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笔记
序言
“她们自己的文学”出自穆勒《论女性的从属地位》：假如妇女住在和男人截然不同的国度，从来没有读过男人写的任何作品，那么她们将会拥有自己的文学。此标题对穆勒的引用在接受中被无视，而被曲解为对伍尔夫《一件自己的房间》的拒斥和改写。
第一章 女性传统
P9 每一代女作家都发现自己并没有历史，被迫重新发现过去，一次又一次地锻造属于自己性别的意识。考虑到这种持续不断地断裂，以及使女作家疏远集体认同感地自我憎恶情绪，那么要谈什么“运动”就不大可能了。
（女性传统的“不存在”）
P10 我想考察的并非天生的性别态度，而是在特定的地点和时段内女作家的自我意识转换为文学形式的方式，看着这种自我意识如何变化发展，有可能引向哪里。
（一方面表明自己的社会历史学倾向，一方面说明自己的性别社会建构论，从一种对“女性气质”的先验假定中抽离。）
P10-11 文学创作三阶段论：模仿、抗议、自我发现。对应女作家的：女性的（feminine）、女权的（feminist）、女人的（female）。
女性阶段：1840s-1880 出现男性笔名——艾略特去世
女权阶段：1880-1920 争取妇女选举权
女人阶段：1920至今 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
P17 三代女性小说家
1800-20出生，女性角色革新者，
20-40出生 继承，但职业性和原创性欠缺
40-60出生，类型小说化，对女性角色和职业角色的双重性驾轻就熟
P18 维多利亚女性小说家的两难处境；因仰仗于男性批评家性别范式的赞赏而感到屈辱，又对逃离这一范式的“非女性化”感到恐惧。“女性与其说挑战了当时的社会价值标准，不如说在争取得到社会的奖赏。”——由此，谈到女性小说家对此的应对策略：自我贬损、寻求肯定、自我憎恶。
P19 写作这一工作同女性身份的冲突在于，前者是社会性的为自己的张扬的，后者是家庭的为他人的隐藏的。写作要求自我的培植、内面的发现，而作为女性则要求消除自我、成为功能。
P22 女人必先解决自己人生中服从与反抗的命题，方可开始写作；但在她们的小说中，此命题以女主人公的道德危机形式浮现出来。——女性的自我抑制和写作上的转移——社会对女性语言纯洁性、脆弱、私人、精致的刻板要求：“女作家被迫变成了平坦单调的牧场，丧失了描写身体或身体经验的语言，不可写喜悦，亦不可写痛苦，看上去了无激情”。
P32 女性阶段自我憎恶，女权阶段撤离——后撤到内在空间的分离主义文学，聚焦心理而非社会，寻求躲避男性世界的严酷现实和不良行止：“一件自己的房间”——女人阶段勇于自我探索。
P35 问题：献身于铸造女性的神话和史诗，还是超越女性传统，无性别地进入文学主流，而后者既可以被看作平等，也能被视为同化。
（危险的言论，英国女性主义批判似乎存在一种温和的妥协性。）
P36 目的：理解为何女人会置偏见、负疚感和禁忌于不顾，开始了写作。
第二章 女性小说家与写作意志
P39 男性对女性小说家兴盛的恐惧和拒斥。
P40-P55 19C，男女作家事业模式的三大差异：教育、维持生计的方式及出道年龄。教育上，男子大多接受高等教育、公立教育，女子只有少数接受过大学教育，大多数在家庭和中小学校受教。由此，制造了男性在文化上的优越地位，成为小说中的一个症状。——女性还将自己的才学依托于男性形象之下，并严格要求女性同行：一种对文化的偏执症。
