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学和考古学还原前帝国时期的王朝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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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前1046～前771年），从周武王灭商到幽王亡国，共传12王11代。西周可以说是中国礼制的源头，整个儒家传统都是以传承自西周时期的核心文献为中心的。西周是我们能够对中国早期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进行可靠分析的最早时期，这尤其是因为这一时期广泛存在的文字证据，包括传世文献和大量存在的铸于青铜器皿上的铭文。西周也是中国第一个可以基于文字和考古记录将其历史发展和地理环境系统联系起来的王朝。《西周的灭亡》本书主要探讨了西周的衰弱和灭亡这一特定历史和地理过程中，地理条件及其政治性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对西周西部自然环境特别关注的基础上，分析和说明西周的政治体系是如何并且为何不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从而最终导致了西周国家的解体和王畿的崩溃。

地理疆域

地理环境深刻影响和引导了西周国家的历史发展，也决定了西周实际控制的疆域范围。在中学我们的历史课本上，我们曾经看到的西周地图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完整连贯、疆域清晰可见的遍及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省的大王朝。而实际上，在信息传递慢、国家机制弱的青铜器时代，王国的实控范围比我们想象的小得多，而且深受山河地缘的影响，呈现的是以城邦的点为支点形成的网状结构，填补、镶嵌于山间平地、河谷平原以及黄河冲积平原的边缘中。在这个网络的中空处，王朝的力量远不能完全填充，即使到了临近的明清，对比如贵州湘西这些山区的控制力也只是通过土司间接产生影响。在这个网络的边缘，更是处于一个无法考证界定的动态平衡的状态，非周传统文化的异族时来时走。

从考古上看，商的实控范围就主要在以河南安阳为中心的那一小片。公元前1045年，周人与其西部同盟兴师渭河谷地，历经一番长途跋涉后，于牧野一举将商军击溃，旋即占领商朝都城（今安阳），曾经鼎盛的商王朝就此寿终正寝。这场冲突，就其实质而言，固然是政治和军事性的，但其完全可被视为东部平原与西部多山地区之间的一种对抗，前者是商王朝及其众多臣服集团的地盘，后者则是实力迅猛崛起的周人领地。严格来说不算我们所认识的秦大一统以后的朝代更替，而更像是两个部落之间的征服战争，甚至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周的礼制和商的残酷原始“浪漫”的祭祀传统完全不同，虽然周后来也有所继承部分商的传统）。

这一历史事件同时也使周面临着一个比在战场上击败商人更为严峻的挑战——即如何确立对遥远辽阔的东部平原和其边缘地区的统治。周人克商后，王位继承这一西周国家的中心政治制度得到彻底地规范化，从而使其父子相承的正常法则受到很少挑战。在国家结构上，与商代国家基本让名义上臣服于它的地方集团自治管理从而形成一个由自主部族所构成的集合体不同，周人决定亲自治理他们征服的空间。他们将大量的王室后裔和近亲分封到各地去建立统治，从而使王室血统在其政治版图内得到延伸。同姓诸侯的主要分布在渭河河谷和中原平原组成的核心地带，异姓诸侯主要分布在王国东边、南边和北边的边缘。这些众多的诸侯国与周王室因奉祀共同的祖先而彼此紧密相连，而诸侯国为了在新的环境下生存，也亟需王室的支持，由此形成了西周国家的宏观地缘政治结构。从此，一个整合中国北方两个主要地理带，其范围比商王朝远为辽阔的新地缘政治统一体屹立在东亚的地平线上。在进入西周中期的时候，西周国家的这张政治网络大约覆盖河南、河北、山东的一大部、陕西中部、晋南、辽宁西南角、安徽北部，以及湖北汉东地区。西周的权力中枢全在于一条横贯东西的交通运输线上。这条运输线从豫西艰险的重峦叠嶂中穿行而过，将丰镐二京和东都洛邑（或成周）各自所在的渭河平原与洛河谷地连接起来。这条交通线构成了西周疆土网络的中轴线，将周围大小及复杂程度相当的主要城市联结起来，这条交通线也是当年周克商的征服路线。通过这张网络，周王频繁地在各个城市之间旅行着；通过这张网络，周王的“六师”把出自西边丰镐二京的帝国指令传达到四方疆域。

