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震撼的宋史佳作

转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戴文嘉写的书评，发表在《唐宋历史评论》第九辑

宦官作为中国帝制时代的特殊群体，所处的位置无限地靠近权力的中心——宫廷。因此，历朝历代的宦官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到王朝政治事务之中。而宋代内臣更是一群拥有较高文化素质的精英群体，他们普遍识字读书，能文、能武、能理财，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1]然而，以往学界对宋代内臣的评价就像宋代士大夫一样存在着深深的畛域之见。如果说宋代“重文轻武”的话，那么内臣作为文武之外的第三类官僚群体就更加不受重视了。甚至有学者明言：“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2]现今的宋代政治史研究也基本以士大夫政治研究为主。

揆诸今人有关宋代内臣的研究论著，主要是针对宦官制度、宦官机构、宦官预政、宦官预军、宦官与信息传递等问题而进行的专题性的讨论。[3]专题性研究的优点不言而喻，但存在的问题同样十分明显。从某一制度或某一机构入手，可能更多的是去关注制度的规定与运行以及机构的设置与职能，虽然也牵涉了大量的内臣事迹，但呈现给读者的始终是一种碎片化的形象，对于了解宋代宦官的生平事迹以及内臣整体面貌并无多大助益。与以往研究不同，何冠环先生则是长期立足于内臣个案分析，以人物为中心的考察则正好弥补了专题性研究的不足，正如其所说：“透过很多的内臣个案研究，可以更深入了解宋代内臣的种种问题。”[4]《拓地降敌：北宋中叶内臣名将李宪研究》（此为简体版书名，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的书名为《拓地降敌：北宋中叶内臣名将李宪事迹考述》）是何先生十多年来研究宋代内臣的第二本专著，而以单一内臣为对象则又是第一本。

《拓地降敌》一书由前言、十一章正文、结论及两篇附录等部分构成。本书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较为全面地展现了李宪的生平事迹，对其历史功绩予以充分肯定。下面将具体对本书的内容及观点展开评述。一管之见，如有不当之处，祈请指正。

一

本书第一到七章详细考述了李宪一生的军旅事迹，从熙宁四年（1071）至元丰八年（1085）这十四年间，李宪从一名入内供奉官逐渐受到神宗赏识、拔擢成为一名主掌四州军政的主帅。作者将李宪的军旅生涯划分为从征熙河、经略熙河、攻取兰州、经营兰州和治理熙河兰会五个阶段，直到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驾崩为止。

前言部分开篇就高度评价了李宪在宋神宗朝拓边西北的突出贡献，介绍了记载李宪事迹的主要文献，并且指出《东都事略》《宋史》二书著者对李宪的评价存在较大的偏见。此外，作者对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加以梳理与分析，解释了本书命名上的考究，从标题上以“拓地降敌”为名，则是根据文献记载对李宪功绩的概括。“内臣”一词即选用宋代官方所通用的称谓，而非“宦官”、“阉将”等带有明显贬义色彩的词汇。首先，与以往学界的论调不同，本文的基调是对宋代内臣李宪的正面评价，这一点无疑是本书最大的贡献，是对以往旧议题“宋代有无阉祸论”最有力的否定。毕竟，宦官掌权不一定就会酿祸，宦官也并非都是奸邪之辈，如作者在《宫闱内外》[5]一书中写到的内臣秦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若太尉秦翰者，左珰之名将，累立战功。”[6]与李宪同时代的内臣李舜举同样参预西北军事，也以“李舜举公忠奉上，恭勤检身，始终惟一，以安以荣” [7]御赐十九字的正面评价名留青史。而本书的主人公李宪则是又一功勋卓著的内臣，诚如作者书中所说：“李宪在宋代内臣中可说是继宋初秦翰以后最具代表性的内臣名将。”[8]这一评价基本上是客观的。