同时，女性严重依赖写作维生，并在争取写作费用的过程中社会化。女性的写作职业也和家庭天职产生冲突，这二者之间的矛盾造成多数女性小说家推迟写作的开始，而男性则往往很早出道，且写作只是他谋生的行当之一。
P56 女性的写作意志：受教育的扩大、家庭内部的独立，培育了成熟的写作条件。女性在经济压迫、内心召唤等原因下，对抗宗教、男性歧视、社会的种种偏见，而试图公开写作。——最典型的策略是使用男性笔名，这是一个漫长的传统，它转向了中性笔名。
P63 家庭职责和写作职业的矛盾问题：社会将之视为矛盾冲突的同时，女性小说家真诚希望二者协调一致、相得益彰，直到1880年。
P64-66 女性作家的丧母、恋父背景。女性血脉的出现：1860-1880,出生的一代才有相当数量的职业女性的女儿们。
P66 对维多利亚父权的两种阐释：伍尔芙的小儿固恋症（infantile fixation），肖瓦尔特发掘其正面性：模仿的驱动力。“把尽孝的责任置于自我之上使女性获得了对爱的能力的自信”。
P68 婚姻、母性对作家职业的影响。仍然是社会职责和家庭责任的冲突：被家庭捆绑、束缚的女性。母性职业的二面：成为母亲的女性才能自由写作（保护伞），而未婚女子则需要受到道德嘲讽。
第三章 双重批评标准和女性小说
P80-81 对女性写作的偏见的医学偏见根源在于对女性生理健康的歧视，认定女性身体的多病的、脆弱的，无法胜任写作这一创造性活动且这一活动同其生育的身体相冲突，因而女性的小说天然的不如男性小说。
P84 缺少教育机会、与外界隔绝以及生活的无聊等种种原因已经扭曲了女性的价值观，并把她们的创造能量引向浪漫的幻想和情感上的拿腔拿调。
P89-91 女性作家在面对“只有家庭不幸的女性才写作”的偏见时，极力证明自己家庭的幸福，这是顺从了对方的预设：“一旦把女性气质界定为某种需要证明的东西，那么它就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证明了”。
女性小说的评价和内容问题。“她们写作不只是为了发展直接的个人的力量，也是为了改变女性读者的感知方式和追求”。
第四章 女性小说的女主人公：夏洛特·勃朗特和GE
P106 囿于社会活动的受限，女性在书信和阅读同性作品（尤其是女主人公形象）中汲取同性力量和姐妹情谊。
P107 1853年，简奥斯汀的名字已成为女性文学放不开手脚的代号了。而同一时期，乔治·桑就传入英国，成为浪漫、激情的代表，被视为天才和女性气质颤悠悠的合成体。由此在文学批评话语中形成了奥斯丁和乔治桑两大分支，而勃朗特和艾略特分别被视为这两支的继承人和代表。
勃朗特的《简爱》：简爱的自我实现和成长；性别隐喻：月经、性克制和疯癫；简爱对罗彻斯特的战胜；对简爱的接受史：从阁楼到地下室，从婚姻到姐妹出逃。
艾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麦琪·塔利弗的克己隐忍；性别的强对立和模板化；女性内心情感的处理和释放：自我麻醉（鸦片）和毁灭。
第五章 女性小说的男主人公：女性笔下的男性
P146 她们的男主人公与其说是她们的理想情人，不如说是她们所设想的自我。
女性社会经验的局限、道德隐患（对男性的过分熟悉）、女性品德对其男性形象书写的影响：①女性化复仇的自我牺牲的男性；②粗鲁但讨喜的“霸道总裁”：男性反感此种人设，将其归类为女性的幻想，而女性欣喜此种人设，将其视为男性对女性的“正视”和平等对待，解释为女性自身激情和愤怒的投射。③牧师：温柔的男性，因而作为中间性别存在。女性作者以此获取神学上的合法性和话语权，尽管以一种自我克制的方式。其话语最终导向对牧师的反抗和消解。
