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令业已执行——《编年纪事》的开端与基础

塔西佗的《编年纪事》（ab Excessu Divi Augusti）的第一卷到第六卷记载了提比略一朝的历史，莫尔将之划分为前后两个半段：第一卷以奥古斯都驾崩开始，第三卷以尤利娅的高贵葬礼与几组特别的讣告结束，提比略政治事业的前半段——在此时期他多少看上去是奥古斯都的合格继任者——在此处终结；第四卷以谢雅努斯的得势开始，整个国家陷入漫长的因相互猜忌与恐惧而造成的暗斗，第六卷则以一系列阴谋内乱与提比略的离奇身故终结，然而阴谋与暴力作为提比略一朝消极意义上的“政治遗产”扎下根来。

大多数人都是以传记的思路来理解《编年纪事》，问题被简化成皇帝与他那些不安分的家庭成员、一些阴谋家与英雄们的糟糕或美好的品性，以及史学家个人的政治倾向。这似乎是古代史学家注定的霉运，修昔底德、加图、萨卢斯特与塔西佗等无一例外遭过这样的曲解。然而，上述这些人都相当关注个人因素以外的政治制度问题，这些制度总是与特定人物形成奇妙的联结，一个人物既是制度的规定者即主人，也受制度支配而是奴隶，在塔西佗笔下，后者的意涵常常更为深刻。我试着通过《编年纪事》的1.6做一个说明。

《编年纪事》1.6写道：

新皇帝继位后所犯下的头一件罪行就是杀死了阿格里帕·珀斯图姆斯，阿格里帕·珀斯图姆斯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之下受到一个硬干到底的百夫长的进攻时，尽管他手里没有武器，却不是那么容易地就断送了自己的性命的。提比略在元老院里根本没有提这件事。他佯称这是他父亲的命令；他说他父亲曾指令负责监视阿格里帕的一个军团将领在他一去世的时候，立刻把阿格里帕杀死......较为真实的情况是，提比略出于恐惧，而里维娅出于继母的憎恶，这才赶忙杀死他们所怀疑和讨厌的青年人。[但是]当百夫长向提比略作例行的军事报告，说他的时候，他却回应说他从来没有发过这样的命令，并且表示干这件事的人必须向元老院汇报自己这一行动的理由/账目。皇帝的心腹萨鲁斯提乌斯·克利司普斯听到了皇帝讲的这些。他参预过宫廷的机密，而且又正是他把这个命令传达给那个军团将领的；故而他害怕他本人会受到这件事的牵累，因为无论他将真话还是说谎话，对他都同样十分危险......克利司普斯指出，发布命令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只对统治者一个人汇报，理由/账目才能保持平衡。

提比略朝的历史——以及塔西佗的历史叙事——从上述这场诡谲的杀人事件正式开始。提比略在这一事件中扮演何种角色一直是争议的重点所在：不难注意到提比略面对百夫长的邀功时与在元老院时的奇怪态度，他一面拒绝与此事扯上关系，就像一般的阴谋家那样，但同时又试着为蓄意的谋杀找到合宜的理由——然而就像塔西佗指出的，这个理由相当牵强。想到提比略后来的所作所为，大多数读者理所应当地倾向于相信提比略确是谋杀的策划者（至少也是之一），只不过在为自己做无罪证明的时候画蛇添足了。

但从日常经验出发，很难相信一位年过半百的政治人物会犯这种错误。伍德曼因此提出，提比略很可能是无罪的，而他撒谎并非为谋杀正名，而是转移注意力以掩护真正的谋杀者。而从克利司普斯的担忧来看，真正的谋杀者很有可能是里维娅。即便不是，里维娅同样难免遭到怀疑，毕竟通过1.4.5-1.5.4，塔西佗已告诉我们，无论在民众面前，还是元老院心中，里维娅都是位危险角色。里维娅负全部责任也好，萨鲁斯提乌斯擅自行事也罢，既成的谋杀逼迫着提比略行动，以稳定局面。他所能付出的代价不是活人，而是死人。

讽刺的是，此处发挥作用的看似是孝道，实则是完全与这种美德无关的东西。如伍德曼指出的，提比略在撒谎时没有把奥古斯都称为“Augusti”，而是称为“patris”，这向听众暗示了美德的可能，进而自我呈现为孝顺——作为新上任的皇帝却恪守父亲的遗命；对读者来说，尽管我们知道这一遗命是虚假的，仍不由得考虑提比略对母亲里维娅的孝顺——宁可牺牲亡父的神圣，而自己演一出愚蠢的戏剧，也要尽可能保全母亲。但塔西佗后来告诉我们，提比略如此行动别有目的，“因为他的政权正是从她手里取得的”（4.57.3）。

