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将以一种不常见的方式讲述一段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并以此挑战我们对历史以及由此而生的未来的认知。它描述了1830年至1910年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以及和它联系得越来越紧密的世界的历史。在此期间，人们的生活、工作、自我认知、维持生计和争夺权力的方式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诞生于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塑造了并持续影响着我们生活的世界。 为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说这段时期对美国的发展至关重要，笔者试列举美国在此期间发生的一些变化：人口增长了十倍以上；地理边界从密西西比河向西拓展到了太平洋沿岸，随后更是延伸至太平洋；南北战争爆发；存在将近三个世纪之久的非裔美国人奴隶制被废除；曾主宰北美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原住民饱受压迫，活动范围被限制在保留地内；经济、社会全面实现工业化；大批欧洲和亚洲移民渡海而来；反对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民众运动此起彼伏；发动了征服墨西哥、古巴、菲律宾的战争；国家的权力和影响力扩展到西半球和太平洋的大部分地区。美国在这几十年里，从一个以农业为主、中央政府相对软弱、各州和“边缘”地区相对独立的国家，发展成一个社会彻底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国家，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所谓的“漫长的19世纪”的结束，到了1910年，美国已跻身全球强权国家之列。 那么，这些巨大的变化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又当如何解读它们的意义呢？尝试回答这个问题的历史文献浩如烟海，单是与内战相关的史料就可以装满一个相当大的图书馆。而且不难想象，几乎每个重要问题都伴随着巨大的争议和分歧。美国治理模式的特点是什么？美国政治的轴心何在？奴隶制的影响范围有多大，它与美国的经济增长和政治发展有怎样的关系？围绕着奴隶问题不断加剧的冲突如何演化为内战，内战又在哪些方面改变了这个国家？政治暴力和征服对美国的发展有多重要？阶级、种族和性别关系是如何构建的，它们如何成为变革的动力？美国的工业化始于何时，又是如何快速发展的？我们应当如何看待19世纪后期的民粹激进主义及其与进步主义的关系？美国从何时开始被视为一个帝国，帝国又是如何构成的？ 本书不仅将讨论上述问题，而且将其联结成一个独特的叙事分析弧。为此，本书一方面将重新检讨许多约定俗成的假说，这些假说影响着人们对这一漫长时期的认识，同时也将从不同的视角解读这段历史。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本书中出现的许多知名人物和著名事件，都会得到恰当的评价。除此以外，本书还将谈及其他人物和事件，其中一些几乎不为人知，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另一个重要之处在于，本书选取的视角与大多数著作不同，除了以东北部为原点向外看——无论是向东跨过大西洋还是向西跨过北美大陆——还会从太平洋和外密西西比地区向东看，从墨西哥和加勒比海盆地（Caribbean Basin）向北看，时而还会从加拿大向南看。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视角将使读者对权力地理学、社会和文化冲突，以及政治载体产生非常不同的认识。 在这里，笔者首先对本书与以往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在解释上存在的部分差异做一说明，或许对读者会有所帮助。本书重点关注美国历史上国家与帝国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在这一点上，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将其理解为一个特定的顺序：美国最初是一个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参与海外征服和对外贸易，逐渐成为一个帝国。笔者的看法有异于这种成说，认为美国继承自英国的治理模式本身就是帝国的模式。换言之，从合众国诞生之日起，美国就是一个对美洲大陆和西半球具有重大帝国野心的联邦，许多目标是由奴隶主及其盟友推动的。经过19世纪60年代的大规模政治、军事斗争之后，美国才成为一个国家，一个与其他国家类似的民族国家。这个新美国重新塑造了自己的帝国特征，它们先是表现在南方和外密西西比西部，然后是走向海外。 与此相关的一系列争论涉及19世纪前期社会、政治冲突的性质。此前几乎所有论述都将美国划分为奴隶制合法地区与非法地区，划分为“南方”和“北方”，并将“地域主义”视为政治的主轴。本书虽然明确承认深南部（包括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南卡罗来纳）确实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奴隶制社会，上南部（南部偏北的地区）出现了程度稍轻的奴隶制社会；但同样主张，奴隶制在19世纪前60年是全国性的，而不是地方性的。吉姆·克劳种族主义最初出现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各州，那里的奴隶制当时正逐渐被正式废除。因此，所谓的“地域主义”与其说是一个政治事实，不如说是围绕着奴隶制的未来展开的一系列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建构。而且这一时期的主要斗争并不是北方和南方之间的斗争，而是东北部和密西西比河流域之间为争夺整个大陆乃至整个西半球的控制权而展开的斗争。奴隶主和反对奴隶制的扩张主义者（主要在民主党内）结成联盟，而该联盟的破裂最终导致了国家的分裂和战争。 密西西比河流域作为19世纪上半叶另一个发展区的重要意义，是本书的另一处重要见解。