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怎样登顶世界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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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内战与重建》这一译名容易使读者以为这是一本类似《火的考验:美国南北战争及重建南部》一样,聚焦美国内战及战后重建的读物。不过实际并非如此,本书英文名称为A Nation Without Borders: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World in an age of Civil War,1830-1910,即《没有边界的国家:内战时代的美国及其世界,1830-1910》或许更能传递出作者的意图。
众所周知,恰如《埃涅阿斯纪》中的那句名言“imperium Romanum sine fi ne”( 罗马疆土没有边界),帝国被认为不具有固定的边界。以边界问题为切入点,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史蒂文·哈恩在本书中对美国的历史提出了全新解释,认为美国是一个同时具有民族国家性和帝国性的“国家”。
传统观点认为,美国最初是一个国家,之后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开始参与海外扩张,逐渐成为一个帝国。而史蒂文·哈恩指出,独立后的北美十三州组成的联邦在诞生之初就有帝国倾向,他们继承和捍卫了英国的帝国式治理模式,即由大都市中心松散地协调基本是自我管理的偏远前哨的活动。而从一开始,这个国家就在谋求占领新的土地和资源。在独立战争那一代政治领袖们的构想中,共和国需要大片领土才能繁荣发展。而这意味着向美洲大陆广袤的土地扩张。19世纪初,美国通过路易斯安那购地案获得了路易斯安那,出兵占领了西班牙殖民地东佛罗里达,而且尚不餍足,安德鲁•杰克逊就任总统期间着力推动扩张,并决心吞并得克萨斯。但由于奴隶制的存在,美国的领土扩张逐渐引发了政治危机。
自独立战争以来,美国市场经济深化发展,但在19世纪30年代,主导美国经济生活的仍然是商人和大地主,在沿海城市,他们控制了码头、货船、仓库和金融等,并通常管理着市政;在农村,他们拥有最肥沃的优质土地,而且通常是当地地方法官、民兵首领或政治赞助人。他们体现的经济秩序建立了遍布全球的商业和殖民网络,推动了市场集约化的进程。新的因素也已经出现,早期工业发展起来,临时工队伍不断膨胀。特别是19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头几年的经济衰退后,在东北部和中西部,经济加速向制造业和商业化农业方向发展。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是铁路的迅速发展,尽管19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开始铁路建设,但到1840年,美国已经铺设了3300英里轨道。
同时,美国政治经济出现了明显地域差别,在南方,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发达,奴隶制得到各州支持;在北方,奴隶制正逐步被废除。南北双方劳动制度的巨大差异成了美国社会和政治的主轴。到19世纪50年代,政治阵营划分进一步清晰。基本盘位于东北部、中西部和南方城市的辉格党希望加强国内经济发展;而基本盘位于南方农村和北方城市的民主党则希望抑制商业扩张,限制国家权力,并推动美国吞并美洲大陆乃至西半球。
19世纪40年代,美国通过美墨战争夺去了大片领土,这导致美国国内政治危机逐渐激化。南方希望将奴隶制扩展到新兼并的领土上,而北方的自有土地党人则认为奴隶制的扩张会造成可怕的后果,加剧“贵族化倾向”,危及共和政府。双方支持者在堪萨斯等地展开了激烈对抗,而这反过来也导致围绕奴隶制展开的美国国内政治斗争越发激烈。最终,在50年代,几乎完全由自由州组织起来的共和党崛起,该党意在摧毁奴隶制。而民主党内部分歧严重,这最终导致林肯在总统大选中获胜。随即,蓄奴州陆续脱离联邦。随着萨姆特要塞的炮声,美国内战爆发了。
林肯不承认各州脱离联邦在政治上具有可行性,他认为联邦是由“人民”,而非各州建立的,因此是“永久的”。尽管理论上仍未解决联邦权力与州权的界限划分,但为应对战争,林肯对美国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采取了重大举措。在此后数年中,战争对人力、金钱和物资的巨大需求刺激了联邦权力大幅扩张,并使联邦政府与资本之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经历战火淬炼,林肯等人设想的联邦不再是战前那种内部存在强大离心力的庞大而松散的联盟或帝国,而是拥有独特的政治组织形式和政府形式,拥有特定领土范围、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和文化目标的国家。经过内战时代的大规模军事政治斗争后,美国得以成为一个民族国家。
