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

第一讲 绪 论

• 史念海指出中国历史地理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那时顾颉刚创办了专门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并同时出版了学术期刊《禹贡》半月刊。
• 《禹贡》本是《尚书》中的一篇，为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以此命名学会与刊物，乃显示其渊源的久远，但《禹贡》 半月刊的英文译名却是 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 如果说《汉书·地理志》开启了传统历史地理的第一页，那么20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则进入了新的阶段，1909年张相文创办“中国地学会”，并出版会刊《地学杂志》。《地学杂志》从1910年问世至1937年抗战前夕停办，28年间共出版181期，发表论文1600余篇，其中不乏历史地理文章。
• 继“中国地学会”之后
• 20世纪30年代前期，顾颉刚联合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三校有志于历史地理与民族史的同学，组织成立了“禹贡”学会，并创办了《禹贡》半月刊。“中国地学会”囊括地学各个领域，“禹贡”学会则专门致力于历史地理研究，这是历史地理第一次独立登上学术舞台。无疑，“禹贡”学会与《禹贡》半月刊的创办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禹贡》半月刊于1934年3月创刊，至1937年“七七事变”被迫停刊，共出版了7卷82期，发表文章700多篇。这些文章都成为后来历史地理各个领域的先声。
• “禹贡”学会不仅为20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乃至历史学、民族史、方志学等学科造就了一批人才，当年“禹贡”学会的创立与组织者顾颉刚、谭其骧，以及学会成员侯仁之、史念海、冯家升、吴晗、童书业、齐斯和、白寿彝、朱士嘉、周一良、张维华、杨向奎、韩儒林等，都成为后代瞩目的著名学者。
• 经大“禹贡”学会开启了中国历史地理的近代化阶段，20世纪50年代，在侯仁之的倡导之下，中国历史地理逐渐与现代地理学接轨，并融入现代学术体系之中。侯仁之在全面审视地理学的性质与研究宗旨之后指出：“研究历史时期主要由人的活动而产生或影响的一切地理变化，这就是今日所理解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课题。”
• 从那时到今天，60年中，中国历史地理各代学者的研究涉及“由人的活动而产生或影响的一切地理变化”的各个领域，即历史自然地理、历史农业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聚落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工商业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文化地理等，
• 由于人类的空间活动、空间创造、空间利用多种多样，这些研究领域几乎囊括生产、生活的所有层面，且涉及了不同领域的空间现象。

第二讲 历史地理研究的起点--史前时期人与环境

一 史前时期聚落的环境选择

二 聚落环境选择与人类生产方式

三 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持续使用时间与环境容量

第三讲 地理视角下的历代疆域变迁

一 "中国"的含义及其空间变化

二 中国历代疆域变化与疆域变化的地理基础

• 疆域是两个政权或部族空间互相碰撞的结果，若世界上只有一个政权或一个部族就不会出现疆域，
• 而两个人类政治集团相互碰撞且稳定在某一地带，并非无因无由，地理——这一来自于自然的力量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史前文化的空间组合与地理选择

• 20世纪70年代苏秉琦针对黄河流域摇篮说，提出中国史前文明“多元多中心＂说
• 史前文化六大区系理论（苏秉琦）：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文化区，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区，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区，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文化区，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文化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轴的南方文化区。
• 中原区拥有文化融汇中心的地位，取决于这里拥有创造文明、保全文的地理环境。
• 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一文述黄河中下游地区即中原区从部落迈向国家的进程，十分强调北方以黄中下游为中心的地带具有实现社会组织一统性与文化一统性的基础，其中平坦的地势利于文化交流并形成超出部落组织的更大政治实体；干旱寒冷的气候促使人们及时调整社会组织与生产对策；邻近游牧民族的地理区位会因战争联合为整体，并涌现出具有领导性的权威人物；缺水的自然环境人们在治水的共同需求下形成高级的政治集团；共同的生产基础往往使人们将政治集团领袖的祖先视作共同祖先，进而形成宗教意识。
• 竺可桢：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基本都起源于干旱的大河流域，如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巴比伦，黄河流域的周、秦、汉、唐，正是干旱大河流域周边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干旱环境，成功地阻隔了其他民族的人侵并保全了文明。

（二）从黄河中下游地区走向长江流域

• 夏、商、周三代中国进入国家阶段，这一时期国家的空间形态具有城邦国家的某些特点。
• 以城为邦是城邦国家的领土形式，作为国家整体而言，夏、商、周任何一个政权都不属于城邦国家，但由于地广人稀，无论方国还是诸侯，基本境土的中心都是城邑，远离城邑的地方或人口稀少，或仍属蛮荒，国家为众多城邦的联合体。
• 夏人为中原土著，商人来自东方渤海湾沿岸地带，周人源于西部黄土高原，他们共同趋向于黄河中下游所在的中原地区，这一趋向虽源于史前时期，但真正以一个部族为核心控制这一区域是从三代开始的。
• 三代时期不仅将黄河中下游地区营造为“中原”，而且完成了黄河中下游与江淮地区的政治、文化一体化，其中包括夏、商、周三代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崇尚，这既是“华夏”的基本内涵，也是中原政权或“中国”的象征。
• 三代时期为黄河中下游地区确立的文化属性虽不属于疆域，却为领土国家的疆域奠定了精神认同的标准，至战国末期虽然政治上列国分立，但华夏文化所及之地，已跨过淮河到达长江流域，实现了江河两大流域文化的认同，并为政治统一营造了基础。

（三）以农耕区为核心的疆域扩展

• 当代地理学 三大自然区：东部季风区 西北干旱区 青藏高原高寒区
• 农耕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
• 秦：在东部季风区内
• 西汉：两类边疆 ① 地理极限：东边、南边临海；西边临青藏高原（农耕的极限）② 农耕区边缘/非农耕区的宜农地带：如辽西、辽东、右北平、渔阳、上谷、代郡、雁门、定襄、五原、云中、朔方、西河、上郡、北地等郡均贴近农耕区边缘，而河西四郡乃至于西域都护府则设置在非农耕区中的宜农地带。中国西北气候干旱，仅凭降雨无法发展农业，唯河西四郡可依托祁连山冰雪融水形成绿洲；与河西四郡相同，西域都护府所在乌垒（今新疆轮台东北）以及西域诸国均建立在天山、昆仑山下的绿洲，绿洲成为非农区域内的宜农地带。回顾历史，这类边郡没有难以逾越的自然障碍，农牧民族间的文化交融与武力争雄往往发生在这里，在政治、军事力量的推动下，既是离合最多的地带，也是历代王朝竭尽全力控制的区域
• 东汉：西北内缩；西南扩张
• 历史上民族之间的争雄、武力之间的抗衡，总发生在今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宁夏、甘肃一带——年降雨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
• 降雨量制约着人类经济生活方式，年降雨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是农业生产需求雨量的底线，这条界线以东以南地区凭借丰沛的雨量成为农业长期稳定的生产地；从年降雨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向西向北，气候越来越干旱，这片深处欧亚大陆腹心的土地，仅在小片绿洲地带可获得高山冰雪融水的滋润，广大的高原山地没有农耕生产的条件，成为畜牧业的基地。
• 年降雨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既是中原王朝守疆固土的底线，也是新生疆土的增长点。
• 清朝：突破年降雨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
• 清朝面对的疆域形势不仅与以往中原王朝完全不同，也与蒙元帝国并不一致。
• 蒙古人进入中原之前已经拥有了西边、北边，在此基础上实行由外及内的领土路线；满洲人只拥有东北，整个内地及其他各边均不在控制之内，故仍然采取由内及外的领土路径，但与前朝不同，清人在北边采取了联蒙政策。16世纪蒙古分为漠南、漠北（即喀尔喀蒙古）、漠西（即卫拉特蒙古）三大部，清人入关前已经与漠南蒙古建立了联属关系，漠北喀尔喀蒙古也归附在清人统辖之下，至17世纪末内外蒙古全部归于清版图内。南、北两部蒙古的归属，在将农牧交错带融于境土腹心的同时，将疆域向北延伸至贝加尔湖南岸，向西抵达西域。西部蒙古即卫拉特蒙古，游牧于天山南北，其中准噶尔部势力最强且不断侵扰漠南、漠北两部蒙古，并与境外势力建立了联系。针对西北边疆危机，清廷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陆续发兵，平定了准噶尔与回部大小和卓势力，统一了西域。就地理意义而言，清王朝针对蒙古准噶尔部以及回部大小和卓的系列战役，争夺的空间早已逾越了农牧交错带，而推至中亚草原的边缘。
• 中国历代王朝不乏将境土扩展到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以西以北的事例，其中汉唐两代拓土西域尤其为历代称颂；但必须说明的一个事实是，所有清王朝以前的历史，对于年降雨量400毫米等降雨量线以西以北地区都没有持续而稳定的获取，王朝国力强盛时期拓土西北，国力衰微即固守农牧交错带。只有清朝的军事行动不仅突破了这条农耕民族守疆固土的底线，将疆土延伸至中亚草原，而且稳定、持续地拥有了这片土地，并在光绪年间设立新疆巡抚，将其置于与内地等同的管理系统之下。
• 最终跨过农牧交错带，将帝国的疆土实实在在锁定在伊犁河流域和喀什噶尔地区的，不是汉武、唐宗，而是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以及乾隆三位帝王所在的时代。如果说中国疆域扩展经历了黄河与长江流域两大农耕区的联合、以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为基点的疆域伸缩、突破北方农牧交错带三个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几乎决定了泱泱大国的基本版图。
• 与西域具有同样重要地理意义的是西藏，继元、明两代对西藏的管理1727年清廷向西藏派出驻藏大臣，办理前后藏事务，继续保持对西藏的统属
• 台湾正式纳入中原政权行政区是在康熙朝，1683年清军湖海战击败郑氏水师，台湾划入大清帝国版图，初归福建省管辖，1885年设立台湾省。西方列强进入中国之前，清王朝的版图不仅辽远，而且有着超越汉唐时期的完整疆域。

