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星，比康波周期还长的价格革命周期，过去800年只经历了4次

“ 历次价格革命都经历了五个阶段：高度繁荣时段的缓慢启动，暴涨和下跌的时期，觉察和体制化的时期，不平衡和不稳定加剧的时期，以及最终的大危机时期。这个高潮之后，接着就是物价的下降、稳定的恢复，以及一段较长的物价相对均衡期。从一次巨浪到另一次，这些动态的社会和文化影响都在变动。速率提升，而变数降低。在人口方面，价格革命的破坏力在一次接一次地下降，而在社会影响方面，却更加所向披靡。”

01—

视野宏大、结论新颖的大历史类作品。英文出版于1999年，目前看也没有过时。

作者提出一个比康波周期还长的价格革命周期，过去的800年只发生了4次，截至1999年本书出版的时刻，第四次价格革命还没结束。

本书信息量较大。作者引用了许多历史资料，把800年以来欧洲的历史用一个简明新颖的线索串了起来。不熟悉欧洲历史的话，读起来有点费力。

书中也有不少有故事性的历史细节。

读后认为前3次价格革命对历史的解释逻辑很自洽，对当前正在经历的这一次价格革命，至少目前看逻辑不够清晰。

作者认为第一次价格革命发生于12-15世纪，出生率升高导致人口增加，导致物资紧缺通货膨胀，后来又出现了天灾、瘟疫（尤其是黑死病）、战争，人口大幅下降后，价格革命来到均衡期，一些强大而成功的国家建立了：波兰、俄国、匈牙利、法国、英格兰；

作者认为，第二次价格革命发生于16-17世纪，同样是人口增长导致通货膨胀，并且欧洲的通货膨胀早于美洲白银流入的时间几十年；从1551年到1650年这整整一个世纪里，只有一年(1610)，欧洲大陆呈现出了和平的景象；17世纪中期，价格革命进入尾声，物价下跌后保持稳定，欧洲进入文艺复兴，这个时期的许多统治者都获得了“伟大”(great)的称号：路易大帝、大选侯腓特烈、腓特烈大王、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大帝。这些领导人并不比他们之前的、17世纪的失败君王们更有能力；

作者认为第三次价格革命发生于18-19世纪，同样由于上一个时期的安定繁荣，导致人口增加，推动价格上涨通货膨胀，18世纪80年代，天灾频发，法国财政紧张，路易十六希望增加税收，结果引发革命；19世纪初，英法美政府都濒临破产，最终是拿破仑的帝国崩溃了；之后进入价格稳定期，也就是维多利亚时代；

作者认为第四次价格革命开始于20世纪初，至1999年本书出版时还未结束；这一次是科学革命导致死亡率下降人口快速增长；二战爆发结束了大萧条；20世纪90年代这次价格革命进入危机期，导致东欧和拉美一些政府的垮台；

书中一些金句：

1：这个时期【18世纪】的许多统治者都获得了“伟大”(great)的称号：路易大帝、大选侯腓特烈、腓特烈大王、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大帝。这些领导人并不比他们之前的、17世纪的失败君王们更有能力。受到启蒙思想影响的欧洲专制独夫们满心虚荣和贪婪。他们与其他王公诸侯争吵不断，并且为了无聊琐事和毁灭性的争斗而浪费着国家的财富和臣民的性命。但是均衡期对于在位的君王们十分和善。君主的盛名常常来自其身处的环境，而非其本身的人格。

2：1789年的法国，发生了不少于四次的革命：一场贵族阶层针对国王的大臣们的持续性反抗，一场反对贵族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场城市工人反对大资产阶级的起义，以及一场农民反对所有压迫者的暴动。这些运动中的每一个，都是由物价上涨引发的，全都是对18世纪80年代财政和经济危机的反应。

3：1812年，拿破仑从他的欧洲占领区征召了大量军队，直奔向东，意欲毁灭俄国。与此同时，英法之间的半岛战争达到了其野蛮残暴的顶点。同时，英美之间还爆发了另一场战争。各地的体系都在绷紧，达到了濒临崩溃的临界点。英国政府在1812年处在破产的边缘，美国则在1814年濒临解体。最终，土崩瓦解、血肉模糊的，是拿破仑的帝国。

4：价格管制使通胀保持在狭窄区间内。它还抑制了常常伴随物价暴涨而出现的危险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古典主义反通胀政策相比，1942—1945年以及1950—1953年的短期价格管制的副作用对社会结构的破坏要小得多。相信“价格管制无用论”的那些人，哪怕从短期来看，都会在二战和朝鲜战争时期美国经济的历史中发现有力的反证。

5：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为滞胀现象所困扰。一些人相信这是史无前例的异象。事实上，从13世纪至今的每次价格革命后期都曾发生过滞胀现象。

6：20世纪80年代，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陷入了又一场政策性衰退。这次陷得更深，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这次衰退的特征是产能过剩和商品价格的骤然下跌。

