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纪事本末》(中)战和之间

1068-1075 熙河之役 熙河之役是指宋神宗、哲宗、徽宗年间，在西北地区收复熙州、河州、鄯州、岷州、湟州等地的军事行动，主要是从西羌、吐蕃手中夺回这些本属于汉族的土地。 神宗时期，王安石力主王韶，收回了熙、河、岷州。哲宗时期，种谊收复洮州，章惇力主王赡，收复鄯州、湟州。徽宗期间，蔡京力主王厚，收复了之前放弃的湟州、鄯州和廓州。 史臣议论说“王安石主王韶，章惇主王赡，蔡京主王厚”这些人让边境不安宁，后来金兵南下恢复这些地方的旧势力，事情白干了。 这意思就是王安石、章惇、蔡京这些“坏人”的这些“好事”也是“坏事”，令人气愤。此三人属于改革派，励精图治、进取边疆，进取之时怎么可能安宁，怎么可能没有连带影响呢？用连带影响来指责有作为的人，酸腐。究其根本，改革和进取不符合写历史的这些保守派的政见，所以史官横加指责。不管王安石、章惇、蔡京等人品如何，他们至少知道进取。王安石有着担当，章惇是个有胆略的人，蔡京至少字写得好，也能做点大事，后来的靖康之变，责任其实根本在皇帝徽宗，历史评论将改革派边境拓展的努力一棍子打倒，实在不负责任。后面更甚至，说金人南下复辟旧势力就认为这些事白干了，这么说的话宋初当年苦心收复北汉、力图恢复燕云十六州的也是傻事？反正最后都丢了，一开始何必一起去收复呢？实在令人可发一笑。 1086-1093 元祐更化 元丰八年，神宗崩。 司马相公光在西京留守十五年，在“被边缘化时期”完成了他一生最大的功绩《资治通鉴》。此时，他被召回京，实因其呼声很高，人人称其为“司马相公”。不出意外，作为保守派的太皇太后高太后临朝听政，随即宣相公入相。 从元丰八年三月到元祐元年九月，一共18个月，司马光憋住一口气，先后废了保甲法(地方民兵组织法令)、市易法(国家商业贷款法令)、保马法(提倡民间养马法令)、免役法(以钱代替劳役法令)、青苗法(国家农业贷款法令)，这就是“元祐更化”。 看来，司马光是憋足劲要把王安石所有的努力化为白费，“一抔之土未干”，宋神宗估计要气活过来。须知，神宗在熙宁时开始变法，王安石变法有效果，最终是国用“开始丰饶”，所以才将年号改为“元丰”。 这好嘛，刚死不到一年，司马光就全部改了回来。就“免役法”而言，就是让人交钱给国家，代替去劳役，国家再用这些钱雇佣人进行劳役。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将国家劳役商业化，本可以节省农民的农忙，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司马光上台，不管三七二十一，这个也要改，苏轼认为不妥，与其有分歧，主旨思想我总结下来就是“既改之，则安之”，先用用看。 “蘇軾言於(司马)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吏胥緣以烏蟲。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篇一，至秦始分篇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僑長征卒。自是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使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为然。 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怂然。” 元祐更化不仅改回变法，而且打击政敌。贬谪吕惠卿、章惇等人，司马光的激进与王安石同出一辙。如果说王安石是“拧相公”，司马光更是“拧相公”。王安石不对，司马光也一样。王安石激进，一已甚，岂可再？这么激进的“拧”，后果严重： 一方面，在“三年不改父之志”的孝道上说不过去，神宗的变法多少有效果，说改就改，哲宗虽年少，将来会有意见。另一方面，为哲宗亲政后的重新恢复变法埋下了祸端，因为改父之道的决定是太皇太后和司马光替宋哲宗做的，这是擅权，等待小皇帝长到“儿大不由人”的时候，就会出问题。 