第一章《给事内廷与出使四方：李宪早年事迹》主要考察了李宪的早年的仕宦情况，介绍了李宪从给事内廷到开始出使四方的事迹，由于表现出色尤其是其对西北边事上的看法引起了宋神宗的关注，并屡屡委以重任。本章一方面是对李宪早年事迹进行梳理；另一方面则是详细交代了宋神宗时期拓边西北活动的背景，在说李宪的同时，将此后涉及开边的主要人物王韶、赵卨、种谔等人都有一定的交代。宋神宗采纳王安石的建议，由王韶专门负责开拓熙河，而李宪即由此开始参与从征熙河的军事活动。

如果说第一章是李宪在军事方面崭露头角的话，那么第二章《从征熙河：李宪在熙宁中后期的军旅生涯》则是李宪正式参预西北军事的开始。李宪以内臣身份从征熙河，虽无监军之名，却有监军之实。同时李宪在西北边事上又多有自己的主张，凭借着宋神宗特许单独奏事之权，从而屡屡与主帅王韶发生龃龉。作者以详考李宪从征熙河期间的功绩为主线，中间穿插了大量王韶与李宪二人不协的史实，将宋神宗希冀李宪、王中正等内臣掌握西事以实现“将从中御”的目的与王安石一贯主张“将帅事事指教关防不得，必得有智略自肯建功人，乃可使为将帅” [9]，力主由王韶全权负责开拓熙河之重任的分歧展现得淋漓尽致。作者进一步指出：尽管作为宋神宗耳目之臣的李宪在西事上常常与王韶意见向左，并且与王韶存在争功的行为，但好在二人的矛盾并非导致宋军在军事上的败事，二人终能合作成功收复熙河。

笔者认为，像“监军”李宪与主帅王韶不协这样的事例在宋代十分的普遍,如开宝二年（969），由于内臣张嶼与丁德裕关系不和，引发了主将丁德裕与监军张延通两党之间的斗争，最后，监军张延通被斩，内臣张嶼并家流放沙门岛，王班杖配许州，内臣王仁吉配西窑务。[10]景德元年（1004）正月，“莫州路掌御剑中使冯仁俊与本路部署石普互相论奏，事多琐细。上曰：‘独罪仁俊，恐将帅骄恣，亦不必推穷之也。’丁未，遣使代仁俊归阙。”[11]内臣任职军中，即使无监军之名，其实有监军之责。以致柴德赓先生评价道：“宋监军之威权，虽不及唐，然宦官之生事，史不绝书，则领军将校，守土帅臣，受其牵制，荷戈兴叹，有不胜言者矣。”[12]大体上道出了宋代内臣监军之弊。从结果来看，李宪与王韶之不和，虽然没有对北宋军事行动造成大的损失，但宋神宗“将从中御”的做法，对军中主帅的军事指挥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却是无法估量的。“将从中御”往往也被很多学者视作导致宋朝在军事上屡屡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章《经略熙河：李宪在熙宁后期的事迹》主要介绍了熙宁后期，李宪实现了从从征熙河到正式经略熙河的转变。作者详述了熙宁后期南征交趾军事行动始末，李宪因前与王韶开拓熙河有功而逐渐为宋神宗所信任。因而，宋神宗准备继续沿用将从中御的政策任命李宪为南征军副帅，但却遭到了王安石、王韶等文臣宰执的一致反对，蔡承禧、杨绘等人的连番上章，甚至南征主帅赵卨也极言不可，充分展现了传统士大夫对内臣掌兵的偏见。然而，将南征主副帅由赵卨、李宪变为郭逵与赵卨二人组合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作者指出：安南之役并没有因为不用李宪而减少将帅的纷争，相反赵卨与郭逵二人从一开始就因将帅不和让神宗头疼不已，从而更加坚定了宋神宗认为李宪可用的信念。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宋神宗不再顾忌文臣言官们的反对，对李宪委以经略熙河之重任，凭借着战功最终取代王韶成为独当一面的地方主帅，为下一步谋夺西夏作准备。