在即位之初，提比略的心态和决定退隐卡普里阿岛时大概不太一样，因为到了退隐时，已无人能对他的生命造成实际的威胁，这和即位之初的情形大不一样。就如塔西佗在提比略的讣告中暗示的，提比略的政治地位和他的个人际遇一样，始终不稳定，即便在玛尔凯鲁斯等人不幸退场后，提比略仍然需要担心项上人头，因为就连日耳曼尼库斯与杜路苏斯这两位晚辈都有急不可耐地把他杀掉的可能。就此而言，提比略需要里维娅，无论谋杀出于里维娅之手与否，提比略必须倚赖于她才能更好地保全自己的生命。

从人物设计角度来说，提比略此刻的无辜要比他此刻的有罪更具反讽的效果。我们可以想象一幅绝妙的戏剧场景：自得的百夫长向忧心忡忡又底气不足的新皇帝邀功，汇报的却是不知道出自何处的命令，“命令业已执行”就像无形的命运对新皇帝的警告，重新将他扔回不确定性之中，让他登基前那种深切的不安继续笼罩着他；提比略或许就此感到，王权本身就是嗜血的，不以他人鲜血浇筑王座，就会牺牲自己。提比略与其说是无辜，不如说是无知，在无知与不安的伴随中，接受了第一次“残酷的教育”。

简言之，提比略刚成为地中海世界名义上最有权势的人，却立刻发现自己也是最无知的。这种无知、无辜与不安令作为帝王的提比略在一定程度上是值得同情的——在理想状态下，他应有理由相信他人进而委以责任，也只有这种委任具有正当性，但现在，“无头的”命令堂而皇之地出现并向提比略示威，“命令业已执行”。更有意思的是，地位低下的百夫长毫不怀疑命令的权威，萨鲁斯提乌斯极其自然地代行了王权，这一情况的深层意蕴令提比略难堪：要么百夫长默认了提比略的残酷，要么百夫长默认了里维娅的权力。

但上述推论又容易影响我们对塔西佗笔下提比略的判断，尤其是对提比略的权力欲望的大小的判断。提比略在叙事的始发点的无辜与后来的暴虐形成对比，似乎他是被无形的命运与险恶的权力逼入后来那种可鄙境地中去的，同时，由于萨鲁斯提乌斯、谢雅努斯、马克罗对朝政的干预，又引人猜想，皇帝是否只是“权欲”的牺牲品，或者帝制中不可缺少的符号？但问题是，如果塔西佗能意识到提比略初登基时这场闹剧的反讽性，何以体会不到上述可能，仍在提比略的讣告中断言并非其他人而正是提比略的本性令他陷入罪行中呢？

蒙森曾尝试为提比略翻案，将塔西佗的这种叙述概括为政治史家的偏见，但他未有正面挑战过塔西佗在讣告中的记叙，而仅是用提比略时代繁盛发展的物质文化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而这偏离了塔西佗叙事的内核。我以为，塞姆的观点更具说服力，即塔西佗继承了萨卢斯特的对政治文化的关注，萨卢斯特用在喀提林身上的措辞，和塔西佗用在马克罗、谢雅努斯等身上的措辞别无二致，除开文辞相似以外，塔西佗更继承了萨卢斯特的观点：帝制以及任何其他高扬个人权威的制度，都是人类权欲的放大器。

也即是说，提比略最初显得无辜，只是因为他受到种种限制——里维娅的强势、元老院对他的含混态度、日耳曼尼库斯与杜路苏斯的隐隐约约的危险以及他对自己能力不足的恐惧；而我们也不要忘了塔西佗在1.7.5中辛辣的评论：提比略正式登基前，其做派“俨然是已经做了皇帝”。好人堕落的故事虽然更有意思，却走得过远了。塔西佗最后借克利司普斯之口所言，既是对这场谋杀的总结，更预示了提比略的统治模式：“发布命令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只对统治者一个人汇报，理由/账目才能保持平衡。”（1.6）

这一以词汇的双重含义为基础的妙语似乎是在说，政令若通过官僚机构执行，难免存在摊派或撒谎的情况，因此皇帝的直属机关能更好地完成任务，但这一说法预设了官僚工作的含混性，而依照塔西佗的看法，遴选官们是一丝不苟的，这推翻了前述的推测。因此，这一妙语该理解为：只有通过尽可能隐秘的关系，皇帝才能行使“例外权力”，这和做假账同理。克利司普斯将罗马帝国的理由-正当性置于虚无缥缈的基础——无知、恐惧与猜忌。这就是塔西佗《编年纪事》的开端与基础，这就是他眼中专制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