战后,联邦政府对国内的异质元素进行了全面压制。国会通过《军事重建法案》,派遣联邦军队进驻叛乱的南方诸州,实施戒严并监督重建进程,以确保南方及其新公民成为民族国家的忠实成员。黑人被赋予了选举权,成为南方一股新的力量。但这一进程后来随着联邦军队撤离,多少有所逆转。另一方面,在西部,新的民族国家展开了其帝国之臂,继续展开扩张,美国政府不再承认印第安部落为“国内附庸国”,并宣布所有印第安人是受美国法律管辖的个体。联邦军队对敢于反抗的印第安人进行武力镇压,以此强化联邦政府的主权权威。在此过程中,西部准州被视为殖民地,联邦政府制定了一套法律和文化规范作为其加入联邦的前提条件,原住民、西班牙裔和摩门教徒都被纳入了同化进程,原有社会结构被打破,所有人在国家强制下成为了所在州的公民。
在国家权力扩张和社会重构的同时,曾经阻碍资本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障碍纷纷被铲除,伴随大规模移民潮涌入,铁路遍及全国,大型工厂和企业在北方城市兴起,美国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另一方面,政府、法院也明显偏向于资本,这为资本扩张提供了有利的制度环境。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在内战后的几十年中,美国迎来了自由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
新的民族国家的帝国野心越过了边境,一些美国金融精英将兼并墨西哥北部和加拿大西部纳入了“西进”目标,但对更多人来说,“帝国”主要是商业性的,他们大举投资包括采矿业、农业、航运业等在内的墨西哥乃至中美洲项目。在此过程中,领土野心和商业野心交织在一起。而在太平洋,美国资本先是进入了这个岛国,继而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人发动了武装政变,将这里纳入美国控制之下。到90年代美西战争后,美国更是接管了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这些兼并产生了大量新资本,大大增加了美国的海外投资。而西奥多•罗斯福将对“野蛮和半野蛮民族”的干预描绘为“最令人遗憾但又不得不为的国际警察的职责”,以此为美国的殖民扩张辩护。而通过资本输出带来的经济发展,美国又可以维护国内和平,如同早期向西部扩张时一样,其能保持原有社会结构,而“无须屈服于层出不穷的民众运动所提出的再分配要求。”
到1919年第一次世界停战时,美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国内外挑战也纷至沓来。在国内,受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大规模劳工运动风起云涌,参与者们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关系和价值观。在国外,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在亚非拉各处爆发,都在挑战美国正在构筑的世界秩序。特别是紧邻的墨西哥革命,最终界定了民族国家美国的扩张界限。
书中试图在全球背景下,全面展现1830年到1910年这近百年间,美国的国家构建、经济发展和社会磨合过程。这一时期诚为美国登顶世界霸权至关重要的时期,特别是在内战前后短短几十年间,美国由一个松散、随时可能分裂的联邦,凝聚为一个民族国家。美国逐渐巩固了自身在西半球的霸权地位,并凭借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工厂经济扩张其全球权力。不过不同于一些辉格史观影响的作品,本书并未描绘一幅简单的进步图景,而是勾画了这一时期美国国家构建中诸多复杂因素。因此我们不会看到对美国宪法或最高法院的推崇,也不会看到对美式民主的歌颂,而是看到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国际上诸多因素交织的场景。毫无疑问,无论以哪个单一因素来解释美国在内战与重建时代取得的成功,都是不充分的。从全球背景角度,作者以美国兼具民族国家和帝国的双重属性解释了美国这一时期的转型。
通过本书,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在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初的发展与流变,而这为我们理解今天的美国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从当代角度,美国在当时就已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至今仍未消解。在国外,当代美国经济军事实力的相对衰落妨碍了其在全球行使权力,其主导的世界秩序遭到挑战,这也使其无法在全球顺利行使经济权力,而这加剧了美国国内的劳资矛盾。在国内,内战重建时期的平权运动最终归于失败,黑人虽然获得了公民权, 但实际上并未完全成为美国国内的自由公民,这后来又导致了美国特色的种族隔离,直至近百年后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中才被解除。种族问题至今仍困扰着美国。同时,美国虽然曾经吸纳并同化了大量移民,但随着墨西哥裔等少数族裔人口增加,白人在人口中占比下降,同化也出现了问题。特别是近年来困扰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阻碍了墨西哥裔的文化同化,使得他们无法被吸纳进主流社会。这些都导致美国国内出现了种种形式的离心倾向。因此,在帝国和民族国家两个维度,当代美国都遭遇了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