果不出其然，后来哲宗亲政，任用变法派打击保守派，改年号绍圣。“绍圣”就是“继承神宗遗志”继续变法。这样一来，国家制度与党争一起翻滚、起伏，一直到北宋末年。北宋上层官员不团结，下层民众无措手足，民不聊生，国力虚耗，为后来“靖康之耻”埋下伏笔。要说王安石是北宋灭亡的罪人，司马光也半斤八两。 1093-1110 哲宗绍述 有元祐更化，就意味着有哲宗绍述。 元祐更化的特点是废除熙宁变法，恢复旧法，贬谪改革派，任用保守派。 哲宗绍述的特点是废除元祐更化，恢复新法，贬谪保守派，任用改革派。 报复是总一来一往，彼此的招式虽然反向，却是完全对称的。这让人想起牛顿第三定律“力的作用是相互，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也就是说：出来混的，总是要还的。 元祐更化的决定出自宣仁太后的意志，并非小皇帝宋哲宗的意思，小皇帝懵懂无知。等到儿大不由爷，有叛逆倾向，“每与之反”。 宣仁太后是宋神宗母亲，是长辈，理所当然地代替了小皇帝的意思。而小皇帝长大，有了自己的主张，就会怀疑祖母的这些大动作是不是错误的，当初越俎代庖、大刀阔斧的废除新法，这是不是侮辱了父亲神宗的英明？父亲神宗就这么混蛋痴迷于新法而浑然不知吗？还是你这各位老祖母擅权胡来？ 绍述，加“绍圣”年号，意思都是“继承先人的遗志”，也就是宋哲宗要继承其父宋神宗变法的遗志。变法派复辟的机会随着哲宗皇帝要绍述的意志到来了。 司马光废除新法太急，对熙宁变法党派不断打击，收回来的效果同样：章惇也急着恢复新法，对元祐更化派全面打击。 接着范祖禹、范纯仁、苏辙被贬，苏轼被贬更远的海南岛，还出版“宣传册”，历数元祐党人的罪恶行径…一时间北宋官场阴云密布，人人自危。 一个巴掌拍不响，拍响了，对方疼，自己手掌更疼。所以出手的时候要考虑是狠拍，还是去握手言和？中国人讲究和，和为贵，和是妥协之后的团结，这是良性政治的希望。不团结，搞派别，北宋朝是没希望的。可惜，虽有司马光、苏轼、范纯仁、程颐等等名士，却没能阻止北宋走向无尽的党争，反而各自激发对方的“斗志”，最终使之走向覆灭，令人遗憾。 ———— 中间引用曾布一段言语，颇令人敬佩。司马光要废新法，叫曾布去改“免役法”。免役法允许百姓交钱免去劳役，比如水利工程等，国家收到钱后可以去雇佣专门的工人来完成劳役。曾布说免役法基本都出自自己的手，现在让他来改，这不行。意思如果改了，岂非他是个善变的小人了，因此“义不可为”！ “初，司馬光論(曾)布增損(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己手，遂自改易，義不可为。」遂以戶部尚書出知太原府。至是，徙江寧，過京，留拜承旨。” 这么看，虽然列在《奸臣传》，曾布还是很有骨气的。曾布最后死在镇江，其墓在句容空青山北麓，前些时间有幸去看过，神道石马横卧，瓦砾残砖散落。大家都知道王安石变法，很少人知道具体如何曲折反复，当捧书闲读，神游山林，历史沧桑充满脑海，不禁一声长叹！ 1115-1125 金灭辽 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国，号金。1122年攻入燕京，1125俘获天祚帝，灭辽。 辽朝：…自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關志，遇敵輕潰。阿骨打進襲遼蕭敵里於 鄰溧東，殺獲甚衆。遼人嘗言「女與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 金国：…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金。“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于是国号大金，改元收国。 西辽：…至尋思干，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忽兒珊，來拒戰。大石分所部為三軍，進擊，大敗之，僵屍數十里。駐兵尋思干凡九十日，同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行，至起兒漫。辜臣共册立大石僑帝，改元延慶，號日天祐皇帝，妻瀟氏为昭德皇后。