1.王国西部

在王国西边，是王兴之地的关东平原-渭河河谷。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尤其是在它的西部地区，黄土高原上的重重山脉与千沟万壑构成了极为复杂的地表形态，而西周国家的中心地区恰坐落于其中的河谷平原。像这样的地理环境显然对历史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因为西周国家的行动要顺应这种复杂的地表形态，并且必须将地理上的劣势转化为优势。渭河谷地既是西周国家的心脏地区，也是周王室实施行政管理的地方。在整个西周王朝的大部分光阴内，周人将扩张的重点放在东方，不过这是以西部核心地区的安全作为前提的，否则便无法实现。在泾河渭河上游的异族“玁狁”（后称“犬戎”），长期对这片王兴之地产生威胁。

2.王国西北边

在王国西北边，也就是晋南的汾河河谷，这里相去洛阳地区并不遥远，却因为太行和中条两座山脉而与东部平原相隔开，但快捷进入渭河流域周人心脏地带，周人可以从这里通过古道“轵道”进入中原，这里战略意义非常重要。周的封国仅仅集中在汾河下游盆地，在大部分时间内，西周的控制尚未能跨越霍山进入北面的太原盆地。

3.王国中部

在中原地区，攻占商都之后，武王返回西部，令其母弟管叔、蔡叔，可能还有霍叔留守在商都，目的是为了监督以武庚（最后一位商王的儿子）为首的殷民，史称“三监”。武王死后，由于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引起管叔和蔡叔不满，于是联合武庚发动了叛乱，周公为此花费了三年时间来平叛，对叛乱者或诛或囚。尽管这场“二次革命”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但西周统治者亦由此明了，如果东部缺乏较大的行政管理机构，单凭渭河谷地的力量来遥控东部平原，实属鞭长莫及。刚刚经过的这场动乱，部分也是因为驻扎在东部平原的军事将领与京畿内新的领导层之间由于缺乏交流而产生猜忌的结果。据可靠资料显示，西周时期横越豫西崎岖的山路，大约需要耗费的时间是40至60天。而一旦叛乱爆发，将军队带出渭河谷地并且布置在东部平原之上，则需近两个月；这两个月之间，情况可能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由此可见，如果要维持自己在东部的统治，营建东部行政中心势在必行，因此便在洛邑建了一个双子城，并分封了大量诸侯国在旧商区域。从出土的青铜器的风格以及铭文的统一书写可以看出，西周对中原地区的持续稳定的统治，促成了东西部文化的统一整合。

4.王国东边

在王国东边，也就是后来的齐鲁之地、现在的山东，在一连串湖泊（沿大运河分布）东侧，这里多为山地和丘陵地组成。沿着北部海岸线，周人越过胶莱平原进入丘陵众多的胶东半岛。处于鲁中山地和湖群之间的是一片南北延伸的过渡地带是核心区，这里的人口稠密、农业产量也高，是连接当时中国北部和东南部长江三角洲的交通过道。在这些山口通道的关键位置，分布着西周远征留下的分封诸侯国。周人的政治网络在西周中期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延伸到了半岛东部及北部，在这些文化边缘区域，东夷土著和周文化交流或归属的痕迹非常明显。

5.王国南边

在王国南方，是淮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这里既资源丰富，有对大规模的青铜铸造业至为重要的铜锡资源，又是一个充满未知、危险和敌意的世界：淮夷部落势力非常强大。西周中期大部分岁月都与淮夷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事，阻滞了周人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交流。周人似乎从未能够将淮河以南地区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在长江中游，南阳盆地在周人的掌控之中，江汉平原是西周国家势力到达的最南端，而洞庭湖平原和鄱阳湖平原很大程度上仍处于西周势力控制范围之外。在西周中后期，周昭王十九年南征南蛮，周王室的西六师在汉水一役中丧失殆尽，意味着西周王师损失了近乎一半的军队，贵为天子的周昭王丧生，令一直常胜不败的周人心理从此笼罩在不祥的阴影之中，这次失败也宣告了西周早期扩张时代的终结。后来淮夷不但能够对西周国家的外围地区发动攻击，并且已经可以威胁到西周的核心区域洛阳平原。南阳盆地的诸侯国比如鄂国，在出土的文物上看当地本土文化传统的痕迹很浓厚，可以看出长江流域的同化过程还有很漫长一段路要走。