7：我们发现从12世纪开始，发生了四场价格革命：四次漫长的涨价浪潮，间隔以长时段的价格相对均衡。这不是一种周期循环的模式。价格革命并没有固定和规律的周期频率，有的短至八十年，有的长达一百八十年。它们的持续时间、速度、量级和冲击力各不相同。

8：总之，历次价格革命都经历了五个阶段：高度繁荣时段的缓慢启动，暴涨和下跌的时期，觉察和体制化的时期，不平衡和不稳定加剧的时期，以及最终的大危机时期。这个高潮之后，接着就是物价的下降、稳定的恢复，以及一段较长的物价相对均衡期。从一次巨浪到另一次，这些动态的社会和文化影响都在变动。速率提升，而变数降低。在人口方面，价格革命的破坏力在一次接一次地下降，而在社会影响方面，却更加所向披靡。

9：相信自由市场好处的人，其信仰有一点是正确的。假以时日，市场确实会纠正几乎所有可以想象出的价格扭曲现象。但如果我们信赖市场，就等于忽视一些严酷的历史事实。14世纪自由市场重新恢复了均衡状态，但那是在黑死病之后。17世纪时，它故伎重演，直到一场普遍危机摧毁了欧洲的和平才恢复均衡。维多利亚时代，自由市场再度恢复均衡状态，但那也只是在拿破仑战争的大肆屠戮之后。简而言之，在过去的八百年中，自由放任主义的座右铭—“让自由市场顺其自然”—导致的人类苦难规模之大，令人无法接受。而且事情大可不必如此。

10：第二个历史事实也容易被自由市场的信徒所忽视。在经济史中，均衡期是例外情况，而不是常规状态。自由市场恢复均衡，只是为了再度打破它，并再度引发一系列新的不平衡和不稳定，一切的麻烦也随之接踵而来。纵观整个近现代历史，多数自由市场大部分时候都处于严重的不均衡状态—常常是危险的、毁灭性的不均衡。

11：经济计划的两个主要错误是：对长期问题进行短视的思考，并且采取不合时宜和泥古不化的政策，而没有看到世界的变化。军事史上有一条箴言：将军们受到的训练，都是针对上一次战争的。同样，在经济史中，计划者和管理者获得的教育，都是关于如何阻止上次的危机再度发生。而下一次的情况，总是有所不同。

12：在动荡的经济局势中，一种更加公平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方式，可以既不借助征收，也不需要直接转移来达成，而是通过低调而比较不具有侵入性的举措。没有必要劫富济贫。有更好的方法。教育投资的扩大，可以帮助人们获得更多的就业技能和更高薪的工作。扩大住房建设项目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拥有自己的家。修改健康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将我们主要依赖的对象从行将就木时的收入补贴，转变为在我们生命周期更早时候就可以获得的资本累积。开明的税收政策可以遏制转嫁在穷人身上的、如今越来越高的累退税。

总体评价4.5星，不错。

下面是书中一些内容的摘抄。

02—

引言 世界历史中的巨浪

这份指数表明：英格兰南部食物、饮品、燃料和纺织品的价格在百多年里一直保持着增长态势，平均增长率约为每年1%。

研究费尔普斯—布朗—霍普金斯的指数和其他类似资料后，我们会发现：过去八个世纪中最严重的通胀，发生在四次物价暴涨的巨浪中。第一次浪潮从12世纪末持续到14世纪初，被称为“中世纪价格革命”。

即便如此，欧洲的价格历史学家们对价格革命的起因提出了七种解释，可以被称为货币主义、马尔萨斯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农业论、环境论和历史主义模式。

在我们开始研究这些关系之前，有必要提出一些警示。读者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我们所研究的动态是波动，而非循环。重申一遍：不是循环，而是波动。

在近现代历史中，每次重大的价格革命都开始于繁荣时期，结束于摧枯拉朽的世界性危机，随之而来同样是恢复期和相对的均衡期。

第一次浪潮

12世纪人口和财富的增长呈现出大体均衡的态势。价格在这个时期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唯一重大的经济问题，是11和12世纪所谓的“钱荒”(money-famine)—纵观整个近现代历史，各个价格均衡时期大都难逃此劫。

时至公元1100年，对钱币的渴求，甚至使得意大利北部城市皮斯托亚的圣泽诺大教堂的教士们熔掉了巨大的十字架，用以铸造钱币。德意志的王公诸侯们卖掉了他们的帝国印玺。英格兰的贵族们用他们的银质剑座做交易，而法国的主教们则将他们金灿灿的圣杯变成了现金。为给这些行为洗白，沙特尔主教、神学家福尔贝诡辩说，将圣器贩卖给基督徒，总比将它们典当给犹太人好。

危机的一个征兆，同时也是其起因之一，就是一场可以被称为中世纪价格革命的运动。这是一场漫长的涨价浪潮，从12世纪晚期开始，一直延续到14世纪中期。

为什么中世纪价格一路走高？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起因在于货币供给的一次扩张；另一些人则认为在于人口的增长。两个因素都发挥了作用，但人口似乎是首要的原动力。1150年之前，就像我们看到的，欧洲人口增长缓慢。