是烏西遼。 1111-1125 收复燕云 北宋徽宗还是有理想的，力图恢复燕云十六州。不能因为其过于理想，任用蔡京、童贯和王黼，而否定其恢复祖国河山的正确性。 燕云十六州是中国北方门户，地位自古至今重要，从春秋战国的燕国，到汉唐的都护府，到现在的京津冀核心区，燕云至关重要。尤其面对北方蛮族的威胁，收回门户是五代末期、宋明以来的夙愿。宋徽宗想收回燕云十六州没有错。 “燕云十六州”见于《宋史·地理志》，位于今天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北部的十六个州，包括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等。 宋徽宗收纳辽国人士赵良嗣，用以谋臣，任用打败西羌、平定方腊的童贯，在蔡京、蔡攸、王黼等宰相的推动下，自公元1111年至1125年，逐渐推进。 1111年，童贯出使辽国，侦查敌情，收叛敌赵良嗣。1118年，马政出使金国，建立外交关系。1120年，赵良嗣出使金国，联合其夹击辽国取燕云之地，立下“海上之盟”： “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金主許之，遂議歲幣。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約金兵自平 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 1122年，蔡攸、种师道进军燕京，被北辽耶律淳大将耶侓大石、萧幹败于白沟。辽将郭药师以涿、易来降。 1123年，王安中、郭药师交接蓟、景、檀、順、涿、易六州。接着发生杀平州守将张瑴事件，降将寒心。1125年，封童贯为广阳郡王。 想来强国可以“远交近攻”，弱国则是“唇亡齿寒”，外交形势的自我判断很重要。宋朝出使金国，只关心收复燕云之事，而忽略了金国是虎狼之师的事实。自己毕竟是弱国，辽亡则唇亡齿寒，而难得远交近攻的渔翁之利。 1120-1121 平方腊 诛六奸 方腊流毒东南，浙江睦州(今千岛湖)、歙州(今黄山)、婺州(今金华)、衢州、处州(今丽水)、秀州(今嘉兴)都被其拿下，每到一处“凡得官吏，必斷機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銷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手段好毒，不知事实如此，还是朝廷宣传用来黑化方腊的。 平方腊的还是童贯。 童贯在北宋末期战事的出镜率很高，熙河之役，收燕云，平方腊，都是童贯。 童贯此人，虽为阉官，却颇有韬略，西平熙河，南平方腊，北收燕云。如果要是因为他是个宦官，跟蔡京结党了，后来金兵南下，就埋没他的全部功劳，就是不合理、不客观。 但政治以结果为导向，金兵南下，之前的所有功劳都是“惹事生非”，熙河之役是好大喜功，收燕云是引狼入室，平定方腊没人提了。 所以说，“做的越多就错得越多”，自古如此。只有那些耍笔杆子写历史、不直面选择的人，才安稳，才能安稳地坐着道德高地上指责那些干活的，抓住一招之错，然后让你万劫不复。 金兵南下了，定罪六奸。其实，北宋的所有责任哪在臣下，应在宋徽宗一人。怪责臣下是逃避责任，这跟责怪红颜祸水染，让女人担历史责任的本质一样的。 个人认为金兵南下是历史必然，即使没有海上之盟打草惊蛇、引狼入室，金人虎狼之师如同后来的蒙元，是不可能停住步伐。假设金兵不南下，蔡京、童贯可能荣耀一生，而不是进《宋史·奸臣传》但历史是金兵南下了，总有人要背锅，不能说是徽宗责任，那么就只能落到“六贼”身上。最终，蔡京谪死潭州，王黼被诛杀，梁思成赐死，朱勔罢归，童贯也逃不了一死，连之前帮助得到燕云六州的赵良嗣也遭殃了。 曾经爬得多高，就能跌的得多重，这就是政治。 1126-1127 金人入寇 靖康之变 1126年，1月，金国完颜宗望围开封，2月，离去。11月，完颜宗翰、宗望再围开封。中间9个月，宋朝都没能抓住战略窗口，阻击金人南侵，教人扼腕叹息。陈邦瞻说第一次入侵，完颜宗翰在太原，与宗望“兵势未合”，看到宋朝勤王之师，所以宗望逃遁。