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版《曲折发展的岁月》廖盖隆的序

序

廖盖隆

《曲折发展的岁月》是“1949——1989年的中国”的第二部。它是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学工作者丛进多年辛勤研究的成果。这本书叙述和分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7年(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以前)之后 的第二个历史时期，即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的10年 (从1956年中共八大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前，简 称“前10年”)的历史。作者盛情地让我在付排以前就阅读了本书的原稿，并要我写一篇序言。

阅读这部书稿，使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享受，并且使我从中得到了许多教益和启迪。这本书的资料很丰富，对这段历史的内在发展规律挖掘得很深，提出了许多精辟的新见解，文笔简练生动，结构布局符合历史实际，并且把叙述和分析(“史”和“论”) 结合得很好。把这些特点和优点综合起来，就使得这本书既具有 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又具有相当引人入胜的可读性。我一口气就把这部书稿读完了。我愿意向广大的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学工作者，向广大的干部和青年推荐这本好书，以便借鉴和学习这个时期正反两方面的丰富历史经验。

我认为，研究“前10年”的历史是富有教益的。首先，这个时期的头一年(从1956年9月中共八大起，到1957年6月发动反 右派斗争，或到这年10月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八大关于 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提法时止),加上这以前从1956年2月苏共 二十大以后到同年9月中共八大以前的半年，共有一年半左右的 时间内，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借鉴苏联犯错误的经验，并总结自己的经 验，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进行了探索，取得了 重大成就(参看本书第一篇第一章),为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的道路，奠定了基础。我认为，石仲泉把这一年半左右中国 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实现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 历史性飞跃的前奏曲”(见1988年《党的文献》第6期),是很对的。我们应当着重地研究、继承和发扬这些宝贵的经验。

但是在这以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却发生了从正确到"左"倾错误的逆转，因而使“前10年”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曲折(而且是很大的曲折)发展的10年。研究指导思想逆转以后的8一9年的反面经验，对于我们，同样是富有教益的，甚至 可以说是更富有教益的。因为正如恩格斯所说，伟大的民族正如伟大的阶级那样，从无论什么学习都不如从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

逆转的主要标志是什么?就是1957年6月发动反右派斗争到同 年10月毛泽东改变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提法。我认为这 个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这个看法也同邓小平1987年以后的多 次谈话相吻合。1987年6月12日他和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谈话时说，中国共产党的错误，从1957年起主要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他在1987年11月11日和朝鲜总理李根模谈话时说，我们从1957年开始犯了“左”的错误，那个时候 是反右，反右是必要的，但是过了头，伤害面太大。更重要的是 反右本身的错误，发展的结果是出现了“大跃进”。1988年6月22日，他和埃塞俄比亚领导人门格斯图谈话时，又明确地说：“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为什么会发生从正确到"左"倾错误的逆转呢?我看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原因是毛泽东的"左"倾错误思想的滋长。首先是他犯 了把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中共八大 前后毛泽东曾一度清醒地认识到，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 成，阶级斗争就基本上结束了。但在1957年4—5月间随着主要 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激化，也有极少数人发表了一些反对共产党的 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的以至在个别人是反动的言 论，他就放弃了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正确看法，而陷入阶级斗争 扩大化的迷误。这诚然是由于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下形成的“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一切”的惯性的作用，但“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一切”这个说法本身，正如毛泽东自己在《实践论》 一文 中所说“人的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一样，即使在有阶 级对抗的社会，也是不正确的，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 错误观点。因为阶级斗争的观点，只能用来观察和分析与阶级斗 争直接有关的现象，而不能用来观察和分析与阶级斗争没有直接 关系的现象，例如人对于自然界的认识、人对于人民内部问题的 认识等等。人的这些思想是不可能都“打上阶级的烙印”的。至 于阶级社会中的经济管理和国家行政管理经验，以及各种社会科 学和文学艺术等等，是带有阶级性和社会性(即普遍适用性)的两 重性的。我们对于这些人类在有阶级对抗的条件下所创造的丰富 的文化财富，必须加以有批判的学习和继承，而不能片面地认为 他们都是打上了剥削阶级的烙印的东西一概加以排斥。正是在这 种错误观点的影响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即使是在革命时期和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在各种政治运动、党内斗争和肃反斗争中就 常常不同程度地犯了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造成了若干冤假 错案。在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的社会 主义社会，还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 一切”,那就更是只能在党内和人民内部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 人为地制造社会动乱，造成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内乱，损害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

