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俄国因素”的来龙去脉
从1731年，哈萨克小玉兹阿布勒海尔汗臣属俄罗斯开始，到19世纪60年代，俄国完成了对中亚草原的征服。纵览前人作品，已有不少人从军事史和外交史的角度，讨论了这一事件，不过，有关俄国在这一地区的治理，国内至今作品寥寥。施越老师的《俄罗斯草原征服史》，从制度史和全球史的角度，对俄罗斯在中亚的“双重使命”——亦即“破坏”与“重建”——以及中亚草原的政治—社会变迁，进行了精彩的论述。笔者将在简要介绍内容的基础上，讨论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一 全书概要
1730年代，中亚草原政治势力展开了一系列互动，在此背景下，俄国介入了中亚事务。彼时的俄国，尚不具备足够的军事投射能力，无力控制这一地区，更约束不了当地除阿布勒海尔家族以外的其他势力；后者尽管取得了俄国的支持，但它无力统合小玉兹，还无法成为俄国通往中亚腹地的跳板。1750年代开始，通过修建要塞线体系，俄国逐渐控制了草原北部地区。
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20年代，俄国在草原的扩张本不迅速。但从1820年代开始，俄国突然开始了以建立统治体制为目的的扩张，且迅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约翰·达尔文的欧亚革命说，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现象：在18世纪后半叶，欧洲乃至更大的“外围世界”原本维持着一种均势，但欧洲的政治革命（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影响了欧洲乃至世界的局势。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产生了欧洲协调，位于维也纳体系两侧的英国和俄国，得以放心大胆地在欧洲之外扩张。在拿破仑战争中胜利的俄国，迈出了吞并草原地区的步伐：从1827年到1854年，俄国人征服了直到锡尔河的哈萨克草原，这样的征服历程是以往作品大多强调的内容。本书着重讨论的，则是《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由西西伯利亚总督斯佩兰斯基起草）。颁布这一条例的目的，是建立一套适用于草原地区的统治体制：它宣布废除哈萨克中玉兹汗位，设计了相关的主官选举制度和草原官僚机构，当地的牧民也逐渐养成了现代国家的边界意识。
1865年，俄军攻陷了塔什干，新征服的领土通常伴随着新的制度设计：1868年，在俄国当局内部博弈的背景下，《草原地区临时管理条例》诞生了。它强化了俄国对草原游牧社会的控制，剥夺了传统贵族在游牧社会中的特权，当地的民间法庭也被纳入了俄国的司法体系；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为欧俄资本进入中亚提供了便利的法律条件，草原经济得以市场化；在这一过程中，哈萨克游牧社会的传统结构受到了冲击。紧接着，作者从宏观转向微观，以国家能力中的汲取能力和濡化能力为分析要点，借以观察草原统治体制的运作。通过分析，作者得出结论：19世纪上半叶，在和草原地区各部落氏族长期博弈的过程中，俄当局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秩序。
这一秩序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移民提供了基础：从19世纪末到1916年，超过100万欧俄移民涌入了草原诸省，当地人口飙升到了550万以上。如此大规模的移民带来了资本的流入，草原地区的族裔结构、生产方式和产业格局均被重新塑造。在1916年，俄罗斯族占到了草原五省的56%，哈萨克族也达到了292.2万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延展促进了新技术的引入，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变动推动了游牧社会的定居化，在1916年，塞米巴拉金斯克和七河两省的城市人口占比均超过了50%，在此基础上，游牧社会内部的阶层关系出现了变动。脱离这样的社会基础，要认识日后的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今日的哈萨克斯坦，无疑是痴人说梦。
二 如何评价俄国的统治？：以俄式教育的推广为例
学界对俄国在中亚的统治，做出了迥异的评价。有人会认为，“不论生活在哪一种类型的殖民地的非俄罗斯民族，都毫无例外地受到沙皇政府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也有人认为，十月革命之前，“众多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并未因俄国人的到来受到什么影响”，或者“俄国的统治当局仅是控制他们，不是同化他们”。前者受单一史观的影响太重，后者似乎又太过理想化。俄罗斯帝国的统治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孔，奥斯特哈默对此如是评价：“从帝国诞生的那一刻起，对它的评价便始终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一边是帝国主义者的论调：要么是强者为王的军国主义，要么是恩施天下的父权主义；另一边是反帝国主义斗士关于压迫和自由的言辞。”