到11月，金国拿下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完颜宗翰、宗望一起来了，就是宋朝的灭顶之灾。只怪新皇帝宋钦宗刚接手宋徽宗撂下的挑子，优柔寡断，摇摆于战和之间，吕中所言“乍和乍戰”，不坚持李纲和种师道的建议，最终国破家亡，为其奴役。 这里面还有个特点，就是北方金人喜欢在南方的冬天入侵，这与其习惯于寒冷天气有关。如果宋朝在夏季加强防手反击，将金人赶回燕山以北，打持久战，让金人自取其乱，可能北宋要延续更久。 史臣曰：初，斡離不之北還也，以粘沒喝在太原，其勢未合，恐勤王之師有以乘之。再致金師，太原、其定，咽喉已塞，而猶議三鐵棄守之利害。故金人嘗語宋更日：「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蓋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將、皆出於童、蔡、王、梁之門，無可以係天下之望，惟以割地請和禽言，未聞有能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圍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败。吁，可怪哉！ 呂中曰：自女真叛盟以來，朝廷乍和乍戰，人才乍賢乍否，何共洶洶多變之甚也！寇至之初，始謀遊秋，以李綱所言，而更喬城守之計。既以堅守，又以李邦彦一言，僑卑辭之請。師道吒至，又以師道一言，公不和之謀。師道方請堅守不戰以困房，未幾，以始不伸一言，分众擊之事。桃下仲既貶，又以李綱、种師道僑誤國。諸生伏調，又以李綱、种師道露可用而復之。及其後也，又以臺陳之言而逐之。李綱方議備邊，師道亦詩防秋，朝廷之議略定。會未再閱月，而吳敏、耿南仲、謝克家、孫觀又以三邊翁可制，和議復行矣。吳敏本主和議，未幾，復留房使，陰結遼人，又以倫女具藉口之資矣。二會已分道入寇，朝廷尚集議者，問以三鎮存棄之便不便。金人之至，則下清野之合。未幾，傳言寇猶未至，則又令清野更不施行。戰者不決於戰，和者不一於和，至於城已破，禍已至，而議猶不一，心猶不決，終始一歲之中，多變若此。大抵上下之心，稍急則恐懼而無謀，稍緩則遲遲而又變共謀，靖康之禍，蓋坐此也，慶歷、元豬專任君子而去小人，紹聖、崇寧以來專任小人而仇君子，靖康之際君子，小人難用焉。嗚呼，可不戒哉！ 1127 二帝北狩 金人以(徽钦)二帝及太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斡離不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驸馬、公主、妃姚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嫔、宗室及何桌、孫傅、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秦槍等由鄭州去，而歸馮潔、汪藻、康執權、元當可、沈晦、黃夏卿、鄧肅、郭仲荀等於張邦昌。 百官遙辞二帝於南薰門，衆痛哭，有仆絕者。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較、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關、三館書，天下府、州、縣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倡優，府庫畜積，为之一空。 金人以太上皇及帝以素服見阿骨打廟，遂見金主於乾元殿。金主封太上皇为昏德公，帝为重昏侯。未幾，徙之韓州。令下之後，盡空其城，命晉康郡王孝籌等九百餘人至韓州同處，給田十五頃，令種薛以自給。惟秦槍不與徒，依捷懶以居，捷懶亦厚待之。 再对比下《明史》，就知道宋朝与明朝哪个有骨气？哪个能死社稷？哪个为千古所不耻？哪个为历史所惋惜？ 《明史》：贼犯京师，京营兵溃。丙午，日晡，外城陷。是夕，皇后周氏崩。丁未，昧爽，内城陷。(崇祯)帝崩于万岁山，王承恩从死。御书衣襟曰：“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自大学士范景文而下死者数十人。丙辰，贼迁帝、后梓宫于昌平。