6.王国北边

在王国北方，是以太行和燕山山脉为边际的冀北平原，主要是黄河以西的冲积平原边缘。因为黄河泛滥，华北平原的中央区域直到战国时期才有人居住。因为距离太远或是戎人入侵，西周早期之后的这里的诸侯国燕似乎与周王室完全失去了联系，直至周晚期宣王时期才又得到重建。这里的文化传统早期受商的影响较大，后面基本同化于西周。从考古上看，燕国还曾对辽宁省西南角大凌河沿岸地区进行过拓殖。

灭亡分析

1.客观原因：地缘分割

在加速周王朝衰落的过程中，地理环境难辞其咎。这种危机首先可以被视为一种空间上的离散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地诸侯国不断从西周国家的中心脱离出去。在这种形势下，一旦危机爆发，位于渭河谷地，接近西部边界且为东面的重重山脉阻隔的周王朝首都的地理位置，不但对王室重整秩序毫无裨益，反而减缓了这种努力。尤其糟糕的是，由于周的首都与东部的诸侯国相互隔离，王室军队必须独力抵抗西面的敌人。自西周中期至整个晚期，玁狁的部族对周王朝频繁地侵扰，突破周朝的防御，直接威胁西周王都。无奈之下，周王朝在两个战略目标之间疲于奔命：一方面西周国家的完整性要依赖周王室对东方事务的持续介入；另一方面周王朝的存活却要系于西部的安全。周王朝难以两者兼顾。

2.外部原因：异族入侵

东部地区，在周后期，淮夷和东夷对西周的半壁江山发动了攻击。这些攻击危险性绝不亚于西周初年“三监”与武庚的联合叛乱。在生死关头，王室不仅派遣成周八师进行抵抗，同时还将驻扎在渭河平原的西六师调至东部。而在西部，周都地理位置上的缺陷在西周中期晚段充分地暴露出来，玁狁（犬戎）长久以来对周政权的安全构成了最有恐惧性的威胁，并且同他们之间的这场战争无论是对西周社会还是周人的心灵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玁狁并非一定是我们理解的蛮族，很有可能与周人一样利用战车而不是骑马作战的规模相当之大、权力高度集中的农牧民混合的青铜部族社会。玁狁可以在一个大范围内从不同的方向与周人作战，表明玁狁的社会可能是由不同的社会单位或组织构成的，这些单位或者组织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和种族背景，从而为他们相互调和，并对抗一个共同的敌人周人。在早期，周人不但有足够的能力来稳固自己的疆界，同时还能四处征讨，侵占敌人的地盘。然而一旦西周王朝的活力消失，从昔日的进攻者退为今日的防御者时，并最终在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攻克了周都，导致了西周的灭亡。

3.内在原因：分封制度的弊端

地方封国是西周国家最重要的组成单元，同时周王与地方封国诸侯之间的关系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关系。周王与诸侯之间的关系比中世纪欧洲“领地-封臣”制度下的“领主”与“封臣”之间的契约关系更紧密，也更独裁。周王通常由嫡长子继承，代表天下的“大宗”，而各地的诸侯，多为周王的其他庶子的后代，建立“小宗”。根据“宗法”，小宗的诸侯必须服从周都内的大宗，周都故曰“宗周”。这种区分不但为周朝的王族所遵从，更重要的是，亦为那些并非按照国家的行政结构所组织起来的其他贵族宗族所恪守。在这种情况下，正妻之子按照他们的长幼分成伯、仲、叔、季，通常只有伯才能成为整个宗族的领袖，因此被称为“宗子”。“宗法”的本质就是根据亲属结构来规定政治权力与财产的继承。西周王室还采取是世袭“监国”的设置，王室将它们安置在地方封国，扮演着周王“监察人”的角色，监视那些远离首都的诸侯；诸侯须定期向周王述职。但到了后面，通过血缘结构来实行的分封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疏远；包括监国在内，很多代之后他们的利益就会与其所在封国的利益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与中央王室无关了。且随着坐镇在东部中心的王师在汉水的惨败，以及周王后期东伐齐的失败，都极大影响了周在各诸侯国中的权威。而各诸侯国经过常年独立的经营发展以及开疆辟土，势必会形成强大的离心力。