中世纪人口增长的原因，主要在于人口出生率的提高，而不是死亡率的下降。在一段相当长的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时期之后，全欧洲的女性普遍早婚，并且想要更多的孩子。由此引发了中世纪的一次婴儿潮，从12世纪开始，一直延续了许多年。

不是所有价格都以相同的速度增长。价格增速最快者，出现在能源、食品、住所和原材料领域—这些是人口增长时期最急需的物资，其供给也最缺乏弹性。16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能源价格。

措辞上从fames到caristia的变化，意味着食品价格的上涨不再被看作主要由收成的多少来决定，转而被看作一场总体性通胀。人们如梦初醒：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并非一个短期困扰，而是一个长期过程。

金属货币同样被系统性地掺假，造成贬值。尤其是在意大利和法国，铸币厂主降低硬币中的白银含量，而增加普通金属的成分。普通人则另有方法克扣他们经手的货币的价值。硬币遭到修剪、磨锉、刮擦和洗刷，尽管这么做要冒着遭受重刑的风险。奇波拉发现的证据表明，因成色降低而发生的货币贬值“在13世纪中期和14世纪变得更迅速了”。

人们对物价上升导致生活成本高昂的反应是不断增加货币数量。从文化层面上来说，他们的种种举措有助于个人和机构应对高昂的物价，但其总体效果却是使价格进一步上涨。这次价格革命由此成了一个不断饮鸩止渴的过程。高昂的物价抬升了货币需求。而这一需求的满足，却要借助增加货币供给和周转率，于是价格被进一步抬升。

富人能够通过许多方式从价格革命中获利。譬如，有权有势的意大利商人们推动立法规定，允许他们只接受用保值的金弗罗林或达克特付款，但支付薪酬和税金时却可以用贬值的银质货币。

劳动收入与资本收益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这是近现代历史中价格革命的典型表现。其社会影响也是如此：每一次长期通胀的后期，都会出现急速加剧的不平等。

13世纪，反复重新铸币和减损币值加剧了市场和价格的不稳定。当一个中世纪国家减损其货币币值时，商人们的反应是带着他们的白银前往另一个国家，并将其重新铸造为币值坚挺的流通货币。

在14世纪，汇率也变得极不稳定。各个政府试图通过出口管制来稳定其脆弱的经济。结果常常事与愿违。例如，英格兰的爱德华一世在1299年试图通过禁止出口英国铸币来改善经济。到1307年，他又禁止外国货币的流出。他还人为地升高了黄金对白银的价位。这些政策导致汇率扭曲，转而造成了英格兰贸易的混乱。

14世纪初，佛罗伦萨的银行开始衰落。莫齐银行在1302年破产，弗兰泽西在1307年、普尔奇和林贝蒂尼在1309年、弗雷斯科巴尔迪在1312年、斯卡利在1326年纷纷步其后尘。另有六个家族的银行在1342年破产。随后，在1343和1346年，佩鲁齐、巴尔迪和阿奇亚奥里这三大银行全部倒闭。托斯卡纳地区的银行企业在此后很多年间都未能恢复。

1315年，英格兰的小麦价格涨到了过去的八倍，从五先令涨到了四十先令之多。饥饿的牲畜生病、死去。编年史提到了一次大瘟疫，导致大批家畜死亡。贫苦不堪的农民们吃猫、老鼠、爬虫和昆虫

不可思议的是，1316年又是暴雨连绵。粮食作物连续三年歉收。欧洲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大饥荒由此开启。其他食物来源耗尽后，开始出现人竞相食的惨状。

当这种无序的状态传遍整个西方世界时，又一桩惨事降临在了欧洲民众身上。仿佛饥荒、瘟疫和社会暴力还不够糟似的，欧洲主权国家之间又爆发了血腥的战争。

如此乱局虽然残酷，却不是欧洲所遭遇的最深重的苦难。饥荒、瘟疫、战争和暴乱于14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欧洲反复上演。一些地方，例如托斯卡纳，在1328—1330年所遭遇的饥荒，比1315—1320年那场更加严重。物价的上下震荡幅度极大。乡村人口锐减，可耕地开始被抛荒，而农民们则更加贫困。

1346年，一支鞑靼人的军队围困了克里米亚半岛的卡法（今费奥多西亚），这是一座属于热那亚人的城镇。进犯者遭到瘟疫袭击，并将他们的不幸转化为一种战争武器—他们将自己这边的死尸抛入城中，故意传播疫病。这项策略非常成功，竟然迫使热那亚人放弃了这座城池，乘战舰逃走。热那亚舰队一路穿过黑海、爱琴海和地中海，同行的还有后来被称为“黑死病”的瘟疫。