其次是毛泽东犯了在生产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左"倾空想的 错误。这种错误在1955年12月他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 潮>序》言中就开始表现出来。这种在生产建设上急于求成的思想 是他从他自己在农业合作化问题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斗争以后几 个月内就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的奇迹直接推导出来的(我们对于农业合作化应当从总体上作肯定的评价，但用反右倾的方法来实现农业合作化带有很大的强制性，这种方法是很大的错误)。他因此就认为他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的，只要"反右倾”,我国在生产建设上也同样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于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敢想象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也是如此"。这就是说，只要反右倾，就能创造出农业、工业增产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的奇迹。

正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见第一篇第三章),1957年11月赫 鲁晓夫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期间提出在15年内赶超美国 和进入共产主义的冒进的赶超战略，也直接影响了毛泽东。他也 提出了在15年内赶超英国的冒进计划(其实他讲的是在主要工业 产品的产量方面，而不是在按人口计算的产量方面赶超英国)。 他认为自己有一个神奇的法宝，就是反右倾。我们既然用反右倾 的方法创造了迅速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奇迹，那末，用反右倾、批 评反冒进的方法，也将同样能在比15年短得多的时间内赶超英 国，甚至能创造出比苏联还要快的速度进入共产主义的奇迹。结果闹出了一场所谓“大跃进”的放空炮的大笑话。

再次是毛泽东犯了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急于向所谓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甚至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左”倾空想的错误。这个错误是同他在生产建设上急于求成的错误紧紧联系在一 起，也是同他的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反右倾、鸣放辩论的方法紧 紧联系在一起，并且是用这种方法来推行的。于是他又发动了一 场以在不远的将来进入共产主义为目的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样， 毛泽东和跟着他走的我们这些千千万万的干部、共产党员和人民 群众，在“大跃进”的同时又闹出了一场梦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笑话。当时不仅毛泽东一个人头脑发热了，我们千千万万的人也跟着他头脑发热了。当然，仅仅是笑话还不要紧，严峻 的事实是， 一个“大跃进”,一个“人民公社化”,一个升华到 路线高度的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以高速度为灵魂的社会主义建 设总路线，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遭到了一场深重的不堪回首的大灾难。