“她们开始看到父权制文化和心理的荒芜和贫瘠，并在女性心灵深厚的同情中寻求到精神和社会进化的希望”。男性理性、女性感性的社会成见/社会现实约束了女性的男性形象建构和男性的评论，并使得女性产生了对男性缺乏情感的怜悯和蔑视。女性小说中的男性致残（阉割）情节被视为一种“情感教育”：“女人需要爱但讨厌做软弱的人。女人笔下的男人想得到救赎、重拾人性的话，就必须找到做女人的感觉”。
第六章 颠覆女性小说：惊悚小说和女性抗议
小说的类型化、商业化（女性作家和读者在商业市场上的强势）使得男性感到恐慌；
惊悚小说中女性的叛逆、大胆、放荡、罪恶化冲击了传统家庭小说“纯良女子”的形象，传达了女性的隐秘欲望：出逃、反抗和解放，摆脱父权的束缚和压迫（出逃和丈夫的死亡成为母题）。但是这种突破因为三卷本、传统等限制，未能彻底突破：“她们仍然不能下决心着手对女性角色进行根本性的探索”，“它们暗示了女性的敌意和渴望，但回避对之进行分析”。（p194-195）
第七章 女权主义小说家
女权主义小说家在维多利亚时期女小说家圣洁女性（克制的、隐忍的）的基础上，转向强调女性的主动，尽管是以抗拒男性的方式：“女权主义作家要求的是男人控制住自己的情欲，而不是为她们自己争取放纵的许可”。(p200)性知识的普及、反传染病法运动等促进了女性的性觉醒，她们抗拒男人的性欲望，将此视为拘束女性的枷锁，“挑明了惊悚作家隐含的性抗议”（p204），但她们反抗的方式却是强调自身的性冷淡。因而，矛盾的是：“这是一群把母性本能当作思想体系的基础的女性，但她们中间有许多人厌恶性，畏惧生育”。（p205）
女权主义小说家强调女性之无伤害的爱、女性精神的高贵，因而贬斥基于经验而产生的和男性的侵犯强相关的性及性征。女性渴望从生理意义的女性特征中摆脱出来，在没有男性的世界里构建乌托邦。女权主义对男性的谴责和对自我性经验的注目，导致的是对男性的单纯逃离/躲避和对自身的性冷淡化/封印。
施莱纳捕捉了女性这一困顿的疼痛经验，“一种阵发性的、烦躁不安的、贝克特式的无始无终的独白”（p214），这是来自于“幽闭空间”的痛苦挣扎。它最终的结束是在想要成为男人的奢望中自我凋零。
“女权主义者在作品中表现自己世界的疆域时，也把自己有限的视野拔高为神圣的远见”。（p232）
第八章 女作家和选举权运动
女作家对选举权运动保持距离，因为选举权运动具有高强度的性别对立性和激烈的斗争性，但始终同选举权女斗士保有或同情、或认同的隐秘联系。
选举权女斗士对自身欲望的大胆表达、对自身权利的公开追求，使得坚持圣洁女性想象和利他主义内核、回避性别对立的传统女性产生了道德恐慌。后者执着于姐妹情谊的浪漫想象和对公益事业的投入，而抗拒需要斗争的公共政治运动。
右翼女性：反女性选举权同盟（Anti-Suffrage League）-安蒂丝（Antis）
左翼女性：新自由女性“并不为妇女的进步，而是为授权于个人——男人和女人”（p251），主张观念的更新、女性的性解放。
“女作家敬重斗士的勇气，但同时也对潘克赫斯特母女表示出负疚和敌意交织的情绪，检讨自己缺乏献身精神，却也抨击潘克赫斯特横行霸道，有神经病”。（p256）
女作家在选举权运动中发现自己面临的挑战：暴力恐惧、女性中的独裁主义、阶级界限的消失（有闲阶级女子的政治投入）、集体主义及其对一间房子的威胁。“在小牢房中，女人可以维持错觉：自己很特别，与众不同。出了牢房，她们却遭遇了复杂：自己仅仅是人而已。她们有时想回到牢房就不奇怪了”。（p258）
第九章 女性美学