三 清代晚期的疆界条约与疆域变迁

四 关于疆域问题的余论

第四讲 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与植被的地理分布

• 指标：冷暖干湿
• 气候变化因素：地球内部动力+天体之间相互作用+人类活动（工业革命后）

一 历史时期气候冷暖干湿之变

（一）历史时期中国气候的冷暖之变

• 距今3000年是全新世大暖期的重要界限，在此之前温度以上升为主要趋势，并在距今3000年左右达到最暖期，此后温度明显下降。
• 各家几乎没有统一的研究结论，存在冷暖时段起讫时间的明显分歧，但对中世纪暖期（唐朝前后）与明清小冰期的存在基本认同，这就意味着近2000年以来气温波动明显存在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高值期与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低值期。

二 历史时期植被地理分布变化与重要农业生产界限

• 冬小麦为暖温带粮食作物，冬季最低温度是其生长的制约性因素。
• 在各类农业生产界限中，冬小麦分布北界位居最北，对于环境敏感性极强，但凡气候发生冷暖之变，均会随之变动，具有重要的环境指示意义。
• 各类农业生产界限中，冬小麦分布北界最为重要。
• 由于冬小麦秋种夏收的越冬作物属性构成农作物两年三熟的核心，因此冬小麦分布北界不仅标识了这种作物的分布空间，而且涉及农作物两年三熟制实施区域，无论冬小麦还是两年三熟制分区的变化均与气候相关。

第五讲 历史农业地理背景下的人类活动与环境改造

一 历史时期人类农业开发与环境改造

（一）以扩展农业种植空间为核心的广度开发

• 在中国数千年的农业发展进程中，农作物亩产提高幅度不大
• 粮食产量缓慢变化，人口却不断增加。
• 葛剑雄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即公元前3世纪，全国约有人口2000万；至汉平帝元始二年，全国人口已增至6000万；西汉以后至隋唐之前的数百年内，由于灾疫、战乱，人口发展处于低值期；唐代随着社会安定，人口逐渐恢复，至天宝年间文献记载户口为5200万，考虑各种隐漏及未载籍的人口，这时全国人口至少在8000万上下；明清两代是中国人口大幅度增长时期，明代中后期全国人口1亿多，清代人口增殖尤其显著，清朝末年全国已超过4亿人口 （图5-1）

• 除了战乱、灾疫，中国历史上实行的赋税制度对人口增殖有很大的束缚。
• 从汉代开始，实行地税、口税并行制度，地税取之于田，口税系之于人，人一生从七八岁到六十岁左右，均有向国家交纳口税的义务。口税重于地税，沉重的口税不但造成户口登记中的大量隐漏，而且大大限制了人口增殖。
• 清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亩”制度，中国赋税史上这一重大改革，使相沿实行了近2000年的“人头税”至此正式取消。口税的取消对人口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清初见于簿册的人口数额尚不足1亿，排除各种隐漏也不过1亿多人口，200多年后，即清代末年全国人口已超过4亿。
• 1. 黄河流域农耕区的兴衰及扩展
• 2. 长江流域的开发与经济重心南移
• 连年战乱，人口南迁——公元四世纪永嘉之难，到刘宋时期公元，420年前后南渡人口共90万（当时刘宋全境人口共500多万）
•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并不代表移至整个长江流域，而仅限于下游长江三角洲与太湖平原；
• 长江流域各段的农业开发进程并不一致，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早在战国时期已进入与中原地区同步开发进程，
• 唯位于中游的江汉平原待宋元时期才进入农业开发。宋元时期江汉平原一直处于湖沼状态，先秦文献中称其为“云梦泽”，湖沼水体成为开发利用的障碍。江汉平原的形成与全面开发大约从南宋后期开始，经元代至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并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输出地，接受这里粮食的包括南北十余省，民间俗称“湖广熟天下足”。

• 宋代盛产粮食的太湖平原，至明清时期农业生产结构发生了转变：以工商业为依托，大力发展经济作物棉花和蚕桑，粮食作物反而退居到次要地位。由于粮食种植面积减少，太湖平原所需粮食往往不能自给，由原来的粮食输出地变为粮食输入地。
• 随着太湖平原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变，代之而起的江汉平原承担了长江流域粮食生产中心的职能。长江上中下游的全面开发为整个流域带来了繁盛。

（二）以提高产量为目的的深度开发

• 1. 历史时期主要农作物我嬗替我的农业地理格局变化

二 农业开发带来的环境问题

• 遗患至今的三大环境问题
• ①宋代以来江南地区围湖造田
• ②宋元明清以来南方山区开发
• ③清代以来沿长城地带开垦农业

（一）农业开发用单一农作物取代多样性的天然植物

• 其一，天然植物是与复杂的自然环境对应的产物，就其种类而言包括乔木灌木以及草本，而农作物多属于草本植物，且种类单一，由农作物取代天然植被最明显的环境改造是植物多样性的消失。
• 其二，天然植被不存在因周期性破坏而出现的裸地，而农作物的播种、收获经历着一年内周期性的土地裸露，无论南北方，裸地的出现均带来明显的环境后果。
• 其三，长年连续耕作，必然出现土壤肥力降低、土壤结构改变、土壤退化的结果。

（二）宋代以来江南地区围湖造田引起的湖泊面积萎缩

• 宋代是历史上围湖造田第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以江浙一带围田量最大，此后，特别是明清两代南方各地围水造田的事例越来越多，大片湖泊消失。
• 圩田是江浙水乡围湖造田的主要形式，宋人称“堤河两岸，而田其中，谓之圩＂。
• 这种田制创始于宋代以前，宋代随着人口增加不但圩田面积和数量不断发展，而且名目与形制也有所更新，如涂田、沙田等均属此列。
• 由圩田派生的各种新的土地利用形式，是江南农户的创举。
• 围水造田在获得农业产量成功的同时，也因过度围垦造成环境恶化、湖面缩小。
• 宋代就有人对围水造田引发的环境影响提出看法，围田之前，“东南地濒江海，水易泄而多旱。历代以来，皆有陂湖蓄水以备早岁，盖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水少则泄田中，水多则放入海，故无水旱之岁，荒芜之田也”
• 北宋中期以后，围水造田活动兴盛，至政和年间两浙地区的湖泊已大有“尽废为田”的态势，于是出现了“涝则水增溢不已，旱则无灌溉之利”的景象，农民岁被水旱之患。
• 许多著名湖泊如鉴湖、夏盖湖等都是在这一时期被围垦成田的。
• 围田初行之时，其意义本在“围田”，即将濒临湖陂的土地用堤坝圈围起来，使之淤填成田，以后则变为“围水”，也就是所谓的盗湖为田。
• 南宋时期势家大户盗湖围田之风愈演愈烈，以致成为当时朝政上的一件大事，史云：“自壬子岁人朝者，首论明、越间废湖为田之害。”
• 这时除了鉴湖、广德湖等面积较大的湖泊，像白马湖、落星湖这些溉田不过百余顷的小湖，也相继被盗为田。经过这样一番围垦，“三十年间，昔之曰江、曰湖、日草荡者，今皆田也”，围水造田最初“只及陂塘……已而侵到江湖”，范围逐渐扩大。

（三）宋元明清以来南方山区开发与水土流失

• 真正对山区环境有威胁性的开发，从宋朝开始，经元、明、清至今。
• 明清时期山区开发进入一个新阶段，人口多、土地开垦范围大，是这一时期山区开发的突出特点，由此引起的水土流失问题也更甚于前代。若就原因进行分析，主要可归为两类：
• 其一，山区开发多采取刀耕火种，在砍伐焚烧之下，山地植被受到根本破坏。
• 其二，玉米、甘薯等作物根系粗大，加剧了山区水土流失。
• 自宋代以来近千年，毁坏林木成为南方山区最严重的环境问题，由此而成的积弊不仅停留在历史时期，且一直遗患至今。