第四章《开源节流：元丰初年李宪经营熙河考》则主要讨论了元丰初年宋神宗任命李宪经营熙河、秦凤两路，作为进攻西夏的基地的准备。作者通过大量的事例分析，认为李宪不仅具备较强的军事才能，在理财方面也是一把好手。李宪自兼熙河经制财用司后，裁剪熙河冗费十之六，为宋廷在西边用兵方面节省了一大笔开支。正好印证了一些学者提出的宋代内臣能文、能武、能理财的观点。[13]

第五章《攻取兰州：元丰四年李宪征西夏事迹考》主要考察了李宪在元丰四年（1081）收复兰州的始末。本章是宋神宗朝兴兵伐夏的开始，作者认为神宗对伐夏行动的人事安排依旧是实行将从中御的政策，五路伐夏却没有一名统率全军的主帅，注定了宋军将要重蹈宋太宗雍熙三路北伐不任主帅而失败的覆辙。灵州之役的失败，虽使宋军损失惨重，但值得欣慰的是李宪在攻取兰州方面的巨大胜利，这也是宋神宗并未完全丧失伐夏信心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李宪的极力陈奏下，宋神宗也逐渐重拾信心，决心再举伐夏。作者将灵州之役的失败与李宪攻取兰州的胜利作对比，进一步突出了内臣李宪的军事才能与开边功绩。以内臣李宪事迹为中心的考察，为宋夏战争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第六章《从泾原进筑到熙河拓展：元丰五年李宪经营兰州事迹考》对元丰五年（1082）李宪经营兰州的事迹进行了考述，作者敏锐地指出了李宪在元丰五年初即准备从泾原路进筑以攻取灵武的战略意图，由于宋神宗改变主意而全力经营兰州。其实，早在元丰四年（1081）十二月，李宪即上奏宋廷主张由泾原进兵：

臣观鄜延进攻，每至吉那，虽称克复，其实一到而已。盖官军既去，贼党蹑踪住坐，与不讨定其实无异。若未拔兴、灵，其环庆、鄜延克复之地，虽亭障环列，烽堠棋布，亦难守御。缘两处土多沙脉，古称旱海，不可种艺，修置城垒，须近里辇运。朝廷方䘏民力罢困，如诸路并修堡寨，不惟财力愈殚，适更生患。以是计之，先于泾原进兵，可以困贼，其为利四也。[14]

在李宪看来，从鄜延路进攻，必先穿过荒无人烟的“旱海”，就算能占领部分城寨也难以持久，徒劳无功。事实上，确如李宪所言，此后不久就遭遇了永乐城之败。正如作者在文中提到的那样：李宪在兰州的经营以及一些堡寨的修筑，充分显示了李宪在军事战略方面的眼光是卓越的。

第七章《功在西疆：李宪从元丰六年至八年治理熙河兰会事迹考》主要论述了宋神宗元丰后期李宪治理熙河兰会四州的事迹，直到宋神宗去世为止。作者再一次肯定李宪开拓及治理熙河兰会的功绩，并且详考了发生于元丰六年（1083）底到元丰七年（1084）正月的兰州保卫战。作者指出：在李宪的领导之下，宋军击退了西夏的举国来犯，其规模意义不下于著名的永乐城之战。然而，这场宋夏之间的大型战役，却在研究宋夏战争史的学者笔下被轻描淡写，其重要性被忽视。在作者的笔下，李宪不仅没有像大家印象中得势宦官那样骄纵不法，反而给人一种关心下属、举荐贤才，颇有大将风范的长者形象，这无疑将使学界不得不重新审视宋代内臣的历史评价与历史贡献。

二

本书第八到第十一章主要论述了元祐更化后李宪等熙丰宦官的政治命运，以及李宪被贬后其属下将领与熙河的命运。此外还对李宪之子李彀及其麾下大将苗授等人的事迹进行了详细的考述，从北宋晚期党争的视域下考察了李宪身后评价迥异的缘由。