我们永远无法确知黑死病到底夺取了多少人的生命。在英格兰，教区神职人员的死亡记录相对完备，显示他们有45%因病去世。多数学者相信，总体人口的死亡率较低一些，但数量依然巨大。许多历史学家估计欧洲损失了25%到40%的居民。总之，黑死病之后，欧洲人口从14世纪初巅峰期的八千万跌落到六千万，甚至更少—这是这片大陆残酷历史中最大的一次衰退。

西欧困难期又持续了很多年。这是一段漫长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苦难历程，长度足以涵盖一个人的一生，而对于那些经历过它的人而言，简直像是永无止境。黑死病的肆虐并非唯一。它是一系列瘟疫中的一个，这些疫病反复蹂躏着欧洲。在许多地方，第一次的冲击并非最严重的一次。

在14世纪漫长的痛苦挣扎中，一个新型社会诞生了。身份地位和义务责任的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英格兰和西欧经历了一场被历史学家迈克尔·波斯坦概括为“劳务转型和农奴解放”的经济变革。类似的趋势也发生在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在那里，城市工人的物质条件得到了改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的短缺使得工人们可以为更好的待遇讨价还价。这场变革在黑死病之后，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

均衡期的这些规律在欧洲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同时，新的政治潮流也出现了。15世纪下半叶不少强大而成功的国家得以建立。在这个时代，波兰的伟大君主卡齐米日四世统一了他的大公国，并驱逐了外来侵略者。在俄国，这是伊凡大帝（1462年登基）的时代，他是那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统治者。这也是属于匈牙利最伟大的国王马加什一世（1458年登基）的时代；还有法国的路易十一（1461年登基），他将一个中世纪王国变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君主制国家。此外，还有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1485年登基），他是都铎王朝的开创者。

与此同时，最杰出的成就出现在地中海地区的中心，主要是在佛罗伦萨、锡耶纳、热那亚、摩德纳、卢卡、米兰、帕多瓦和威尼斯等意大利城市。那里没有单一的民族国家或专制统治，而在结构上和精神领域各不相同。意大利北部这些敌对的主权城邦发明了一种新的体制，称之为“国家”(lo stato)。我们将这个词理解为现代世俗国家。他们还创造了现代国家制度的理念，这是一种通过权力制衡、划分势力范围、操作外交手段和制定国际法来实现的政治均衡。

第二次浪潮

1497年2月7日的奢侈品焚烧，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令人刻骨铭心的场面之一。但不为人知的是—甚至连专业历史学家也知之甚少—它与经济事务有紧密的关联。15世纪90年代，物价大幅飙升，经济却开始衰落。1497年2月19日，就在焚烧奢侈品的十二天之后，该城的公共粮仓格拉诺广场发生了一场骚乱。

最早的迹象出现在意大利北部和德意志南部。大约在1472年，佛罗伦萨的谷物价格开始上涨。在德意志南部的维尔茨堡、慕尼黑和奥格斯堡等城市，几乎同时出现了这一新趋势。在整个法国和英格兰，这个转折点来得稍晚，大约在1480年。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价格革命直到1490年之后方才出现。东欧部分地区直到1500年才开始受到影响。

是什么启动了这一变化机制？文献资料提供了许多答案：货币主义的、马尔萨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随着证据的增加，许多历史学家（包括本书作者）开始相信：这场价格革命的首要推动者，是人口增长的复苏，这给物质资源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在价格革命的初期，薪酬或多或少与食物和住所的花销同步上涨。这会造成一种高度繁荣的幻觉，令人陶然。在价格革命的后期，情况发生变化—货币薪酬被上涨的生活成本甩在了后面，实际薪酬大幅下跌。到1570年，实际薪酬还不到价格革命开始时的一半。

根据大量的历史研究，这种货币主义的解释必须得到修正，而不是全然摒弃。美洲的财富不可能是引发一场价格革命的初始原因。价格上涨早在1480年就开始了，比美洲金银运到欧洲早了许多年。英格兰和德意志在美洲白银影响其经济之前的五十年，物价就几乎已经翻了一番。

再者，美洲财富流入的主要波动，在空间和时间上跟价格的变动都无关联。在西班牙，美洲财富的影响力相对较大，但这里的物价上涨速度却比欧洲其他地方要慢。况且，西班牙物价最大幅度的上涨发生在16世纪上半叶，而不是美洲财富影响最大的16世纪下半叶。

新教改革和天主教会的反新教改革运动撕裂了西方世界最重要的统一性机构—基督教会。极其暴力的宗教冲突终于爆发了，并且其延续的时间几乎与价格革命完全重合。宗教改革和价格革命这两场运动，是彼此关联的。在德意志，许多历史学家都发现，新教革命的迅速蔓延，还有农民战争，都与由人口增长和价格革命导致的、日益上涨的经济压力密切相关。

但它就像其他许多（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强国一样，陷入了赤字消费的致命习惯，并且最终沦落到一种被历史学家J. H．埃利奥特称为“习惯性破产”的财政境地。从1557年到1647年间，西班牙政府至少破产了六次，并且发现自己无力支付应付账款，也无法继续借贷。这类财政混乱有着令人惊诧的规律性，基本上每二十年发生一次—1557年、1575年、1596年、1607年、1627年、1647年。