昌平人启田贵妃墓以葬。明亡。 1127-1128 宗泽守汴 七十岁宗泽敢守开封，二十岁赵构不敢还京。 宗泽以古稀之年，坐守开封，平定都城乱局，招安河北贼匪几十万，帐下一时多少豪杰。黄河南北归省心，上章二十多次，请帝还京，力图北伐，老臣之心拳拳，可惜宋高宗无意北伐，宗泽郁郁而终逝世，一切付诸流水，河南重新归于散乱，金人第三次南下，将河北河南全部收入囊中，北宋自从一去不复返。 岳飞在宗泽幕下效力，继承其遗志，力主收复中原。宗泽是岳飞第一，岳飞是宗泽第二。很多人只知道岳飞，不知道宗泽，令人叹息。 1129 金兵渡江南侵 “高宗建炎三年…冬十月，金兀术分兵南寇，一自滁、和入江東，一自蕲、黃入江西。” 1129年，十月，秋冬之时。金人是北方少数民族，十月是其在南方“待得住”的季节，顺着寒流，金兀术渡江南下，进一步打击宋朝。 西线上几乎没有什么难度，刘光世置酒高会，大意失江州，了。长江中游的咽喉之地九江一丢，长江中游完全沦陷，金兀术也就可以在江东游击，在富庶江南肆意所为。 金兀术先后攻占滁州、和州，入建康，过常州、宜兴，攻入临安城杭州，线路类似现今宁杭高速。高宗逃遁海上，金兀术驻足明州，在宁波望洋兴叹天气渐热 ，金兵只能返回北方。金人北回，攻入平江府苏州，大肆烧杀抢掠，史记杀伤五十万人，城中财物为之一空。 十万金兵如同匪徒要回土匪窝，意图在镇江渡江而北，被韩世忠部署在江北的七千人拖在黄天荡，而不能北还。金兀术意欲从建康渡江，被岳飞在牛首山、将军山一带阻击。岳飞在龙江一战打击金兵，断了金兀术的从建康北渡的想法，金兀术再回黄天荡，通过引弓火箭射船帆，破掉了韩世忠水军阵法，方才侥幸过江。 韩世忠、岳飞对金兀术渡江阻击战，打击了金人嚣张气焰，使得其后来再不敢渡江南下侵，南宋自此方可偏安江南。 1130-1237 金人立刘豫 伪齐 金主直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以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勝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況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於江上矣，奈何許之！」 张浚上言：「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於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宋高宗）帝手書報像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 1131-1162 吴氏兄弟守蜀 吴玠(1131-1139)吴璘(1139-1162)兄弟保蜀 吴玠兄弟每次在汉中、陕西取得胜利，金人就求和，高宗就和解。前线吴璘只能放弃收复的关陇州郡只能放弃。1141年放弃秦州、华州、陇州，1262年，放弃新复秦凤、熙河、永兴军十三州。甚是可惜，血汗只能浪费，军事毕竟只是政治的棋子，无法决定战和。 1136-1141 岳飞规复中原 岳飞自襄阳经略河南，小有成功。 预言王德与郦琼不合，最好自己来总兵二人，张浚以为岳飞专兵权，岳飞请辞。后王、郦二人果然不合，郦琼叛敌，张浚终于明白不是岳飞专权，而是岳飞极其有预见性。 岳飞擅诗词，有将略，所谓“文武全才”。岳飞年纪不大，崭露头角，在张浚面前话语权没那么大。如果韩世忠这么预言，估计张浚得听。张浚，韩世忠，张俊都觉得岳飞太年轻，论资排辈，也许害怕岳飞的气势一发不可收拾，威胁到自己。 与岳飞主战派相对立的主和派秦桧利用这一点，与张俊勾结表里，陷害岳飞至死。 岳飞朱仙镇打破金兵“拐子马”，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后续金人望而生畏，岳飞顺利地收复河南中原之地。 朝廷心虚，高宗猥琐求和，让岳飞撤兵。很可能是朝廷与前线信息不对称，前线觉得可以“直捣黄龙府”“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情绪中，姑且不论这种感觉是否实际至少其心拳拳，而朝廷还停留在“靖康之耻”惶惶不可终日日的感觉里，觉得这很难，所以和、战有着很大的分歧。