直到过去几十年，大多数美国史著作带有浓厚的“例外主义”色彩——不仅在于其如何看待美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还在于它们叙述许多故事时囿于国界。近年来，早期美国学会等，特别是那些研究奴隶制的学者，通过采用所谓的“大西洋框架”，挑战了这种分析上的孤立主义。这种新主张有充分的根据。毫无疑问，北美社会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洲、西非、中非，以及西半球其他地区的影响，所有这些都与大西洋有关，它们逐渐创造出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世界。到目前为止，这个框架不仅为早期的美国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如艾伦·泰勒的《美洲殖民地》所示——也影响了关于19世纪的研究，特别是对加勒比地区的研究。本书并没有对这一方向提出异议，而且在许多方面还能清楚地显示出它的影响。但笔者认为，大西洋框架大大低估了太平洋作为一个日益强大的力场的重要性。自18世纪末商人开始涉足太平洋和印度洋利润丰厚的贸易以来，各个政治派别的政策制定者都认为北美的太平洋海岸对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并将其视为通向未来的繁荣与伟大的门户。实际上，如果不承认太平洋关乎美国人的命运——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就无法理解19世纪许多重要事件的意义，从吞并得克萨斯、美墨战争到南北战争，再到开发外密西西比西部。 帝国、奴隶制、太平洋，以及东北部和密西西比河流域争夺大陆与西半球主导地位的斗争等问题，使读者得以从一个新颖、引人入胜的角度重新认识所谓的“内战与重建”。本书考察了1830年至1861年间，美国中央政府的权威遭遇的种种挑战，以及这些挑战如何重塑了政府自身的主权主张。其中，最重要的挑战无疑来自深南部和上南部的奴隶主，他们不仅希望保护以奴隶制为基础的既有秩序，还构想在西半球大部分地区建立一个奴隶制帝国的可能性。他们顽固地追求胜利，先是竞逐国家权力，尝试失败后又发动了一场叛乱，70多万人在平叛过程中丧生，国家也留下了久久难以愈合的伤痕。在后文中，笔者将像当时许多联邦的支持者那样，把这段血腥的过程称为“叛乱战争”（War of the Rebellion），而不是“内战”（Civil War），并将南方的“美利坚诸州同盟” 视为非法政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相较于“同盟”或“邦联”，笔者更倾向于称其为“叛乱州”）。 不过，叛乱战争其实只是众多对抗中规模的一次，这些对抗或是为了挑战联邦政府的主权权威，或是为了宣示自身的主权主张。这些对抗包括：美洲原住民为反对殖民者对其土地的掠夺而展开的斗争，特别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第二次塞米诺尔战争（这场战争是越南战争之前美国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19世纪30年代前期，南卡罗来纳反动奴隶主支持“拒绝承认或执行联邦法令”运动；19世纪50年代，摩门教徒努力限制犹他的联邦权力并自行设立“德撒律州”；19世纪四五十年代，由私人资助、发起的针对古巴、墨西哥和中美洲的“非法对外征伐”，该行动显然违反了1794年《中立法》；1861年冬至次年春，林肯政府采取行动应对南部同盟叛乱时，加利福尼亚、美国中西部和纽约市分离主义骚乱的蔓延。除了上面列举的这些，这期间还发生了其他对抗，包括美国原住民在高地的抗争、“铜斑蛇”运动（“铜斑蛇”指不忠于林肯政府的北方白人）、暴力反对征招非裔美国人参加联邦军队的运动，以及对联邦权力扩张的抵制。事实上，我们或许可以将发生在19世纪前70年的叛乱统称为“复数的叛乱战争”（Wars of the Rebellion）。 “复数的叛乱战争”这个概念从几个方面挑战了我们对所谓的“重建”的理解。关于这段复杂时期的文献资料（大多数的起始时间是1863年或从1865年至1877年这段时间），非常成熟且很有深度。它们主要关注脱离联邦的南方诸州，涉及的问题包括政治上如何重新统一，以及如何从奴隶制向自由过渡。这当然是有道理的。叛乱大多发生在这些地区，原因在于奴隶制被废除后，奴隶主未能得到赔偿。土地、劳动力和财产权等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决。联邦政府继而开始干涉外密西西比西部以外的地区。在美国西部和南方，联邦官员——大多与共和党结盟——制定了形形色色的关于劳工、信仰、家庭生活、纪律、性行为、财产权和土地使用的规定，目的是使这些地区及其居民完全融入作为新生的民族国家的美国。不服从这些规定的人，尤其是原住民，将受各种处罚，从和监禁到剥夺公民权和放逐。这可以说是由强烈的帝国意识驱动的建国事业。 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因此受到影响。如今的历史学家似乎已经达成一个基本共识：资本主义扩张是欧洲人向北美大陆，尤其是在从切萨皮克延伸到密西西比河下游的一个辽阔的新月地带移民的核心动力。在那里，奴隶种植园为国际市场生产主要农作物，并在19世纪以后推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至少在18世纪初，一个以商业和强迫劳动剥削为主的大西洋世界业已成形；到了19世纪初，它的影响力更大。不过，本书将描述一个时间跨度更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体系”逐渐在美国生根发芽。 一方面，本书将指出，19世纪上半叶，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社会、政治、文化方面遇到了极强的阻力，包括以自给自足和地方贸易为主的家庭经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悖并使商品和服务市场受到限制的奴隶劳动，以及大众对纸币和银行的敌意。笔者认为，该时期发生的主要变化是市场强化，即人们更广泛地参与市场，而不是生产、交换和社会组织形式的改变。虽然州政府等地方政府在促进商业扩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给运输公司和银行发放许可证——但资本主义的劳动和财产关系只是逐步站稳脚跟，部分原因在于联邦政府是否应插手这些领域这件事本身就争议重重。 