第八章《将军一去：高太后垂帘前期的李宪与熙河》主要考察了高太后垂帘初期（元丰八年三月-元祐四年七月）宋廷对熙河的政策、元祐文臣对熙河、兰州的态度。此外，作者还列举了元祐士大夫对李宪、王中正、宋用臣等熙丰用事宦官的弹奏与攻讦。如吕公著、苏辙、苏轼、刘挚、王岩叟等文臣不依不饶，对李宪等开边派于深恶痛绝，对他们的开边功绩视若罔闻，痛斥他们生事害民。作者将元祐士大夫对李宪等内臣的偏见与厌恶表现得淋漓尽致，将人物的心理分析的十分透彻，通过解读元祐诸臣的章奏文章，展现了元祐党争视域下熙丰用事宦官的政治命运。总之，熙丰用事宦官在高氏垂帘之际，遭到了元祐党人的群起而攻，或弃之不用，或贬官夺职，甚至累及子孙、故旧。

第九章《李规范随：高太后垂帘后期范育治下的熙河》主要讨论了范育在元祐四年（1089）七月出任熙河帅臣后，宋廷对于弃守熙河、兰州的政策转变。作者详考了宋廷启用文臣治理熙河的原因，范育的生平事迹及其治理熙河的方法与政策。为了说明“李规范随”的准确性，文中展开了强有力的论证，包括范育与李宪二人的渊源、范育施政与李宪治策的共通之处、元祐党人对范育的评价等。作者特别指出：宋廷虽然废除了李宪治理熙河时期的一些政策，但好在范育能恪守并发展李宪所制定的策略，加上李宪麾下旧将王文郁等人的捍卫，才使得熙河、兰州得以保全，进一步说明了李宪治理熙河兰会的政策的有效性，凸显了李宪非凡的政治才能。

第十章《虎父犬子：李彀事迹考》主要考察了李宪之子李彀的生平事迹，考述了李彀在北宋后期至南宋初期的宦海沉浮。作者指出：李彀没有一点像样的功绩，却获授节度使的高位。李宪与李彀父子二人，可谓虎父犬子。李彀在北宋晚期留下了臭名昭著的骂名，可能也是李宪的官方评价从南宋开始走向负面的原因之一。

第十一章《知人论世：李宪身后评价迥异缘由考》是本书最为精彩的一章。作者将李宪的身后评价分为不同的阶段，分别论述了不同阶段影响李宪身后评价迥异的因素。作者善于文本比对，将神宗旧录与新录进行比较，展现出了不同时期对李宪拓边事迹的书写。随着《神宗实录》的反复修改，李宪的评价也同样几经变更，并最终以《宋史》中“宪以中人为将，虽能拓地降敌，而罔上害民，终贻患中国云”[15]这一定性的评价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作者不仅关注宋代对李宪的评价，还长时段得考察了南宋以降，元、明、清三朝士人对李宪的零星评价。如书中所说：“知人论世，李宪的评价，就像后人对王安石的评价一样，既随时代时势的改变而变易，也在乎后人有否认真细致检视其生平事迹，撇除对内臣的偏见，而作出公允客观的评价。”[16]作者从人物评价的角度展现了北宋晚期党争环境下的社会舆情与历史书写，本章为我们研究其他内臣的事迹及身后评价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其实，不惟李宪。宋神宗朝另一内臣王中正，同样参与了西北开边的活动，且二人在党争舆论中的处境极其类似。司马光言“中正不习军事”，而绍圣本《旧录》云中正“尤知兵”；司马光称中正“性畏怯” [17]，而绍圣本《旧录》载“其无忌惮”[18]。元祐时期用事宦官陈衍被新党指斥为威行宫省、阴谋废立的奸邪之臣，却被杨万里视作成就“元祐之治”的正面典型[19]，实在让人吊诡不已。