4.内在原因：王畿内贵族与王权的矛盾

渭河河谷王畿是西周国家的政治核心，这里受周王室的直接行政支配。渭河谷地中散布着多个王室中心，周人的管理正是从这些行政中枢开始，沿着渭河的支流延伸到乡村地区中去。从金文中来看，在地方管理上可能有两种情形：里和邦，分别由里君和邦君负责。东部中心洛邑周围的一小片区域内可能也存在着由王室控制的相似的行政管理结构。王室绝大部分收入都来自这些地区，王室的日常花费以及军费支出都要依赖它们。不过渭河谷地同时也是众多贵族家族的所在地，他们在王室中心拥有居宅，但同时居住在那些遍布于渭河平原上的宗族地产之上。西周时期实行的是官职世袭制，进入政府服务的机会可能只限于贵族阶层，这些官员并不从中央政府领取薪水，他们只能依靠自己或先辈从周王处领受到的地产来维持生计。在以“恩惠换忠诚”原则为基础的，地产是周王给贵族官员的主要赏赐。但这个制度的后果就是，越到后面，周王自己能收益的地越来越少，贵族的势力越来越大，这不仅缩减王室财产的规模，破坏西周国家的经济基础；也使得后期周王可以给出的恩赐越来越少，贵族和周王的矛盾也必然会产生。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被授予的土地称作“土”；而自西周中期开始，它则被称作“田”。后者的规模要比前者小很多。这一点说明了周王拥有的土地越来越少，每次分的土地的规模也越来越小。

西周晚期，当南方鄂侯驭方发动对周的叛乱时，贵族武公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周王动用了六师和八师前去征讨鄂侯，但却以失败告终。随后武公派出自己的戎车和徒驭，在禹的率领下，成功俘获了鄂侯驭方。同样是这位武公，命令多友指挥自己的战车抗击前来侵犯的玁狁，保卫了京师的安全。对周王而言，一支具有如此高的作战能力却又握于贵族私人之手的军队，这将是一种严重的威胁。贵族的强大也直接导致了周幽王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

5.直接原因：幽王的政治斗争

中学阶段我们读到的历史是被儒家“模式化”后的幽王烽火戏诸侯故事。周幽王为博爱妃褒姒一笑，点燃了烽火台，戏弄了诸侯。褒姒看了果然哈哈大笑。周幽王很高兴，因而又多次点燃烽火。导致诸侯们都不相信烽火，也就渐渐不来了。后来犬戎攻破镐京，杀死周幽王。这个故事不管从考古还是逻辑上都不符合史实。按照本书的描述，实际故事是这样的，周幽王即位时，手下有一位大臣叫皇父，他是宣王时代的重臣，执掌朝政已逾四十年。幽王的王后来自申国，申出于周代最显赫的姜氏，有理由相信，以皇父为核心的前朝老臣，与以申后为代表的旧贵族之间，有着利益上的牵连。幽王三年，褒姒得宠；幽王五年，皇父及一批老臣将住所永久性地迁往遥远的东部，离开了西周的政治中心，同年，申后的儿子、王位的正当继承人宜臼也被迫离开都城，前往申国避难。这标志着，幽王联合褒姒、虢石父，在政治斗争中战胜了申后、皇父集团，真正掌握了西周王室的控制权。随后，为拘捕逃往申国的宜臼，巩固新的政治格局，幽王发兵申国。但是他错误地估计了敌我力量的对比，可能压根也没想到申国会联络犬戎从而遭致大败。申国、犬戎联军趁新胜之势，顺泾水而下，直破镐京。幽王携褒姒、伯服往东都洛阳逃去，在骊山脚下被追上，幽王、伯服被杀，褒姒被俘。至此，西周灭亡。