造成指导思想从正确向"左"倾错误逆转的第二个原因，是 毛泽东在全国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这两个巨大胜利面前 滋长了骄傲情绪，他开始迷信自己、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也脱 离党中央集体了，他欣赏、鼓励和接受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 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 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 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 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 长。"他又说： “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 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 …… 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 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造成指导思想从正确到"左"倾错误的逆转的第三个原因， 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权力过分集中在个人手里的严重缺陷，这 是比第一、第二两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邓小平说："我们过去 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 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 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 反面。即使象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 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我们都知道，我国的个人高度集权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是从共产国际苏联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学来的。斯大林的个人 高度集权的领导制度，同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影响分不开。另一 方面，正如邓小平所说，领导制度上权力过分集中的这种现象， 也“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我国历史上的封 建专制主义曾经存在了两千多年，它的社会基础就是在旧中国 “占优势”地位的“小生产的家长制”(毛泽东语)。因此，中 国固有的深厚的不民主传统同外来的不民主的领导体制的强烈影 响互相结合，就使得个人高度集权的制度在我国成了一种根深 蒂固的东西。直到1980年邓小平还指出过：党领导变为个人领导的这个问题，“在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事实是，邓小平说： “斯大林严重破 坏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些西方 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 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毛泽东为什么说在英、法、美等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象斯大 林严重破坏法制这样的事件呢?这是因为这些西方国家建立了保 证为发展商品经济和社会化的生产力所必需的长期社会政治安定 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和平等关系的民主制度和法制统治(即人 人必须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缘故。在这种制度下，国 家领导人的权力不是无限的，而是受到宪法和法律的制约，受到立法机关(国会)和司法机关的制约，受到社会舆论的制约的。他不能滥用权力而严重破坏法制。他如果这样做，就会被赶下台。在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却是实行不民主也不科学 的共产党领袖个人高度集权的制度和领导者个人说了算、可以任 意朝令夕改的人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当着共产党领袖滥用他 手中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权力时，社会主义民主就变成了一句空 话，国家权力机关就变了橡皮图章，党章、党纪和国家的宪法、 法律就变成了一堆废纸。斯大林发动大规模屠杀无辜的党政军干 部和群众的大肃反，毛泽东发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文化 大革命”,不就是这种个人高度集权、可以任意践踏党章、党纪和国家的宪法、法律的体制的产物吗?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邓小平就是从这 种惨痛的历史教训中，作出了必须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制 度，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以便“从制度上保 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的结论的。

“前10年”的历史中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怎样看1960 年底起5年多的调整国民经济时期的指导思想呢?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

一种说法是强调这期间党在实际工作中的指导方针是正确 的。这固然有相当的道理，但并不全面。这个时期党在实际工 作、特别是在经济工作中执行的是中央一线领导人提出并得到毛 泽东同意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且执行 这种方针的结果，取得了迅速地恢复被“大跃进”、人民公社破坏 了的国民经济，而且经济还有所发展(石油的生产达到了自给， 1964年爆炸原子弹成功，等等)的重大成就。调整经济的方针确 实是正确的，在国民经济崩溃的严酷现实面前，毛泽东也同意了这个方针。但是他只同意在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即坚持“左"倾指导思想的前提下，进行经济调整和 政治关系的调整，而不许越雷池半步。 一旦中央一线领导人越出 他规定的界线，他很快就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警告 说中国有可能出修正主义。1967年2月毛泽东在和巴卢库的谈话 中，说明了他在1962年1月30日讲话的这个中心思想。他说： "多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 1962年1月， 我们召开了7000人的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 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 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就会变成法 西斯专政的 ……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了。”在同年9 月八届 十中全会上，他又攻击中央一线领导人在刮“黑暗风”(指 把经济形势看得很严峻)、“单干风”(指实行农业家庭承包 责任制)和“翻案风”(指中央把在“反右倾”中被错整了的 案子一风吹掉——这些估计和做法本来都是正确的，农业家庭承 包制还触动了僵化的旧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且在政治上思想上 发展了和强制推行他的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理论和政 策，提出所谓天天讲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以后又提出“以 阶级斗争为纲”; “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等口号，秘密地积极准备针对中央一线领导人的“文化大革 命”。从这些事实看来，从当时只有毛泽东才能代表党中央的实 际情况看来，我们很难说明那时党的指导思想已经从“左”倾错误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

这种情形，正如邓小平在1987年11月11日和朝鲜总理李根模谈话中所指出的那样：虽然1962年纠正了"大跃进"的错误，“但思想没有解决问题，结果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在1988年6月22日和门格斯图谈话时，邓小平又说： “从1957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左’的错误持续了20年。这20年中，我国处于停滞状态，主要表现在生产力不发展，人民生活没有改善。”他说20年是取整数来说的，实际上从1957年下半年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共有21年半。

我认为，邓小平的上达说法 “对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以上是我个人对 “前10年”这段历史中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遳写出来以就教于各位读者和海内外的各位专家学者。

1989年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