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纪事本末》(中)战和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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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8-1075 熙河之役 熙河之役是指宋神宗、哲宗、徽宗年间,在西北地区收复熙州、河州、鄯州、岷州、湟州等地的军事行动,主要是从西羌、吐蕃手中夺回这些本属于汉族的土地。 神宗时期,王安石力主王韶,收回了熙、河、岷州。哲宗时期,种谊收复洮州,章惇力主王赡,收复鄯州、湟州。徽宗期间,蔡京力主王厚,收复了之前放弃的湟州、鄯州和廓州。 史臣议论说“王安石主王韶,章惇主王赡,蔡京主王厚”这些人让边境不安宁,后来金兵南下恢复这些地方的旧势力,事情白干了。 这意思就是王安石、章惇、蔡京这些“坏人”的这些“好事”也是“坏事”,令人气愤。此三人属于改革派,励精图治、进取边疆,进取之时怎么可能安宁,怎么可能没有连带影响呢?用连带影响来指责有作为的人,酸腐。究其根本,改革和进取不符合写历史的这些保守派的政见,所以史官横加指责。不管王安石、章惇、蔡京等人品如何,他们至少知道进取。王安石有着担当,章惇是个有胆略的人,蔡京至少字写得好,也能做点大事,后来的靖康之变,责任其实根本在皇帝徽宗,历史评论将改革派边境拓展的努力一棍子打倒,实在不负责任。后面更甚至,说金人南下复辟旧势力就认为这些事白干了,这么说的话宋初当年苦心收复北汉、力图恢复燕云十六州的也是傻事?反正最后都丢了,一开始何必一起去收复呢?实在令人可发一笑。 1086-1093 元祐更化 元丰八年,神宗崩。 司马相公光在西京留守十五年,在“被边缘化时期”完成了他一生最大的功绩《资治通鉴》。此时,他被召回京,实因其呼声很高,人人称其为“司马相公”。不出意外,作为保守派的太皇太后高太后临朝听政,随即宣相公入相。 从元丰八年三月到元祐元年九月,一共18个月,司马光憋住一口气,先后废了保甲法(地方民兵组织法令)、市易法(国家商业贷款法令)、保马法(提倡民间养马法令)、免役法(以钱代替劳役法令)、青苗法(国家农业贷款法令),这就是“元祐更化”。 看来,司马光是憋足劲要把王安石所有的努力化为白费,“一抔之土未干”,宋神宗估计要气活过来。须知,神宗在熙宁时开始变法,王安石变法有效果,最终是国用“开始丰饶”,所以才将年号改为“元丰”。 这好嘛,刚死不到一年,司马光就全部改了回来。就“免役法”而言,就是让人交钱给国家,代替去劳役,国家再用这些钱雇佣人进行劳役。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将国家劳役商业化,本可以节省农民的农忙,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司马光上台,不管三七二十一,这个也要改,苏轼认为不妥,与其有分歧,主旨思想我总结下来就是“既改之,则安之”,先用用看。 “蘇軾言於(司马)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吏胥緣以烏蟲。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篇一,至秦始分篇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僑長征卒。自是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使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为然。 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怂然。” 元祐更化不仅改回变法,而且打击政敌。贬谪吕惠卿、章惇等人,司马光的激进与王安石同出一辙。如果说王安石是“拧相公”,司马光更是“拧相公”。王安石不对,司马光也一样。王安石激进,一已甚,岂可再?