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時的著作，應在彼時的學術係譜上看待

*如果我有說錯，那我一定說錯了。

1966年初版，已近乎是六十年前，若放在今時今日面世，則可能博論答辯都過不了。但我們需要克服這樣的「以今度古」之誤區，不能因為史學之演進，便覺得前人舊著諸種觀念已成學界常識，熟稔於心，便不覺有異。其實，放在六十年前的學術係譜上，該書自有其光彩照人之一面。該書上承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衝擊-反應」論，下啟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1971年）、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1987年）對於帝國社會叛亂之研究，及柯文（Paul A. Cohen）（1984年）在中國發現歷史學說之濫觴。換言之，他是在費正清傾向於從上層政治史、經濟史、外交史的角度切入看待中國官方的反應外，深化到關註下層民間社會對於西方人之反應。

放在彼時來看，魏斐德所用之史料已是相當完備，堪稱驚艷。中文史料倚重《籌辦夷務始末》與地方方志，兼之借力其他學者之研究；但有一個明顯缺陷——太多的史料是官方檔案，魏氏的關懷又在於民間社會的秘密社會、宗族、團練、地權等，頗有吃力之感。英文史料中，主體尚在FO17和FO228。從他的旁征博引來看，二十年間的FO檔案應該都是翻閱過了，今時今日亦步亦趨耕作於該時期之我輩後生，尚不能完全做到。（尤其是FO228尚未上網）。

讀完這些史料後，魏斐德迫不及待地想和大家分享這些新鮮發現，但他想說的東西太多了，導致行文的零碎和散亂。文章的主線應該還是——地方社會對於因西方人的進入而攪動的時局中的動作，但不時夾雜著他欣喜的其他發現，衝淡著這一主線——士紳與官方權力的消長（表現在軍事、財權上最為顯著），宗族親屬關係與階級關係的頡頏，徐廣縉與葉名琛的作風（徐廣縉偽造聖旨），英國對華決策的討論，文化非中心地域者的民族主義心態等。

既能對該著作之產生抱有「同情之理解」，其錯漏之處自應寬宥。然尚有幾處仍值得一說：

一、該書第十五章「大清洗」，魏氏言葉名琛殺人如麻之狀（第164-165頁），作為該章主要之立論點——「危險階級」被消滅，從而讓廣東的士紳階層及富裕宗族突破了宗族親屬關係與階級關係之頡頏，順利徹底掌控了鄉村。但此立論點能否站得住腳？後世學者考證，葉名琛「廣州屠夫」之印象，實是由英方所刻意塑造渲染而建構，以為其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尋找合理性。（見：馬亦男：《從「廣州屠夫」到「六不總督」——英國人眼中的葉名琛形象》，《英國研究》2011年，第3輯，第242-249頁。）

二、該書第十六章「攻佔廣州」，魏氏言：

「到了12月31日，廣州將軍穆克德訥和巡撫柏貴相繼公開安撫民眾，因為他們最怕暴民乘機進行焚燒搶劫。就這樣，在葉名琛終於被抓獲之後，其他中國民政和軍事當局都不加抵抗而開始協助聯軍維持法律和秩序了。」（第178頁）

這會給讀者們造成相當嚴重的誤導，形成這樣一個印象——在柏貴、穆克德訥眼中，防範暴民比英法聯軍進城還更加重要，且似乎在街上燒殺搶掠的都是中國的土匪暴民。這就隱藏和淡化了當時兩人已被英法聯軍控制在觀音山，及英法聯軍的軍隊士兵參與燒殺搶掠的兩個事實。魏氏既然讀過FO檔案，則在1858年1月的信件中，歷歷可見：額爾金伯爵（The Earl of Elgin & Kincardine）對於軍隊的不法行為不太高興，認為會損害英法聯軍之形象。在向廣州士紳辯解時，他們的說辭是「在城市東北部，有一些本地的惡棍假裝成我們的軍隊，造成了嚴重的暴力行為。」（《威妥瑪與廣東士紳見面備忘錄》，1858年1月2日，英國國家檔案館藏，FO17/285，第31-33頁。）而在建立聯軍委員會（Commission）後，幾乎每天都會處理外國人的不法行為。

三、魏氏的核心論點之一，即是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廣東之民眾對於外國人之態度，是如何從 反抗→合作→接受。他在終章「離去」，寫道：

「由於巴夏禮和阿禮國摧毀了販賣勞力的萬惡『豬仔貿易』，還阻止了城市官員盤剝小店主們的3%「抽釐」，成百上千的農民和商人對他們感激不盡。很快，三角洲的居民開始請求聯軍委員會聲討腐敗伸張正義了，而以往他們都是找中國傳統當局的。甚至，若看見英國人和法國人不干涉地方事務，老百姓還滿腹怨氣呢！」（第192-193頁）

其出處是FO228。對此我不作評論。魏氏寫作該書時，赫德（Robert Hart）日記之整理尚未進行，故魏氏未能得見（Bruner, Katherine F., John K. Fairbank, and Richard J. Smith, eds. Entering China’s Service: Robert Hart’s Journals, 1854-186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在此我謹作增補一則該日記中的著名段落（已被很多中國學者引用過，作為抨擊英法聯軍暴行之力證。就我個人來看，也不必揪著這條史料不放，畢竟對於巴夏禮（Harry Parkes）的蠻橫，赫德亦心有餘悸）：

今晚回來時，我們發現柏貴衙門旁邊的一個巷門關著，弄得我們無法進去。我們就找旁邊的店主把它打開。另一邊有個店主卻哈哈大笑，幸災樂禍，大喊「不開門」。巴夏禮進得門去，沖進那小店鋪，挽住那人的辮子便把他往街裏拖（費了一點勁）。我就抓住那辮子，把它繞在我的手腕上，牽著他往衙門裏走。他在街上大喊大叫著「街坊」，讓人來救他。但是誰也不願意出來，只是把店門關得更加緊了。什麼消息也沒有。花縣的老百姓很平靜。他們根本不像會發動騷亂的樣子。廣州人都是笨蛋，膽小鬼！（Entering China’s Service, pp.191. 赫德：《步入中國清廷仕途：赫德日記》，第239-240頁。）

按：在原書注釋中，稱之為「解放」，而譯書直接譯為「街坊」，認為更加與下文意思吻合。赫德日記原文為“Kae f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