（四）清代以来沿长城地带农业开垦与土壤沙化

• 入清以来沿长城一带的农业开垦进入完全不同的阶段，以“走西口”“闯关东”为主的移民几经艰辛，落脚生根，开荒拓垦的正是这片土地。
• 明代长城内外有不同的生产方式，长城以内以农为主，长城以外则为蒙古人的牧地。入清以来，长城界分蒙汉的功能不存在了，内地农民陆续出关，长城外蒙地相继开垦为农田。
• 以一年之收获，换十年之风沙，是长城沿线农业开垦后的严重问题。
• 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放垦后，山海关外土地大片被开垦，农牧交错带东段经辽河中上游、大兴安岭东麓向北转向，这一界线基本是中国湿润、半湿润气候的北界，其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最大的障碍性因素是降雨量不足。由于气候干旱，植被稀疏，土壤层一般较薄，一经开垦极易沙化。
• 西辽河一带天山、鲁北、林东等地放垦后，人们斩伐林木，开垦土地，由于耕作粗放，一块土地种植几年即被抛荒。土地“抛弃以后，树木不能立刻生长，曾经由草木多少防治一点的黄尘，现在自由飞散，砂在移动＂。这种现象在放垦以后的农牧交错带沿线到处都存在，严重影响了这一地区当时与后代的生态环境。

第六讲 历史经济地理的重要命题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与北方移民的技术贡献

一 从易田制到土地连作 --江南土地利用率第一次提升

二 从水稻秧播到稻麦两熟制 --江南土地利用率第二次提升

三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环境选择与南移时间

（二）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时间

• 结合上述两个问题的探讨，“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的现象应该出现在南宋北方移民南下之初，随着北方移民完成土著化过程，平原植麦区向太湖平原一带退缩，而最终能够在这一水乡地区立足则是由于与晚稻轮作构成了一年两熟稻麦复种制。
• 将冬小麦种植区与晚稻分布区叠加在一起，两者的重合部分就是江南地区。虽然自南北朝以来冬小麦逐渐传入南方，但与晚稻结合，发展为稻麦复种一年两熟却仅限于江南地区，多生产一季粮食，为这里赢得了其他地区不具备的实力，并由此构成了经济重心南移的基础。
• 经济重心应具备生产品数量与生产技术均高于其他地方的属性，且不仅养活高密度的自身人口，还有大量农产品外运。在传统经济中，剩余物产主要来自农业，农业中又以粮食生产为主，一个地区是否具有高于全国其他地方剩余物产的能力取决于人地关系的相互作用。当江南地区依托水稻插秧、稻麦复种实现粮食产量超出当地人口需求并持续稳定保障大量余粮外运时，这里就具备了全国经济重心的地位。经济重心南移经历了唐宋两代，尤其是宋代成为最终完成这一过程的重要时期。
• 经济重心是农业重心也是粮食生产重心，粮食自给与外运是经济重心形成之初的必备特征，而在人口增加，人地关系矛盾提升的背景下，提高土地利用率、扩展耕地面积、加强精耕细作投入就成为提高粮食产量、增加社会财富的基本途径。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进程中，北方南下移民参与所有农业活动的同时，也成为水稻插秧与稻麦复种两项技术的携带者与推广者，这两项技术结束了江南地区火耕水耨的粗放农业，并将土地利用率从50％提升至100％，又从100％提升至200％。中国古代经济重心从北方移向江南是对亚热带水乡农业全面开发的过程，其中包括以土地利用与面积扩展为核心的广度开发，以及以精耕细作农业技术提升为主的深度开发两个层面，经唐宋两代，经济重心南移进程中前期以广度开发为主，后期以深度开发为主。广度开发侧重于空间拓展，深度开发则在于技术投入，稻麦复种制不仅将广度、深度开发结合起来，且通过水稻、冬小麦两种作物各自的环境选择奠定了一年两熟种植制度的基本空间，并以此为依托决定了经济重心的地域所在与时间进程。

第七讲 江河湖泊演变与人类活动

一 历史时期黄河河道变迁

（一）黄河河源的探索

（二） 关于历史时期黄河水患原因的探讨

（三） 历史时期长江中下游水道变迁

• 清咸丰五年（1855）至今——黄河第六次改道
• 黄河泥沙含量之高，居世界河流之冠。
• 从潘季驯治河至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下游在这条水道上已经流淌了200多年，河堤随着泥沙的淤积而增高，河床渐渐高出地面，成为地上悬河。洪水时节，防御不慎即成决口。
• 清咸丰五年，黄河在兰阳铜瓦厢（今兰考县西北东坝头）决口，河水先向西淹没封丘、祥符各县，又向东漫流于兰仪、考城、长垣等县，后分为两股一股出曹州东赵王河至张秋穿过运河；另一股经长垣县至东明县雷家庄义分为两支。这两股三支在张秋镇与曹州流出者合为一股，穿越运河，经小盐河流入大清河，由利津入海。东出曹州的一股数年后即淤塞，剩下的那股就是黄河正流。
• 这次改道结束了700多年黄河夺淮的历史，河道转向东北，注入渤海。这也被视为第六次大改道。
• 咸丰五年黄河改道之初，下游河道并不稳定，水流在以铜瓦厢为顶点，北至今黄河北金堤，南至曹县、砀山，东至运河的扇形地带自由漫流，水势南北摆动，正流无定。每当洪水陡涨，兰阳、郓城、东明等地决口无数。
• 黄河下游河道迟迟不能固定，人为因素起了决定作用：一则由于太平天国起义，遍地烽火，朝廷无暇相顾。再则源自南北政治集团利益之争，黄河北流，首当其冲的是河北、山东等北方之地，山东巡抚丁宝桢等代表北方利益坚决要求堵住决口，恢复南行；安徽、江苏等黄河南行之地的政治人物李鸿章等代表南方利益，怎么可能送走祸水，又再次引回呢？于是提出因势利导，维持北流。
• 这番争论直至光绪年间才有了结果，终于着手在黄河新河道南岸筑堤，固定河道，南方政治集团获得最后胜利。光绪十年（1884）两岸大堤全部完工，河道最终固定下来。
• 此后黄河下游仍然不断自然决口，也于1938年日本军队南侵、1947年国共对峙经历当局两次以水代兵的人为决口，但最终堵住了决口，河道依然维持原有流向。

（四） 长江中下游湖泊变迁

• 原有湖泊，一些被填，一些移动，一些新生

二 关于历史时期黄河水患原因的探讨

（一）黄河下游泥沙淤积与地上河

（二）黄河下游的泥沙来源与黄土高原土壤侵蚀

三 历史时期长江中下游水道变迁

（一）长江中游河床演变

• 长江一出三峡地势急剧下降，河谷虽然比较宽阔，但受两岸低山、丘陵制约，河道比较稳定。江水行至枝城至城陵矶段已是平原，但全长仅400公里的荆江段就不同了，后人留下一句话“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荆江以下中游河道险情虽减，但仍然具有明显的河曲。由于江水水文与地貌的双重作用，中游各段发展变化各不相同
• 荆江河段不仅经历河道分合之变，且荆江段的险情与河曲发育相关。曲流发育深受河床所在区域沉积物影响，荆江区域主要由砂层、亚砂层这些疏松物质构成，在水流作用下，极易冲刷，河床迅速展宽，随着河流进入平原水动力降低，携沙力也在降低，泥沙多以江心洲形式沉积下来。
• 若江心洲靠岸即形成边滩，迫使水道弯曲，在地球自转偏向力与弯道环流作用下，曲流不断发展，河道迅速向河曲方向发展。
• 河曲在妨碍航运的同时，洪水期间自然裁弯取直，往往会导致江水四溢，洪水泛滥。

（二）长江下游河床演变

• 长江中下游河道变化：弯道多、江心洲多，这些流经平原地区河道的特点，是长江洪水与险滩的重要成因。

四 长江中下游湖泊变迁

（一）云梦泽盈缩过程

• 江汉平原：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历史时期是云梦泽
• 随着陆上三角洲不断扩展，泽水日趋平浅，唐宋时代云梦泽多已淤填成平陆，司马相如所称道的“九百里云梦泽”为零星小湖所取代，从南宋后期人们开始修建垸田，最后推动云梦泽消失与江汉平原形成。
• 在云梦泽水体退却，江汉平原形成的过程中，农业生产几乎同步推进，从50米等高线的边缘地带逐渐向腹心发展，最终赢得了整个平原。