在整个16世纪90年代，价格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一段漫长且痛苦的时期，被历史学家们称为“17世纪普遍危机”，可谓名副其实。这是14世纪大灾难之后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伴随饥荒、瘟疫和经济萧条而来的，还有战争。从1551年到1650年这整整一个世纪里，只有一年(1610)，这片大陆呈现出了和平的景象—这也是一个自14世纪以来无可匹敌的纪录。这些冲突不仅相当频繁，而且非常残酷。至今为止最具破坏性的是被历史学家统称为“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一系列宗教和政治冲突。这场纷争对于欧洲的中心地区是一场灾难。

在财政上，困厄中的政府采取了一切常见的愚行。有的试图采取大规模的赤字财政，另一些则系统性地将铸币贬值，还有一些则试图从愁眉苦脸、满心怨愤的民众那里榨取更多的税金。当政府绝望地试图增加财政收入时，欧洲受苦受难的人民被迫以暴力抵抗。

在神学理论方面，这个时代属于新加尔文主义—基督教有史以来最狭隘、最黑暗、最阴郁和最悲观的派别，甚至比加尔文本人的神学理论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像在多特宗教会议(1618—1619)上界定的那样，新加尔文主义主张的“五要义”宣称：大多数人和所有婴儿都无可救药地全然败坏，并且无情地遭到永恒的诅咒；基督不是为了所有人而死的，而只是为了那些被拣选的人；人类完全没有能力自我救赎。

遍观欧洲的中心和东部，俄国、波兰和德意志的人民以他们习以为常的方式发泄着对生活的不满：屠杀犹太人。在波兰，赫梅尔尼茨基起义是疯狂的反犹主义。从1648年到1658年，超过七百个犹太人定居点被摧毁；可能有十万犹太人遇害。

17世纪中期的几十年中，这场大危机逐渐进入尾声。在经历一段过渡期之后，一个新的均衡期出现在了整个欧洲。它几乎同时现身于法国、英格兰、德意志、意大利、俄国、西班牙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也出现在遍布全世界的欧洲各殖民地。

这个均衡期的物质构成可以用几句话概括。谷物价格停止上涨，急剧下跌，并且随后开始寻找一个水平基准。食物和能源价格回落，制成品价格上升，且总体价格水平在一个固定的幅度内波动。薪酬上涨。地租和利息下降。财富和收入的分配稍微平等了一些。人口、产出和生产率缓步增长。许多地方存在地方性差异—智利的价格通胀、德意志的薪酬下降—但是总体趋势强劲，且保持了连贯性。

米歇尔·莫里诺在新的研究中发现，1660年到1730年间，美洲的财富大量流入欧洲，其数量与此前价格革命的几乎（但并非完全）相同。这一次却没有出现长期的通胀。

在经济上，这段均衡期应当被理解为一段稳步增长而非停滞不前的时期。产出和生产率提高了。整个欧洲商业繁荣。西方世界到处都建起漂亮的新古典风格的交易所；它们象征着各种各样的市场得到了改善。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商品市场都在更加高效地运作。

这个时期的许多统治者都获得了“伟大”(great)的称号：路易大帝、大选侯腓特烈、腓特烈大王、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大帝。这些领导人并不比他们之前的、17世纪的失败君王们更有能力。受到启蒙思想影响的欧洲专制独夫们满心虚荣和贪婪。他们与其他王公诸侯争吵不断，并且为了无聊琐事和毁灭性的争斗而浪费着国家的财富和臣民的性命。但是均衡期对于在位的君王们十分和善。君主的盛名常常来自其身处的环境，而非其本身的人格。

第三次浪潮

1729年的巴黎是一座自我割裂的城市。它躁动不安的民众们，被瑞士雇佣军组成的卫戍部队，被大量线人、间谍、密探和煽动人心的特务控制得井然有序。我们现代关于谍报和监视的语言源自法语，而其中大多就是在这个时期被创造出来的。

但是，天不从人愿。就在王太子诞生的那个时刻，欧洲的历史正在发生一场深刻巨变。价格动态再一次成为重要的指示计。在1729年左右的巴黎，启蒙运动均衡期就这样悄然走到了尽头。一场新的浪潮开始了，它可以被称为18世纪价格革命。

一旦开始，新一轮浪潮就迅速从欧洲传播到了新大陆。美国历史学家威妮弗蕾德·罗滕贝格有了惊人的发现：18世纪时，马萨诸塞州偏远乡村地区的农产品价格，竟然与伦敦和巴黎市场的波动亦步亦趋。鉴于新英格兰地区流通的金银很少，这种联系更加值得一提。

这次价格革命的主要推手是总体需求增加带来的压力，这是由人口加速增长造成的。在英格兰，人口史学家安东尼·里格利和罗杰·斯科菲尔德发现，18世纪价格波动的节奏与人口的增长息息相关。在1660—1720年的漫长停滞期之后，英格兰的人口在18世纪20年代晚期开始快速增长，这正是价格革命开始的时刻。两者之间的关系再确切不过了。