对女作家来说，女性美学注定成为另一种形式的自我毁灭，而非一种自我实现的途径。（p259）这一代的女性撤离自我，撤离女性的身体经验，撤离物质世界，退却到各自的房间和城市中去。（p259）
女性美学将“女性特质”抬升为优越的认识论，远离女性经验的怨怼，要求创造一种有别于男性的具有女性特质的而又和男性疏离的、平行的女性美学：“不刻意突出女性气质，但同时女人的书不是如男人的书那样写出来的”（p260,引伍尔芙）。
多萝西·理查森是女性美学的典型，她强调女性所拥有的是一种不成形状的、开放的、高度敏感的、不定型的空间，这是对专属于女性的意识的追求，亦即对女性经验的放弃。“她们得到了男性知识，她们又断定还有别的认识方式”。（p278）
女性美学被认为是对女性愤怒的否认和回避：“是对狂暴过去的原始能量进行藏匿、遏制并消除其对抗性的方式。”这一策略使得女性不可不必直面自己的“狂热、愤怒、忧伤和情欲，这样她便能工作下去”。女性美学意在生存。（p283）
第十章 伍尔芙：遁入双性同体论
女作家必须杀死家中的天使：从简奥斯丁、GE到伍尔芙。（p286）
一个女人写的东西总是女性的；它没法不是女性的；最好的状态就是最女性化的状态；唯一的困难是界定我们所说的女性化的含义。（p303，转引伍尔芙）
伍尔芙的双性同体论要求整合男性和女性的特质，是对性别问题的逃避（它认为性别意识阻碍了真正的表达），它一方面回避了对男性特质的反抗，一方面回避了具体的女性经验。此种论调被肖瓦尔特认为，是中产阶级有闲贵族少女同底层女性具体生活疏离开来后的乌托邦幻想，它是贵族气的、布鲁斯伯里导向的。肖瓦尔特认为这背后有着贵族男性对伍尔芙的思想钳制，并造成了她的精神症状。
伍尔芙心目中的女性本质提炼得纯而又纯，其肉体性和愤怒抽走了，也不准予任何行动：这种女性本质就像它不依附于肉体一样变得毫无生气。一间自己的屋子最终成了一座坟墓。（p322）
第十一章 女性美学之后：当代女小说家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以集体为名回避性别的个体性问题。莱辛的小说把个体变成了集体，把个人意识变成了社会意识，把女性意识变成了世界意识。（p335）
女性文学会以作品为媒介，去发现女性现在怎样生活，而在其思想方面又是怎样受到引导和欺骗，以及怎样才能从中看出新意、活出新意。（p342）
1974年，第一篇女性文学的宣言。 多阶级、多身份、多种族等有着具体差异的女性被纳入女性主义的大范畴之中考察。
在弃绝了幻想、双性同体和被男性同化之后，女性传统就会把握住艺术的未来，有可能实现艾略特和伍尔芙的希望。（p346）
第十二章：大笑的美杜莎
安吉拉·卡特的开拓性贡献：突破对女性的传统想象范式之束缚，赋予女性以主动。“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女性文学传统，但她拒绝感伤地看待女性写作，不肯接受任何关于牺牲的女性主义神话”。(p353）
安吉拉·卡特和伍尔芙的区别：“一间自己的屋子，还是血腥的房间？”（p359）
女性写作中的两种极端套路：贞洁地遁入心灵世界，还是陷入好战的、充满情欲的女性主义论辩。（p359）相应的，英国女作家的两种困境：局限于写女性经验而牺牲宽广的自由和可能，或接受主导文化对重大文学主题的定义，“牺牲真实性和自我探索”。（p359）一间自己的房子既可能是避难所也可能是牢房。
现在我们可以不是怀着悲痛，而是开怀大笑地，随意自由地出入其中。（p3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