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吉登斯的著作中，我们能轻易发现一个看似平平无奇实则意味深长的特点或风格：吉登斯如此擅长“澄清”，如此擅长揭露一些理论的错误与偏狭。这真的只是简单体现了吉登斯超常的洞察力吗？让我们首先看看吉登斯本人的一个澄清。
在本书中，吉登斯写道：“像许多现行的社会理论所论述的那样，若认为抽象体系的非个人化能消解个人生活的亲密关系，那是极为错误（105）。”在这些理论中，有一派理论“与政治保守主义具有密切的关联，认为现代性的发展既粉碎了旧有的‘连续性’形式，也损害了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关系（100）。”而且我们能够看到“站在政治立场另一端的并且常常直接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们，也提出了一些相类似的观点……他们的普遍性命题却与第一类作者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101）。”前面一种理论的代表有彼得·伯格，而后者的代表之一是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理论。吉登斯在书中对这些理论的错误进行了一次澄清，他指出现代性只不过造成了亲密关系的变革，而不是摧毁了个人性的亲密关系。从常人的观点看，在经过吉登斯的澄清之后，我们对上述的理论家所犯的错误多半会感到震惊，并暗自想到：若不是吉登斯的点拨，我们仍要被这种小把戏蒙在鼓里。在这种震惊之余，我们还会思考一个问题，这种错误是如何产生的？我们或许会想到，正是这些人违背了“价值中立”，违背了韦伯站在高山之上讲出的训言，才招致如此神罚。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倘若我们认为：某一种政治观点都有其特定的偏狭，这是相当常见的说法。那么很难解释下面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保守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这样势如水火的政治观点会有如此相似的偏狭，即使它们对此问题的具体观点大相径庭？一种或许更为接近真相的观点是：这样一个偏狭并不必然联系于某种政治观点，而是联系于这样一个事实本身——他们具有某种政治观点，更进一步，这实际上联系着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有所意图。或许读者对于上面这个从“具有某种政治观点”到“有所意图”的推论有所疑问，觉得这样还是欠妥当。那么让我再举一个例子来加强说明。涂尔干的社会学物理主义广招批评，他的一些断言确实有待澄清。但是今天大多数读者显然知道，这正是因为涂尔干有所意图：为社会学确立合法性。故而不仅是有着某种政治的取向会造成一种偏狭，有着某种理论意图同样会造成深刻的偏狭。虽然我们也可以对涂尔干施以激进的诠释学，将他的理论意图化约为某种政治观点，但我认为这会模糊我们此处讨论问题的本质。聪明的读者显然发现了，上一段所列举的两种社会理论的偏狭：现代性摧毁了私人的亲密关系，很显然关联着他们共有的政治观点中的一个部分：批判现代性。这确有道理，然而，引进一个广为人知的对涂尔干方法论的辩护已经使我们清晰的看到了这一点：偏狭的危险来自于有所意图这个事实本身。回到关于现代性中的亲密关系的争论，在一个小小的打断之后，让我们从“自然态度”的视角重新出发。我们确实知道我们现在仍然据有种种亲密关系，我们可能正在和某人进行视频通话，也可能刚刚把一些绝佳的想法同好友分享。在回忆中，我们确实知道我们曾体验着某种亲密关系，在预期中，我们也期待继续体验种种亲密关系。吉登斯的看法使我们回归到了常识之中，让我们重新感觉到日常生活的可靠。同样，在本书其他地方，我们能看到吉登斯对于“风险”的分析。对于生活在冷战时期，特别是经历着古巴导弹危机的人来说，这些阐述也进一步印证了他们的某种真实体验。吉登斯与他所力图澄清的理论有什么区别呢，关键在于他并不意图批判，换而言之，并不意图改变。等等，吉登斯“不意图批判”比较显然，但是“不意图改变”是什么意思呢，这还有待说明，这是说吉登斯是一个保守主义分子吗？确实，倘若我们采取粗暴的外部批评，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但是这样的批判未免太过鲁莽了，还是让我们看看吉登斯说了什么吧。在这本书的后面，吉登斯提出了一些“乌托邦”，即超越现代性的可能性。紧接着，他以一个问句开头说了一些十分重要的话：“为什么我们要假设世界上的世界上的事件将沿着由这种乌托邦思想为我们所指出的方向发展？显然我们也可以不这样假设，尽管所有关于这些可能未来的讨论，包括本书提出的讨论，都由于它们本身而能够产生某种影响。发展的固有倾向最后也决不比这有什么不同……”吉登斯的这段话涉及到了他所指出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侧面：广泛而深刻的反思性。这造成了一种深刻的不确定性，一个可悲的政治笑话——乌托邦极有可能在复杂的结构化进程中造就一个敌托邦。故而结局永远是开放的，且和乌托邦没有关系。“没有任何神灵会拯救我们，而且也没有任何历史目的论能保证后现代性的第二个方面将不会取代它的第一个方面。”从这段阐释中，我们能看到吉登斯的摆烂，他并不意图现在就改变什么。所以表面上来看，吉登斯如此擅长澄清，就在于他“无为而治”，故而能避免有所意图这个事实本身带来的偏狭的危险，所以吉登斯才成为一个如此睿智的理论家，才给我们和盘托出如此美妙的“新综合”。这个说法如此有吸引力，但在我看来，这际上是错误的。避免这种错误的关键，在于正确理解“有所意图”。在我看来，“意图”这个词容易带来误解，这个误解并不是我们把社会理论家理解成某种阴谋家，而是我们极其容易把“意图”理解为一种外在于理论本身的东西。