（二）洞庭湖湖面盈缩变化

• 全新世以来洞庭湖经历着由小变大，由大变小，即由河网切割平原到周及800里的湖泊，又淤塞为几片湖区的演变过程。代了原来河网交错的平原景观。

（三）鄱阳湖湖面盈缩变化

• 在鄱阳湖由小变大的系列过程中，周围的农业开发区也随之出现，并由中心向四周扩展。

（四）太湖平原水乡环境利用与水利工程

• 晚更新世末期太湖由沟谷切割的滨海平原，演变为碟形洼地的潟湖地貌形态，其后由于入海口的变化，潟湖演变为太湖。
• 距今6000年前，长江由镇江、扬州一带入海，由于长江所携带的泥沙大量在河口堆积，促使太湖平原发育，沿今丹徒、江阴、外岗、曹径、五盘山一线形成古老的海岸线。太湖接纳茅山、天目山诸溪，东由吴淞江、娄江、东江分流入海。

第八讲 畜牧业的地理空间与草原游牧方式

一 非农业民族的地理分布与经济生活方式

•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非农民族，这些民族有的以渔猎、采集为主，有的则过着游牧生活。抛开族属、族源等问题，仅从地理方位上着眼，分布在北方的非农耕民族可以分为东北、西北两大部。
• 对于这些民族，早期的历史文献曾笼统地称为“戎”“狄”，后来逐渐有了明确的称呼
• 活动在东北地区的先后有濊貊、肃慎、挹娄、夫余、乌桓、鲜卑、室韦、库莫奚、豆莫娄、乌洛侯、地豆干、勿吉、奚、契丹、靺鞨、女真、满等民族或部族
• 活动在西北地区的则有匈奴、氏、羌、柔然、吐蕃、突厥、回纥、铁勒、沙陀、吐谷浑、党项、蒙古等民族或部族。

二 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与游牧业诞生

• 游牧地带是游牧生活与草原环境相互结合的产物。中国境内属于游牧地带的范围很广，除西辽河流域位于大兴安岭以东外，几乎北纬40°以北、大兴安岭以西的草原地带都可以成为游牧民族的家园。
• 草原游牧地带从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经蒙古高原、天山南北、青藏高原一直伸向欧亚大陆的腹地，成为世界上最广远的绿色长廊。

三 游牧业与游牧方式

（一）游牧方式——逐水草而居

1.划定季节牧场

• 两个原则：①牧场有良好的再生能力，且植物成分不被破坏 ②饮水条件以及牧草生长状况可以满足季节要求。在这样的基本原则下，草场的自然地形、气候条件、水源、牧草生长状况以及饲养管理条件等也对于划分牧场起着重要作用。
• （1）地形、地势直接影响牧场水热状况，间接影响放牧场植被。山地草场，地形条件的作用尤其突出，通常冬营地选在山脚，春秋营地选在山麓，夏营地选在高山、亚高山。而蒙古高原等高原牧场地势比较单调，海拔高度相差较小，决定草场水热分布的主要为微地貌，夏季一般选择纳凉通风的坡地、台地、梁地，而冬季则选择向阳温暖避风的洼地、谷地、低地。
• （2）牧场的季节适宜性与水源条件密切相关，夏季炎热，牲畜饮水次数和饮水量较大，夏季营地要求水源条件好且饮水半径小的草场，如沿河及湖滨地区。冬季牲畜饮水量减少，可选择水源条件稍逊的草场，缺水草场还可以利用积雪。
• （3）牧草的营养价值及季节适口性，也是选择营地必须考虑的条件。
• （4）营地的管理主要考虑棚圈设备、牧道以及牲畜舔食盐土或采食盐生植物是否方便等。根据这些条件，季节牧场一般划分为四季牧场、三季牧场或冬夏两季牧场。

2.规定游牧路线

• 游牧路线一般不轻易改变
• 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水源有无、草场优劣以及去年迁移中畜群留下来的粪便有关。
• 草原上树木很少，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般都将牛粪、马粪等作为燃料，曾经走过的路线会遗留下干燥的牲畜粪便，这些成为牧民使用的燃料。

3.营盘的环境选择

• 营盘为牲畜过夜休息的地方，牧民一般白天在营盘周围一定范围内放牧，夜晚归宿营盘。营盘由于其功能特征，往往设在牧场的中心地带。
• 营盘的选择与水草状况相关，两者之中人畜的饮水条件似乎更重要。
• 饮水是放牧中的重要环节，因此牧民一天之内的放牧距离基本以饮水地点为半径，饮水地点包括河流、水泡以及水井等。畜种不同，每日的行走能力与放牧半径也不一样，羊可日行5-6公里，牛7-8公里，马10—15公里，骆驼大部分在居住点周围。冬天牲畜吃积雪代替水，放牧半径也相应缩小。

4.季节营地内放牧顺序和放牧方法

• 每一季营地驻牧期间，并非停留在一地，牧人根据草场与牲畜状况，需要多次迁移。
• 草原上有各种移动循环，一些取决于地理环境，一些则与牧放的牲畜有关。一些部落移动得很远，一些一年只移动几十里；有的牧地包括好草与坏草，有的完全处在干瘠的草原上。营地内迁移的次数以及每次迁移的距离与气候、土壤有着复杂的关系，畜牧学一般将某一牧场在放牧季节内可以放牧利用的次数称为放牧频率，放牧频率依牧草的再生能力而定，再生能力强的放牧频率高，再生能力差的放牧频率低。
• 放牧频率一般为牧草再生次数加一，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牧草在生长季节内一般可再生2-3次，放牧频率可达3-4次；荒漠地区一般只能再生一次，放牧频率为2。因此放牧频率越低的草场，牧民迁移次数越多；反之，则迁移次数少为了使牲畜每天都能吃到新鲜的牧草，通常把营盘四周牧场均匀地分成几个地段，每天有顺序地按地段进行放牧。
• 放牧地段的面积取决于牲畜放牧半径，而整个营盘的利用时间决定于放牧场的饲料贮藏量。当营盘四周牧场全部利用之后，就转人另一个营盘。一个营盘是否再度利用，则取决于牧草的再生能力。

（二）游牧空间——各有分地

第九讲 政治的空间——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与行政区

一 分封制与政治空间管理

• 分封制/封建制，封建就是封邦建国——近似于完全性的财产转移
• 邦与国的受封者不仅是受封土地的管理者，也是这片土地的实际拥有者，因此分封制下的国家具有共主政治特点，即天子与土地的受封者均为有土之君，共同拥有天下。

（一）夏商两代政治制度与领土组合形式

• 夏王朝：氏族为这一阶段的主要社会组织，基于氏族形成的部落、部落联盟乃至方国构成了国家。
• 商代国家的政治空间与地方管理分为内服与外服两个圈层，内服、外服也被称为王畿、四土，王畿与四土均为商王朝版图之内的疆土，而疆土之外则被称为四至。王畿、四土、四至构成的圈层不仅对应着具体的空间地域，而且也存在不同的政治属性与管理方式。属于内服的王畿是商王直接掌控的政治区域，具体管理由商王派遣百官臣卿进行，因此这一区域不实行分封制。王畿的东界为濮阳，东南至商丘、杞县、禹县一线，西北为修武至沁阳一线。王畿之外属于外服，这是商王的间接控制区，主要有诸侯、方国等。商代诸侯身份的获取途径并不相同：第一类由派往当地的职官或军队驻守的据点转变为诸侯；第二类为子弟受封为诸侯；第三类属于归顺商王朝的方国受封为诸侯。三类诸侯中，前两者无论是在商王指派下由职官管理的地方，还是军队驻守的据点，乃至分封给子弟的土地，均来自于商王即国家所有，具有真正意义上“裂土封侯”的特征；而第三类归属商王朝的方国则不同，他们拥有的土地不是“裂土”而得，而是通过政治性的归属，将自己的土地纳入到商王朝领属之内，与商王朝原有土地组合在一起，构成商王朝版图的一部分。内服、外服以外为四至，这是政治上不受控于商王朝，却在商文化影响范围之内的区域。
• 由王畿、四土、四至构成的空间圈层，是商王朝政治控制与文化影响的基本范围，在这一范围内随着距离政治核心越来越远，商王朝的控制力也逐渐变弱。
• 《尚书·禹贡》中载有五服与九州两套空间系统，其中五服表述的应是商代政权与空间的关系。从王畿向外每五百里为一个圈层，甸侯、妥、要、荒五个圈层距离越远，王朝的控制力渐弱，与此对应的是对于国家履行的义务不断减少。当然，五服表现的只是商王朝政权与空间关系的理想模式，事上商王朝的领土从王畿到蛮荒既不存在如此规整的空间圈层，也未必具备圈层延伸的范围，且在地广人稀、政治力量不足的背景下，商王朝的领土具有不连续分布的特点，无论内服还是外服均存在无人控制的地域，处于原生，态之状，或为外族活动的空间。

