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的年轻人

读到梁任公推崇明治时代的武士道精神、大乘佛教观音“佛当下地狱”的救世意识、陆王心学“存养省察克己”的致良知使命时，情绪激荡最为强烈，有谁不会对这样一位热情饱满、有进取精神、永远对明天怀有希望的年轻人产生共情呢？不会被他设想的新民展现出的魅力所吸引呢？依然一如既往地喜欢这种既具学理性质又蕴含强大的情感能量的著作。再加上读到梁任公在改良与革命之间的徘徊逡巡、在民主立宪与开明专制之间的模棱两可、黄克强与李去病之间荒诞不经的讨论，更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可爱的、踌躇的人，而不是一种冰冷、严苛的思想体系。他的模糊和摇摆恰恰更加彰显了一位优秀思想家应有的谨慎和对现实的敬畏，梁启超最讨厌的道家思想反而有段描写能相当传神地刻画他的状态，“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私以为，许多对现实有敏锐认识、怀有自由心灵的思想家都或多或少有类似的特点，如胡适、马克斯·韦伯、以赛亚·伯林等等，当焦虑的人们想要一个可以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答案时，这些思想家常常让人失望，表示出“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的疑惑，甚至会发表与自己一贯思路看起来相悖的观点，令人大跌眼镜，这种不确信甚至会让他们夹在两极之间，成为众矢之的，往往最后成为孤独者。

但能成为众矢之的，至少已经说明人们不得不重视这些思想者，说明他们已经爆发巨大能量，而伟大的思想家的影响更是持久而深远，梁启超显然位居其中。现在中国多少不言自明的共识不出自梁启超呢？对于我们来说这些观念习以为常、乏善可陈甚至对其多有诟病，但这都出自于梁启超这位盗火者的壮举——他奠定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基础。

本书清晰地梳理了梁启超之前清代汉宋之争、今古文之争、经世思想复兴的历史，在经世关怀和时代危机驱使下，梁启超抛弃了儒家天下大同的大一统观念、中国中心的想象，将帝国主义、种族竞逐的新型世界观引进中国，这点上他甚至抛弃了他的老师康有为和好友谭嗣同的终极理想，反而更像严复。也同样像另一本名作《寻求富强》里讨论的内容，梁启超将物竞天择的社会达尔文观念替代了儒家贵和思想，并且与严复一样，出于保种的强烈动机而抛弃社会达尔文主义中的宿命决定论倾向，强调自强的后天努力。顺理成章地，他继续步严复后尘，极力把儒教中国从静止循环的轨道上拉出来，推向力本论的、无限进步的线性历史轨道，相应地，他们呼唤好动、进取的新型国民人格。

梁启超呼唤的新民让人很难不想到马克斯·韦伯描述的加尔文教徒式的卡利斯马人物，或者马克思看重的鲁滨逊形象，这反映出他对西方强大原因的准确认识。甚至清国的处境与第二帝国时代的德国也有些许相似，两国人都在政治上高度不成熟，于是韦伯和梁启超不约而同地给出相似的药方——放弃民主和共和理想，顺应帝国主义群雄逐鹿的时代，呼唤强大的国民人格和卡利斯马领袖（当然，韦伯的政治观念还是很复杂的）。

这个对比应该并不是凭空想象，尤其是梁启超在访问美国、考察华人社会后，他更加强化了这种态度，即政治不成熟、受宗族秩序束缚太深的中国人没有自治能力，必须通过开明专制君主领导，以及建立新的超越于宗族之上的国家认同，发挥集体能力。于是他1903年之后坚定不移地支持改良主义、诉诸德国的国家理性、热情地讴歌腓特烈大帝、甚至最后拥护独裁便是不足为奇的了。

我们这些后人“站得更高”，当然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地指摘梁启超最后奇怪的政治态度。然而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在见证清政府屡战屡败、国家一盘散沙后，很难不被西方新兴民族国家展现出的强大集体能力所吸引，所以梁启超最看重的就是“合群”，在政治上重视集体参与、上下贯通，在经济上注重所有人参与生产劳动、竞争逐利。但对在列强残酷厮杀中求生的意愿太过强烈，必然会导致轻视个人权利自由以至于放弃民主路线、使“内竞”服从于“外竞”进而采取国家社会主义的结局。所谓“中国自由主义先天不足”、“救亡压倒启蒙”其实最终都要归于梁启超那一代。信奉集体主义的那一代人自然而然地没能注意到希腊式古典民主与英国近代民主的区别，不会认为在社会化自我与个人性自我之间存在永恒的张力，更不会意识到这种张力具有有益的推力，而忽视个人的主体地位必然要为发展付出代价。

不知道如果韦伯和梁启超能看到后来“卡利斯马”和“开明专制”的历史结局会作何感想，但后世的法西斯主义显然不能归罪于这些思想先锋。复杂的思想转化为革命行动，一定会为了争取最大支持而一再简化，最终变成劣质口号。梁启超心心念念的“国家”从来不等同于现实政府，而是真正的集体利益，但后世的专断领袖都无一例外地走向了“朕即国家”的野蛮专制，这是对真正的国家主义者的羞辱，当然也悲剧地揭示出开明专制论的致命缺陷。

作为过渡时代的思想者，眼光锐利的梁启超既革新又继承。他的开创性在于，如马基雅维利一般让中国告别德性政治，让中国从以道德为纲的古老国度过渡到追求利益的现代国家；继承性在于，他对传统文化有着超出感情认同之外的明辨力，能够发掘出儒墨法释的现代价值。然而这将再次体现历史是怎样无情地将人戏耍，后世的政治家一再地企图重建儒家秩序、将自己树立为道德权威，所谓传统文化不过是掩盖极端民族主义和大政府主张的劣质面纱罢了。

一想到宏大的历史，总是会感到悲怆难以抑止，所以还是回到这个可爱的青年变革者个人的命运中吧。想象一个从古老秩序中走出游历四方的年轻人，他刚刚从血腥的政斗中领教世界的残酷，他带着对友人的缅怀迈向新的冒险，他见到了一个大开眼界的大千世界——明治时代的日本、罗斯福的美国、芜杂的华人社会，驰骋四方却没有被乱象迷惑，而是以热情又冷静的笔触记下世界的真相，探索中国的出路。他是热情又睿智的旅行者，这又与那个在他之前几十年游历美国的托克维尔十分相似。现代中国到底是怎样？梁启超给出了最冷静的回答，但不能给这个持久的问题画上句号。每一代中国人依然要孜孜以求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依然要继承梁启超永远不死的热情，接续他未完的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