18世纪实际薪酬的下跌与早前的几次价格革命不同。它使穷人遭殃，但不像14世纪时那样伴有瘟疫和饥荒，也不像17世纪时那样导致了人口的缩减。这里出现了价格革命史中的一个惊人的悖论。随着这些巨浪一次接一次地袭来，通胀率增加，但人类的苦难却减轻了。

不同的国家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名号，但它们都指代一场声势浩大、复兴“内心宗教信仰”的国际运动，并且否定了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个意义上的虔信主义于18世纪四五十年代在欧洲所有信仰新教的地区大行其道，并且一直持续到该世纪末。

危机始于18世纪80年代。导火索是天气的异变。18世纪晚期，西欧的气候充满变数。1778年到1781年这几年格外温暖，有着漫长的炎夏和十分温和的冬天。随后，情况颠倒了过来。1782年到1787年，欧洲和美洲经历了严寒的冬天，夏天则潮湿多雨，收成不佳。1788年，天气更糟。西欧各地的庄稼都烂在了地里。

1726年到1791年这段时间，法国一般领薪酬过活的人都要将50%的收入花在家庭的食物供应上。在1789年，这个比例蹿升至88%。在法国，这些麻烦恰巧撞上了一场财政危机。1787年，欧洲大陆最有权势的国家的政府正处在破产边缘。

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绝望地请求增加税赋，但遭到了拒绝。有产阶级拒绝接受新增的税收。许多人还要求拥有更多的特权和豁免。公众的需求和私人的贪婪搅和在一起，要了旧制度的老命。此情此景与14世纪的英格兰、16世纪的西班牙和20世纪的美国如出一辙，世界上最强盛国家的国家信用，因它那些富裕臣民的自私自利而系统性地土崩瓦解。

1789年的法国，发生了不少于四次的革命：一场贵族阶层针对国王的大臣们的持续性反抗，一场反对贵族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场城市工人反对大资产阶级的起义，以及一场农民反对所有压迫者的暴动。这些运动中的每一个，都是由物价上涨引发的，全都是对18世纪80年代财政和经济危机的反应。

历史学家埃内斯特·拉布鲁斯和乔治·勒菲弗发现：巴士底狱遭到攻击的那一天，正是巴黎粮食价格达到其周期性高位的一天。袭击巴士底狱的人们并非城市底层的暴民，其中大多数人是工匠、手艺人、雇工和小店主，他们被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对无视民众疾苦的政府的愤怒所驱使，才有此绝望之举。

但好景不长。问题再度出现，依然是生活成本问题。从1791到1793年，又发生了一次经济危机。食物价格再度飙涨，其剧烈程度，堪称历次价格革命最后阶段的典型现象。食物引发的暴动再一次在巴黎蔓延。结果，发生了第二次且更加激进的法国革命。

1812年，拿破仑从他的欧洲占领区征召了大量军队，直奔向东，意欲毁灭俄国。与此同时，英法之间的半岛战争达到了其野蛮残暴的顶点。同时，英美之间还爆发了另一场战争。各地的体系都在绷紧，达到了濒临崩溃的临界点。英国政府在1812年处在破产的边缘，美国则在1814年濒临解体。最终，土崩瓦解、血肉模糊的，是拿破仑的帝国。

总体来说，在维多利亚均衡期，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收益大致相同，这一点与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相同。其社会后果也类似。在每次价格均衡的中期和后期阶段（但早期阶段例外），财富的分配都倾向于稳定，甚至变得更公平了一点。这里存在滞后效应。

维多利亚均衡期的动态稳定性独一无二。它是靠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平衡维持的，包括人口的快速增长与经济更加快速的发展之间的，工业转型与农业革命之间的，大规模跨国移民与更大规模的国内流动之间的，海外开发与世界经济体的商业融合之间的。

第四次浪潮

讽刺的是，他们这么做的时候，物价正开始悄悄上升。同样的价格拐点同时出现在了许多西方国家的物价记录上：奥匈帝国(1896—1897)、比利时(1895—1896)、英国(1896—1897)、德国(1896—1897)、意大利(1897—1898)、挪威(1897—1898)、西班牙(1896—1897)、瑞典(1895—1896)和美国(1896—1897)。这些国家都拥有自己的货币制度，它们全都在同一时间开始经历这场价格革命的洗礼。

世界性的人口加速增长，是20世纪价格革命的一股驱动力。1890年之后，随着人类医学征服了如肺结核、伤寒、斑疹伤寒、白喉和疟疾等主要传染病，死亡率开始迅速下降。这些要归功于1876年到1890年之间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的发现，以及一场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推广的“公共卫生革命”。

从1896年到1914年，价格继续缓慢而稳定地上扬。随后突然出现一股新趋势。1914年，战争的爆发不仅打破欧洲的和平，而且破坏了其经济的稳定。这一混乱的症状和病因在于所有西方国家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从1914年到1919年，美国的商品批发价格上涨为原来的两倍，英国涨到三倍，德国四倍，意大利六倍。