该书兼听则明，通过细致的考证，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把第一种说法称为“积极前进”，后一种说法称为“精明无为”，那么，与其说他们是针锋相对的历史叙事或政策路线，不如说他们是“连续渐变的政治光谱的两极”。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俄国人在中亚的政策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这里将分析俄式教育的推广以及它发挥的历史作用，并由此反观俄国在中亚草原的统治实貌。
之前提到的阿布勒海尔家族，在经过和俄当局反复的试探与斗争之后，和俄国达成了某种共生关系。在俄国当局的支持下，阿布勒海尔汗的后裔直到1824年还在把持汗位。即使是废除汗位之后，他们也依然是俄罗斯的贵族，可以出任军政官员，或是成为俄罗斯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精英。阿布勒海尔家族的命运，是一类人的历史缩影：18世纪后半叶以来，奥伦堡当局逐渐吸收草原首领的子嗣，让他们进入俄国的学校和军政官僚体系。由此，一批“熟谙草原和欧俄、游牧与城市两种文化的中介人群”形成了。这些人在日后俄国的扩张和统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并入一个帝国，意味着“加入了一个更广阔的交往空间”。不过，只有加入“时间”这一要素，我们对中亚与外界的交流的程度，方可有更深入的认识。在征服的早期，俄国的文化对这里的影响还很有限。在1865年，针对推广俄式教育体系的紧迫性，草原委员会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在哈萨克人中传播俄语和俄罗斯教育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目的不仅是教育性的，而且是政治性的，这个问题很显然，还没有在地方当局的观念中树立起来”。这句话从侧面证明了，在19世纪中叶以前，俄式学校教育和草原游牧社会关系并不密切。
从19世纪60年代为界，俄国在草原地区开设学校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此之前，俄当局还支持过各哥萨克军团在要塞线城镇和哥萨克村庄开办学校，虽然这类学校向游牧民开放，但只有很少的部落精英子弟才有入学的意愿。18世纪80年代，叶卡捷琳娜二世下令在要塞线上修建房舍和学校，试图引导小玉兹贵族接受定居生活，但几无成果。
但在19世纪，交通、通信和出版印刷等技术的发展，使面向平民的国民教育逐渐成为可能。1868年，草原诸省开始仿照欧俄地区的教育体系发展学校教育。俄式教育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了起来。1881年，阿克莫林斯克省共有129所学校，有5556名学生；但在1902年，当地已经有了275所学校，学生总数达到了16723人。如此快的发展，要归功于西伯利亚大铁路。它在1896年延伸到了阿克莫林斯克省的首府鄂木斯克。在铁路的支持下，大批移民和资本涌入了当地的学校。
俄国在这里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它不能等同于俄国的濡化能力的增强。它甚至带来了一些俄国当局期望之外的后果：欧俄的新兴政治思潮通过教育体系和媒体传入草原社会。1905年俄国革命之后，俄国当局放宽了对出版业的控制，这进一步影响了中亚地区的知识界：一批面向哈萨克知识分子的报纸杂志逐渐出现了。在1905年末，仅在奥伦堡就出现了超过30种的报刊。这些报刊成为了哈萨克知识分子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可是，新兴的哈萨克知识分子，未必会成为当局统治的支柱。相反，新的思想借助技术水平的提升，开辟了新的政治形态，培育了新一代的政治人物。
由此可见，俄国在中亚草原的统治，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唯有认识到历史的复杂和多线程，方可加深对这一阶段的认识。
三 后殖民主义或中亚的历史书写
此外，虽然不是此书的重点，它还是帮助了我反思这个问题：后殖民主义是否有助于中亚的历史书写。
在《帝国意识》一书中，埃娃·汤普逊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分析了俄国文学中的中亚叙事。她选取的文本是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在汤普逊眼中，索尔仁尼琴为了“俄国殖民主义的利益，在辞令上他认可苏联夺取领土”。其证据是，在《癌症楼》的第一版中，从来没有提及塔什干这个地名，好像不配提起它似的。