（二）西周时期的分封制与政治地理

• 分封制的社会基础：宗法制，维系宗法制的基础为嫡长子继承制。
• 分封制的执行方式：在分封制的系列中，天子、诸侯、卿大夫自上而下构成不同的层级，无论哪一层级，嫡长子（正室妻子所生长子）均是继承者的唯一选择，嫡长子之外的其他儿子则属于分封对象。周天子处于分封系列的顶点，嫡长子承袭天子之位，其他儿子则被分封为诸侯；诸侯国君嫡长子承袭国君之位，其他儿子则被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嫡长子承袭大夫之位，其他儿子则为士。父子具有血缘关系，受封之地具有地缘特征，用血缘关系维持地缘政治是分封制的实质，即通过分封令自己人分布在各地，代天子守疆固土。
• 西周时期经历了两次分封。站在地理学的视角审度西周的两次分封，伴随变更封地与增加封国，西周经历着版图不断扩展与领属空间屡次增大的过程。周武王封同姓宗室周公旦于鲁（河南鲁山）、召公于燕（河南郾城）、异姓功臣太公望于（河南南阳），并将同姓贵族叔鲜封于管（河南郑县）、叔度于蔡（河南上蔡）、叔处于霍（山西霍县），号称“三监”以监视殷商遗民，这一分封范围集中在豫中、晋南。分封地的位置应是西周国家能够控制的区域，看得出来这时西周版图还限于王畿周邻之地。成王时期，周公平定“三监之乱”，东征成功后，于洛邑营建成周的同时实行第二次分封。这次分封首先更移旧封之地，更封周公之子伯禽至曲阜、太公之子至营丘（山东临淄）、召公至燕（河北蓟县），并新封康叔于卫（河南淇县）、微子启于宋（河南商丘）、唐叔于晋（山西）等七十一国，其后又陆续分封至数百国，其控制范围北至辽宁喀左旗、朝阳一带，西抵渭河上游陇东一带，东至于海，南到长江中下游。西周时期宗周、成周是周人的核心区，分封之初也在这一带形成姬姓集团的主要控制地。成王时期周公东征获得成功，将周人控制区大幅度地向东扩展。伴随这次空间扩展，周宗室的封地以更封的形式同步东移，并在周天子王畿之外形成次一级的政治圈层。
• 西周初期分封制中，受封者包括姬姓与非姬姓贵族（多为伐纣灭商或平定“三监之乱”的功臣）。

以姬姓诸侯牵制非姬姓诸侯

• 众多封国中姬姓诸侯占有明显的优势——控制交通冲要
• 姬姓诸侯封国地理位置也自然处于关要之处：其中卫国、邢国、凡国、胙国集中分布在自中原向北延伸于太行山东麓交通大道的关要之处；邗国、原国与雍国位于太行山南段通向山西上党一带的咽喉地带；晋国控制沿汾河谷地通向今山西腹地的道路；韩国位于今山西芮城，这是秦晋两地渡河的关津地带；应国、蔡国、蒋国则位于中原通向淮河流域的关要之处；曹国、郜国、茅国地处中原通向黄河下游必经之路；滕国与郕国位于通向江淮地区的道路上。
• 所有交通冲要地带均具有重要的军事地理与政治地理意义，地处这些地方的姬姓诸侯国不仅承担控制四方、拱卫王室的任务，而且空间上对非姬姓封国形成分割之势，进一步发挥监视、牵制非姬姓封国的作用，其中包括分布在豫东平原中心的宋（今河南商丘）、杞（今河南杞县）、葛（宋、杞两国之间）、戴（今河南民权）、陈（今河南淮阳）、郐（今河南密县）、许（今河南许昌）。

（三）西周封建制的衰落与政治地理格局的变化

• 诸侯土地扩展：“春秋之时，国之大者十，其兼并见于经传者：鲁兼九国，齐并十国，晋并二十二国，楚兼四十二国，宋兼六国，郑并三国，卫兼二国，吴灭五国，越又从而有之，秦有周地。”

二 郡县制与地方行政管理

*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

第十讲 空间的政治——行政区划界原则与历史渊源

一 "随山川形便"行政区边界

二 "犬牙交错"行政区边界

三 "随山川形便"与"犬牙交错"划界原则对当代的影响

第十一讲 历史交通地理（上）——华北、内蒙古、东北三大区域的道路系统

一 太行山东麓道路与重要战例

• 以北京为起点经保定、石家庄、邯郸、鹤壁、新乡一线的京广铁路北段仍然穿行于这一地带。
• 【冲积扇裙】
• 太行山为中国地形二级阶梯与三级阶梯的分界，越过太行山即进入山西高原与蒙古高原，海拔高度一般在500—700米。源于山西高原的河流穿过太行山各个谷口流向华北平原，河流在山口地带形成冲积扇。地貌学定义冲积扇为河流出山口处的扇形堆积体，当河流流出谷口时，摆脱了侧向约束，其携带物质便铺散沉积下来。冲积扇平面呈扇形，扇顶伸向谷口，从顶部到边缘，沉积物与自然环境有很大差异。冲积扇顶部位于出山口处，河流落差明显，较强水动力携带并沉积下来的物质粗大；从山口进入平原，随着河流落差降低，携带的物质变小，冲积扇中部不仅土质较细，土壤肥沃，且地下水位适中；进入冲积扇底部扇缘地带，因地下水位高，具有明显的盐碱化现象。冲积扇不同部位自然属性的差异导致人们选择性地利用环境，顶部与扇缘地带均不利于农业生产，只有中部有肥沃的土壤、良好的水文条件，成为数千年来人们定居之处。
• 太行山东麓大小冲积扇联为一体，被地貌学称为冲积扇裙。若将冲积扇裙中部联成一线，就是太行山东麓道路的走向。
• 【太行八陉】
• 南北延伸的太行山地质时期曾发生过多次断裂，河流切穿这些裂谷形成山中谷地——陉（xíng），古人称“连山中断曰陉”。
• 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引晋人所撰《述征记》归纳为“八陉”，即“太行山首始于河内，自河内北至幽州凡有八陉。第一曰轵（zhǐ）关陉，今属河南府济源县，在县理西十一里。第二太行陉，第三白陉，此两陉今在河内。第四滏口陉，对邺西。第五井陉，第六飞狐陉，一名望都关，第七蒲阴陉，此三陉在中山。第八军都陉，在幽州”。
• 重要关隘（自北向南）：居庸关位于今北京市昌平区、紫荆关位于今河北易县、倒马关位于今河北唐县、井陉关位于今河北井陉县、天井关位于今山西泽县、轵关位于今河南济源市等。

二 华北平原通向内蒙古的道路与重要战例

• 军都陉是通向内蒙古的必经之路，而居庸关则是控制军都陉的重要关口。
• 穿过居庸关向西，经今宣化、张家口、大同等地进入蒙古高原。由于居庸关紧邻北京，故自金、元以后在太行山各个关隘中最为重要。

三 燕山山脉与华北通向东北的道路

• 燕山山脉东西向延伸，横亘在华北平原的北端，山体自西向东设有三个关隘，分别为古北口（位于今北京密云县）、喜峰口（位于今河北迁西县）、山海关（位于今河北秦皇岛市），与三个关口相连接的则是华北通向东北的主要道路。
• 尽管道路的趋向一致，但三个关口控制的道路形成历史却不同，古北口、喜峰口控制的道路均有数千年历史，山海关控制的傍海道则启用最晚，通行时间大约在13世纪初。
• 古北口控制的道路沿潮河河谷从华北平原伸向河北承德、平泉一带；
• 喜峰口古称卢龙塞，汉代曾在此设过松亭关，关口连接的道路循滦河支流、大凌河支流而行，向北指向内蒙古宁城一带。
• 由于穿越燕山，古北口、喜峰口控制的道路主要通行于山谷中，不仅道路崎岖，行走艰险，而且均不能直接抵达辽东一带。
• 山海关一线的傍海道地处辽西走廊，东临辽东湾，西依松岭山，走廊地带背山面海，形势险要，长约185公里，宽为8—15公里，走廊南端为山海关，北端即是锦州所在地。
• 海水后退——13世纪初期积水陆续退却，人们才将这里正式辟为道路。傍海道一经启用，其平坦的地形立刻显示出古北口、喜峰口道路没有的优势，成为华北通向东北的主要道路。

四条辽西走廊

四 黄河中下游地区陆路交通

• 重要原则：傍河而行
• 黄河中下游地区陆路交通出函谷关沿黄河东行，经洛阳、开封至临淄。
• 以这条道路为轴，可以北上与太行山东麓道路相交，也可以南下进入江淮一带、荆襄地区。自洛阳南下至南阳的道路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沟通淮河流域及汉水流域的重要通道。

• 历史时期主要道路有两条：
• ①洛阳南下经今临汝、鲁山，沿沙河支流瀼河和白河支流鸭河河谷抵南阳，古称这条道路为三鵶路
• ②由洛阳起步，经今许昌、襄城、叶县、方城至南阳，这条道路也称方城路。
• 三鵶路与方城路南下抵达南阳，自南阳继续向南，沿汉水支流白河可达襄阳，进入长江中游地带。
• 南阳盆地三面为山，盆地北侧为秦岭山脉东端的伏牛山地，南侧是大巴山脉的东端，东面为桐柏山、大别山。其中伏牛山东南余脉也称方城山，这道山体不仅构成南阳盆地的北方屏障，山口地带也是连接中原与江淮地带交通的必经之地与军事冲要。