另一方面，北美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有原住民群体——部分群体在经济上充满活力，政治上富有攻击性——这些社区的劳动分工、性别关系、社会等级制度、财产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形式，与资本主义格格不入，更不用说关于时间、空间和精神的观念。虽然美洲原住民和欧洲人之间存在着可以相互通商的“中间地带”，但这仅仅显示了原住民经济模式的灵活性，而无法证明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接受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19世纪的美国几乎连年爆发激烈冲突，其实质是为了决定哪种社会组织形式将占据上风。直到战争爆发，当一种新型中央政府站稳脚跟以后，天平才彻底倾斜。 事实上，战争不仅巩固了民族国家，还使新的金融家和实业家阶层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他们在共和党盟友的帮助下，推动了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中的发展。他们尤其看重外密西西比西部的开发。在军队、法院、国会，常常还有地方政府的帮助下，他们建立起一个庞大的铁路网，消灭阻碍他们的原住民部落，大力发展采矿业，并试图将不断增加的劳动力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们很快将目光转向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为随后在太平洋地区的冒险奠定了基础。在许多方面，战后的西部和南方曾一度几乎等同于东北部的“殖民地”，并成为重新组织起来的帝国的试验场。比如，它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从属地位，这里的人遭受的无情剥削以及不得不与各有色人种接触，无论是原住民、西班牙裔，还是非裔。 不过，资本主义在获得巨大发展动力的同时，在19世纪下半叶也引发了激烈的抗议。一些最坚定、持续时间最长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在南方和西部拥有深厚的基础，从“劳工骑士团”到平民党运动，从亨利·乔治和爱德华·贝拉米的追随者到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主义者，这些“边缘”地带因为民众运动和政治实验而动荡不已。这些运动主要围绕着“反垄断”意识展开，不过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由欧洲革命流亡者传入的共和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运动参与者在工作场所和政府中争取权力，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关系和价值观以及似乎在背后支撑着它们的政治，希望动用包括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内的政府力量平衡双方的权力关系，使其更有利于“生产者”，而不是“富人”。在一些地方，他们设计了建设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有效替代方案。这些方案与资本主义扩张共同将美国与大西洋世界和太平洋世界联系在一起。 这些社会和政治斗争发生在国际经济陷入长期萧条之时——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持续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并与之密切相关。这些冲突有时非常激烈——在当时的工业国家中，美国的劳工运动最为暴力——政府常常需要动用军事或准军事力量加以，这使人们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危机感。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常常被提及——当时工人们控制了法国首都，寻求实现他们理想中的社会正义，但最终遭到政府当局的残酷——有人认为它象征着美国劳工运动的潜力，也有人用它来提醒人们应当警惕劳工运动。其结果是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前20年的“重建”时期——这是笔者的说法，习惯上它被称为进步主义时代——社会、劳工、政治和企业等领域的改革者努力重新构建国家权威、工业所有者和投资者的产权关系、工作的组织方式、大众的政治参与、社会责任的性质以及帝国武力的影响范围。重建是在反资本主义运动失败后进行的，因此也反映了这些运动的影响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 本书试图在全球背景下再现1830年至1910年间美国的转型。本书涉及的地理范围涵盖大西洋、加勒比地区、中南美洲大部分地区，以及逐步发展的太平洋地区。影响力、权力和意义的边界不断被跨越。我们无法孤立地思考这一时期——或者说任何其他时期——在美国发生的任何一起事件，而国际舞台同样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发生在美国的事件所带来的影响。 但是，本书同样意在揭示国家和帝国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国家有明确边界，这些边界划定了主权和财产的范围。与之相反，帝国虽然可以扩张和收缩，却没有真正的边界，而往往与载体、权利声索和联盟相关。因此，本书将从19世纪30年代墨西哥北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的冲突，也就是当时所说的“得克萨斯革命”讲起，当时的美国已经具有帝国野心；最终将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结束，并将再次回到墨西哥北部和中部地区，因为20世纪的一场大革命既定义了民族国家美国的帝国扩张的界限，也预示了美国在下一个世纪将面临的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