的思想亦是一種回應。
以1920年代開始傳播的中國共產主義為例，它猛烈地抨擊了中國傳統文明。這段時期梁啟超在宣揚中華文明的精神性高於物質性。梁這一最終的回答所對應的問題，我們在他的思想生平中已經有所勾勒。這一問題就是：一個中國人如何接受自己的文化傳承被顯而易見地迅速耗盡——或者說，全盤西化的中國如何才能平視西方？這一問題是梁啟超與共產主義者的內在關聯，這關聯正是他們的同時代性。梁氏的問題也完全可以由共產主義者去回答。
如果說對中西平等之信念的需求深深埋藏於梁氏的思想中，也可以說這種需求埋藏於每一種近代中國文化的理論中，不論它們是最傳統的傳統主義者還是最激進的除舊派。疏遠了本國傳統的知識分子恐怕永遠無法對西化高枕無憂，那似乎是在吩咐中國要卑躬屈膝；對他們而言，存在於西方的革命思想，譴責的正是這侵犯了中國的西方文明，所以也算提供了一種出路。中國既不用抓牢瀕死的老朽制度，也不用對西方言聽計從。與俄國共產主義的關聯能讓中國立刻插隊到前列，哪怕它拒斥本土的傳統文化。西方也曾強迫中國拒斥傳統，現在有了比這曾經不可一世的西方更勝一籌的東西。
我們可以看到梁啟超的生平為外部歷史提供了一條線索。從他不斷變化的答案中提取出的問題，正是他的同時代人也在問的問題。然而瞭解問題只能讓我們抵達從傳記到歷史的一半，因為歷史包羅的是一個時間段內的整個社會。通過研究梁啟超，一個時代中的個人，我們可以嘗試去瞭解社會。然而我們將某個時刻的社會視為一群同時代人的集合。該如何理解時間的推移對它的意義？
的確，時間的推移對它意味著什麼？如果貫穿梁氏一生思想的是一個問題，他的同時代人不論長幼也都面對同樣的問題，那麼他們的同時代人不論長幼，如此類推至永恒，都會面對同樣的問題，人類的思想就會永遠靜止不動。然而，弔詭的是，在時間的流逝中保持下來的問題，也在變化。這種變化（走向不合時宜，在對生的固守之中蠶食死的領地）只有歷史才能造成。同時代人受著同一問題的桎梏，但問題的這種變化（變得不合時宜），將他們從原地踏步中拯救出來。
何以如此？因為一位個體的思想家能引導我們發現問題，也能引導我們理解變化。讓我們再次考慮梁啟超最後的思索——西方物質／中國精神的二分法。1890 年代，偉大的總督張之洞提倡「中體西用」。所以他在忠於傳統的前提下，支持維新。幾十年後，當梁啟超在中國尋找精神、在西方尋找物質，如果不考慮時間因素的話，他主張的與張之洞並無二致。但每種思想都會被時間轉化變形，未必是因為其內容有什麼積極的變化，或許僅僅是因為它沒有隨時間變化。要真正把握一種思想，只能通過它與同時代其他思想選項的關係。每一種主張自身都包含著對其他可能性的拒斥。一個人的信念是在不同選項中作出的抉擇，而不同選項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改變。
所以物質——精神的思想有了變化，增加了一些新的拒斥對象。張之洞在儒家語境的思考與梁啟超在共產主義者語境下的思考並不相同。張之洞懇求文人學士在儒家經典之外也能考慮一下西學如何為我所用；梁啟超希望青年學生能重回經典，發現中國精神。以挑戰冥頑的傳統主義者開始的思想，漸漸變成了挑戰不耐煩的除舊派。歷史給出了新的選項，並將這一思想從光亮處拖向陰影裏，將其活力耗盡。之前是張之洞敢為中國開拓新天地，因為不得不如此；現在成了梁啟超一夫當關把守舊中國的疆土，因為無人能如此。
「西方衝擊」促使張之洞和梁啟超提出學說，也無情地改變了中國的面貌，且至今仍在改變。梁啟超對中西文化的精神——物質區分，且不論在他下判斷的時刻合理與否，已經與實際圖景越來越脫節；隨著中國的工業化，中國與西方文化之間的差異（不論是不是物質—精神的）必然會變得越來越模糊。張之洞的思想在他的時代尚能順應變化，但如果到了梁啟超的時代，梁還這麼想，無異於大踏步邁向不合時宜。