这么激进的“拧”,后果严重: 一方面,在“三年不改父之志”的孝道上说不过去,神宗的变法多少有效果,说改就改,哲宗虽年少,将来会有意见。另一方面,为哲宗亲政后的重新恢复变法埋下了祸端,因为改父之道的决定是太皇太后和司马光替宋哲宗做的,这是擅权,等待小皇帝长到“儿大不由人”的时候,就会出问题。 果不出其然,后来哲宗亲政,任用变法派打击保守派,改年号绍圣。“绍圣”就是“继承神宗遗志”继续变法。这样一来,国家制度与党争一起翻滚、起伏,一直到北宋末年。北宋上层官员不团结,下层民众无措手足,民不聊生,国力虚耗,为后来“靖康之耻”埋下伏笔。要说王安石是北宋灭亡的罪人,司马光也半斤八两。 1093-1110 哲宗绍述 有元祐更化,就意味着有哲宗绍述。 元祐更化的特点是废除熙宁变法,恢复旧法,贬谪改革派,任用保守派。 哲宗绍述的特点是废除元祐更化,恢复新法,贬谪保守派,任用改革派。 报复是总一来一往,彼此的招式虽然反向,却是完全对称的。这让人想起牛顿第三定律“力的作用是相互,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也就是说:出来混的,总是要还的。 元祐更化的决定出自宣仁太后的意志,并非小皇帝宋哲宗的意思,小皇帝懵懂无知。等到儿大不由爷,有叛逆倾向,“每与之反”。 宣仁太后是宋神宗母亲,是长辈,理所当然地代替了小皇帝的意思。而小皇帝长大,有了自己的主张,就会怀疑祖母的这些大动作是不是错误的,当初越俎代庖、大刀阔斧的废除新法,这是不是侮辱了父亲神宗的英明?父亲神宗就这么混蛋痴迷于新法而浑然不知吗?还是你这各位老祖母擅权胡来? 绍述,加“绍圣”年号,意思都是“继承先人的遗志”,也就是宋哲宗要继承其父宋神宗变法的遗志。变法派复辟的机会随着哲宗皇帝要绍述的意志到来了。 司马光废除新法太急,对熙宁变法党派不断打击,收回来的效果同样:章惇也急着恢复新法,对元祐更化派全面打击。 接着范祖禹、范纯仁、苏辙被贬,苏轼被贬更远的海南岛,还出版“宣传册”,历数元祐党人的罪恶行径…一时间北宋官场阴云密布,人人自危。 一个巴掌拍不响,拍响了,对方疼,自己手掌更疼。所以出手的时候要考虑是狠拍,还是去握手言和?中国人讲究和,和为贵,和是妥协之后的团结,这是良性政治的希望。不团结,搞派别,北宋朝是没希望的。可惜,虽有司马光、苏轼、范纯仁、程颐等等名士,却没能阻止北宋走向无尽的党争,反而各自激发对方的“斗志”,最终使之走向覆灭,令人遗憾。 ———— 中间引用曾布一段言语,颇令人敬佩。司马光要废新法,叫曾布去改“免役法”。免役法允许百姓交钱免去劳役,比如水利工程等,国家收到钱后可以去雇佣专门的工人来完成劳役。曾布说免役法基本都出自自己的手,现在让他来改,这不行。意思如果改了,岂非他是个善变的小人了,因此“义不可为”! “初,司馬光論(曾)布增損(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己手,遂自改易,義不可为。」遂以戶部尚書出知太原府。至是,徙江寧,過京,留拜承旨。” 这么看,虽然列在《奸臣传》,曾布还是很有骨气的。曾布最后死在镇江,其墓在句容空青山北麓,前些时间有幸去看过,神道石马横卧,瓦砾残砖散落。大家都知道王安石变法,很少人知道具体如何曲折反复,当捧书闲读,神游山林,历史沧桑充满脑海,不禁一声长叹! 1115-1125 金灭辽 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国,号金。1122年攻入燕京,1125俘获天祚帝,灭辽。 辽朝:…自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關志,遇敵輕潰。阿骨打進襲遼蕭敵里於 鄰溧東,殺獲甚衆。遼人嘗言「女與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 金国:…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金。“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于是国号大金,改元收国。 西辽:…至尋思干,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忽兒珊,來拒戰。