1917年3月8日，饥饿的暴民袭击了全首都的面包房，警察开枪射击，俄国革命揭开了序幕。就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一样，直接原因是物价高昂和极端短缺的两面夹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了欧洲其他许多地区。

1920年，这些趋势被打破，整个世界爆发了一场严重的经济萧条。在大幅通缩的背景下，物价急转直下，其毁灭性不逊于过去的暴涨。商品市场过剩。在英国，从1920年到1922年两年间，批发价格就跌了一半。薪酬也下降了，而失业率迅速攀升。类似趋势广泛出现在美国和西欧。

价格管制使通胀保持在狭窄区间内。它还抑制了常常伴随物价暴涨而出现的危险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古典主义反通胀政策相比，1942—1945年以及1950—1953年的短期价格管制的副作用对社会结构的破坏要小得多。相信“价格管制无用论”的那些人，哪怕从短期来看，都会在二战和朝鲜战争时期美国经济的历史中发现有力的反证。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为滞胀现象所困扰。一些人相信这是史无前例的异象。事实上，从13世纪至今的每次价格革命后期都曾发生过滞胀现象。

东欧国家管控严格的经济也被这股巨浪裹挟，却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物价和薪酬被全能国家的职能机构铁腕无情地把控着，但国家计划的制定者们未能遏制总需求量带来的压力。结果就是配给制度的发展，这是对付通胀的共产主义式变通办法。

类似的逆转也发生在世界经济的其他部门中，尤其是农业。在20世纪70年代初，高昂的食物价格令生产迅速扩大。美国的农场主们大量借贷以扩大生产。随后，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世界发现自己产出的食物超过了它能消费的量。美国农场主们面对的是饱和的市场、沉重的债务和过剩的产能。他们开始破产，数量之大连大萧条时期都未曾有过。

20世纪80年代，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陷入了又一场政策性衰退。这次陷得更深，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这次衰退的特征是产能过剩和商品价格的骤然下跌。

另一种不断滋长的不平衡，在政府和私人机构最需要力量的时候削弱了它们的力量。预算和资金方面的差距在公共和私人机构中不断加剧。在美国，里根总统再三回绝他的顾问，在增加支出时拒绝提高税收。结果，联邦政府的收入远远落在了花销之后，国家债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激增。里根政府在任的八年中造成的国家债务，比过去所有总统加在一起的还要多。

被美国人认定为该国最紧迫的三个社会问题—犯罪、毒品和家庭的崩坏—其趋势全都与通胀率相关。

伊斯兰国家的许多人将他们遭遇的麻烦归结于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原教旨主义运动开始横扫伊斯兰世界。世俗政权一个接一个遭到攻击，其中有些被摧毁。1979年，伊朗的巴列维王朝倒台。1981年，埃及的世俗领导人安瓦尔·萨达特遭到刺杀。阿富汗的世俗政权被一场原教旨主义革命摧毁。

20世纪90年代，随着人口增长步伐放缓，通胀率也在下降，速度令专家们吃惊。预期通胀率被反复下调，但总是跟不上新潮流的步伐。1994年，全世界的经济预言家们极尽克制地预测下一年物价只会上涨3.5%。事实上，上涨了2.6%。一位研究经济预报准确性的新闻工作者在1995年发现，“过去数年中，英国和美国的通胀经常低于预期”。

我们发现从12世纪开始，发生了四场价格革命：四次漫长的涨价浪潮，间隔以长时段的价格相对均衡。这不是一种周期循环的模式。价格革命并没有固定和规律的周期频率，有的短至八十年，有的长达一百八十年。它们的持续时间、速度、量级和冲击力各不相同。

最终，在一场充斥着人口下降、经济崩溃、政治革命、国际战争和社会暴力现象的文化危机中，这股巨浪达到了顶峰，并以摧枯拉朽的力量轰然崩溃。这些事件释放了种种压力，正是这些压力发动了价格革命。结果，首先是物价、地租和利息的迅速下跌。短期但非常急剧的通货紧缩之后，是一段延续七八十年的均衡期。长期的通胀停止了。物价稳定下来，随后进一步下降，并且再一次稳定。实际薪酬开始上升，而资本和土地的收益下降了。

每个均衡期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其后期阶段都以秩序与和谐思想的出现为特征，比如12世纪的文艺复兴、15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18世纪初的启蒙运动以及维多利亚时期。

20世纪的巨大浪潮尚未到达终点，但它已经导致了左翼（东欧）和右翼（拉美）极权主义制度的崩溃，并在许多国家引发了势不可挡的社会和经济改革。近现代历史中的每次大危机最终都改善了普通民众的处境。它还拓展了关于人类尊严、自由和法治的理念。在历次大潮中，这种趋势一次比一次强烈。