《结论》部分回顾了学界对宋神宗朝的变法开边活动的探讨，认为大多数学者都着眼与变法的成败，而极少关注宋神宗的施政及其帝王心术。作者指出：宋神宗的帝王手段，其实是宋代帝王一贯沿用的祖宗心法。神宗一方面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一方面对其政敌司马光等旧党官员眷宠有加，以达到“异论相搅”的目的，在开边一事上亦是如此，而重用李宪同样是其沿用将从中御政策的手段。作者再一次肯定了李宪生前的拓边功绩与军政才能，对其身后评价作了进一步的补充。

三

读罢《拓地降敌》一书，笔者很受启发。以下将对本书的贡献作一总结，并提出一些笔者的个人浅见。

本书是宋史研究方面为数不多的全面肯定宋代内臣的著作，为今后的内臣研究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诚如上文提及：以往的内臣研究大都带有士大夫立场上的偏见，对宦官的评价也大多是负面的。宋代内臣的直接史料极度匮乏，因而内臣属于士大夫话语体系下的失语者，他们的形象大多被建构与扭曲，在北宋党争的书写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作者却能摈弃士大夫的固有偏见，始终站在内臣的角度，重建他们的生平事迹、透视他们的内心世界、分析他们的人生态度，实属不易。正如罗新所说：“今天的历史学家应该为所有那些被遗忘的、失去了声音的人发声。”[20]本书无疑做到了这一点。

此外，本书还为宋代政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以往的政治史研究大多以士大夫群体为主，武将群体也自成体系，鲜有学者专门对内臣进行人物研究。本书一方面对内臣李宪事迹进行了详细的考述，另一方面则将宋神宗朝复杂的政治环境分析得十分透彻。本书表面上是对李宪拓边西北事迹的挖掘，而实际论述的场景却始终在朝堂，宋神宗与朝中大臣对西北边事的态度贯穿始终。透过本书可以看出：李宪作为一内臣，却能长期领兵出征甚至成为主掌一方军政大权的帅臣，这在宋代实不多见。从李宪与王安石、王韶等人的关系来看，主战派内部矛盾重重。王安石、王韶、蔡承禧、彭汝砺等人反对宋神宗任用李宪领兵。一方面，士大夫鉴于汉、唐之祸，对内臣保持着一定的警戒。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利益冲突或意见不一而导致的私人恩怨。除此之外，作者还关注到宋神宗的主观意愿，分析了神宗任用李宪、王中正等内臣领兵是为了实现其将从中御的目的。而王安石等宰辅主张由王韶等武将全权主持西北军事的建议显然与神宗的意愿背道而驰。李宪等致力于拓边西北的内臣，不仅得面对开边派内部的排斥与反对，还遭到了以司马光、韩维、苏轼等旧党士人的诘难。作者剥离了开边与变法二者之间的关系，将熙丰时期内臣的尴尬处境展现得淋漓尽致，将李宪等开边将领孤立无援的境遇袒露得一览无余。作者以内臣的视角考察了北宋晚期的政治现状，此一视角对宋代政治史的研究无疑贡献颇大。