大石分所部為三軍,進擊,大敗之,僵屍數十里。駐兵尋思干凡九十日,同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行,至起兒漫。辜臣共册立大石僑帝,改元延慶,號日天祐皇帝,妻瀟氏为昭德皇后。是烏西遼。 1111-1125 收复燕云 北宋徽宗还是有理想的,力图恢复燕云十六州。不能因为其过于理想,任用蔡京、童贯和王黼,而否定其恢复祖国河山的正确性。 燕云十六州是中国北方门户,地位自古至今重要,从春秋战国的燕国,到汉唐的都护府,到现在的京津冀核心区,燕云至关重要。尤其面对北方蛮族的威胁,收回门户是五代末期、宋明以来的夙愿。宋徽宗想收回燕云十六州没有错。 “燕云十六州”见于《宋史·地理志》,位于今天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北部的十六个州,包括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等。 宋徽宗收纳辽国人士赵良嗣,用以谋臣,任用打败西羌、平定方腊的童贯,在蔡京、蔡攸、王黼等宰相的推动下,自公元1111年至1125年,逐渐推进。 1111年,童贯出使辽国,侦查敌情,收叛敌赵良嗣。1118年,马政出使金国,建立外交关系。1120年,赵良嗣出使金国,联合其夹击辽国取燕云之地,立下“海上之盟”: “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金主許之,遂議歲幣。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約金兵自平 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 1122年,蔡攸、种师道进军燕京,被北辽耶律淳大将耶侓大石、萧幹败于白沟。辽将郭药师以涿、易来降。 1123年,王安中、郭药师交接蓟、景、檀、順、涿、易六州。接着发生杀平州守将张瑴事件,降将寒心。1125年,封童贯为广阳郡王。 想来强国可以“远交近攻”,弱国则是“唇亡齿寒”,外交形势的自我判断很重要。宋朝出使金国,只关心收复燕云之事,而忽略了金国是虎狼之师的事实。自己毕竟是弱国,辽亡则唇亡齿寒,而难得远交近攻的渔翁之利。 1120-1121 平方腊 诛六奸 方腊流毒东南,浙江睦州(今千岛湖)、歙州(今黄山)、婺州(今金华)、衢州、处州(今丽水)、秀州(今嘉兴)都被其拿下,每到一处“凡得官吏,必斷機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銷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手段好毒,不知事实如此,还是朝廷宣传用来黑化方腊的。 平方腊的还是童贯。 童贯在北宋末期战事的出镜率很高,熙河之役,收燕云,平方腊,都是童贯。 童贯此人,虽为阉官,却颇有韬略,西平熙河,南平方腊,北收燕云。如果要是因为他是个宦官,跟蔡京结党了,后来金兵南下,就埋没他的全部功劳,就是不合理、不客观。 但政治以结果为导向,金兵南下,之前的所有功劳都是“惹事生非”,熙河之役是好大喜功,收燕云是引狼入室,平定方腊没人提了。 所以说,“做的越多就错得越多”,自古如此。只有那些耍笔杆子写历史、不直面选择的人,才安稳,才能安稳地坐着道德高地上指责那些干活的,抓住一招之错,然后让你万劫不复。 金兵南下了,定罪六奸。其实,北宋的所有责任哪在臣下,应在宋徽宗一人。怪责臣下是逃避责任,这跟责怪红颜祸水染,让女人担历史责任的本质一样的。 个人认为金兵南下是历史必然,即使没有海上之盟打草惊蛇、引狼入室,金人虎狼之师如同后来的蒙元,是不可能停住步伐。假设金兵不南下,蔡京、童贯可能荣耀一生,而不是进《宋史·奸臣传》但历史是金兵南下了,总有人要背锅,不能说是徽宗责任,那么就只能落到“六贼”身上。最终,蔡京谪死潭州,王黼被诛杀,梁思成赐死,朱勔罢归,童贯也逃不了一死,连之前帮助得到燕云六州的赵良嗣也遭殃了。 曾经爬得多高,就能跌的得多重,这就是政治。 1126-1127 金人入寇 靖康之变 1126年,1月,金国完颜宗望围开封,2月,离去。11月,完颜宗翰、宗望再围开封。中间9个月,宋朝都没能抓住战略窗口,阻击金人南侵,教人扼腕叹息。