第十二讲 历史交通地理（中）——西北、西南道路交通

一 "关中"的得名、道路系统与重大历史事件

• 关中属于地堑式平原，地貌学认为地堑属于两侧被高角度断层围限、中间下降的槽形断块构造，因此地堑在地形上往往呈长条形的断陷盆地，大者可延绵数百公里。
• 正是地质史上这样的构造运动，在互成反向力的作用下，使秦岭与渭北山地出现抬升，关中平原表现为下降，进而形成四周高中部低的断陷盆地。关中平原东西长约300公里，南北宽窄不一，东部最宽达100公里，窄处仅20公里，至宝鸡逐渐闭合成峡谷，面积约3.4万平方公里。
• 古称关中平原为“八百里秦川”。关中平原在渭河、泾河、洛河等河流的冲积下堆积了深厚的沃土，依凭沃土良田与丰富物产，素有“天府之国”之称。
• 主要关隘：函谷关（旧关位于河南灵宝市，新关位于河南新安县）、潼关（陕西潼关县）、蒲津关（山西永济市蒲州镇）、武关（陕西丹凤县）、晓关（陕西商洛市商州区，北周移蓝田县，称青泥关，后改为蓝田关）、萧关（汉代设于宁夏固原县，北宋改置于同心县）、散关（陕西宝鸡市）、金锁关（陕西铜川市）。

• 关中四周众多关隘中，函谷关的地位最为重要。函谷关是关中向东延伸至中原地区东西向大道上的重要关隘。
• 旧关所在之地，一侧崤山，一侧黄河，这样的地理形势被古人誉为“崤函之固”。函谷关不但具有重要的军事地理意义，而且成为重要的地区界限，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人们往往以函谷关为界划出关东、关西两个区域，或以崤山为界称之为山东、山西。
• 秦人九都八迁——控制横贯关中的要道
• 秦人最初活动在今甘肃东部天水一带，前770年秦君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秦人立足关中后最初都于雍（今宝鸡凤翔），秦献公时迁都栎阳（今西安市阎良区），秦孝公时再迁都至咸阳，表面看秦人都城位置的变化仅涉及都城选址，真实目的却在于利用横贯关中地区的交通道路实现政治目标。雍邑位于关中西部，都城设于此是为了震慑西北非农业民族，并凭借都邑的力量防止戎狄南下。

• 秦惠文王收复河西之地——此后秦人战略逐转向整个函谷关以东地区
• 经300年左右的发展，秦人的力量不断增强，至秦献公时期战略目标转向与魏国的较量，并将都城迁至栎阳。战国初期，列国中魏国率先变法，并跃为强国，其版图不但包括今山西西南与河南西部，且在黄河以西设有西河郡。
• 魏西河郡即秦人所谓河西之地，位于今陕西省关中东部黄河、洛河之间，包括今大荔县、合阳县、韩城市。被山带河是关中地区拥有“形胜之区，四塞之国”地理形势的必备条件，魏人西河郡的设置不仅破坏了关中地理形势的完整，且如同在秦人院墙之内安置了一颗钉子，时时威胁着秦人的安全。
• 以争夺河西之地为目的，秦人将都城迁至栎阳且拉开了秦魏争战的序幕。在秦魏双方的较量中，从魏强秦弱到两者相持，最后秦强魏弱，“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获得了完整的关中，并凭借“崤函之固”“雍州之地”开始了统一六国的历程。

• 秦孝公时再次将都邑从栎阳西迁至咸阳，迁都是统一进程中重要的一步棋。秦人前后设在关中的三个都城，均存在明确的战略意图，而咸阳城的选址则是事关统一天下大战略的关键一环。
• 咸阳与丰镐、长安的地理条件相似，咸阳位于渭河以北，隔河与丰镐、长安两城相对，三座城市虽分处渭河南北，但仅一水之隔，交通枢纽作用并无二致。
• 置于这一交通网络之中的道路主要是函谷道、渭北道、武关道、蒲关道。
• 其中函谷道、渭北道均遵渭而行，古今均为横穿关中地区的东西大道。渭河以咸阳、长安界分东西，两城以西渭河南岸迫近秦岭山地，地势起伏，交通不便，渭河以北则为平原坦途，故渭北道循渭河以北通行；由咸阳渡过渭河，南岸之地平坦易行，不仅汉唐长安城设置于此，且通向东方的函谷道也与这里连通。此外受地形限制，不仅通向关中东南、循丹江而行的武关道与函谷道交汇于此，且渡过黄河从今山西进人关中的蒲关道也通向这里。因此从战略角度审视咸阳的地理位置，这里不仅是渭北道、函谷道相汇之处，而且是控制东西交通的枢纽。函谷道、武关道、蒲关道沟通了东部的半壁河山，东出函谷关直达黄河下游，并转而北上辽东、南下江淮；由武关道东南穿过丹灞谷地至荆襄地区，或顺江而下，或南下循湘江水道进入岭南；东北经蒲津关渡黄河则北上汾晋、雁代。

二 川陕交通道路与重要战事

• 川陕交通指北起关中，翻越秦岭、巴山进入四川的交通道路。

（一）越秦岭道路

• 汉中盆地——关中平原
• ① 子午道:子午镇→子午谷→秦岭→石泉→饶风关→南子午镇→城固→汉中（长而险，沿途居民很少，一般不为人利用）
• ② 傥骆道:周至→骆谷关→洋县→傥水→城固→汉中（四条道路中最短，但道路沿途多坡坂，且骆水与傥水之间绝水距离较长，行走不易）
• ③ 褒斜道:郿县→留坝→褒城→汉中
• ④ 陈仓道（亦称故道）：宝鸡益门镇→清姜河→略阳→勉县→汉中
• 整个道路多谷地少坡阪，且里程不足800里，正因此，不仅成为秦汉魏晋各代关中、汉中间的主要交通道路，开通时间也很早。
• 道路入秦岭山口之处设有散关，由此亦有“散关道”之称。
• 虽长达1200里，但沿途多山间谷地，不但易行走，而且适宜居住，村落相连，
• 古人利用最多的两条道路。
• 除上述四条翻越秦岭道路，祁山道也应算入其中。祁山道道路所经之处为秦岭西端余脉，今甘肃礼县附近有山被古人称为祁山，祁山道就从礼县起步，沿嘉陵江西源西汉水，经西和、徽（甘肃徽县）成（甘肃成县）盆地与故道相汇进入汉中。祁山道虽然路途很长且与关中相隔于陇山，但沿途平坦路程较长，有其便利之处。

• （二）翻越巴山道路
• 巴山呈西北——东南向延伸，不仅南北界分四川盆地与汉中盆地，也是川陕交通的一段险途。翻越巴山道路从汉中出发进入巴蜀之地，主要道路自西向东分为三条：
• ① 金牛道（主要道路）：勉县→宁强→广元→昭化→剑门→绵阳→成都（剑门→阆中→南充→重庆）
• ② 米仓道（山谷多）：汉中→巴中
• ③ 洋巴道（山谷多）：洋县→镇巴→达县
• 阴平道：连接甘肃东部与四川，山高谷深，林森草茂，人烟稀少，为蜀道中至为艰险的一条。
• 有一分支，邓艾所经行。当时，钟会率领曹魏大军已破汉中要塞，并攻破通向金牛道的关口阳平关，但蜀将姜维固守剑门关，魏军无法从正面入蜀，被困于关城之下。
• 邓艾乃率一部魏军由阴平险道摩天岭迂回江油，至剑门关后直指成都，迫使蜀汉后主刘禅降魏。

三 西南地区交通道路与民族经济文化

• 自秦汉以来，从成都南下主要有两条大道：
• ① 云南方向——牦牛道（清溪关道）：经邛崃，过大渡河南下
• ② 贵州方向——五尺道（石门关道）：偱岷江而下，至僰（bó）道、键为西南行

（一）川滇古道

• 从成都开始分为两支，汇合于云南曲靖、滇池一带
• ① 石门关道（五尺道）：成都→宜宾→昭通→威宁→宣威→曲靖→滇池
• ② 灵关道（清溪道、牦牛道）：成都→邛崃→雅安→西昌→姚安→洱海

（二）滇黔古道

• 西南古道的另一分支，由云南通向贵州乃至广西。
• 牂牁江即红水河上源之一北盘江，江水源于贵州，流入广西，唐蒙自僰道将道路延伸至牂牁江沿线，打通了川、滇、黔、桂数省间的古代交通道路。
• 这条道路也被后人称为夜郎道或南夷道

