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史的雏形

二十年前的作品，史观依然新颖，核心议题在于讨论在近代民族国家观念以及“国土”“国籍”等概念尚未形成前的东亚交流，具体包括：一方面，讨论国家疆域的外围地区在不同文化圈内的融合、拉扯和形变的过程；另一方面，讨论东亚各国在国际事件爆发时的不同反应，在融合了政治学、国际交流学、国际法学等学科的精神，突破了传统史学关注一国一地一域的局限，算是彻底打破了壁垒。而且更宫崎市定所谓的《亚洲史概说》研究完全是两种路数，宫的作品似乎还是仅关注细部，就方法或视角进行嫁接或对比，村井章介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式的铁板一块的研究。

第一章“自尊与憧憬”介绍日本由中心至外围“净—秽同心圆”思想观（从现在的视角看几乎是常识性的观点），重点在于日本的神国思想古老而稳固，在与后续引入的儒学（教）文化中的斗争中也不落下风，自此净秽观与中华的华夷观存在某些相似特征，但二者存在本质不同，前者是岛国孤立的倨傲思维，后者是陆权国对族群的筛择思维。

第二章“陶瓷器、钱币与平氏政权”内容也多为粗浅，也多是宋朝钱币外流、博多建港等归入常识之流，作者试图表达的是尽管日本官方层面受孤立政策的保守思维影响而有意限制交易的进行，然则民间贸易不衰反盛，形成宁波-博多对口交易模式以及驻日商、宋人町等长期驻守的地带，系中世时期的原始民族融合。

第三章“镰仓幕府与武人证权”，从这一章开始有点意思，主要讲述高丽与日本同期高度相似的底层革命，形成武家夺权的局面，其思想与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思想同流，甚至是直接源于此，而区别在于高丽武人政权完全儒化，而自立为国之首长，日本的幕府则始终未否认过天皇的权威，以各尽其职的方式维持国家的运行。

第四章“亚洲的蒙古袭来”，主要目的在于纠正过去蒙古与高丽“同流”的观点，赋予高丽以“顽强抵抗”“被挟持”“被侵略”的形象，其中高丽三别抄向日本求援、安南与占城的合作可以说是早期“抗蒙同盟”的雏形，但因日本拒绝而无下文，可见，面对同样的外来危机，东亚诸国已有初步的军事和外交联络，反抗的任务之重甚至可以突破文化的差异。

第五章“日本国王的诞生”提了两个创新点，一是册封怀良的目的，一般观点认为是中日长期断交后突然复联，彼此之间不熟悉而产生的误封，作者认为是明朝刻意要求册封以满足要求打击倭寇的要求。此处我不认可作者的观点，我认为这是一种“任务式册封”，一方面，怀良控制以九州为代表的日本西面地域，彼时又无其他着陆点，明朝若想继续遣使来访，必须打通怀良这一关；另一方面，明朝的目的在于恢复朝贡关系，如此册封仅为态度的一个呈现，经册封后均有所赏，则可形成万国来朝的吸引力，因此也无所谓是不是“误封”。第二个是足利义满形象问题，足利义满究竟是图经济利益而舍弃国威之人，还是意在摆脱传统孤立主义，引入宗主国以颠覆旧天皇体制的野心家，还有待其他资料予以考证。

第六章“中世的倭人们”的结论相对简单，主要讲述的是倭人集团系各国各族人民形成的复杂集团，同时为打击倭人集团，东亚各国无论是怀柔方式，还是武力镇压，都促进了国际交流，同时深深影响了中间边缘地带的站位选择。

最后，榎本涉对作者的几点质疑也很有意思：“既然这种幸福的国际环境无须辛劳即可确保，维持下去的最有效策略就是坚持不加入国际社会的现状，倒不如说多余的外交活动会增加卷入国际纷争的危险。譬如第四章提到，三别抄提议与日本联合。对当时的日本而言，政治和战略层面来说，最好的应对选项是什么？朝廷是否能够正确理解三别抄送来的牒状背后的国际形势，这一点值得怀疑，但朝廷能理解请求日本共同对付蒙古，或在少认为有受到求援的可能性。三别抄已经陷入继江华岛后珍岛也要被占领的劣势，当时的日本即便无从知晓此事也很容易想象，接受三别抄的请求等于对蒙古采取决定性的敌对行动。可以说，当时的日本统治阶层具有不做此类最坏决断的国际视野。而且三别抄本身拥戴王族，否定开城府的元宗朝廷，其军事行动既带有反抗蒙古的特征，也带有高丽正统之争的内乱性质。若日本此次介入，不只是与蒙古，无疑还会与对日远征态度消极的高丽为敌。或许从现代韩国人的视点来看，与打着百济复兴的旗号出兵同新罗、唐交战的白村江之战一样，这会被批判为日本的侵略主义。换言之，积极外交本身应当受到积极评价吗?或者反过来说，消极外交就是外交无能的体现吗?这些问题尚有考虑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