陈邦瞻说第一次入侵,完颜宗翰在太原,与宗望“兵势未合”,看到宋朝勤王之师,所以宗望逃遁。到11月,金国拿下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完颜宗翰、宗望一起来了,就是宋朝的灭顶之灾。只怪新皇帝宋钦宗刚接手宋徽宗撂下的挑子,优柔寡断,摇摆于战和之间,吕中所言“乍和乍戰”,不坚持李纲和种师道的建议,最终国破家亡,为其奴役。 这里面还有个特点,就是北方金人喜欢在南方的冬天入侵,这与其习惯于寒冷天气有关。如果宋朝在夏季加强防手反击,将金人赶回燕山以北,打持久战,让金人自取其乱,可能北宋要延续更久。 史臣曰:初,斡離不之北還也,以粘沒喝在太原,其勢未合,恐勤王之師有以乘之。再致金師,太原、其定,咽喉已塞,而猶議三鐵棄守之利害。故金人嘗語宋更日:「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蓋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將、皆出於童、蔡、王、梁之門,無可以係天下之望,惟以割地請和禽言,未聞有能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圍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败。吁,可怪哉! 呂中曰:自女真叛盟以來,朝廷乍和乍戰,人才乍賢乍否,何共洶洶多變之甚也!寇至之初,始謀遊秋,以李綱所言,而更喬城守之計。既以堅守,又以李邦彦一言,僑卑辭之請。師道吒至,又以師道一言,公不和之謀。師道方請堅守不戰以困房,未幾,以始不伸一言,分众擊之事。桃下仲既貶,又以李綱、种師道僑誤國。諸生伏調,又以李綱、种師道露可用而復之。及其後也,又以臺陳之言而逐之。李綱方議備邊,師道亦詩防秋,朝廷之議略定。會未再閱月,而吳敏、耿南仲、謝克家、孫觀又以三邊翁可制,和議復行矣。吳敏本主和議,未幾,復留房使,陰結遼人,又以倫女具藉口之資矣。二會已分道入寇,朝廷尚集議者,問以三鎮存棄之便不便。金人之至,則下清野之合。未幾,傳言寇猶未至,則又令清野更不施行。戰者不決於戰,和者不一於和,至於城已破,禍已至,而議猶不一,心猶不決,終始一歲之中,多變若此。大抵上下之心,稍急則恐懼而無謀,稍緩則遲遲而又變共謀,靖康之禍,蓋坐此也,慶歷、元豬專任君子而去小人,紹聖、崇寧以來專任小人而仇君子,靖康之際君子,小人難用焉。嗚呼,可不戒哉! 1127 二帝北狩 金人以(徽钦)二帝及太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斡離不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驸馬、公主、妃姚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嫔、宗室及何桌、孫傅、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秦槍等由鄭州去,而歸馮潔、汪藻、康執權、元當可、沈晦、黃夏卿、鄧肅、郭仲荀等於張邦昌。 百官遙辞二帝於南薰門,衆痛哭,有仆絕者。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較、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關、三館書,天下府、州、縣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倡優,府庫畜積,为之一空。 金人以太上皇及帝以素服見阿骨打廟,遂見金主於乾元殿。金主封太上皇为昏德公,帝为重昏侯。未幾,徙之韓州。令下之後,盡空其城,命晉康郡王孝籌等九百餘人至韓州同處,給田十五頃,令種薛以自給。惟秦槍不與徒,依捷懶以居,捷懶亦厚待之。 再对比下《明史》,就知道宋朝与明朝哪个有骨气?哪个能死社稷?哪个为千古所不耻?哪个为历史所惋惜? 《明史》:贼犯京师,京营兵溃。丙午,日晡,外城陷。是夕,皇后周氏崩。丁未,昧爽,内城陷。(崇祯)帝崩于万岁山,王承恩从死。