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值一读的翠珍集

癸卯盛夏，暑热难当。

坐在冷气盈溢的影院里，与一众中小学生共同观赏《长安三万里》，可谓一番奇特的经验。主要倒不是觉得他们聒噪（虽然他们的确聒噪），而是仿佛置身于一场非正式版的诗词大会。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在吟诵唐诗的才能上，自己已被后浪们远远甩开了；另一方面，则难免陷入沉思，唐诗——以及推而广之的中国古诗文——与人生命运之关系究竟如何。于此，你似乎有理由自矜，对文学与人生的体悟，这些娃娃们尚无法与你抗衡。尽管你也未必能道出几句高论。

机缘巧合，三个月后有幸读到《文心的省思：汪涌豪讲中国古典文学》一书。让人不由再次投入到上述未竟的追问中去。

首先应指出，这并非一部中国文学史，或中国古代文学史，亦非中国文学批评史。如果对文学史或批评史有兴趣，则需要移步其他专著了。本书是一部论文选集，所呈现的，是作者数十年文学阅读、研究的心得体会。虽无专著的整体性，但选题和编排还是体现了一定的时间/逻辑秩序。论题从先秦起始，次汉魏南北朝，再唐宋明清，最后则是作者关于文学史的论文数篇。

书虽不长，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值得玩味。仅撷取几例以飨书友。

一：文学之大用

中国古典文学，在当代体制化的“学术流水线”中，实处于尴尬之境地。高校教师为晋升之需，大量泡制注释繁复、寻章摘句的期刊论文。这种教条与禁锢，使文学原初的生命力量趋于枯竭。

在作者看来，“古代中国人从来视文学为人生的一部分，而且是让自己感觉最愉悦的一部分。……文学则是其由衷认定的自己的本质。”（《自序》）传统中国宗教不甚发达，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在人世间浮浮沉沉之时，其喜怒哀乐不太诉诸宗教，而更倾向于求诸文学，“欲以安慰一己浮世劳生的更广大精神寄托。”（《自序》）。比如，在《长安三万里》里，大唐的士子们，同时也都是诗人。在生命的几乎一切重要场合——相逢或离别、升迁或谪贬、青春或衰老、沉郁或狂喜——都必须以诗歌来申发自我，而不是向鬼神祈求，倾诉或告解。

文学，为国人提供了一种准宗教的精神产品，并且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人格塑造作用。 “‘不待爵而贵，不待禄而富’的独立人格，在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修行中，获得更符合自然和人性的生存空间。“（《自序》）

换言之，中国传统文学，庶几能赋予读书人以“不是富贵，胜似富贵”之效。此即其无用之大用所在。

二：否定之发现

本书标题为文学，其实称之为“国学”书籍更为合适。书中文章涉及的范围，常是经史子集的前三部，而非文学的集部。不过文史哲本来就不分家，这一瑕疵无伤大雅。

在《屈原的先圣观》中，作者提到了上古圣贤，以及他们投向后世的光芒。混杂着传说和信史的“三王、尧、舜、禹、汤、文、武在当时人眼里，代表着一个稳定清明的理想社会。他们筚路蓝缕经国营都的开拓者气派，举贤授能博施于民的尚德作为，宽大亲和的道德力量，雅懿敦厚的君子之风，给后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而更有意思的是，作者接下来直接提出了一项发现：“不仅是儒家，其他各家也又受其感召、对其心存敬意的，而敢于轻加否定、一概抹倒的几乎没有。”

恕我读书少，我实在不清楚是否有其他人说过类似的话。但这是一则有一定分量的发现。或者，用美国历史学家Daniel Boorstin的话说，这是一例“否定的发现”(negative discovery)。通常，要发现一件事物/东西，只需要找到其存在的证据，即可构成充分条件，成就发现之举。然而，要否认一样事物或说法，则需要小心翼翼地遍历所有证据/文献，排除其存在之可能，然后才能立论。Boorstin上述言论的语境是关于传说中“南方大洲”不存在的论证过程。

作者提出的“诸子百家无人否定上古先圣”之论就是这样的否定性发现。否定性发现不能轻率提出。它需要全面的阅读，审慎的思考，以及提出创见的勇气。

三：“器识为先、文艺其从”

老清华校歌中，有一句为“器识为先，文艺其从”，与后一句“立德立言，无问西东”一起，立意高远，境界宏阔。前几年的电影《无问西东》对此也起到了相当的传播效应。对于前八字，注释通常简略地说其出典于《新唐书•裴行俭传》。然而，如果不亲自去查阅《新唐书》，一般人可能对其历史背景并无了解。

“器识先于文艺”之说，最初涉及初唐四杰，即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四人。四杰皆文采出众，志高才大，早早即闻名于天下。他们自以为凭借才华，平步青云不过易如反掌。一如王勃在《上绛州上官司马书》中所言：“拾青紫于俯仰，取公卿于朝夕”。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当有人向当世重臣裴行俭举荐四子时，裴并未从善如流，将其委以重任。意外的是，裴的回应竟是：“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如勃等，虽有才，而浮躁衒露，岂享爵禄者哉？” 这一说辞委实高妙，外人无从轻易驳斥。裴内心里是不是想以此来嫉贤妒能、打压人才，后世不得而知。然而，四杰各自坎坷之命运，则已著然于史。

了解以上故事后，再读“器识为先，文艺其从”这几个字，诸君感受想必会有所不同也。

四：风骨 vs 风格

《“风骨”非“风格”辨》一文，涉及到一直让我隐约好奇，但未能深究的话题：风骨。作者在文章开篇即直言，“风骨指称的是一种基于创作主体丰沛生命力和郁勃志气的作品风貌，它雄强峻爽、真力弥满，代表了一种刚健独特的美学品格。” 这种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的气度，令人击节称快。