本书全篇都在强调宋代士大夫对内臣存在着深深的偏见，士大夫对内臣存在偏见，这一点毫无疑问。毕竟，宋代鉴于汉、唐阉宦之祸，士大夫对内臣存在一定的偏见实属正常。然而，在具体事件上，作者仍需区分士大夫对李宪的敌视是出于固有偏见还是政见抑或利益的不同。如作者认为王安石反对宋神宗重用李宪领兵是出于对李宪的偏见。[21]笔者认为王安石并非对李宪个人抱有偏见，而是因为神宗将从中御的目的与王安石主张由王韶等武将全权主持西北军事的建议背道而驰。王安石一贯主张“将帅事事指教关防不得，必得有智略自肯建功人，乃可使为将帅”，而王安石所推崇的有智略者即王韶。[22]此外，王安石还反对“中人监军”认为“唐叔世弊事，不可踵”[23]。因此，王安石既反对李宪拓边西北又阻止其从征安南，一是出于对国家安危、朝局稳定方面的考虑，二是对将从中御的反对，而并非仅针对李宪个人。而杨绘上章反对李宪出任南征副帅。[24]一是因为李宪年三十五六就已官至防御使，职为入内押班。宋朝制度规定年过五十方可任押班，显然李宪比制度规定早了十五年。神宗朝另一内臣张茂则年四十八任押班，同样也遭到了司马光的上章反对；二是本就受到神宗超擢的李宪再添任命，势必引起士大夫的担忧，书中亦有指出。蔡承禧与赵卨反对李宪从征安南是出于对制度的维护，对李宪的任命不经由二府显非文臣所乐见。[25]笔者认为，王安石等文人集团之所以反对李宪拓边西北，是因为李宪作为一内臣却屡屡打破制度，自恃神宗的信任而无所顾忌，势必为众人所不喜。反观王中正、李舜举同样以内臣任使西北，但他们的情况却好得多。显然，以士大夫对内臣的偏见去解释士大夫反对李宪领兵背后的行动逻辑过于简单化了。

如果说开边派内部反对李宪领兵是出于对内臣的偏见的话，那么元祐士大夫攻击李宪就不能简单的归之于偏见了。因为，自始至终他们都是政见不同。作者指出元祐文臣对李宪的功绩避而不谈，带着主观偏见痛斥李宪云云皆是如此。笔者认为，作者在书中过于强调李宪的内臣身份，试想如果李宪不是内臣难道就能逃脱元祐诸臣的诘难吗？显然不能。诸如种谔、王韶、赵卨等开边之臣后来都受到了元祐党人的痛斥。毕竟在元祐士大夫眼中“安石变法之罪小，而兴利之罪大，兴利之情犹可恕，而开边之罪为可诛矣” [26]。因此，对开边全盘否定，更不用说李宪等人有什么功绩了，这是路线问题。作者大可不必过分苛责元祐诸臣，他们也并非对所有的内臣都是如此，比如司马光、苏轼、程颐等人就与内臣梁惟简、陈衍等关系十分融洽。作者或可从党争的角度去分析元祐诸臣打击李宪等开边之臣的背后的行动逻辑，或许会有更好的效果。

此外，本书以考证李宪生平事迹为主旨，李宪拓边有功确实应该受到褒扬，但笔者认为，也不宜对其过分溢美。李宪并非毫无缺点，如元丰七年（1084）二月，西夏犯兰州，李宪借着神宗对自己的信任而故意夸大战果，最后还是神宗为其隐瞒事实。[27]除此之外，在书中我们可以频繁的看到李宪为其麾下爱将请功。[28]笔者认为，为属下表功本就是分内之事，表功太滥似又有收买人心之嫌。像元丰七年（1084）那样夸大战果的情况应该不止一次发生。也就难怪侍御史何正臣弹劾其“以内臣越分干请属下官职，不知忌惮，卖恩作福，取媚于人”[29]。尔后元祐诸臣说他贪功冒赏也是有一定的根据的，并非完全空穴来风。李宪性格上的缺点注定了其为人所不喜的境遇，如王安石、王韶、赵卨、种谔、李舜举等，凡是与之共事过的人，无一能与其相处融洽的，这似乎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总而言之，何冠环先生《拓地降敌：北宋中叶内臣名将李宪研究》一书，是近年来宋代内臣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佳作。本书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给人一种震撼之感。除了反映在四十余万的字数上，还反映在书中大量征引的史料上。本书所参考的古籍文献与今人论著多达三百余种，对所征引的史料与观点都无一例外的加以辨析。如果将宋代内臣史比作一座摩天大楼的话，现在似乎不过才处在奠基的时候。何先生此著，无疑是其中最为坚固的一块基石。