御书衣襟曰:“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自大学士范景文而下死者数十人。丙辰,贼迁帝、后梓宫于昌平。昌平人启田贵妃墓以葬。明亡。 1127-1128 宗泽守汴 七十岁宗泽敢守开封,二十岁赵构不敢还京。 宗泽以古稀之年,坐守开封,平定都城乱局,招安河北贼匪几十万,帐下一时多少豪杰。黄河南北归省心,上章二十多次,请帝还京,力图北伐,老臣之心拳拳,可惜宋高宗无意北伐,宗泽郁郁而终逝世,一切付诸流水,河南重新归于散乱,金人第三次南下,将河北河南全部收入囊中,北宋自从一去不复返。 岳飞在宗泽幕下效力,继承其遗志,力主收复中原。宗泽是岳飞第一,岳飞是宗泽第二。很多人只知道岳飞,不知道宗泽,令人叹息。 1129 金兵渡江南侵 “高宗建炎三年…冬十月,金兀术分兵南寇,一自滁、和入江東,一自蕲、黃入江西。” 1129年,十月,秋冬之时。金人是北方少数民族,十月是其在南方“待得住”的季节,顺着寒流,金兀术渡江南下,进一步打击宋朝。 西线上几乎没有什么难度,刘光世置酒高会,大意失江州,了。长江中游的咽喉之地九江一丢,长江中游完全沦陷,金兀术也就可以在江东游击,在富庶江南肆意所为。 金兀术先后攻占滁州、和州,入建康,过常州、宜兴,攻入临安城杭州,线路类似现今宁杭高速。高宗逃遁海上,金兀术驻足明州,在宁波望洋兴叹天气渐热 ,金兵只能返回北方。金人北回,攻入平江府苏州,大肆烧杀抢掠,史记杀伤五十万人,城中财物为之一空。 十万金兵如同匪徒要回土匪窝,意图在镇江渡江而北,被韩世忠部署在江北的七千人拖在黄天荡,而不能北还。金兀术意欲从建康渡江,被岳飞在牛首山、将军山一带阻击。岳飞在龙江一战打击金兵,断了金兀术的从建康北渡的想法,金兀术再回黄天荡,通过引弓火箭射船帆,破掉了韩世忠水军阵法,方才侥幸过江。 韩世忠、岳飞对金兀术渡江阻击战,打击了金人嚣张气焰,使得其后来再不敢渡江南下侵,南宋自此方可偏安江南。 1130-1237 金人立刘豫 伪齐 金主直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以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勝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況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於江上矣,奈何許之!」 张浚上言:「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於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宋高宗)帝手書報像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 1131-1162 吴氏兄弟守蜀 吴玠(1131-1139)吴璘(1139-1162)兄弟保蜀 吴玠兄弟每次在汉中、陕西取得胜利,金人就求和,高宗就和解。前线吴璘只能放弃收复的关陇州郡只能放弃。1141年放弃秦州、华州、陇州,1262年,放弃新复秦凤、熙河、永兴军十三州。甚是可惜,血汗只能浪费,军事毕竟只是政治的棋子,无法决定战和。 1136-1141 岳飞规复中原 岳飞自襄阳经略河南,小有成功。 预言王德与郦琼不合,最好自己来总兵二人,张浚以为岳飞专兵权,岳飞请辞。后王、郦二人果然不合,郦琼叛敌,张浚终于明白不是岳飞专权,而是岳飞极其有预见性。 岳飞擅诗词,有将略,所谓“文武全才”。岳飞年纪不大,崭露头角,在张浚面前话语权没那么大。如果韩世忠这么预言,估计张浚得听。张浚,韩世忠,张俊都觉得岳飞太年轻,论资排辈,也许害怕岳飞的气势一发不可收拾,威胁到自己。 与岳飞主战派相对立的主和派秦桧利用这一点,与张俊勾结表里,陷害岳飞至死。 岳飞朱仙镇打破金兵“拐子马”,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后续金人望而生畏,岳飞顺利地收复河南中原之地。 朝廷心虚,高宗猥琐求和,让岳飞撤兵。很可能是朝廷与前线信息不对称,前线觉得可以“直捣黄龙府”“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情绪中,姑且不论这种感觉是否实际至少其心拳拳,而朝廷还停留在“靖康之耻”惶惶不可终日日的感觉里,觉得这很难,所以和、战有着很大的分歧。