朝廷主和，岳飞主战，两者存在很大冲突。 一个岳飞怎么可能左右外交政策，胳膊拧不过大腿，只能乖乖班师南回，可怜刚收复的河南，拱手送与金人。“十年之功，毁于一旦”，如何勠力“还我河山”“尽忠报国”也枉然，只要高宗认为你碍事了，就让岳飞下狱，罪名“莫须有”还是“须有”都不重要了。现在完全怪罪于秦桧使坏，实际是因为史书“为圣人会讳”，为宋高宗保留面子了。秦桧为相，宰相也不能随便杀死岳飞这位枢密副使“部长级”的高官。高宗不可能坐视岳飞这位悍将大臣就这么死了，肯定是“默许”秦桧这么干的。 前者高宗说“朕不中制”如何信任岳飞，后者连发“十二道金字牌”责令退兵，然后不闻不问岳飞冤狱，又如此鄙弃岳飞，人与人的关系如此大变，易变。 可怜岳飞，与西汉霍去病同样认为“敌未灭何以家为”的耿直，终究抵不过政治斗争的残酷。在疆场上可以所向披靡，在政治里面摔得头破血，可见政局比战场还凶险。 “自毁万里长城”的南宋，后来也没实现做到岳武穆王“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怕死”的期望，一蹶不振，偏安东南一隅，苟延残喘百年，终究还是走向灭亡。 1138-1144 秦桧主和 绍兴和议 秦桧1130年南归，1131年为相，主张“南自南、北自北”，高宗反问：“朕北人，将安归？” 绍兴初年，高宗主战，看到秦桧有气质，任用秦桧为相，后发现他主和，不久就将其罢相。 历年征战，吴氏兄弟守蜀，岳飞规复中原，韩世忠守江淮，虽有所进取，但宋高宗赵构并没树立信心，北上恢复中原，在赵构看来，非不为，实不能也。至于迎回徽钦而帝，则是他不想的，虽然主战，但是基本上处于居中位置，不主和议。 经过十年战事，徽宗崩，赵构感觉自己皇位稳固了，这时候迎回太上皇、太后等棺椁，不再影响自己的皇位，不再有政治问题：自己不用让位了。 对于吴氏与中兴四将，高宗依已然不再怎么放心，加之之前对于金人南下彪悍的认识，模仿宋真宗澶渊之盟的成功前例，高宗选择了主和的方向。 实际上，经济上也决定了一个国家不能够长期处于战争状态，那不实际。宋金两国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各自国内才能安宁。尽管是屈辱，澶渊之盟以来屈辱了百年，再继续屈辱又何妨？这不是我在讽刺，宋高宗可能就是这么想的。 因此去，有了1138年秦桧复相。复相后，秦桧三次试探高宗决心： “秦桧言「臣僚畏首畏尾，多持兩、不端，此不足與論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罩臣預。」帝日：「朕獨委卿。」 三日，桧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桧猶以為未也，復進前三說。又三日，桧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罩臣為患。” 按秦桧也是执着之人，且不论执着方向错对，他知道要实现和议，必须得道皇帝全力支持，如秦穆公之商鞅、宋真宗之寇准、宋神宗之王安石一样，必须得到一直的支持，否则一旦皇帝意志反复，自己身家性命就难保。 因为这个原因，他就一直主张和议，害怕在和、战之间反复变化，一直打压异己的大臣，非常类似宋神宗期间的王安石或者是元祐更化时的司马光。 秦桧是否为间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背了宋高宗的锅；每个人的认识和主张不同，对错很难假设历史。也许有人会假设：假如没有绍兴和议，吴氏兄弟自蜀入陕西，岳飞自鄂入河南，韩世忠等人自淮渡河，也许就恢复了宋朝的江山… 但是，谈何容易，金人的彪悍依然，金兀术的强横也有目共睹，中兴各将一时成功，难以持续的确保北伐成功，南方的经济区域只有北宋一半，战争之下经济难以为继，求稳的赵构选择和议，这也许是他深思熟虑考虑的结果，绍兴和议基本确定了宋金边界在中国现在的秦岭淮河一线（这也是现今中国南北分界线），至于秦桧，则是实施者，而岳飞，则是政治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