且不论索尔仁尼琴在晚年严厉批判“俄罗斯民族团结”等极端民族主义组织，他在《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中对“大帝伟业”是如何的淡漠，只是再翻阅一下《癌症楼》，读一下奥列格和卓娅讨论他的监狱时光的片段，就足以发现这种论调的虚妄：
奥：“盗贼们总是以义侠大盗自居，吹嘘他们不打劫穷人，不碰囚犯的圣杖…‘恶狼’们丧心病狂地把日本人和我们三天的吃食全部抢去，一点也不留下。日本人…把这些强盗揍得多狠啊！真值得一看！”
卓：“你们也挨打了吗？”
奥：“那天夜里我们保持中立，但心里在为日本人助威…‘恶狼’们又猛揍日本人，因为他们在人数上占优势，又有刀子…我和那位飞行员实在忍不住了，便站在日本人一边”。
在孕育了后殖民主义的西方文化语境中，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也许意味着西方文化自身的开放包容和自我反思，但到了那些后殖民或后半殖民的社会文化里，它却很容易形成一种文化自守和封闭、对立与敌视的民族主义情绪。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确实有“追溯主体民族的族源，强化自己的国族认同”的必要，但云山缭绕的后殖民主义，对此未必有多大帮助。
更何况，一味强调“中亚特色”其实无助于我们认识这里。哪怕只是通过外来者的游记，也足以发现俄罗斯在这里的重要性：刘子超的“失落的卫星”自不必多言；法特兰的书名更能说明俄国/苏联给这里留下的印记：Sovjetistan，亦即英文Sovietistan。诚然，俄乌冲突会进一步影响中亚的政治生态，中亚国家的主权和国族意识会进一步加强，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也许会有所疏离，但俄罗斯因素在当代的哈萨克斯坦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哈俄两国共享7598.8公里的边界，俄罗斯人口今天占哈萨克斯坦的约1/5，90%的人还在使用俄语读写，哈萨克语读写的普及率，更是长期不如俄语。
近年来，哈萨克斯坦的民族建构，遇到了一些挑战。哈萨克斯坦推出了一些宏大的“主旋律电影”，比如2019年上映的《托米莉丝女王》，它背后暗含了对族源的追溯。如果只看电影本身，自然会觉得荡气回肠。但女王是阿契美尼帝国时代的人，而历史上的哈萨克民族，直到15到16世纪方才形成。哈萨克追溯自己的族源，到底要追溯到哪一年？对哈萨克人来说，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此外，对于一些哈萨克民族历史上的人物，因为现实政治的原因，对他们的评价也会比较微妙。比如阿布赉汗，其地位不可谓不重要。但他是中玉兹的统治者，小玉兹的人对他能产生多大的感情？要把这样的人塑造成全哈萨克民族的英雄，究竟会面临怎样的挑战？这些问题，和俄罗斯因素一样，是哈萨克民族建构中必须正视却又难以解决的问题。
那哈萨克斯坦人应该如何书写自己的历史呢？一方面，哈萨克斯坦的史学界要强调伴随俄国扩张而来的草原地区游牧民扩张，以及与之而来的反抗。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叙事，有助于构建哈萨克斯坦的历史连续性。但哈萨克斯坦国家历史的书写，还是要平衡对殖民主义的批判和对前现代传统的扬弃，兼顾保守和革新。不承认俄国在哈萨克斯坦历史上的作用，这种做法毫无意义。因此，在批判殖民主义的基础上，2010年出版的《哈萨克斯坦历史（从远古到当下）》的近代历史卷仍然强调“特别关注哈萨克斯坦被逐步引入全俄罗斯市场、边区经济开发和民众熟悉俄罗斯文化先进成就的过程”。
四 结论
不过，有关哈萨克斯坦的国族认同，作者着墨不多。这一点不是本书的主题，纠结这一点苛责作者有些求全责备，但它对于理解当今的哈萨克斯坦十分重要。强调哈萨克主体的民族主义，在冷战结束后一直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应该加以注意。此外，如果作者可以多谈一谈在苏联时期，哈萨克斯坦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沙俄时代政治遗产的影响（或者说，发生了怎样的断裂），这本书会更具深度。
最后，关于这本书，还可以发一发其他的“小牢骚”：个人不太喜欢32开本，如果用16开本的纸，手感会更好；这本书的封面绿得人“发慌”，看着似乎有点怪；好在此书无字大行疏之弊。之所以纠结这些问题，是因为它也许是这本书笔者可以想到的，为数不多的缺点了。
本书兼有宏大的理论和细小的考证，但对研究国际关系的人来说，后者也许更值一提。诚实地说，该书对笔者的第一印象并不好，生疏的历史专名，天书般的俄文单词，近百页的条例译文，几令笔者却步。不过，只要屏住气，逼自己读下去，就会为施老师的史料功夫和分析能力折服。有些人“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口号很响亮，但难以用充足的史料和严密的论证来支撑自己的观点，造成不少作品徒有大局观，细节却不忍细看。也许只有“高水准的学术实绩”，才可以换来相关领域的话语权，这也许是本书给试图研究异质文明的学人最大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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