注 释

[1] 程民生：《宋代宦官的文化水平》，《史学集刊》，2019年，第5期，第45-51页。

[2]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80页。

[3] 关于宋代内臣的相关研究，可参阅秦克宏：《二十世纪以来海内外宋代宦官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2期，第9-16页。

[4] 何冠环：《宫闱内外：宋代内臣研究》，新北：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8年，第3页。

[5] 《宫闱内外：宋代内臣研究》第三篇《宋初内臣名将秦翰事迹考》，第55-97页。

[6] （宋）文莹撰，郑世刚、杨立扬点校：《湘山野录》卷下《中贵人尽带将仕郎》，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7页。

[7]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六十七《李舜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645页。

[8] 何冠环：《拓地降敌：北宋中叶内臣名将李宪事迹考述》，新北：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9年，第2页。

[9]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四，熙宁五年六月癸亥，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678页。

[10] 关于丁德裕与张延通、张嶼之间的矛盾与斗争，《长编》、《宋史》有多处记载其事。（详见（宋）李焘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乾德四年春正月丁亥，卷十，开宝二年冬十月己亥，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66页；第234页。（元）脱脱等著：《宋史》卷二百七十四《张延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355页）。

[11] （宋）李焘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六，景德元年正月乙巳，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27页。

[12] 柴德赓：《宋宦官参与军事考》，载于《史学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3页。

[13] 参阅柳立言：《宋代的宦官》（《历史月刊》第65期，1995年）；程民生：《宋代宦官的文化水平》（《史学集刊》，2019年，第5期，第45-51页）。

[1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二十一，元丰四年十二月戊寅，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751页。

[15]（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六十七《李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640页。

[16] 《拓地降敌》第十一章，第342页。

[17]（宋）司马光著，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卷十四第386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79页。

[1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七，元符二年三月己巳，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090页。

[19] 杨万里在给宋孝宗的奏章中对北宋晚期的宦官与政治进行了一番评价：“在哲宗时，范祖禹为谏官，其东邻宦官陈衍园亭在焉。衍至园中，不敢髙声，谓同列曰：“范谏议一言到上前，吾軰不知死所矣。”此近习之臣与台谏之臣两不相通，所以致元祐之治。在徽宗时，王黼为宰相，与宦官梁师成邻居，一日帝幸黼私第，徘徊观览，适见其后戸与师成后戸相通，帝大不乐。此近习之臣与宰执之臣合而为一，所以致靖康之变。”杨万里将陈衍与梁师成进行正反对比，将北宋的灭亡原因归结为“近习之臣与宰执之臣”的勾结，并将陈衍视作是成就“元祐之治”的正面典型。参见（宋）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六九《第二札子》，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940页）。

[20] 罗新：《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批判、怀疑与想象力》,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第24页。

[21] 《拓地降敌》第二章《从征熙河：李宪在熙宁中后期的军旅生涯》，第36页。

[22]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四，熙宁五年六月癸亥，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678页。

[23]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七十三，熙宁九年二月戊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675页。

[24] 《拓地降敌》第三章《经略熙河：李宪在熙宁后期的事迹》，第51页。

[25] 《拓地降敌》第三章《经略熙河：李宪在熙宁后期的事迹》，第52-53页。

[26]（宋）吕中撰，张其凡，白晓霞整理：《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之一《国势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5页。

[27] 《拓地降敌》第七章《功在西疆：李宪从元丰六年至八年治理熙河兰会事迹考》，第179页。

[28] 如第86页为麾下将领王君万子求恩典；第88页李宪奏属下赵济收课利之功；第182页李宪对麾下将校不次提拔，奏王文郁三子守城野战有功，三人各迁官；第187-189页，李宪又为麾下将领秦贵奏守定西城之功，而且一次奖励六百余人。

[29]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五，元丰三年六月戊申，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427页。