个人对这一定义非常服膺。其高明之处在于它超然于辞章之上，不囿于个别作者的性情，也非某朝某代之专属，而径直关联到了生命的本源。文学史上众多名垂千古的名言佳句，皆可以“风骨”这一金线串联起来。 “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当然是风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也是风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铁马冰河入梦来”等等，都是风骨。质言之，皆“雄强有力”之文也。

“风骨”审美对激越生命力的褒扬，使其用在外国文学上，亦未必突兀。比如说，翻译家冯象称，希伯来文《旧约》是一种“朴素刚健”的文本；而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则时时处处呈现出希腊/特洛伊英雄们强烈的荣誉感和勇武的战斗精神。这二者，何尝不也是风骨？亦即“丰沛生命力和郁勃志气”也。中西美学旨趣，究其本源，或许有若干互通之处，亦可互相阐明。（然而与日式“阴翳”美学趣味大相径庭。）

半句题外话——有些读者还难免联想到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生命冲动”（élan vital)学说。而所谓“生命冲动”，即是指生命不断创造和多样化的冲动。作者关于“风骨”的定义，不知道有没有受到柏格森学说的影响。

五：最伟大的小说？

有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应该是哪一部？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人说是《战争与和平》，有人说是《追忆似水年华》，有人说是《尤利西斯》，有人说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不一而足。而总会有中国读者提出，为什么不能是《红楼梦》？

要回答这个疑问，就必须涉及到汉字的特点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作者在《我们该如何阐述文学的历史》中，阐发了这一问题，“基于汉字独特的构造特点、组合方式和声韵规律，以诗歌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学具有十分强烈的修辞意味和程式化倾向，所以历代谈艺论文者每从形式角度探讨问题，特别是中唐以降，诸如缀章、调声、属对、病累的禁忌，乃或气象、体面、血脉、韵度的把握，不胜枚举。”

所以，中国传统文学之“精妙”，很多时候是汉语言所独有的。其妙不可言处，常无法为外人道也。打个比方，如果文学作品满分是100分，中国人对《红楼梦》的打分是99分，俄国人对《战争与和平》打分是95分；翻译成外文之后，《红楼梦》的得分可能只剩65分（甚至更低），而《战争与和平》却能得85分（甚至更高）。我们的文学，尤其是传统文学，实在是太特殊了，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其他文字都根本性地不同。西方语言间的互译，几乎就是水变冰冰变水的转变：不着痕迹，不失性灵。中文与西文的互译，几乎堪比水变油油变水：面目全非，脱胎换骨。

当然，作者不失公允，衡量中国文学，根本性的尺度还是中国自己的规范。“它们实在都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有自己稳定的逻辑内涵。”同时，“许多规范具体而感性，几乎在一瞬间就完成了对一个深邃命题的全部探索。”

中国的文学，最好的守护者还是自家的学人和读者。如果我们自家人都丢掉了那个直击本质的“悟性”，难道还能指望外人帮找回来么？

六：谁家的“总体史”？

作者终于写到了文学史。

中国的文学史书写，已经有百年历史。从早期的作者生平史，到作品简评史，再到后来的观念史，文学史一路走来，似乎一直难以达致 “完成时”，给读者呈献一两部“决定本”。 殊不知，古典文学史的绝对下限是1949年，产生“决定本”的时间条件已然成熟。

就这一问题，作者提倡“总体史”的观点。在《亟待确立的“总体史”观念》一文中，作者指出，“我们提倡今天的文学史、批评史研究应该从‘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向‘总体史’(histoire totale)转进，以一种‘整合的历史观’，由器物而制度而精神，由语言而习尚而信仰，在社会结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等诸端联通的前提下，在全部历史与全部现实的关系中，对古人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作出全面的网取，从而使之既契合古人的初心与本意，又呈示文心的本质，以及古代批评丰富而生动的原始景观。“

尽管没有指明出处，也没给引文中的英文或法文提供索引，作者显然是借鉴了法国历史学年鉴学派的观点。在研究中排除一时一地一人一事的偶然影响，动用全学科、跨学科的工具、手段和储备，将历史以全息照片的形式还原出来，这就是年鉴学派的野心！

无疑，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境界，非经由此路径，后人无从窥视历史的全貌，遑论文学史全豹。诚如周作人批评丰子恺译《源氏物语》时所言，丰译完全没有抓住平安朝的“空气”（或者用本书作者的话说，“温度”）。再如，1980年代的中国和1990年代的中国，就是由两种迥异的“空气”或“温度”所统摄，如果将二者等同视之，则无疑是大谬不然。

然而，这也是一个过于雄心勃勃的倡议。以不才之愚见，这种“总体史”，显然已经超过当下中国文学学人能力之“总和”。在可预见之未来，这一倡议只能属于美好愿望。

七：番外

查百度，作者汪涌豪先生有专属词条。观其照，俊逸风雅之士也。

词条中提起一则轶事。有记者说，“汪老师长得就有点像日本人呢。”孰料汪对此并不受用，当即驳回：“我才不要像！日本人不好看啊。” 其实，汪倒真和日本男星役所广司有几分相像，起码在造型上风格近似。记者当时如果恭维汪像日本大明星，不知道他是否会悦纳。

作者早年获得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来游走于中土和东瀛之间，似乎是通日文的（比如他能说自己某本书的日文版翻译的不好）。日本汉学研究素来发达，广度深度皆有可观之处，亦不乏内藤湖南这样的大家（其专长恰好切合书中论及的唐宋诗对比）。然而本书中未引用任何日文文献，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作者的文化本位主义的自信吧，或者对日式趣味的某种不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