一種不合時宜的思想好比是對一個已無生機的問題的回應。當我們認識到這答案的不合時宜，我們也就認識到問題已經變了，變得與生活的實際越來越不相關。這種嬗變正是思想史的進程。個體思想者一個又一個不同的想法能帶出那個聯接同時代人的大問題。個體思想者一個又一個與前人「相同」的想法則能揭示其變化的秘密。
思想的歷史不會因某種不合時宜而無以為繼，也因為思想的背後總有問題，所以問題的變化，也就是它日益變得不相關，導致了必然的結果：新的相關的問題逐漸產生。這就是為何同一時期的思想聯盟總在瓦解之中。當他們共同的問題變得越來越不相關，獨獨針對此問題的思想會失去市場，而能夠涉及新問題的思想才會持續。1920年代的梁啟超為一個垂死的問題提供了答案；與他同時代的共產主義者也面對同樣的問題，但是他們給出的答案又能兼顧一些新的問題。梁啟超面對的是給中國帶去工業化時的文化難題，共產主義者不光看到文化難題，也看到了經濟難題。
那麼能夠想出這種有多種用途的思想、兼顧式微的問題和相關的新興的問題的人，都是誰呢？他們大部分是年輕一代（永遠在更新中），他們是老一代思想者的同時代人，只是更年輕，他們與他共同存在過，也將生活在他身後的時代。個體思想者為我們發現了他所處時代的問題，也向我們揭示了變化的本質，他還能夠向我們展示，他那一代人如何被後來人取代。
1919年，中國歐洲考察團在巴黎的合影。前排中間為梁啟超
內容簡介
《梁啟超與近代中國思想》是美國歷史學家約瑟夫．列文森的第一部專著，從「變形記」、「美麗新世界」、「追憶似水年華」三階段追索中國近代知識人梁啟超的思想嬗變，探求他身處歷史和價值撕裂的煎熬之中，如何從傳統突圍、擁抱進步主義和現代西方，卻又在生命的最後十年主動走向不合時宜，「一夫當關把守舊中國的疆土」。作者的視野並不限於思想者個體，而是以歷史與個人的交互作用貫穿全書，通過梁氏思想中種種「必然的前後矛盾」和「理性上的不完美」，不斷反觀歷史，揭示近代中國思想史鮮麗複雜的面貌及其變化的本質。
列文森文集
董玥 主編
儒家中國及其現代命運
三部曲
約瑟夫．列文森 著
劉文楠 譯
梁啟超與近代中國思想
約瑟夫．列文森 著
盛韻 譯
革命與世界主義
西方戲劇與中國歷史舞台
約瑟夫．列文森 著
董玥、蕭知緯 譯
詮釋中國史
從源起到漢亡
約瑟夫．列文森、舒扶瀾 著
董玥 譯
列文森
莫扎特式的史學家
莫里斯．邁斯納、羅茲．墨菲 編
曾小順、張平 譯
約瑟夫．列文森 （Joseph R. Levenson, 1920–1969）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歷史系首任Sather講座教授，以對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奠基性研究享譽於世，被稱為「莫扎特式的史學家」。列文森從真誠的人文主義關懷出發，致力於在舊的問題中探尋新的意義；同時突破西方漢學和社會科學的畛域，把人類文明的普遍視角與中國經驗的獨特性融匯起來，從而將中國歷史的書寫推進到世界歷史話語的範疇之中。他以一系列著作提出的諸多論題，如天下與國家、傳統與現代性、科學與儒學、經典主義與歷史主義等，在他因意外身故後的半個多世紀裏，持續為中國研究學界提供綜合性的思考框架與對話坐標。1987年，美國亞洲研究協會創設「列文森圖書獎」，以紀念他的學術貢獻。
譯者盛韻
文學博士、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人員、《上海書評》特約編輯。譯作有《音樂逸事》、《偉大指揮家》、《誰不愛被當成聖人對待》等。中文作品散見於《上海書評》、《讀書》、《外國文藝》等報刊，英文隨筆散見於《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和《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