（三）茶马古道

• 商道源于唐代，那时云南的南诏政权一度依附吐蕃，由此为滇藏之间的商贸往来奠定了基础；而商道的兴盛却在明清时期。
• ① 滇藏古道以今普洱为起点，北上经大理、丽江、中甸、德钦至拉萨，然后进入尼泊尔、印度境内；
• ② 川藏古道以今雅安为起点，北上理塘、巴塘进入青藏高原，经芒康、左贡、邦达至昌都西行至拉萨，再南下出境。

（四）西南地区民族经济文化

• 元、明两代是云南社会经济变化最大的时期，引起变化的原因来自于元代的军屯、明代的卫所建置。
• 这些与驻军相关的屯田主管机构驻地与主要交通道路有着明显的一致性，今昆明、大理两地既是云南连接四川、贵州的灵关道、石门关道、夜郎道的终点，又是连接印度、越南的天竺道、交趾道的起点。
• 天竺道从今大理出发南下，经今保山至瑞丽出境；
• 交趾道从今昆明出发经今建水沿元江南下至越南，另由今建水东行经今开远、富宁至今广西南宁，再通向越南。
• 因此大理、昆明两地无论军事还是交通都有着重要意义，元代主要军屯地点基本以控制这两地为核心，形成东西向排列，其南向凸出的部分正是沿元江一线交趾道的走向。明代在云南都司之下设置的卫所走向与元代基本相同。
• 明代贵州都司所辖卫所也主要集中在北部，并分布在连接四川、云南、广西的道路沿线。
• 总体来看，卫所分布界限以北是卫所的主要屯戍地，行政机构的设置也与内地一致，以府、州、县为主；
• 这条界限以南地区以当地土著民族为主，行政管理形式采取土司制度

四 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

1877年德国人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的说法

（一）丝绸之路的开通

• 西汉

（二）丝绸之路的道路组成

• 两段：
• ① 自长安经河西走廊至玉门关
• ② 西域境内的各条分支
• 1.河西四郡的建置
• 西汉时期开通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河西四郡的设置开始。
• 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古玉门关，南北介于南山（祁连山、阿尔金山）和北山（马鬃山、合黎山、龙首山）间，东西长约900公里，南北宽从数公里至近百公里不等，整体呈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走廊地带，是中国内地通往新疆的冲要之道，具有重要的军事与政治地位。
• 西汉时期前后向四郡迁移28万农业人口，利用祁连山冰雪融水在绿洲上发展农业，成功地控制了这一通向西域的冲要地带。

2.西域境内各条道路

• 广义西域为玉门关以西地区的总称，其范围从中亚一直向西延伸；
• 狭义西域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地区，其中葱岭为古人对帕米尔高原与喀喇昆仑山脉的总称，因此就狭义西域而言主要位于中国境内，且以今新疆为主。
• “三山夹两盆”：三山自北向南分别是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为准噶尔盆地，盆地中央为中国第二大沙漠库尔班通古特沙漠；天山与昆仑山之间为塔里木盆地，盆地中央为中国最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天山南北两大沙漠之外，新疆与甘肃交界处又有库姆塔格沙漠
• 西域三十六国：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冰雪融化，滋润山下的绿洲，形成农业国
• 无论西出阳关还是玉门关，穿过库姆塔格沙漠均会到达楼兰，再从这里沿塔里木盆地边缘分为西域北道与西域南道两条分支。
• ① 西域北道沿天山南麓西行，一路经行渠犁（今新疆库尔勒）、龟兹（今新疆库车）至疏勒（今新疆喀什）
• ② 西域南道沿昆仑山北麓西行，经行且末、于阗（新疆和田）、莎车（今新疆莎车）至疏勒。
• 西域南、北两道均应从天山南脉与昆仑山结合处的乌恰山口沿克孜勒苏河进入中亚。
• 西汉开通：张骞 西域北道去，西域南道回
• 东汉明帝时期开辟了一条新的通道，当时称为新道，后世将其称为新北道：出玉门关西北行，经伊吾翻越天山至巴里坤，再西行穿过达坂进入吐鲁番，最后汇入西域北道。

• 两汉魏晋时期中原王朝对于西域的控制主要限于天山以南今南疆地区，天山以北仍属于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
• 唐代继在天山以南设置安西都护府之后，又在天山以北设置了北庭都护府，伴随中原王朝的力量从南疆伸向北疆，
• 北新道：新北道西向延伸的结果，即经今哈密、巴里坤、吉木萨尔，沿天山北麓西行指向伊犁
• 自新北道开辟之后，吐鲁番成为联通天山南北的重要通道。伊吾（今哈密）与吐鲁番地位的上升是西行道路的重心东移、北移的结果，在这一转移过程之中，楼兰的地位逐渐衰落，并在4世纪前后随着水源转移而彻底湮废。

• 丝绸之路分支——吐谷浑道：由四川进入青海，沟通长江流域与西北地区——沿青藏高原边缘经行今汶川踏上松潘草地，从这里进入青海，并沿柴达木盆地北缘行走，西北出阿尔金山山口，经若羌，从今且末汇入西域南道。
• 位于河西走廊的北凉政权曾数次遣使至南方的刘宋政权，试图联合抗击北魏，使臣由河西走廊进入长江流域的路径即由青海至四川，再顺江而下到建康（今江苏南京）。

第十三讲 历史交通地理（下）——运河与水路交通影响下的南北经济文化交流

一 运河的开凿与主要运河的流向

• （一）联通江、淮、河、济的邗沟、菏水
• 联通江、淮的运河起步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所开邗hán沟，那时夫差打败了越国，俨然成为东南霸主，但天下的中心在中原地区，为了北上与中原诸侯争夺盟主，夫差于鲁哀公九年（前486）开凿联通江、淮的运河——邗沟。
• 邗沟由今江苏扬州市引江水东北行至射阳湖，再从射阳湖通过末口入淮，末口在今江苏淮安市淮安区。
• 凭借邗沟沟通江、淮，夫差的舟师一路北上，从长江进入淮河，又由淮河驶进支流泗水，至此水路中断，于是夫差决定利用泗水与济水相距不远的条件，再开凿一条运河，这就是菏水。
• 通过菏水吴王的舟师由泗入菏，由菏入济，由济入河，来到与北方晋国会盟之地——黄池（今河南封丘县），完成了参加黄池之盟“观兵中国，称号五霸”的愿望。
• 邗沟、菏水两段运河的修造，沟通了江、淮、河、济这被古人视为独流入海的“四渎”间的联系，同时也成就了陶这座城市的繁荣。
• 司马迁《史记》中提到“陶，天下之中”，陶即今山东定陶，由于菏水的开凿，这里成为北通河、济，南接江、淮的交通枢纽之地，依托交通优势，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从原本无足轻重之地一跃而成天下的经济中心。

• （二）鸿沟水系
• 鸿沟水系是连接黄河、淮河两条河流的运河系统，开通于战国初魏惠王时期（约前361-前353）。这时魏国已将都城从安邑（今陕西夏县）迁至大梁（今河南开封），国家政治中心移向中原地区，以沟通黄淮之间政治、经济为目的，开凿了鸿沟水系。
• 鸿沟水系是通过人工运河将黄河与淮河数条支流连为一体的水道系统，水系由荣阳引黄河水东南流，形成数条分支。其中主水道由荥阳引水东行，经魏都大梁转向东南至陈国都城陈（今河南淮阳），向南注入水，后人也将这段运河称为浪荡渠。鸿沟水系至大梁开始分支，依各条分支的流向自东北向西南分别是水（汴水）、睢水、涡水、涣水、鲁沟水、颍水、汝水。鸿沟这些分支中水与获水通，这原本是两条天然河道，鸿沟开凿后遏饭水入获水，水下游渐失水源，而、获二水连为一体注入淮河。
• （三）隋唐大运河
• 开凿于隋文帝、炀帝两代，运河由数条分支构成，并分别开凿于不同年代：
• 广通渠:开凿于584年，自唐兴城堰（今陕西咸阳西18里）引水，渠道与渭水平行而东，至潼关人黄河。
• 山阳渎：隋炀帝开皇七年（587）“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至今江苏淮安，其流径大体循邗沟故迹。
• 通济渠：开凿于605年，由洛阳西苑引谷、洛水入黄河，又由板渚（今河南荣阳西北）分黄河水南行入淮，主要流经今河南荥阳、中牟、开封、杞县、县、宁陵、商丘、夏邑、永城、安徽宿县、灵璧、泗县，于盱眙北流入淮河。
• 永济渠：开凿于608年，运河南引沁水入于河，北上连接淇水，并于天津静海县与海河水系连通，最后止于涿郡（今北京市南，治所在蓟城）
• 江南河：开凿于610年，自京口（今江苏镇江市）绕太湖东岸，经今江苏常州、苏州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市）。
• 隋代两帝开凿运河的目的并不一致，文帝时期开凿广通渠在于解决关中的漕运，开凿山阳渎则是为伐陈做准备。炀帝开凿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的主要目的在于沟通长江、黄域南北两大经济区，而永济渠的开凿与用兵辽东相关。隋代开凿的系列运河从南到北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水系连为一体，无疑，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之一。
• （四）北宋时期以开封为中心的运河
• 北宋立都开封，这是一座位于黄河中下游平原之上的城市，除北临黄河，其他三面完全没有可以依凭的地形屏障。为保都城安全，北宋实行重内轻外军事布局，大量的军队驻守在开封周围，军队与政府的庞大开支使漕运粮食变得十分必要。
• 北宋以开封为中心，除汴渠外，又于太祖建隆二年（961）疏凿了广济河（即五丈河）、金水河及惠民河，此三渠与汴渠并称为“通漕四渠”。