朝廷主和,岳飞主战,两者存在很大冲突。 一个岳飞怎么可能左右外交政策,胳膊拧不过大腿,只能乖乖班师南回,可怜刚收复的河南,拱手送与金人。“十年之功,毁于一旦”,如何勠力“还我河山”“尽忠报国”也枉然,只要高宗认为你碍事了,就让岳飞下狱,罪名“莫须有”还是“须有”都不重要了。现在完全怪罪于秦桧使坏,实际是因为史书“为圣人会讳”,为宋高宗保留面子了。秦桧为相,宰相也不能随便杀死岳飞这位枢密副使“部长级”的高官。高宗不可能坐视岳飞这位悍将大臣就这么死了,肯定是“默许”秦桧这么干的。 前者高宗说“朕不中制”如何信任岳飞,后者连发“十二道金字牌”责令退兵,然后不闻不问岳飞冤狱,又如此鄙弃岳飞,人与人的关系如此大变,易变。 可怜岳飞,与西汉霍去病同样认为“敌未灭何以家为”的耿直,终究抵不过政治斗争的残酷。在疆场上可以所向披靡,在政治里面摔得头破血,可见政局比战场还凶险。 “自毁万里长城”的南宋,后来也没实现做到岳武穆王“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怕死”的期望,一蹶不振,偏安东南一隅,苟延残喘百年,终究还是走向灭亡。 1138-1144 秦桧主和 绍兴和议 秦桧1130年南归,1131年为相,主张“南自南、北自北”,高宗反问:“朕北人,将安归?” 绍兴初年,高宗主战,看到秦桧有气质,任用秦桧为相,后发现他主和,不久就将其罢相。 历年征战,吴氏兄弟守蜀,岳飞规复中原,韩世忠守江淮,虽有所进取,但宋高宗赵构并没树立信心,北上恢复中原,在赵构看来,非不为,实不能也。至于迎回徽钦而帝,则是他不想的,虽然主战,但是基本上处于居中位置,不主和议。 经过十年战事,徽宗崩,赵构感觉自己皇位稳固了,这时候迎回太上皇、太后等棺椁,不再影响自己的皇位,不再有政治问题:自己不用让位了。 对于吴氏与中兴四将,高宗依已然不再怎么放心,加之之前对于金人南下彪悍的认识,模仿宋真宗澶渊之盟的成功前例,高宗选择了主和的方向。 实际上,经济上也决定了一个国家不能够长期处于战争状态,那不实际。宋金两国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各自国内才能安宁。尽管是屈辱,澶渊之盟以来屈辱了百年,再继续屈辱又何妨?这不是我在讽刺,宋高宗可能就是这么想的。 因此去,有了1138年秦桧复相。复相后,秦桧三次试探高宗决心: “秦桧言「臣僚畏首畏尾,多持兩、不端,此不足與論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罩臣預。」帝日:「朕獨委卿。」 三日,桧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桧猶以為未也,復進前三說。又三日,桧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罩臣為患。” 按秦桧也是执着之人,且不论执着方向错对,他知道要实现和议,必须得道皇帝全力支持,如秦穆公之商鞅、宋真宗之寇准、宋神宗之王安石一样,必须得到一直的支持,否则一旦皇帝意志反复,自己身家性命就难保。 因为这个原因,他就一直主张和议,害怕在和、战之间反复变化,一直打压异己的大臣,非常类似宋神宗期间的王安石或者是元祐更化时的司马光。 秦桧是否为间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背了宋高宗的锅;每个人的认识和主张不同,对错很难假设历史。也许有人会假设:假如没有绍兴和议,吴氏兄弟自蜀入陕西,岳飞自鄂入河南,韩世忠等人自淮渡河,也许就恢复了宋朝的江山… 但是,谈何容易,金人的彪悍依然,金兀术的强横也有目共睹,中兴各将一时成功,难以持续的确保北伐成功,南方的经济区域只有北宋一半,战争之下经济难以为继,求稳的赵构选择和议,这也许是他深思熟虑考虑的结果,绍兴和议基本确定了宋金边界在中国现在的秦岭淮河一线(这也是现今中国南北分界线),至于秦桧,则是实施者,而岳飞,则是政治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