言语行为理论正确指出，“意图”是内在于言语行为的，我们的每一个言语行为都有所意图,塞尔在《言语行为》中将格莱斯的理论修订如下：“S讲说了句子T并表示这个意思（即，表示所言的字面意思）=S讲说T，并且（a）S意图（i-1）T的讲说U使听话人知道（认出、意识到）（某些）规则指明的事态成立。（把这叫作行事效果IE）（b）S意图U会通过H认出i-1的方法产生IE。（c）S意图由于日知道（某些）管控T的成分的规则，或通过H知道（某些）管控T的成分的规则这种方法，i-1会被认出来。”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挪用塞尔在此处使用的“意图”概念，我重在说明：（1）意图如此普遍；（2）意图内在于理论。我们可以联系“意向性”这个概念来进一步界说，理论家们总是在“意图”着什么，这和常人总是“意向”着什么在某个层次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要进一步分析。意图是如此的普遍，意味着一些意图是所有理论都不能摆脱的，这就像可理解性之于有效的言语行为一样，对它的分析意义不大。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学者业已分析过了。实际上，我们关注的是理论上总有一些理论可以避免的意图，但这并不意味着“意图”是外在于理论的东西。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放弃那种试图通过分离理论之意图从而去除理论偏狭的努力。这意味着我们对理论的批判总是总体性的。在一段枯燥无味的“跑题”之后，让我们重新把视角移回吉登斯吧，吉登斯真的是无所意图吗？从上文已经初步阐述清楚的意图概念看，除却那种所有理论都无法避免的意图，吉登斯至少具有名为“无所意图”的意图，或者至少具有内容为“无为而治”的意图。这种意图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吉登斯躲避了社会学理论中长期存在的一种偏狭：否定常识。然而他不也同时陷入了另外一种偏狭，即拥抱常识吗？实际上吉登斯并不回避这一点，他的“双重解释学”概念正是十分正面的表达了此种意思。此处可以稍微插入一段讨论，吉登斯的这种不回避正好向我们展现了一种方案，通过说出意图，将意图与偏狭公开化，从而消解偏狭。然而这并不是我觉得理想的解决方案，因为这是一种消极的策略，它仅仅是公开了偏狭，而没有告诉我们，对于已经被公开偏狭的理论来说，有什么理论相对它来说并不偏狭。当然，它至少能提供一个起点。现在来看，我们至少已经说出了三种社会理论中的意图。（1）普遍的意图，即原则上所有理论都不能避免的、没有反例存在的理论意图，我们可以把这种意图称为“说理论”；（2）上一段所指出的、在吉登斯的澄清中所发现的意图，即“无所意图”；（3）往往被吉登斯所澄清的种种理论中具有的意图，它的典型表现是理论背后的种种政治观点，可以称之为“有所意图”。意图（1）与意图（3）是较为“明显”的，虽然意图（1）如此不显见以至于经常被忽视，它们的对比颇类似与以言行事与以言取效的区别，表示了意图“完全内在”与“虚假的完全外在”的区别。而意图（2）则只有在与意图（1）（3）的对比，特别是与意图（3）的对比中才变得明显起来。然而它却是如此广泛，在社会学理论、特别是有关方法的理论中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影响。这就是说，意图（2）常常披上“价值中立”的外衣，伪装成一种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无意图，从而到处攻击那些具有意图（3）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者肯定深有同感，当然他们也不会在意就是了。同时所谓的“科学的社会学”与吉登斯共同具有意图（2）也能解释，为什么这些理论有的时候不过是说出了一些常识。对于意图（1）的揭示并不具有什么学术实践上的价值，至少目前来看是这样的。然而对意图（2）与意图（3）的揭示，对他们区别的展示，却在社会学的学术实践上具有深刻的意义。一定有许多读者在阅读完吉登斯的著作之后隐隐感觉一些失落，在给了我们如此美妙的理论，如此受人欢迎的分析之后，吉登斯竟然摆烂了。他把我们抛进了现代性所固有的反思性造就的广阔开放性之中，就像把我们装进洗衣机之中，然后丢进广阔的太平洋（更可怕的是日本在早些时候开始向太平洋排放核污水）。这难道不是一种不负责任吗，就抱着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他又哪来的勇气“为社会学辩护”呢（并无恶意，叠甲×N）？在吉登斯的理论中，我们收获了常识，然后呢？实际上，替代方案在社会学中一直存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吉登斯老师的理论正是在对这些替代方案的澄清中发展的。实际上，对于“意图”的揭示，能让我们意识到，所谓“科学的社会学”所预言的无偏狭只是一个谎言，甚至这个谎言承诺的内容都是危险的。既然所有的社会理论都有意图，并且意图（1）无法避免而意图（2）的产品让人如此不满意，我们为什么不转而勇敢的面对意图（3）呢？“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更进一步，吉登斯所描绘的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现代性的未来图景更加强了我们的信心，我们真的应该要去做些什么了！不要有“意图羞耻”，因为这就是社会学的使命。选择何种意图是一个伦理问题，而所有社会理论都不可能绕过这个选择。以诗作结，算是回归老本行。危险的事物固然美丽，不如看她骑马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