历史馈赠

1.春秋战国时期的到来

一是东周东迁。周都沦陷后，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戎人对渭河河谷大规模地侵占。有材料证明这些戎人实际上在前周的遗址（如镐京）上建立了他们各自的政权，并且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仍然活跃在这个地区。在西申的宜臼称王（周平王）后，其领导下的周王室要在渭河平原上继续生活下去殆无可能，因此决定东迁洛邑。这次周人中心的东迁对中国历史有着长期而深远的影响。它开启了一场西周国家的地缘政治重新构建的过程，牵涉到众多贵族宗族的转变，他们原先坐落在西部，后来在东部成立新的地方诸侯国。比如郑国，原先坐落在渭河流域西端附近的凤翔地区在公元前773年至公元前772年之间，郑桓公将郑氏宗族的财产以及一部分人口东迁到郐国和东虢的领地内，周都沦陷后郑武公随平王东迁，并可能暂居于刘，最后，武公分别于公元前769年和公元前767年吞并了郐和东虢，并且在今天的新郑地区重建了郑国。这场转变使得周王和他的王廷变得越来越边缘化。由于中心权力的消失，用以建立政治权威的新的政治规范和策略也随着春秋战国时代的开始而诞生。

二是秦的崛起。原先生活在甘肃东南部的秦人，在周人与西戎的军事争斗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还帮助了周平王动迁。但是，随着西周王朝的崩溃，秦政权被留在了戎人的茫茫大海之中。后来，秦在与多个戎人的斗争中，也逐步进入渭河平原。进入渭河平原后，秦从蕞尔小邦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北方的重要力量之一。至武公统治末期，秦人显然已将整个陕西中部渭河平原尽收囊中，并且开始超越这个地区向外释放影响力。这次迁移使得秦以富饶的渭河平原为力量根源，奠定了一统天下的基础。

2.中央-地方制度的教训

在西周王朝崩溃后的五百年间，列国战争的烽火完全摧毁了“封建”制度最初意在达成政治统一的期望。作为这场旷日持久的列国战争的唯一赢家，秦国统治者从西周国家的失败中学到了重要的一课。在李斯的建议下，秦始皇决意放弃周朝的制度，推行“郡县制”。秦帝国不再派遣王子去遥远的地区实施控制，而是代之以训练有素的官员，这些官员在自己管理的地域社会内永远无法扎根，并且随时都有可能从他们的位置上被撤换。这一制度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

3.华夏认同的产生

在西周时期，中国文明的基本理念和制度已经得到创立。作为“华夏”这个称谓之一部分的“夏”的使用自然反映了周人世界中一种统一体的意识，以及他们对一个共同文化和种族起源的探寻。“华”这个称谓来自华山，华山坐落在西周国家连结渭河谷地丰镐二京与东部洛邑的政治中轴线的中心点上。与此同时，“戎”逐渐被用来指称一批无论是文化、种族，甚至是道德上均不同于“华夏”子民的人群。无论“华夏”各国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敌对，他们从未互称对方为“戎”。华”或“夏”的概念作为一种团结本土中原诸国抵抗共同敌人的政治意识形态或者策略出现了。当这些本土诸侯国在地理上同戎狄政权交织在一起时，是他们承自西周国家的共同遗产将他们同戎狄组织区分开来。正是这种西周时期逐渐形成，到东周时期被充分认识，同时与“戎”和“狄”形成鲜明对照的文化与民族统一体，日后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核心，并且在历史的进程中将更多的人群吸纳进来。在这一点上，西周国家给周人世界贡献了一种新的文化身份——“华夏”，并且为东周时期的中原贵族在面对外部新的压力时提供了重要的力量来源。西周国家不仅留给了中国一个民族的核心，同时还留下了对于中华文明在日后百年和千年间在帝国统治下的持续繁荣至关重要的文化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