（五）元、明、清大运河

• 元代重新调整了南北大运河的流向，大运河、淮河以北段从指向中原转向经山东、河北一路北上，抵达北京。
• 元代自南向北连接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的大运河，淮河以南基本依循前朝故道，淮河以北转向北上，水道部分利用旧道与自然河流，另一部分为新道。淮北存在两段利用天然河流的运道，一为自今江苏徐州溯泗水到达山东的河段；另一为河北境内利用御河的水道。御河属于隋代永济渠截头去尾的一段，永济渠原本抵达涿郡，后晋时期燕云十六州入辽，北宋与辽以白沟为界，永济渠至青县汇合界河白沟入海，而永济渠上源沁水入黄河段则因淤塞而不通，宋人称截头去尾后的永济渠为御河。至于泗水和御河之间以及通州与大都之间，没有河道可供利用，新的运道主要开凿在这些地带：（1）济州河，至元十八年（1281）在山东境内开“济州”河，北引汶水，东引泗水为源，合于今济宁市任城区，北上汇于大清河（今黄河），开通之后主要用于与海运水道连接。（2）会通河，至元二十六年（1289）南引汶水自今东平县安山镇，西北至于临清与御河相汇，这一连通济州河与御河的运道长125公里。从此，江淮漕粮可由水路直达通州。这条运道不长，工程却很浩大：“起于须城安山之西南，止于临清之御河，其长二百五十余里，中建闸三十有一，度高低，分远迩，以节蓄泄。”（3）通惠河，会通河向北只能到通州，通州到元大都距离虽短，但地势较高，引水困难。至元二十九 、至三十年（1292—1293）郭守敬主持修堤助堰，引白浮泉入瓮山泊（今昆明湖），穿城东出入今通州区白河，凿成通惠河。
• 通惠河凿成后，北起大都，南至杭州，全长1500余公里的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
• 进入明清时期，尽管运河水道不断维护，并在局部地段进行了改造，但整体仍然保持着重要的航运价值。

二 天然河道的利用与岭南交通

• （一）《禹贡》与江、淮、河、济天然水道利用
• 《禹贡》成文于战国初期，文中提及的连接江、淮、河、济这些天然河流的水路交通应该在春秋时期已经成熟，并且应用于现实。
• （二）长江流域水道利用
• 战国后期长江中游水道与南北各支流所在水域的交通路径，各条江河水路在与北方陆路衔接的同时，主要偏重于今湖南境内湘、资、沅、澧几条大河的利用。
• 自战国以后至唐代，南下岭南的人员选择的几乎都是湘江水道
• 从利用湘江水道转向重于江西境内的江水道（赣、信、抚、修几条大河）大约在北宋时期
• 北宋立都开封，从开封至岭南多数沿汴河南下，溯江而上从今九江一带进入鄱阳湖，并循赣江进入岭南。

• （三）岭南地区的水路与陆路交通
• 南岭切断了长江、珠江各自支流的天然连通。
• 南岭是中国著名的纬向构造带之一，但并不是一道连续的山体。
• 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条山岭，山岭间则为南北走向或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谷，自然成为南北交通的孔道。南岭自身的地貌特征使水、陆两类交通道路均与五岭通道相关。
• 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连为一体的人工运河是灵渠，据称灵渠为秦始皇时期派军戍岭南所开。
• 灵渠位于今广西兴安县境内，这是一条连接湘江上源海洋河与漓江源头大溶江的运河，全长33公里，“深不数尺，广丈余，六十里间置斗门三十六”，顺次启闭，增高水位，使船只能够顺利通过高地。
• 灵渠修成后，沟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的南北交通，从长江流域沿湘江南下的船只经漓江到大溶江转而向南入桂江，最后经梧州进入珠江。

• 由长江流域越南岭进入岭南主要有三条道路
• ① 湘桂道由湘江经灵渠下漓江而至桂州，这是一条以水路为主的通道，由湖南去广西多走此道。桂州即今桂林，正当这条道路的要隘，是南渡人口首先选择的地方。
• ② 骑田道（从湖南南下）、③ 大庾道（从江西南下）分别与武水、真水相关，武水源自湖南郴州，穿越骑田岭，构成骑田道；真水（浈水）源于江西赣州，穿越大庾岭，构成大庾道。两条道路南下汇合于韶州。
• ④ 漳州道：由福建漳州一带进入广东
• ⑤ 循梅道：循州则为由福建汀州进入广东的
• 自福建、江西、湖南穿越南岭进入岭南后，珠江干、支流构成的水路交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水路与陆路组合为一体，将交通的终点指向广州。

第十四讲 地理形势与古代战略空间的演变

一 从西向东的政治空间与战略进程

二 从北向南的人口流动与军事交锋之地：淮河流域

• 边缘化：北方黄河流域历代都是整个国家的政治重心，长江下游平原地带则具有经济重心的地位，淮河流域处于南北地区之交，介于政治与经济重心之间，不仅边缘性越来越突出，而且对于江、河两大区域的依赖性也越来越明显，正因此，不仅秦汉以后淮河流域没有成为任何一类政权的都城所在，而且至清代行政区划也不再保持流域的完整，流域分属于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四省，这样的情况对于中国大河流域而言十分罕见。流域范围不能支撑一个地方政权
• 黄泛区：汉武帝元光年间“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此次黄河决口泛滥20余年；新莽时期“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这就是为后人所认定的黄河第二次重大改道，此次河水夺淮泛滥达60年。
• 淮河流域无天险，不构成完整的政治单元：淮河流域的南北两侧与长江、黄河都没有完整的分水岭，流域整体呈自西北向东南倾斜的地势，
• 上游有桐柏山脉、大别山脉以及伏牛山脉构成江淮、河淮的分水岭；
• 中下游地区处于平原，没有自然地物界分江淮、河淮，平原上较高的地物为河流两岸的人工堤，如黄河南岸大堤为河淮之间的分水岭；
• 大别山以东岗丘连绵，向东北延伸至洪泽湖以南，高程一般在50-100米，洪泽湖以南人工堤再次发挥江淮分水岭的作用。
• 淮河流域不明显的地理边界条件，使其若作为政治空间几乎没有可以依凭的天然屏障，这样的地理形式不仅不具备古代中国人所强调的形胜理念，而且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
• 不南不北的四战之地：淮河流域北部与黄河连为一体，南部则与长江连为一体，因此无论黄河还是长江都可将其看作本流域的自然延伸部分，后代地理学家用淮河界分南北，事实上淮河流域属于真正的不南不北之地。
• 由于不南不北的地域特征，南北交战时期淮河流域是双方的战场。以黄河、长江流域各自为中心的地区，不仅在地理上构成两大区域，政治上也往往成为两大集团，每当南北政治集团分裂时，交战地自然在淮河流域这一不南不北的区域。淮河流域并非独立地理区域的特点，在政治与军事上自然造成“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即长江、黄河流域互相以淮为屏障的结果。
• 明末清初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历数江淮地理与战守关系，其所引述各个事例，大体可归为两类：三国时期孙吴与曹魏以江为界，孙吴未经营淮河流域，曹魏邓艾却在此屯田驻守，最终魏胜而吴亡。
• 东晋南朝乃至五代十国时期南吴均拥有淮地，因此得以长久与北方政权抗衡；而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五代十国时期杨行密与朱全忠清口之役，这些以少胜多的战例，获胜关键也在于控制了淮河的关要。
• 若从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经济发展进程分析，长江流域出现政权中心的孙吴时期仅是农业开发的初期，孙吴政权尚没有能力治江又理淮，于是战线处于长江一线，而此时的淮河流域既是黄河流域的延伸地带，也是其军事上的屏障；随着北方人南下数量的增加与移民自北向南的迁移，东晋南朝时期江淮联为一体，淮河流域成为长江流域的延伸部分，于是南方政权不但得到支撑，且在战事上获得了胜利。

三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的战事与长城的地理学意义

第十五讲 历史城市地理的基本问题——城市产生、城市地域空间格局与都城内部结构

一 城市产生、发展的地理过程

二 中国古代城市地域空间格局

三 中国早期城市形态与重要古都平面布局

四 中国古代都城选址的地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