总之，历次价格革命都经历了五个阶段：高度繁荣时段的缓慢启动，暴涨和下跌的时期，觉察和体制化的时期，不平衡和不稳定加剧的时期，以及最终的大危机时期。这个高潮之后，接着就是物价的下降、稳定的恢复，以及一段较长的物价相对均衡期。从一次巨浪到另一次，这些动态的社会和文化影响都在变动。速率提升，而变数降低。在人口方面，价格革命的破坏力在一次接一次地下降，而在社会影响方面，却更加所向披靡。

历史著作中有七种主要的因果关系模型：货币主义的，马尔萨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农业的，新古典主义的，环境的，以及历史主义的。它们对我们都很有助益，但没有一个能全面解释价格革命的起源和发展。

相信自由市场好处的人，其信仰有一点是正确的。假以时日，市场确实会纠正几乎所有可以想象出的价格扭曲现象。但如果我们信赖市场，就等于忽视一些严酷的历史事实。14世纪自由市场重新恢复了均衡状态，但那是在黑死病之后。17世纪时，它故伎重演，直到一场普遍危机摧毁了欧洲的和平才恢复均衡。维多利亚时代，自由市场再度恢复均衡状态，但那也只是在拿破仑战争的大肆屠戮之后。简而言之，在过去的八百年中，自由放任主义的座右铭—“让自由市场顺其自然”—导致的人类苦难规模之大，令人无法接受。而且事情大可不必如此。

第二个历史事实也容易被自由市场的信徒所忽视。在经济史中，均衡期是例外情况，而不是常规状态。自由市场恢复均衡，只是为了再度打破它，并再度引发一系列新的不平衡和不稳定，一切的麻烦也随之接踵而来。纵观整个近现代历史，多数自由市场大部分时候都处于严重的不均衡状态—常常是危险的、毁灭性的不均衡。

经济计划的两个主要错误是：对长期问题进行短视的思考，并且采取不合时宜和泥古不化的政策，而没有看到世界的变化。军事史上有一条箴言：将军们受到的训练，都是针对上一次战争的。同样，在经济史中，计划者和管理者获得的教育，都是关于如何阻止上次的危机再度发生。而下一次的情况，总是有所不同。

在经济政策方面，既存的货币和财政工具全都是必要的工具，但它们不足以完成当前的任务。它们是强大的武器，却又非常粗糙和迟钝，有时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例如，当面临通胀威胁时，中央银行试图通过采用各种方法“冷却”经济—通常是通过提高利率。而这些方法的副作用有时甚至比它们试图解决的问题更糟。

部分的问题在于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他们试图通过“冷却过热的经济”，甚至通过故意引发“政策性衰退”来控制通胀。他们让人想起18世纪的医生们，试图通过放血、催汗、发疱和清洗疗法治愈病人。这些救护方法有时比疾病本身更具破坏力。在欧洲和美国，反通胀政策抑制了经济增长，降低了实际薪酬，并且助长了多种不公平的现象。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价格管制“不管用”已是陈词滥调。这个经济学教条大错特错。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短期的价格管控两次在美国发挥了奇效，削弱了物价暴涨的危险势头，而且没有破坏经济的增长。

价格革命也引发了需要注意的重大社会问题。最危险的是物质上的不平等待遇，这在每次巨浪的后期都会出现，但从未比我们这个时代更加严重。从1968年到1996年，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状况迅速滋长—就像从13世纪开始的历次价格革命时那样。

在动荡的经济局势中，一种更加公平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方式，可以既不借助征收，也不需要直接转移来达成，而是通过低调而比较不具有侵入性的举措。没有必要劫富济贫。有更好的方法。教育投资的扩大，可以帮助人们获得更多的就业技能和更高薪的工作。扩大住房建设项目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拥有自己的家。修改健康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将我们主要依赖的对象从行将就木时的收入补贴，转变为在我们生命周期更早时候就可以获得的资本累积。开明的税收政策可以遏制转嫁在穷人身上的、如今越来越高的累退税。

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政治意愿。它反过来又要求对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有一种共同的集体责任感。我们应同舟共济。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强调个人自由以及最低限度政府的传统。

附录

关于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的论著，尽管数量充足，但经验性基础却显得薄弱。许多历史学家依然怀疑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存在。怀疑的核心在于1873年到1893年这段时期，因为如果这几年的经济折转下行不如1819年、1826年、1837年和1859年那么严重，那么康德拉季耶夫的模型就会非常不显著与不完整。

在过去的五个世纪中，主要的变化模式不完全是线性或循环的。不平等的程度有起有落，大体上呈现出长期波状动态。在如今的美国北部地区，模式似乎基本如下：1630—1670年，不平等性加剧；1680—1730年，趋向平等；1740—1840年，不平等性加剧；1850—1932年，在固定的位面上波动；1932—1968年，趋向平等；1968—1996年之后，不平等性加剧。

每次价格革命的后期和每次均衡期的早期，不平等性都在加剧；另外，每次均衡期的晚期和价格革命的早期，不平等性都相对趋于稳定或下降。自中世纪晚期以来，这些趋势似乎在每次价格革命期间都一再出现。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